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关于阶层分析的主要理论源于韦伯，大都可以归为“新韦伯主义”。在中间阶层问题上，西方的各种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包括传统马克思主义与新马克思主义中间阶层理论）的主要分歧在于中间阶层的独立性上，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在分类标准上。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一元化阶级分类标准，中间阶层既不是依靠资本来榨取工人阶级的剩余劳动价值，也不是像工人阶级一样靠出卖劳动力取得维持生存的报酬，所以不是一个独立的阶层或阶级。而韦伯则将阶层分类标准扩展为经济、声望和权力等综合指标，当代西方对于中间阶层的界定虽然并没有固守韦伯的标准，但已经将中间阶层的界定实现了多元化，从而认为中间阶层总体上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阶层。
其次，在具体分析中。传统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把中间阶层作为一个独立的阶层来讨论，这除了在理论上受传统马克思主义“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两分法”的制约，更重要的是，中间阶层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确实还没有发育成熟。新马克思主义虽然承认了中间阶层的壮大，但大多仍将中间阶层当做传统无产阶级的一部分，或传统无产阶级的新形式、新发展方向。当代西方中间阶层理论则大多将中间阶层看做一个独立的阶层，而不是一个依附性的阶级，这种独立性不仅表现在中间阶层人数的增多，还表现在其独立的社会作用上。
第三，在分析框架上。马克思主义对中间阶层的论述主要局限在阶级斗争的理论框架之内，主要讨论中间阶层在立场上是倾向于工人阶级，还是资产阶级，新马克思主义的中间阶层理论仍然如此。而当代西方关于中间阶层的讨论则突破了阶级斗争的理论框架，主要从中间阶层的各种社会功能上来理解中间阶层的作用，即使在政治领域也更多地独立论述中间阶层的影响和立场；同时，当代西方各种理论自身并不一致，往往各执一词。
韦伯虽然没有直接论述到中间阶层，但从他的社会分层理论中，仍然可以看出他不认同中间阶层的革命性。除了马克思所提出的阶级划分的经济属性标准之外，韦伯还提出了另外两个标准：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身份认同）。参见韦伯：《支配的类型》，台湾新桥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24页～87页。这种多元的阶级属性，使得韦伯与马克思强调使用阶级斗争概念不同，韦伯主要使用阶级行动概念。韦伯认为中间阶层不一定形成共同的阶层意识和有组织行为，把与中间阶层相关的阶级斗争讨论范围限在经济冲突之内。参见李强著：《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35页。
有的学者对中间阶层充满了信心和期待，认为西方社会正在或已经中间阶层化，全体新中间阶层的人数和权力将继续增长，最终发展成独立的阶级。它将取代其他阶级，起到推动现代社会运转的中枢作用，是下一个统治阶级的候选人，下一个历史时代是属于他们的。
自由主义者认为中间阶层是民主的维护者和争取者。自由主义是西方最认同的政治意识，它以个人为中心，企图扩大个人的政治权利，并增加个人保持政治见解及参加政治活动的正式机会。自由主义认为，一旦个人取得了这些权利，它自然会对政治产生敏感并为自己的政治利益奋斗。因此，自由主义者判定西方民主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在于中间阶层的壮大。20世纪最后20年的民主化浪潮，激发起无数学者的研究热情。探索发展中国家民主化的发生机制时，中间阶层在社会结构中的作用受到重视。特别是在一些亚洲国家和地区，如韩国、中国台湾、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中间阶层被认为是推动民主化的决定性力量。亨廷顿认为，“第三波民主化运动不是由地主、农民或产业工人（除了在波兰）来领导的，几乎在每一个国家民主化最积极的支持者是来自城市中产阶级”。参见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77页。这样，中间阶层的壮大成为民主化的前提条件之一。
