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望张力与阶层力量这两个因素自身是由其他更基础、更独立的因素所构成或左右的。 　　期望张力自身由两方面因素决定：一方面是各种社会期望，包括经济分配，政治参与，政治权利，公共服务需求，意识形态等；一方面是社会价值分配系统和政治秩序所能提供的对中间阶层各种期望的满足。这两方面因素各自有其复杂的背景，都是变数，所以，期望张力指数是个更加难以把握的变数。 　　社会期望本身是主观的，属于一种需求意识，可能受到各种内在或者外在因素的影响，在实际中很难捉摸。除了基本的生存需求，许多更高层次的需求既可以创造，也可以压抑。价值期望常常与公平和平等的观念相联系。亚里士多德就曾指出，“不平等总是内乱的起因……向现行政体发难的人们都是在谋求平等”。然而，人们对平等的理解总是产生冲突，“在某一方面与人平等的人便认为在总的方面也该与人平等，在某一方面与人不平等的人就觉得自己在所有方面都与人不平等”。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7页。 　　社会期望是否得到满足，要看社会价值分配系统的公平程度，以及政治秩序的开放程度能否容纳中间阶层的社会期望需求。政治秩序在安排价值分配时，如果与中间阶层有良好的互动、协商，充分考虑中间阶层的价值分配利益，则从客观上抑制了产生期望张力的可能。这样，现行政治秩序对中间阶层的融合程度，成为是否产生期望张力和期望张力高低的关键。由于价值分配体系中涉及多个层面的利益，要做到在每一个价值层面上都能充分容纳中间阶层的利益，并不容易。在构建价值分配体系时，所涉及的影响因素是如此复杂，即使排除政治秩序中固有的不平等的制度安排，也难以想象如大同世界那样绝对公平的分配技术。因此，实际价值资源在阶层间的分配不平等是政治社会“客观固有”的，有意义的讨论在于这种不平等的程度。 　　除了各种社会价值与资源配置的不平等之外，还存在政治权力、财富占有和社会名位等多元价值层面间配置的不平衡。如果某个阶层在价值分配的一个层面取得优势，它就会对其他层面上的优势产生扩张性的期望；如果某个阶层可以分享到一个层面的价值分配，它就会期望可以同样分享其他层面上的价值。这种情形，就如同富人渴求政治权力，政治精英不安于经济上的贫乏，公民不满于财富占有的两极分化。这种因价值分配不平衡导致的期望张力，就是我们常说到的“相对剥夺”。相对于其他阶层，中间阶层更容易产生“相对剥夺”感。中间阶层往往在文化教育上具有优势，在社会名位上有优越感，并有很强的活动能力，而这些优势如果不能在政治与经济领域得到相应的体现，价值期望张力就产生了。 　　对于实际行动，意识驱使和行为能力两个因素都是不可或缺的。中间阶层的实际行动取向，不仅要有期望张力作为意识基础，还要有足够的阶层力量作为能力基础。中间阶层的力量大小受许多因素的影响：①中间阶层的发育阶段，这决定了中间阶层的社会基础大小。②中间阶层的同质性。如果中间阶层在结构上、意识上都具有较大的同质性，则中间阶层就可以成为一个能够产生共鸣感的社会利益与意识共同体，并很容易激发一致行动的冲动。反之，中间阶层就会分化为各种利益与意识群体，难以产生共同行动的合力。③组织化程度。中间阶层只有通过一定的组织媒介，才能培养出一定的政治意识，使得成员有投入社会与政治参与的平台。否则，没有组织基础的中间阶层就是一盘散沙。④社会阶层同盟。社会分化是复杂的，任何一个社会集团或阶层要在阶层分化格局中有更大的话语权、左右局势的能力，必须辨识出自己的主要同盟阶层和主要的反对力量，建立社会阶层同盟的最大支持。中间阶层能否取得其他阶层的支持，不仅要具有共同的利益基础，还需要共同的阶层情感基础，即能够产生基本的阶层认同。⑤中间阶层的共同理念和价值观。行动的基础不仅来自利益的计算，理念和价值观的精神支持力量往往比利益动机更加持久和狂热。这些看似抽象的事物往往是社会运动发起的理由，也是社会运动维持的动力。⑥中间阶层个体的素质。这决定了中间阶层在社会分工中的地位，以及在现有政治秩序中的个体行动能力。 　　如期望张力一样，中间阶层的阶层力量也不能独立于政治秩序之外不断发展；相反，中间阶层的发展是受政治秩序的制约、并与其互动发展的。比如，中间阶层的同质性与社会阶层同盟是否能够形成，要看政治秩序是否在社会资源分配上进行调整；中间阶层的发育能否顺利，要看政治秩序是否采取鼓励的态度，中间阶层的组织化是否得到政治秩序的容纳，等等。 　　当中间阶层逐渐成长之后，它在采取行动时变得自信而果断，其政治取向对政治秩序的走势也变得重要。它可以决定冲突双方的力量对比格局，使政治秩序向中间阶层所希望的方向发展。当期望张力较大时，并且在社会责任感的驱使下，凭借知识、能力优势，中间阶层常常可以扮演阶层冲突的领导者角色，组织、发动底层力量，并为阶层行动提供理论支持。而当强大的中间阶层被整合到价值分配体系中的时候，就会在阶层冲突中扮演缓冲的角色，这就是“稳定器说”所描绘的图景。这种力量变化导致政治立场变化的例子很多。例如在阿根廷，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政权选择对象有两个：选举产生的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庇隆主义政府，受中间阶层支持的靠政变起家的军人政权。然而到了80年代，中间阶层的人数已经变得多到足以确保以阿方辛领导的激进党在选举中取胜，军人统治退出阿根廷历史舞台。 　　在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中，英国产业阶级最终选择的是与政治权贵阶层相妥协，建立君主立宪政权的道路，实现了社会调和；而法国资产阶级选择的是彻底清除贵族、建立共和国的道路，并引发了长期的社会动荡。这两种不同的路径选择有其深刻的政治背景：英国的贵族和僧侣阶层力量十分强大，产业阶级与之做了妥协；而法国的封建体制僵化，力量对比中的中、下层力量十分强大，没有与封建秩序相妥协的余地。从中可以看出阶层力量对比在政治秩序转型中具有的关键作用。 　　另外，理性特征成为一些学者视野中中间阶层行动谨慎、稳定保守的原因，并进而作为中间阶层政治稳定器的佐证。然而，理性在中间阶层政治活跃度模型中并不是一个倾向性的变量，它体现为中间阶层计算得失的自知之明，理性为关键变量赋值并使其显性化。也就是说，中间阶层的理性使得他们更加清楚中间阶层的期望张力高低以及阶层力量大小，并作为政治取向的根据。比如，中间阶层在产生较大的期望张力时，如果力量单薄，在采取行动前也会比较审慎。在其他社会对立力量冲突时，中间阶层根据冲突各方的实力对比，会权衡偏向哪一边，并从冲突后的新价值资源分配体系中分利，这就是中间阶层被人诟病的摇摆性。同时，如果现有秩序的维持者力量足够强大，或力量对比并不清晰，或任何冲突一方的胜出都不会为其带来好处，中间阶层还可能采取观望的态度，就是所谓的政治冷漠。另外，中间阶层自身可能分化，一部分靠向底层成为现有秩序的反叛者，一部分靠向上层成为现有秩序的维持者。无论是摇摆、冷漠还是分化，都是由中间阶层的期望张力与阶层力量决定的，而不是中间阶层的理性特征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