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看出，问题不在于中间阶层是否需要社会团体，而在于社会是否能够提供这种社会交往的社团组织平台。
吴芳（30）对志愿活动比较感兴趣，她讲过自己经历过的一次遗憾。她所在的社团有一次因为某个活动到一个医院，她希望能够到医院做义工照顾病人，但医院告知她没有义工这种制度，除非到医院来实习。她不是学医的，只是想用一段时间来对社会有所贡献，不可能来医院实习。所以，她很失望：想对社会做点什么，但这个社会没有提供一种机制。
郑颖（15）对环保事业很感兴趣，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同行张罗着成立一个环保组织，可以凭借这个平台接受社会捐助、举办环保志愿者活动、甚至民间环保研究等。但在向有关部门申请登记的时候，由于受到相关政策的限制，没有成功。关于民间组织注册的法律限制，参见葛云松：《第三部门的法律制度》，《规制与发展——第三部门的法律环境》，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不过他们并没有放弃，依靠其他形式和联系方式依然进行着他们的事业。
从逻辑上看，之所以民间社会组织没有得到充分的发育，其原因可能有两个：没有对社会组织的需求；或者社会组织的发育受到了抑制。如果是前一个原因，可以断定中间阶层根本称不上社会共同体，从结构、意识和行为上都缺乏起码的一致性。但许多国家的经验证明了这种逻辑并不存在。在中国，现有的社团组织大部分都是专业性的，如各种学会、律师协会、记者协会等，大多数专业人士都至少参与了一个社团，很多人参加了两个或更多的社团。这些社团的组成人员主要是中间阶层。在美国，20世纪的前半段是中间阶层兴起的时期，白领参加工会的数目从1900年的370万人增加到1948年的1470万人，增长了406％，白领工会已经不仅仅是普通工会的补充。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39页。在国外，城市中间阶层成为各种民间组织的主要社会力量来源，他们是各种社会社区服务、法制民主、慈善事业、志愿服务、商业协会等非政府组织的骨干参与者。下面五个国家成年人参加志愿性社会团体的调查数据，以及其教育背景，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详见表5-3）。
表5-3参加志愿性社会团体的成年人口比例*单位：％国家占总人口比例占总人口受过中等教育者比例占总人口受过高等教育者比例美国575580英国475592西德446362意大利293746墨西哥253968*阿尔蒙德：《公民文化》，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333页。
** 此表数据为20世纪50年代末数据。可以看出，西方发达社会中参与志愿性社会组织的比例是相当高的，即使在墨西哥这个发展中国家，4个成年人也至少有一个参加了社团组织。这里要强调的是，这些志愿性社团组织并不包括政党组织，或者政党直接控制的外围组织，而是志愿性组织。表5-2所显示的是20世纪50年代末的数字，距今已经将近半个世纪。在西方社会强调建立市民社会、发展社会组织的今天，这一数字会更加庞大。其中受过中等教育者，已经相当于现在的受过高等教育者了，与受过高等教育者一起，都是当时的中间阶层。由于中间阶层的特征之一就是高学历，因此，如果高学历者参加社会团体的比例较大，也就同时表明中间阶层参加社会团体的趋向，表5-2的数据恰好说明了这一点。
能够解释民间社会组织缺乏的另一个原因，是它们受到了约束和抑制。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出现社会组织缺失主要在于基础薄弱，是传统的社会组织缺失的惯性。但城市社会发展至今，社会组织的缺失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现有体制对社会组织发展的制约。国家建立了管理社会组织的法规，在注册和管理两个环节上，多年来一直没有放松，所以民间社会组织的培养遇到了合法性这个最重要、也是最难以跨越的障碍。国务院1998年颁布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1998年10月颁布了新的《社会团体登记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管理条例》，这是当前最主要的社会团体管理条例。另外，还有一些特别的法律规定某些特殊社会团体的设立、职能和组织问题，如《基金会登记管理条例》、《工会法》、《律师法》、《注册师法》等法规。实际上，对社会组织提出的不仅是法律层面的要求，而且是综合的合法性要求：政治上要达标，行政上要挂靠，符合法律程序，得到社会支持。一个筹建中的此类组织或者一个已经存在于民间的社团，在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之后，要经过政治合法性的检验才能获得行政合法性，成为业务主管单位的组织，最后在登记管理机关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成为法人，所有这些，缺一不可。从动机上，这些制度障碍是为了减少社会组织的成立和社会影响力，一方面控制现存社会组织的活动空间，另一方面限制新的社会组织的建立。
