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农务本，裕国安民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这是历史上所有政治家都通晓的道理，而雍正帝则在此基础上又将农民的地位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雍正帝看来，农民对国家的贡献不仅工、商者不及，而且不贤良的士大夫也不及。为示奖掖，他授予勤劳俭朴且有能力的农民八品顶戴。这一改革举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它绝不显得荒谬。雍正帝借用此举不仅奖励了农民勤恳的作为，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且倡导了淳朴的民风，维护了大多数贫苦农民的利益，这在当时的社会具有一定的超前意识和革新精神。
四民之业， 农为最贵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个农业大国，历代封建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农业的生产和发展，雍正帝也继承了中国封建统治者的农本思想，他将封建帝王对农业的重视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见的高度。雍正帝认为： “四民之业，士之外，农为最贵，凡士、农、工、贾，皆赖食于农，以故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他十分清楚作为最主要的生产部门———农业的重要作用性，同时也为当时出现的人口繁多、垦田有限、粮食不足等问题感到担忧。为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雍正帝采取了许多大胆的措施，其中有沿袭前人的，也有自己的创见。
雍正帝执政伊始就说：“稼穑为生命之所关，非此不能生活，而其它皆不足恃。”“农事者，帝王所以承天养人，久安长治之本也。”“数十年来，户口日繁，而土地止有此数，兼收倍获，非率天下农民竭力耕耘，欲家室宁止，治不可得。”他这些话的意思是说：庄稼是生命的关键，农业是君主们按天意养活百姓、安邦定国的根本之所在，离开它人就不能生活了，其他的都是次要的。做帝王的人就是受上苍之命，指点老百姓种田养家，以使国家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
为此雍正帝提出了重农务本、裕国安民的重要治国方略，倡导“导民务农为第一要政”。一句话，就是把“农业”放在国家众多事务中的首位，高度肯定了农业是国家强盛根本之所在，指出了改革政治的基本问题是发展农业，只有发展农业才能裕民强国。
他谕令地方文武官员，凡有关农业问题，事无大小，都要随时奏报。以雍正六年(1728年)四月为例，该月全国各地官员共具呈206件奏折，其中有26件是关于雨水、粮价、年景收成、水旱蝗灾、垦田治河等农业方面内容的，对此雍正帝一一审阅批复。在雍正帝的指示下，苏州、杭州、江宁三地织造，将当地的阴晴、雨水、风向等情况逐日记录，月底汇集成该月“晴雨录”，于下月初一日呈报皇上，以便雍正帝了解地方详细的气象情况。三地织造官员虽迭有更换，但具报“晴雨录”这一法定的公务终雍正一朝也未间断。凡地方官员调补赴任，或钦差大员外出办案，沿途各地年成米价诸情，均须认真采访呈报，这在雍正朝已成定例。
雍正帝还常常根据农业生产时节，告诫官员进行防范。雍正九年(1731年)六月，雍正帝通过内阁大学士传谕山东巡抚岳涪，详谈了蝗虫的产生与预防问题，命他严防蝗灾。雍正十年(1732年)春，鉴于雨雪欠缺，雍正帝谕令各省督抚大员：“地方雨泽之有无，播种之迟早，务期悉心访察，先事图维料理，不使黎民有乏食之虞。倘有玩忽隐饰等弊，一经访闻，必当严处。”
雍正帝每当得到地方风调雨顺、灾除年丰的消息，总是欣悦不已，喜形于色，常在此类折子上留下“以手加额览焉”这样的批语。雍正元年(1723年)七月，山东巡抚黄炳奏称，山东济南等六府秋禾畅茂，官民鼓舞欢欣，谨采取双穗瑞谷，转达进呈。雍正帝高兴地批道：“今岁四省之丰收，实出望外，朕不胜庆幸之至。”
