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成高等教育的中间阶层候补成员可以降低期望，但他们也有着自己的底限，那就是能留在中间阶层。即使不能从事自己的专业，自己的工作也应该是从事脑力劳动，而不是作为技术工人成为中间阶层之下的社会层次。受过高等教育的社会人数越来越多，很难将他们再定义为以往的“社会精英”。但相对于整个社会的人口基数来看，新中间阶层仍然属于少数群体，中间阶层即使没有了以往的“精英”意识，但他们至少还会有一定程度的“社会骨干”意识。
接受高等教育需要高投入，这是中间阶层新成员形成职业期望的重要因素。在计划体制下，进入高校就等于开始享受“社会主义优越性”，其教育支出几乎全部是国家财政承担，甚至还要发各种各样的补贴。所以，那时候的高校教育不仅不是负担，还是一种优越的生活保障。而当前高等教育基本施行了收费化，进入高校学习成为一笔高昂的支出或投资。据估算，一个大学生的四年费用约在7万～8万元，其中国家只分担了约1/3。所以，在努力完成学业后，大学毕业生希望能够从新的职业生涯中得到相当的回报是非常自然的。特别是对于那些家境困难、千辛万苦完成学业的学生来讲，供子女读书可以说是倾其所有，这种回报期望更加强烈。而一旦这种期望受挫，很容易导致毕业生的心理失衡，形成各种社会问题。比如，大量大学生参加传销活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在就业过程中压力过大而导致的“饥不择食”。大学生自杀对于许多人来说曾经是难以理解的事件，但现在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类似的消息已经不能引起特别的社会轰动。周一超的例子则更加惨痛：2003年4月2日，本已经通过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公务员笔试和面试的大学毕业生周一超，得知自己的体检结果不合乎当地部门的规定而遭淘汰，绝望和愤怒之下，竟然于4月3日跑到秀洲区人事劳动保障局刺死了一名参与选拔毕业生的工作人员，同时将另一名工作人员刺伤。其同学的话引人深思：“周一超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了公务员考试上，在极其绝望的情况下，他才做出了这种行为。”周一超平时在学校表现很好，和大家相处也非常融洽。农学专业不太好找工作，而家庭的经济压力又非常大，周一超也许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做出了不理智的行为。周一超的遭遇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同情，案发后，周一超的同学和老师共429人，联名上书法院要求对周一超从轻处罚。傅丕毅、傅扬杰：《浙江嘉兴大学生周一超刺杀公务员一审被判死刑》的报道，载新华网2004年3月17日消息（http://wwwynxinhuanetcom/topic/2004/gxfz/xlym/4_018htm）。周一超的出轨，是就业压力下的一个极端例子，但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学子大规模就业压力引发的社会问题不能忽视。
这种社会压力不仅存在于大学毕业生的求职过程，在他们就业之后压力会继续存在，而且会更加持久，其来源会更加广泛，从而会形成各种社会问题，所以其危险性更高。在西方成熟社会中，找一个稳定的工作可能有难度，但是一旦找到，就非常稳定，一切都井然有序，每过一年加薪多少，每年有多少工作日，有多少自由支配时间，休假的时候绝对不可能有公司电话追上来。但国内的工作环境工作压力大大高于国外，人们普遍愿意牺牲休假、牺牲睡眠、牺牲与家人在一起的时间而忘我的工作——为了抓住每一个赚钱的机会。尤其是年轻的白领，他们甚至不愿意错过任何一次老板的表扬，哪怕只是口头表扬。企业白领现在普遍缺乏安全感和稳定感，担心被更年轻、更有冲劲、要求待遇更低的人所淘汰，担心被老板炒掉而失去经济来源和社会地位。所以，在保持现有工作的同时，寻找“退路”就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唐和平：《找退路的白领阶层》，载《社会》，1999年第10期，第10～11页。即使公认最稳定的公务员群体，也是一个工作压力越来越大的群体。公务员的“白色收入”并不高，特别相对于同样教育背景、同样个人能力、同样年龄段的企业白领和各种“事业人”来说，显得更加“寒酸”。“灰色收入”可以弥补这种差距，但这种“灰色收入”并不能得到保障，而且基层公务员接触到的“灰色收入”是有限的。这样，基层公务员所得以安身立命的只有“旱涝保收”的职业稳定性了。随着各种政府体制改革形式的不断出新，公务员的职业稳定性也受到了冲击。2005年初，由于在年终工作考评中被评定为“不称职”，一名中央机关的年轻公务员将其单位的局长砍伤。公冶祥、波浦峰：《国务院一名局长被下属砍伤原因可能是报复伤人》，载《新京报》2005年1月5日。在美国白领开始兴起的时期，美国犯罪学教授埃德温·萨瑟兰最早提出白领犯罪的问题。最近，有关这个领域在中国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叶继红：《论白领犯罪的形成及社会控制》，载《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第4期，第201～207页；《在温文尔雅的外衣下——聚焦白领犯罪》，载《社会》，2000年第6期，第39～40页。
无论是高校毕业生，还是已经就业青年中的中间阶层，他们都是从思想活跃、敢于挑战权威的大本营——大学——里培养出来的，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如果仅仅出于社会责任感，这种批判精神并不会形成经常的社会不稳定因素。而当中间阶层的切实利益期望受到挫折的时候，他们很容易心理失衡，对社会公平产生质疑，其批判性就成为一种持久而强大的力量。如果这种挫折成为一种普遍社会现象，而不是仅仅个案的时候，一种不满的社会情绪就会迅速酝酿，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潜在来源，其破坏性相对于其他群体更加强烈。中间阶层学历高，能力强，相对于其他社会群体，有着更加强烈的成功欲望，更高的社会期望，希望能迅速地上升到中间阶层中的更高层次。而且，这种社会期望不仅仅限于经济利益，还有社会价值等多元化的目标。对于他们的目标，他们更有能力去实现。亨廷顿曾经论断：城市是国内反对派的中心；中产阶级是城市反对派的集中点；知识分子是中间阶层反对派内部最活跃的集团；而学生则是知识分子中最有内聚力也最有战斗力的革命者。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出版社，1986年版，第265页。米尔斯也曾经认为：在某种程度上，白领工会比普通工会更富有斗争性。原因在于，他们还很年轻，获得的权力还很少。因此，至少在一段时期内，权力的滋味会促使他们行动起来不受什么限制，更具有自发性。与普通工人相比，他们有更高的名望要求，和老式中产阶级有更多的联系，他们不会轻易“罢手”的，倒是有可能站得更高，斗争得更英勇。由于他们中间很多人一向依赖于雇主，一旦他们打破这种关系，站到工会一边来，他们反作用于雇主的力量很可能更强、更猛烈。由于他们受过更好的教育，一旦接受工会的原则，他们将更有能力将其推而广之，他们参加工会的动机将更具有政治性和思想性。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55页。一旦中间阶层的这种社会焦躁情绪与政治结合起来，将是一股活跃而强大的政治力量。研究表明，较高的教育程度是影响政治意识活跃度的首要因素，相对于其他群体具有更大的参政倾向，体现在许多方面：①更能意识到政府与个人间的联系；②更关注政治和选举运动；③拥有的政治信息更多；④关注的政治内容更加广泛；⑤参与政治讨论更多；⑥更具有讨论政治的自由空间；⑦更有自信能够影响政府；⑧更多地参与社团；⑨社会价值更加积极。阿尔蒙德：《公民文化》，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415页。而较高的教育程度是中间阶层的重要特征。因此，中间阶层具有潜在的政治活跃性。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