在作为个体的环境中，和作为集体行动成员的环境中个人的感情、思想和行为等特征会有完全不同的表现。人们在智力、教育背景程度上可能差异很大，但他们在社会运动所迸发出的热情却是一样的，更多地依赖于非常相似的本能和情感。正如对群体心理有独到理解的勒庞所说：在属于情感领域的每一种事情上——宗教、政治、道德、爱憎等等，最杰出的人士很少能比凡夫俗子高明多少。从智力上说，一个伟大的数学家和他的鞋匠之间可能有天壤之别，但是从性格的角度看，他们可能差别甚微或根本没有差别。参见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译本第一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而且，中间阶层在社会运动所表现出来的各种角色，如狂热者、冷漠者、清醒者、独善其身者、看热闹者等，在所有阶层中都同样存在。 　　但是，一旦离开容易激发集体狂热的气氛影响，或者在社会运动过后，个人从集体行动环境中重新回归，个人理性也会归位。随着时间的流逝，无论当年在抗议运动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中间阶层对社会运动的反思和审慎体现出其特有的理性特征。 　　经历过1999年运动的一些中间阶层被访者当时还在大学的环境中。从某种意义上讲，学生永远是社会秩序的反叛者，学校永远是社会运动酝酿的大本营。学校是人群最集中的公共场合，在这种场合最容易激发出亢奋的情绪。当中间阶层处在职业场上时，被分割在无数大大小小的写字楼里，占据了严密科层组织结构中的某个位置，相互成为一个一个游离的原子。下了班，公寓楼的一个个房间成为中间阶层的另一个分割网中互不相干的节点。这样，中间阶层失去了社会运动必需的群体共鸣环境。而且，中间阶层在激烈的生存环境中承受着许多压力，理想主义对于他们来说有些奢侈。他们背负着亲朋好友与家庭的期望，对社会运动的参与得到的不是理解与支持，而是被斥为“不负责任”的异样眼光。无论中间阶层在社会运动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在事情过去若干年后的今天，许多人都表示了对参加未来社会运动的谨慎或冷漠。 　　5年前陈明（17）曾热情地投入到游行示威之中，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然感到热血沸腾。但现在，他对于社会运动的热情已经大大消退，至少不会奋不顾身地再次参加这些社会运动。在他的解释中，强调了脱离学生身份之后的责任感。我们之间的对话很有典型性：我：“如果现在还有类似的事情，但你已经工作了，位置也不同了，你还会参与吗？” 　　陈明（17）：“我绝对不会去（态度很果断）。我不在学校里，没有人激发我，没有这种氛围。当时有一种激情很强烈，周围那种氛围让人不得不参与到里面。” 　　我问：“假如你现在到大学去看一个朋友，又遇到了这种社会运动，群情激奋，你会参与吗？ 　　陈明（17）：“嗯，还是不会去……很难讲……也可能会去，也可能不会去，至少不会像当年那样义无反顾地去了。” 　　我问：“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 　　陈明（17）：“工作后的人感觉不一样了。学生可以放肆一些，没有关系，社会比较容忍。比如在马路上跟人打架，派出所也不会太为难你，单位把你领出来就完了。如果工作了和人打架就不一样了，个人要为自己的举动负责任。这不光是个后果的问题，和激情也有关系，工作之后被磨掉许多激情。”相对于社会运动参与中的理想色彩，中间阶层更加注重实效和直接的利益得失。冯涛（18）看重自己的行为是否带来社会价值，他宁愿参加一些认为有意义的慈善性和志愿性的社会工作，并明确否认了社会运动的意义：我基本上不喜欢参加这种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觉着这些没有太大用。如果为某个人募捐签名，我愿意去。比如给艾滋病患者。感觉这些是有用的。你签一个名，捐一份款是对别人的直接帮助，其他东西没有用。相当多20世纪80年代末的大学生经历了其时的政治风波，施全（29）也不例外。但在这之后，他的整个价值观念发生了不小的转变：那是个比较大的转折，是对一个信念的改变。我开始不再想那么多忧国忧民的事情，只是希望自己能过得好，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家里人过得好。再好的话，希望能让朋友过得好。如果真的有一天发达了，能够建学校做教育，这就是我后来的想法。我从原来比较务虚的热血青年变成了一个比较实际的人，总是个好事吧。其实我觉着我是把自己原来的信念转变了，我想让自己过得好，然后想也让别人过得好。包括我现在做的企业，以及相关的一些事情，以后基本上以企业为中心做事。企业发展好呢，大家收益就会好一些。企业再发展得好一些，就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我觉着很多员工，自己生活的好坏寄托在企业发展的好坏。让企业发展好，自己也能多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