在有关农业奏折等方面，雍正帝反对官员笼统含糊乃至虚假不实的奏报。雍正七年(1729年)六月颁谕：“向来各省督抚奏报年岁收成，皆云几分至几分不等，似此未曾分别清楚，未免蒙混，此后须细加分别，如一府之中，九分者居十之几，八分者居十之几，照此类推，据实奏报，使朕可以详悉收成分数。”雍正九年(1731年)六月，河北总兵范毓奇为邀皇上欢心，虚报地方“甘霖大沛，万姓欢腾”，雍正帝严厉斥责他：“似此粉饰捏奏，未知汝具何心？若如此不诚实，则汝为负朕之人矣。”雍正十年(1732年)闰五月，江西巡抚谢曼有两个折子，一个说地方雨水一直充足，一个说麦收情况不如往年，雍正帝仔细看过批复道：“既然冬雪露足，春夏雨水亦甚均调，麦收分数何得薄减？二者必有一不实处，明白回奏。”从中可看出雍正帝实事求是的态度。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个农业大国，所以发展农业是国事的重中之重。而作为一个封建帝王，能在当政的十三年间，始终不渝地自觉坚持“”的重农方针，的确是难能可贵的。而且雍正帝为了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不只是沿袭前朝的农业方面的经验，而且还通过尝试做出了许多大胆的改良工作，其创新精神也是值得后人学习的。这也可能是雍正时期农业之所以如此繁荣的原因吧。
言传身教，行耕礼
雍正帝知道身教胜于言教，榜样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特别是领导的模范带头作用是最能带动群众，影响部下的，它能胜过世界上任何最动听最美丽的说教。雍正帝就曾亲自扶犁耕地，亲自割禾播种———这就是雍正帝推行的耕耤礼。行耕耤礼，是以农为邦本的观念和政策的表现形式，它起源于农本思想，同时也是对传说中的虞舜躬耕于历山的效仿。行耕耤礼始于周朝，当时非常隆重，但到周宣王时则不再举行耕耤礼，曾引起很多大臣的反对与苦劝，认为这会使“国将不国”。汉文帝刘恒是历史上贤明的一代君王，他也很重视耕耤礼，他说：“农为天下之本，其开耤田，朕躬耕以给宗庙粢盛。”意思是农业是天下的本业，朕要亲自耕种，以给宗庙祖宗奉上丰盛的五谷。雍正帝在春耕伊始，亲自下锄开犁，以显示他对农业的重视。
随着国家疆域的扩大、人口的增多，国事必然一朝多于一朝。尤其是封建宗法制度建立以后，政务繁杂的帝王不可能再像传说中当年的虞舜那样亲自垦田。尽管如此，雍正帝仍然在京设有耤田，春耕伊始亲自开犁，以示注重农功，劝率百姓力田务本。他曾经写过这样一首诗：“农事惟邦本，先民履亩东。翠华临广陌，彩轭驾春风。礼备明神路，年期率土丰。劝耕时廑虑，何敢惜劳躬。”这是雍正帝亲耕耤田有感而作，诗中继承了中国历代统治者的“农为邦本”的思想，表明了他对农业作为本业的重视。
耤田和先农坛原来设于首都，雍正帝于四年(1726年)下令命各府州县设立先农坛，也就是开出一块耕地，准备一切耕田器具，每年仲春亥日地方官举行耕耤礼，意思是让他们知道“敬天勤民”，学习注重农功的精神，使官员“存重农课稼之心”，农民“无苟安怠惰之习”。他这样做，不但是为了让地方官吏通过劳动了解种田人的辛苦，以培养他们敬天爱民的精神，同时也是为了使他们了解农事，少犯些盲目指挥的错误。他的命令很快就得到了贯彻执行，五年(1727年)春天各地开始举行耕耤礼。州县的耤田只有四亩九分，但要种好这点田，必须了解天时气节、土地肥瘠、农业生产等其他一些情况，可以以此指导全州县的生产，所以仍然有一定意义。在实行得较好的地方如河南等地，就明显地促进了农业生产。河南松江府有这样的民谣：“雨过番湾滑大堤，先农坛下看扶犁。争传野老荣冠带，到处撑献早罱泥。”这表明推行耕耤礼和老农顶戴政策后，农民的生产热情有了很大的提高。
尽管皇帝的命令是金口玉言，但天高皇帝远，地方上还是有些封建官僚阳奉阴违，表面上响应雍正帝“行耕耤礼”的号召，背地里却对此大不以为然。针对这一状况，雍正帝保持和发扬了他改革中既有的“较真”劲儿，行铁腕政治，力挫愚顽。
雍正五年（1727年）九月，广西巡抚韩良辅奏称临桂县知县杨询朋将耤田荒芜，致使颗粒无收。雍正帝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下令革除杨询朋的职务，并罚他在该县耕田十年。这一做法堪称高绝：你不是不肯耕种耤田吗？你不是总想骑在百姓头上作威作福吗？那好，就罚你老老实实做十年农夫，看你还舍不舍得把你的官老爷架子放下来。雍正六年六月，又有浙江总督李卫参奏永康知县陈桂搞的“耤田典礼”草率了事而不合规定，为此，雍正帝也将陈桂革职查办。也就是说，就算你耕种耤田了，马马虎虎敷衍塞责也不行，也同样要受到处罚。
表面上看，雍正帝对这些官员的处罚有些过分，但实际上他这样做却有其高明之处。俗话说，一室之不治，何以治天下？一个地方官吏，如果连几亩耤田都不好好侍弄，又如何能很好地治理一方百姓呢？ 既然如此，干脆就免其官职，以防因一人无能而连累一方百姓的情况出现。
