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中间阶层的政治作为具有时代变数，其在不同时代背景中的政治作为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 　　上文中论及的美国中间阶层，其表现因时代不同而有明显差异。其中，米尔斯就受到他写作的那个时代的影响。那时的美国刚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摆脱出来，正进入一个持久的冷战时代。脱胎于战争英雄的强势权力精英，使得米尔斯成为精英论的倡导者。这种倾向直接反映在其对中间阶层的分析中，从而得出与精英论相一致的“中间阶层政治冷漠”的结论。亨廷顿在分析社会转型时，承认中间阶层有利于社会稳定的传统论断的合理性，但同时认为这种作用并非一贯的，而是一个动态的不确定过程。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282页。 　　“稳定器说”至少隐含着这样的前提：中间阶层已经发展成为足够强大的社会力量；中间阶层的利益期望已经得到了社会容纳。如果缺乏第一个前提，中间阶层就是无足轻重的，谈不上维护政治稳定。亚里士多德也承认，如果要保持城邦稳定，“中间阶层最强大时可以强到超过其余两个阶层之和的程度，不然的话，至少也应超过任一其余的阶层”。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5页。如果缺乏第二个前提，中间阶层可能扮演变革甚至革命的角色。 　　所以，得出中间阶层维护政治稳定的结论，其分析往往是针对特定的时代背景。“稳定器说”所描述的其实是特定的社会阶层结构与历史情势下的一个静态点，而不是从中间阶层的整个发展历程进行观察得出的判断。 　　其次，中间阶层自身结构与处境是个变数。 　　由于特殊的社会情景，中间阶层在不同社会中往往存在异质性。比如，台湾的中间阶层在民主化运动之前有特有的省籍之分，这种区分导致了台湾中间阶层在政治态度上的直接分歧。大陆籍的中间阶层偏向执政党，支持体制内的改革，而本省籍的中间阶层支持政府反对势力。摘自吴乃德、林佳龙：《中产阶级与民主改革：现实与神话？——重构中产阶级与民主化的关系》，萧新煌主编：《变迁中台湾社会的中产阶级》，（台北）臣流图书公司，1989年版，第218页。有中国学者已经意识到了中间阶层结构划分的区域性特征。陈义平：《关于中产阶级概念的理论问题》，载《广东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在研究美国中间阶层时，有学者强调了美国社会的特殊性，其规律并不能简单引申到其他社会。Zhu Shida: 《Thoughts on American Middle Class》，载《世界经济与中国（英文版）》，1996年第4期。 　　即使在同一个社会中，中间阶层在的不同发展阶段也会有很大的结构变迁。马克思将中间阶层归纳为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其实那是欧洲一个世纪之前的旧中间阶层。米尔斯将旧中间阶层概括为“小企业家的世界”，而新中间阶层则是“白领世界”，其构成复杂，包括政府管理人员、大公司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医生、律师、知识分子、市场销售人员、文秘人员等。这些复杂的构成，可以细分为更多的小层次和职业，他们彼此之间，可能并没有非常统一的共同体意识。 　　上文中提及马克思关于中间阶层保守性的论述，其实这种论断在马克思著作中并不一致。例如，马克思说：资产阶级社会的各个中等阶层，即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就不免要随着他们境况的恶化以及他们与资产阶级对抗的尖锐化而愈益紧密地靠拢无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卷，第259页。 　　“中产阶级……力图爬上资产阶级的地位，但命运中的一点点不顺利就把这个阶级中的某些人抛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去了”。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卷，第259页。这一论断，在马克思之后的当代世界，仍相当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