实际上，在中国城市中存在着大量的社会组织，大多属于政府动员的范围。而且，动员性的社会组织参与率比较低。比如，从组织者来看，中国志愿者有六大类：一是青年志愿者，参与人数有1500万～2000万人，属于共青团中央组织的；二是民政部门下属的一些社区服务中心里的志愿者，公布的数据是375万～400万人；三是慈善总会、中国红十字会，来自红十字会的统计是20万人，两者都是财政支出部门；四是国际组织在中国的志愿服务，前后共有几千人；五是草根组织，譬如自然之友、绿家园之类，总人数有1万多。摘自师欣：《志愿活动在中国》，载《南方周末》，2002年10月10日。可以看出，最后两项属于真正民间的社会组织，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下面关于中、外慈善与志愿者组织的发展比较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直观的轮廓：摘编自丁元竹：《志愿者精神在中国》第五章，联合国计划开发署资助撰写的工作报告，1999。①中国志愿者参与与其人口规模比较还比较小。我们远远低于以色列和其他发达国家。
②国外慈善事业源远流长。而中国志愿者活动的主体不在慈善机构，而在共青团系统和民政部系统，这是由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行体制决定的。
③西方的慈善事业、志愿者活动具有民办性质，特别是由宗教团体来办。中国志愿活动大部分是配合政府的工作展开，活动与政府政策导向关系密切。
④西方企业支持慈善事业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非常普遍。中国目前企业对于志愿活动的资助还不十分明显，也不构成中国志愿者活动资金来源的主要部分，一是中国的企业基本都处于创业时期，另外中国企业也没有资助志愿者的传统。
⑤许多国家政府对于志愿者提供税收方面的优惠和支持，保证其建立合理的资金筹措方式和渠道。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除了在国家发展计划以及领导人的讲话中倡导开展志愿者活动外，还没有在资金支持方面做出任何规定，使得中国志愿者在资金问题上面临极大的困难。
⑥在发达国家，志愿者组织和民间团体往往和政府一起工作，共同面对社会问题。中国政府对于社会团体管理、民间非企业单位管理做出过法律定位，但是对于志愿者的法律地位没有任何规定。
⑦国外的志愿活动领域扩展到社会福利活动之外的其他领域，中国目前志愿者活动领域基本限于文化、体育、娱乐、个人社会服务、宗教、国际志愿者、卫生和环境保护、就业和扶贫等领域。
⑧在发达国家，社区成为志愿者活动的重要载体，志愿活动是在社区这个社会结构的草根层次上进行的。但中国社区建设有它的特点：是在政府的指导下，自上而下开展起来的。居委会的工作大部分是按照它的上级机构——街道办事处的计划进行的，居委会对于居民的凝聚力不是很强。而且人们对于单位的依赖远远高于对居住区的依赖。社会组织之所以受到制度约束，主要因为人们夸大了社会组织的负面影响。在中国，一提起非政府性的社会组织，人们往往容易联想到国外的压力集团、反政府组织等。特别是东欧和前苏联巨变和近年来非政府组织大闹西雅图世贸会、世行年会以后，媒体对非政府组织负面的报道较多，使人们对其认识带有某种局限性。其结果是，社会转型中需要培育和发展非政府组织以承接政府转移的部分职能，同时担心非政府组织壮大后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在这种认识下，社会组织在中国的发展也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一些限制。这是中国的社会组织缺少自治，与政府联系过于紧密的原因之一，因此，中国即使自发出现了一些社会组织，之后也会很快被纳入行政体制之内。邓国胜：《中国非政府组组织发展的新环境》，参见香港中文大学中国问题研究中心网。
