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的城市内江地处四川盆地。沱江为长江支流，像一条蜿蜒的玉带，环抱着这个川中小城。李白诗赞为“青山横北郭，绿水绕东城。”我家伯父郑拾风少年出川，参加抗战，当过《大公报》的战地记者，后定居上海。他返乡探亲时，总要为我带回几期《儿童时代》杂志。扑面而来的书香，闻所未闻的故事，送来大上海那遥远而神秘的气息。拾风伯父还喜欢拉着我的手，一起吟唱宋代诗人李之仪的词：“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受他的影响，我对上海也有了一种天然的情感。 　　近年来，我多次行走沪上。坐在金茂大厦的顶楼喝茶，外滩梦幻般的景象，总让我回想起童年的往事，也感觉到《帝国的回忆》原版在反映中国社会演变的方面，似乎缺了上海这个主角。上海是牵引中国脱离封建帝制社会的火车头。上海的变迁，不仅牵动整个长江流域，而且对于全中国的改变，都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我利用去年赴美进修的机会，对《纽约时报》报道上海的电稿，有意识地截取了1854年、1877年、1886年、1906年、1908年五个时间断面，组成一个专题序列，编入新版，供读者观察、剖析。 　　驱使我编纂《帝国的回忆》还有个重要原因，就是我生长的城市与清末那段历史有很深的牵连。内江地处成渝铁路中段，是辛亥年间四川保路同志会斗争最尖锐的地区。1911年8月，革命党人会聚内江，召开了著名的“罗泉井会议”，共商起义大计。9月，他们把暴动日期刻上木牌，投入江中，做成了俗称的“水电报”，召集各路英雄会攻成都。朝廷震动，急调“督办川汉粤汉铁路大臣”端方率领湖北新军精锐进川镇压，致使汉口兵力空虚，造成调虎离山之势，为武昌起义创造了条件。端方行军入川后，也在内江境内被刺死。如果说武昌首义成功是果，而革命之花却开在内江。这一点也获得了中山先生的肯定。 　　另外，内江还是黄花岗烈士、民国大将军喻培伦的家乡。喻培伦19岁离开内江，东渡日本留学，是革命党中最有名的“爆破大王”。1911年4月27日，喻培伦参加广州起义。他在胸前挂满炸弹，率先冲进总督衙门，炸死、炸伤清兵无数。他为建立民权的中国流完了最后的血。民国政府为纪念他建立的“喻大将军祠”，就坐落在我幼时居住的文英街上。我曾无数次怀着敬肃的心情走过将军祠堂，对这位精忠报国的乡党充满敬佩。那些做出惊天大事改变中国的人，常常不是什么神仙皇帝，也不是装模作样的军机大臣，倒可能就是一名排长，或一位怒发冲冠的少年。 　　《帝国的回忆》自2001年由三联书店首发后，获得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好评，同时也有各种建议和批评。该书于2002年由台湾远流出版社在台北出版，也获得台湾学界的关注与评论。这次再版，我们吸收和采纳了各方面的意见，力求改进。为此，新版参考台湾版注释内容，对旧版进行了修订与补充。另外，按照北京大学历史系王晓秋教授的意见，追加了一篇反映蒲安臣外交活动的电稿。再者，追补了一篇记叙“大秦景教碑”的特稿。为核实细节，我还专程访问了西安碑林。驻足碑前，仍能强烈感受到贞观年间那“盛唐巨光，景风东扇”的宏大气象，禁不住为我汉家文化之辉煌壮美而感慨万千。最后，原版关于李鸿章在纽约接受记者采访的内容，针对部分读者的疑惑，拷贝了《纽约时报》原始片断影印刊出，供读者研究。这次再版，共删减旧版8篇电稿，新增11篇，同时与出版社编辑一起选配了更多图片。这些照片和图片主要选自与文章同时代的西方国家报刊，出自西方记者之手的景像和现场实录，更增加了该书的历史感。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如同一口硕大无比的“销金锅”。任何从外部世界传来的东西，一倒进锅里，都会有化学蚀变发生。1000年前，基督教来到长安，变成了景教；1000年后，英语进入上海，也被改造成洋泾浜，而西式法院则变成了会审公廨，甚至连美国公使也变成了大清皇上的钦差。中华文明5000年薪火相传，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有大海一样宽阔而包容的胸怀。这样的特质，对于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谐世界，无疑具有十分珍贵的价值。 　　借再版之机，谨向台湾远流出版社的陈穗铮女士表示特别的感谢。陈女士治学严谨，为责任编辑期间，曾与我反复讨论、印证有关译文和史实，令我深受教益。同时，向支持本书再版的当代中国出版社周五一社长和张永副总编辑，向为本书撰写书评的陈克艰、周振鹤等前辈，向特别推荐本书的《南方周末》等报刊和赵启正、段永基、池莉、徐静蕾、赵原、陈文茜（台湾）、叶国华（香港）等先生、女士，致以最诚挚的谢意！另外，外交部同事蒋书婉女士参与了部分新增电文的翻译，也一并致谢。　　　　　　　　　 　　2006年8月9日，记于北京海淀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