还有些学者持有比较保守的观点，认为中间阶层的在社会属性和政治面貌上仍然属于资产阶级。这一点，对于那些期望成为地位集团的中间阶层来说表现比较明显，可以在特定历史材料的分析中找到佐证。比如三、四十年代的德国中间阶层，是当时法西斯主义的主要社会力量基础，给德国以至整个世界造成了巨大动荡和伤害。法西斯主义基本上是一种既反对资本主义、又反对社会主义，既反对大企业、又反对大工会的中间阶层运动。这种政治倾向来自中间阶层的一种失落：工人阶级和上层资产阶级运动占据了政治舞台的中心，而中间阶层的力量在政治舞台上受到了漠视。因为，中间阶层感到了两方面的压迫：一方面是力量和地位正在不断成长的团结起来的工人，另一方面是大公司和政府的官僚机构。这样，即使当时的中间阶层经济地位改善了，其极端主义倾向仍然有它的必然性。李普塞特分析到：在不同的国家，最“不满的”情绪可能来自不同的阶层或阶级，有些国家是新出现的工人阶级；而在有些国家，这个阶层可能是小商人和其他相对独立的创业者。参见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社会的政治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9页。
米尔斯的观点与所有上述观点不同，他认为中间阶层根本就不能发挥政治作用，提出了独树一帜的中间阶层“后卫政治”观点，辛辣而形象地刻画了中间阶层的政治冷漠：许多人挣脱了流行的信仰的束缚，却没有找到新的信仰，因而不理解也不注意任何政治问题。他们是政治的局外人。他们既不是激进派，也不是自由派，既不是保守派，也不是反对派，他们是逍遥派，是置身事外的人。如果我们同意希腊人对白痴的定义，认为白痴就是独善其身，那么我们不得不说，今天相当大一部分美国公民都是白痴。参见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66页及最后一章的相关论述。他明确反对“白领权力行将崛起”的理论，认为他们之间没有形成共同政治运动的现实基础，并从大众媒介、社会结构、政治环境等因素中找到了解释。
持功能主义主义观点的学者认为，中间阶层是维护社会稳定与秩序、缓解社会冲突的力量。中间阶层即使没有上升为独立的社会力量，但他们的人数和权力将继续增长，也将在保持不同阶级总体平衡的社会机制中发挥政治稳定作用。作为阶级平衡的重要因素，他们使得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得以延续下去。中间阶层的发展将阻止无产阶级化的蔓延，在劳资间起缓冲作用。由于新中间阶层继承了老式中产阶级的某些作用，同时又和普通工人有联系，他们也将和这两部分合作，从而成为跨越阶级对立的桥梁，减少阶级冲突。他们是阶级利益的平衡器和稳定器，为社会带来和谐，促成没有阶级争吵的新型社会团结的产生。所以，所有希望通过选举或革命获得权力的阵营或运动都会考虑投中间阶层之所好。
这种观点源远流长，可以上溯到古希腊时的亚里士多德，这也是最早论述中间阶层政治作用的学者，他明确提出了中间阶层维护城邦政治稳定的功能。亚里士多德对中庸之道十分推崇，并将这种政治哲学和正义观紧密相连。参见王岩：《公正是一切德性的总汇——亚里士多德正义观探析》，载《江海学刊》，1996年第3期。在他看来，人们的一切社会生活方式及城邦政治活动存在着过度、不及和中庸等各种状态，遵循正义即遵循中庸的行为标准。决定国民阶层地位的是拥有财富的多少，而只有中间阶层拥有适当的财富，最容易听从理性，是理想的中庸阶层。所以，中间阶层可以做到安分守己，是阶级争斗中的力量平衡，能够维护城邦政治的稳定，防止政体向任何一个极端演变。若城邦中严重缺乏中间阶层的力量，就可能导致两个严重对立的阶层之一掌握政权，成为不稳定的平民政体或寡头政治。
由中产阶层构成的城邦必定得到最出色的治理，这完全符合城邦的自然本性。这类公民在各个城邦中都是最安分守己的……显然，最优良的政治共同体应由中产阶层执掌政权，凡是中产阶层庞大的城邦，就有可能得到良好的治理；中产阶层最强大时可以强到超过其余两个阶层之和的程度，不然的话，至少也应超过任一其余的阶层。中产阶层参加权力角逐，就可以改变力量的对比，防止政体向任何一个极端演变。因为一个政府辖有数量充足的家境小康的公民实在是极大的幸运，因为在有的人家财万贯，有的人身无分文的地方，就可能产生极端的平民政体或登峰造极的寡头政体，从两种非常形式的政体中都可能产生出僭主或暴君制来。僭主制可以产生于极其鲁莽的平民政体或暴虐的寡头政体，相形之下产生于合乎中道的或其中没有太多差别的政体的可能性就大大减少了。……毋庸置疑，适中的政体是最优秀的政体……平民政体比寡头政体更加稳定和持久，就是因为平民政体中的中产阶层人数和中产阶层在政体中的地位都超过了寡头政体。若是一个政体缺少了中产阶层，穷人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那么内乱很快就会发生，城邦也随即归于解体。……为何大多数的政体不是平民政体就是寡头政体？因为在这些政体中，中产阶层的人数常常少得可怜。……愈接近合乎中道的政体必然愈好，而离之愈远的政体必然愈恶劣。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5～147页。三国内众口一词的“稳定器说”
我国学者在论及中间阶层的政治作用时，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极具功能主义色彩的观点，即认为中间阶层具有能够维持社会稳定、政治保守、体现社会主流价值观和充当阶层冲突的缓冲等特征。甚至将这种观点作为分析、研究的无需辩驳的预设前提，常常推出应该大力培植中间阶层的结论。本研究把这种观点称为“稳定器”说。