从长远看，民间社会组织的发展成为一种全球趋势。实际上，对社会的自发性参与已经出现了许多新形式。比如，网上论坛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中间阶层人群参与讨论，虚拟社区成为一种新型的社会组织形式。吕英（25）在就读在职研究生之前对社会问题一直不感兴趣，但后来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听她解释，主要原因是有的同学比较关心社会问题，在班级网页上搞了个论坛，大家经常在上面讨论一些社会热点和理论问题。她逐渐对那些讨论发生了兴趣，开始关注新闻时政，并读了一些书。现在，她俨然成了论坛里的常客，并经常发表一些自己的观点。可以预见，如果未来社会组织能够发展起来，将为中间阶层的社会参与提供前所未有的组织平台与机制，中间阶层缺乏社会参与的现状也将大为改观。这种趋势有助于中间阶层加强社会联系，在社会转型中发挥更多的影响力量。
专栏中国非政府组织正在走向前台*
6月24日，北京市发改委一位负责人对《北京青年报》说，北京动物园是否搬迁之事并没有决定。
虽然北京市方面否定了搬迁后的土地将用于商业用途，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汪永晨对此并不特别乐观，她看到，政府并没有放弃搬迁企图。
不过，情势似乎有明显的变化。据《瞭望》周刊披露，2月至4月间，北京市发改委在召集的多次论证会上，还都是在强调，动物园搬迁是政府已定决策，不讨论搬与不搬问题，只研究搬到何地问题，而且要保密。但是，进入5月，媒体与公众不仅公开讨论着搬与不搬，而且反对搬迁的声音更大一些。
这种急转直下的情势，显然并非北京市发改委的初衷。变故首先来自于信息被公开，破除了原先的“保密”之戒，而促成信息公开并将其变成一场社会大讨论的，是北京的一些环保NGO（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非政府组织）。
汪永晨的另一个身份是“绿家园志愿者”的负责人。汪并* 摘编自唐建光：《中国非政府组织正在走向前台》，《新闻周刊》，2004年第24期，总第186期。
不讳言，在民间反对动物园搬迁的行动中，以“绿家园”、“绿岛”等为首的NGO组织，在其间着力甚多。
再往前追溯，从四川的木格措到都江堰，再到云南怒江，一些地方政府的决策均受到了民间的非议，甚而因此重议、搁浅或改变。其台前幕后，都闪现着NGO的身影——事实上，他们越来越频繁地站在了前台，对于事关公共利益的决策，以公众参与的名义提出质疑。
“动物园搬迁还须征得绝大多数市民的同意。”《新京报》引用北京市发改委的话说，这个部门的负责人还对《北京青年报》说，“按照政务公开的原则，我市关系人民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均将依法按规定科学决策。”
“至少他们不能再为所欲为了。”一位记者如此评价这一系列事件中NGO的作用。
2001年3月，一次独特的“听证会”在北京举行。参加者包括一些NGO成员、环保专家以及昆玉河畔的居民，还请到了北京市的一位副市长。
此次“听证会”的由来，缘于2000年的北京昆玉河(即京密引水渠昆玉河段)治理工程。工程引起了一些环保人士的非议，他们担心以人工工程替代自然景观，将影响到两岸及河底自然植被和其他生物的生长。
于是，“绿家园”等NGO组织了这次听证会，他们寄望以此推动政府和民众间的对话。
但这次“听证会”并未善终。汪永晨说，这位副市长最后将其斥为“无组织的有组织活动”，要求媒体一个字都不能登。没了公开，“听证会”也就没了意义。
不过，“这仍然是中国NGO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一次尝试”，汪永晨说。
在此之前，和中国的其他NGO一样，1996年正式定名的“绿家园”主要活动是种树、观鸟、呼吁保护白鳍豚等等，而在包括环保领域等公共政策的制定上，政府一言拍板，他人无法置喙。
成立于1993年的“自然之友”是中国最早的环保NGO之一，其常务理事梁晓燕说，它是在外界的疑虑中诞生的，不少官员总是把它与西方的“绿党”联系在一起。那时除了做一些宣传外，几乎做不了什么事。
梁晓燕说，1995年在北京举行的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的非政府组织论坛，使中国大多数官员第一次接触到NGO这个词。从1996年起，中国NGO开始浮出水面，而环保是他们首先涉足的领域，这是因为它的“政治敏感度较低”，而且与所有人密切相关。
与此同时，NGO们逐渐发现，地方政府常常是环保的最大威胁，它们的一些决策，不仅影响到环保，而且危及公共利益。
2003年应该是中国NGO发展史上值得记述的一年。这年在四川，两项水利工程遭遇了民间力量的狙击：一是贡嘎山下的木格措水坝，二是与都江堰相邻的杨柳湖水库。
最后，杨柳湖工程被叫停，但木格措工程仍在继续。
无论成败，NGO都在其间崭露头角：最早获知工程上马的消息，并将其公之于众的，正是《中国青年报》记者、绿岛负责人张可佳和汪永晨及其背后的NGO。其后，从媒体和专家的反对声音中，也可见NGO运作的影子。“公众力量直接影响一个大工程的决策，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汪永晨说。
如果说杨柳湖与木格措之役，只是中国NGO的初露身手，在怒江水坝论争中，NGO则表现出了更大的影响力和动员力。
“我反对！”
5月24日，云南“大众流域”管理研究及推广中心主任于晓刚再赴怒江之畔，这一次他组织了14名怒江的原住民，来到澜沧江上的漫湾电站。
“大众流域”也是一个NGO，2003年夏天，于晓刚得知怒江上将要修建13级大坝后，很快行动起来，加入了“反对者”的行列。
这位人类学学者关注的重点之一，是大坝修建对人的命运的影响——他们对漫湾电站的调查显示，大坝的修建，对原住民并非总是福音，他们的生活反而陷入困境之中。因为，在地方政府和电力公司的合谋下，原住民的利益常被忽略，他们不仅无法表达意见，也难以分享开发的成果。
怒江的村民们走访了漫湾电站的移民，发现他们“无法上学，家里没地种，外面没工作”，一些人甚至以捡垃圾为生。这样的事实令怒江的原住民们忧心忡忡。《南风窗》引用一位怒江人的话说，“如果政府一定要建电站，就必须维护好我们怒江百姓的利益。”此时，虽然中央有关方面已对怒江大坝计划叫了暂停，但NGO们相信，大坝修建仍是难以阻挡的。“大众流域”希望通过信息公开和教育培训，使原住民们有意识并有能力站出来争取自己的利益，比如参加与政府和企业的对话或谈判。
在怒江问题上，“大众流域”的于晓刚和黄光成，以及云南大学教授何大明，是云南稀有的公开反对派，虽然黄光成称他们并没有感到明显的压力，但在当地，他们的声音仍然显得孤独。
不过，他们并不全然孤立。这场“怒江保卫战”聚合了来自中国各地，甚至国外的NGO，“由于生存在社会的边缘，寻找同道是NGO的本能。”梁晓燕说。按照汪永晨的说法，这次反水坝运动，是中国NGO第一次广泛联手。
从这一年开始，在国外持续数十年的反水坝运动，被引入了中国。同时引进的，还有各国NGO的理念、资料和行动经验，大量在国外行之有效的NGO行动模式。2003年11月，汪永晨和于晓刚等人参加了在泰国举行的第二届世界水坝大会，会议发起了“保护中国最后的生态江河”的签名行动，获得了60多个国家80多个NGO的支持。“这使中国的NGO受到了很大鼓舞。”梁晓燕说。
2003年10月，一场在北京举行的研讨会上，数十名专家以民间立场对修建怒江大坝表达了异议。此后大大小小讨论会、论坛、讲座、图片巡展难以计数，影响所及，重庆10所高校学生联名开展了“反对开发怒江”的签名活动。
这些行动，与一长串NGO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大众流域、绿家园、绿岛、北京环境与发展研究所、自然之友、地球村……在北京动物园搬迁争议的背后，活跃的同样是NGO们。
今年四五月份，中央电视台、《科技日报》等媒体连续对昆明动物园搬迁之事进行了报道，导致地方政府放弃了搬迁决定。这是北京动物园迁址之争的序曲。5月22日，关于北京动物园搬迁的两场讨论会同时在北京的两个会场举行，生物学家和法律专家们发出了反对动物搬迁的声音，数名院士对政府提出的数个搬迁理由给予了清晰的反驳。
梁晓燕发现，这一次明显的变化，是NGO不仅关注动物园该不该搬，更关注此类事务应通过什么样的程序来决定。他们尤其关心其中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汪永晨还特地请来了一些中小学生，她说，他们是动物园的主要客人，有权发表达自己的意见，在会上，也有一些孩子赞成搬迁。
有消息说，那一段时间，北京市政府收到数百至数千的信件和电话，反对动物园搬迁。孩子和家长形成了公共声音。
汪永晨说，NGO的力量在于它能组织各种资源，聚合各方力量，“我们希望能充当桥梁”。而在中国，媒体、专家和公众是它能汇集的三种主要力量。
汪永晨特别提到了媒体的特殊作用，它们步调一致的言行常常给决策者制造强大的舆论压力。事实上，不少NGO的负责人本身就是媒体人士。他们甚至拥有一个定期的记者沙龙，来讨论媒体的行动方略——按梁晓燕的说法，记者沙龙本身就是一个NGO。
汪永晨说，这也是中国NGO发展中一个特殊现象。在国外，媒体通常更愿保持中立。专家也是中国NGO行动中的一个独特资源。“中国的学者还从属于政府的研究机构，多数人还没有对公共事务发言的习惯，这就需要NGO去做工作。”梁晓燕说。
但梁晓燕强调，在中国，公众动员还只是刚刚开始。多数公众既没有主动意识，更没有渠道参与到与自己利益相关的公共事务之中。
汪永晨相信，由环保领域开始NGO动员下的公众参与，是中国社会民主化进程中的重要一步。
同时，NGO在政府中也有不少同情者，在怒江、木格措和杨柳湖论争中，一些部委和地方政府官员向NGO和媒体提供了不少信息，虽然他们较少公开露面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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