在许多长期关注社会分层的学者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这种分析思路，并在其著述中一贯地体现出这种倾向：为说明中间阶层衰落的社会后果，我们先来看看中间阶层的社会功能。一般说来，在任何社会中，中间阶层都是维系社会稳定的最重要的社会力量。在政治上，中间阶层起到中和社会矛盾的作用；在思想上，它维护稳定的占统治地位的（或占社会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在经济上，它是最主要的消费群体。我国传统中间阶层地位的下降，显然是当前对于社会稳定的最大威胁。参见李强：《社会分层与贫富差别》，鹭江出版社，2000年版，第91页。
“庞大的中产阶级的形成，使得全社会的贫富差距程度大大缩小。作为贫富之间的过渡群体，中产阶级起到了使社会上层与下层对立和冲突得到缓解的作用。”参考李强：《关于中产阶级与中间阶层》，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2月。除了理论探讨，在实证性的调查报告中“稳定器说”也被作为一个公理性预设，成为数据和结论之间逻辑分析的传承环节。比如有学者在调查认为社会中间层的匮乏之后，就以中间阶层的社会稳定作用为预设，以政治稳定为目的，顺理成章地引出要大力培植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形社会结构的结论：历史经验表明，如果一个社会的社会中间层规模小，并且占人口比例很小的上层占据了绝大部分的社会资源，占人口多数的下层处于贫困状态，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那么这个社会就不会稳定，就有可能发生社会动荡甚至战争和革命。相反，在社会中间层规模大的社会，社会资源的配置一般比较合理，经济社会分配差距较小，大多数社会成员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从事体面的职业，获得比较丰足的经济收入，生活比较安定。这样的社会中间层成为社会的主体，他们对社会的主导价值观有较强的认同，他们与国家稳定和发展的利益一致，他们同时也是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型消费群体，他们还是社会变迁中缓冲社会矛盾的稳定力量。无疑，在这样的社会阶层结构形态中，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一般都不会很大，或者不会那么尖锐，大多数社会成员很少对社会感到不满。这样的社会是稳定的、最可持续发展的。参见陆学艺主编：《中国现代社会阶层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2页。
中间阶层的社会功能具体表现为：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行为示范功能……②现代化社会价值观及社会规范的创建、引导功能……③社会利益矛盾的缓冲功能。在社会分化加剧、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的社会分层结构中，中间阶层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均居于中间状态，其一旦获得合法性地位及其社会认同，便有可能发挥该阶层的“中间价值”——预留社会政策调整空间，以缓和上、下两层的矛盾冲突。陆学艺主编：《中国现代社会阶层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54页。关于中间阶层政治取向与作用的理论多种多样，但令人惊讶的是，国内学者几乎无一例外地引用中间阶层“稳定器说”。并且，这种理论经过广泛的传播，国内的媒体、官方和民间大都接受了这种观点。在这种背景下，学者更有必要保持清醒的头脑，避免陷入武断、简单的理论误区。
第二节对“稳定器说”的审慎〖1〗一“稳定器说”的反例由于我国中间阶层仍处于萌发的阶段，从经验上无法验证其政治作用到底如何。但我们可以通过其他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已经发展壮大的中间阶层在社会转型中所起的政治作用，来佐证或质疑中间阶层“稳定器说”的可信性。
“稳定器说”强调了中间阶层在维护政治秩序、充当阶层冲突缓冲的作用。这一理论在逻辑分析上自成体系，在现实经验中也可以找到许多佐证，本研究不再讨论。同样，我们也可以在现实经验中找到许多反例，质疑中间阶层并不简单地是维持政治秩序稳定的力量。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第三波全球民主化运动，绝大多数不是由地主、农民或产业工人领导，几乎在每一个国家民主化最积极的支持者来自城市中间阶层。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三联出版社，1998年版，第77页。特别是东亚国家的中间阶层，他们是反对权威体制的主体力量。李路曲：《东亚的中产阶级、市民社会与政治转型》，载《当代亚太》，2000年第11期。
直到1987年韩国政治转型取得重大突破之前，很多学者都对中间阶层的作用持消极、怀疑和保留态度。他们认为，韩国中产阶级自私、保守，不足以在民主政治转型中担当重任。但实际上，表面沉默无情的中产阶级具有巨大的潜在政治力量。当社会出现重大政治经济危机时，这种潜在的政治力量就转化为现实的政治力量。1985年2月以后，韩国中间阶层逐渐走到民主化运动的前台，与青年学生和其他阶层联合掀起声势浩大的民主运动，并成为1986年和1987年的大规模民主化斗争的中间力量引自郭定平：《韩国政治转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5～86页……
有学者评价台湾地区20世纪80年代的民主化运动说，没有中间阶层的参与，社会运动纵然可以兴起，但都可能难以发展，甚至瞬间消失。中间阶层要求改革以打破社会权力结构的不公平，社会各阶层群体追求人权保障的各种社会运动，构成社会改革运动。这一改革运动，汇集各个社会运动，形成一股巨大社会力量，台湾地区中间阶层则居于主导地位。甚至，“若说国际上任何社会运动，几乎都是中产阶级掀起的，应该符合事实。”摘自张晓春《中产阶级与社会运动》，载萧新煌主编：《变迁中台湾社会的中产阶级》，臣流图书公司（台北），1989年9月版，第185、187页。
在1984年的菲律宾，新中间阶层和老中间阶层都成为反马科斯权威的主要力量。阿基诺运动的核心集团是医生、律师等无党派身份的中间阶层。
拉丁美洲的经验同样说明了中间阶层的不稳定性。亨廷顿认为，银行雇员工会一直是左翼势力的坚定支持者。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8年10月版，第282页。1960年，在左翼集团推翻主张改良的贝丹科尔特政府的尝试中，委内瑞拉银行雇员工会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样，在巴蒂斯塔当政时的古巴，工会越中产阶级化，古巴共产党在其中的影响就越大。
欧美国家在历史的政治变迁中也可以发现中间阶层的积极身影。
在西班牙，中间阶层因经济的发展而逐渐壮大，并将西班牙改造成为一个由现代中间阶层组成的国家。这个阶层用迅速而和平的手段要求政治体制与社会同步发展。Nancy Bermeo :“Redemocratization and Transition Elections: A Comparison of Spain and Portugal”, Comparative Politics 19,January 1987, p222
美国中间阶层自产生以来直到今天，整个发展历程都受到学者们的关注。米尔斯在考察了美国20世纪50、60年代的中间阶层，特别是新中间阶层之后，得出中间阶层政治消极的结论。但在20世纪初，中产阶级曾是美国进步派的主体，是当时改革的主要倡导者与推动者。李剑鸣：《大转折的时代——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第273页。究其原因，首先在于中产阶级对自身地位下降的不满；其次由于社会责任感而不满于财阀统治、“老板”专横、政府腐败等社会问题；而且，期望通过改革改变社会激烈冲突的局面。肖华锋：《19世纪后半叶美国中产阶级的兴起》，载《文史哲》，2001年第5期。即使在麦卡锡时代，美国知识分子在平等主义的感召下不满于群体地位低下，曾一度被认为有明显的“左翼”倾向，是政治争端的根源。有学者分析认为，社会其他阶层对知识分子的评价往往比其对自身的评价要高，美国知识分子实际上期望的是相对优势地位。后来，随着战后长期繁荣、对作为自由主要威胁的共产主义的反应、知识分子地位的相对改善等原因，他们的“左”倾才发生微妙的右转，趋向于保守。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社会的政治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19～322页。这里，中产阶级不稳定的政治态度颇令人回味。
将历史上溯到西欧近代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那时的产业阶层虽然具有财富的优势，但由于政治权力较少、社会地位相对低下，相对于贵族与僧侣阶层，他们只能是中间阶层。在英国宪章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中，产业阶层充当了社会运动的领导角色，与下层农民、手工业者、工人等社会力量一起，取得与上层贵族和僧侣的政治斗争胜利。在取得与之经济地位相称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之后，产业阶层才一跃为作为社会上层的资产阶级。
对一个理论的“证真”十分困难，然而对一个理论的“证伪”十分容易，只要找出那些理论所无法回避、也无法解释的社会事实就可以了。从上文对世界各国和地区中间阶层的讨论可以看出，“稳定器说”强调了中间阶层维护现有政治秩序的一面，并可以举出许多例证；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不同国家、不同时代中找出许多例证，来证明中间阶层在当时的政治秩序中扮演不稳定的角色。在中间阶层与政治秩序的关系上，并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惟一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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