雍正帝的这一做法，使地方上出现了许多懂得如何指导农业生产，以田为本，下力气抓农业生产的勤政官吏。在这些官员的带动下，地方各层次的人都把农业摆在第一位，当时的农业发展出现了良好的势头。国力日渐昌隆，步入了一个政治清明、百姓乐业的太平盛世。
改革创新，老农顶戴
广大的农民是支撑封建帝国的基础，只有他们的辛苦劳作，才能保证举国上下人民的丰衣足食，永享太平。可他们却一直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一直饱受上层社会的层层剥削和压迫，这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一直延续了几千年。雍正帝在执政期间，为改善农民的这种状况采取了很多别出心裁的做法。他抓农业有许多措施，其中创造性的措施是鼓励农民勤劳耕作，奖励农民中的劳动模范，授予老农顶戴则是颇有典型意义的历史事件、历史趣闻。
雍正帝曾说：“农人辛苦劳作以供租赋，不仅工商不及，不肖士大夫亦不及也。”这就从根本上肯定了农民的作用和地位。在这句话里，他把农民高高抬了起来，认为农民把辛勤劳动的成果供给政府税赋，支持国家，这样巨大的贡献非但工商业者无法比拟，就是那些不贤能的官僚也无法跟农民的贡献相比。雍正帝认为：官员能配朝廷的顶戴，农民为什么就不能有顶戴？因此雍正帝下令各州县官员，每年必须在各乡中选择一两个勤劳俭朴又没有过失的老年农民，授予他们八品顶戴，以示奖励。
花翎、顶戴(也作顶带)本来是清代官员区别等级的帽饰。花翎，即孔雀花翎，有三眼、双眼、单眼之分，其中以三眼花翎最尊贵。花翎一般只赏给朝廷加恩的贵族与高级大臣；顶戴，够品级的官员都有，官品以官帽上顶珠的色质区别，所以顶戴以红宝石、珊瑚、蓝宝石、青宝石、水晶等分出高低上下之别。皇帝有时对次一等的官员赏以较高级的顶戴，例如从一品的总督，赏加一品顶戴，即按正一品官持遇。有时皇帝还把某品顶戴赏给无官的人，作为一种嘉奖。雍正帝赏给老农顶戴的做法就是这样。
八品顶戴，相当于县丞的级别。一个老农民在封建社会能得到八品顶戴，的确了不得，足见雍正帝对农业生产的重视程度。
推选活动自雍正二年到七年每年举行一次，每乡之中选出一二名，老农的八品顶戴由皇帝特授，每年选出的“老农顶戴”，都要披彩挂红，成为地方的一件大事，也在历史上传为佳话。几十岁的老农民带上皇帝钦加的官衔顶戴，在乡村之中是十分惹眼的。这对发展农业、鼓励农民认真务农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雍正帝虽居深宫，却能体察民间疾苦，贤明待人，并勇开先河，让田间辛苦劳作的农民也当当官，破除古代官农不平等的等级区别，真可谓吏治开明之君。同时，他重视农业和推崇农民的做法也颇值得当代人引以为鉴。
当然，老农顶戴这官也不是好当的，雍正帝之所以授予他们顶戴，就是要在农民中树立楷模，以便众人仿效，提高农民垦田耕种的积极性。同时，农官还有另外一项任务，那就是他们有责任用他们的先进经验指导当地的农业生产，让富民强国的政策得以贯彻。
无可否认，雍正帝的这一举措的确是非常超前的，他所处的时代，是十八世纪初期，距今约有二百七八十年的历史。但是，就是在那时，雍正帝就早早提出了农业生产中传授技术、互相帮助示范效用的理念。
由于在具体的选拔过程中，发生了很多弊端，如许多被推举上来的“老农”，并不是雍正帝理想中的老实厚道、确在耕作上有成绩的“老农”，而且地方上某些乡绅无赖，往往靠贿赂的方式就能得到这个顶戴，并借此大耍淫威，横行乡里。一些无赖乡绅，竟借此自称某县“左堂”（所谓左堂，即县太爷为右堂，自己为左堂，即与县太爷平起平坐的意思），建立衙门、私设牢狱，以朝廷八品大员自命，竟公然要朝廷九品巡检（负责缉捕盗贼，维持本县治安的小吏）、未入品的典吏（掌管县里监狱事务的小吏）服从他的命令。
发现这个问题后，雍正帝立即命令把那些靠蒙混上来的农官革职，另选合适人选替补，并允许那些不法的农官及其举荐官员自首，对拒不自首的则严惩不贷。同时，雍正帝在七年（1729年）后又把一年一选改为三年一选，以表示对此事的慎重。
从这件事上，让人看出雍正帝既能大力推行改革，又能及时纠正改革中出现的弊端。这不但需要改革者有承认错误的勇气，而且还要有大胆改正错误的豪气。
因地制宜，垦荒造田
垦荒造田是雍正帝发展农业的一个重要措施。雍正帝充分认识到人口增长快于耕地增长速度所带来的“地少人多”的矛盾，他说：“良田地土之所产如旧，而民间之食者愈多，所入不足以供所出。”而解决“地少人多”的主要方法就是大力推广和奖励垦田行为，扩大耕地面积。他指出：“国家承平日久，户口日繁，凡属闲旷未耕之地，皆宜及时开垦，以裕养育万民之计。是以屡颁谕旨，劝民耕种。”雍正帝曾屡次下达垦荒令督促百姓垦荒。
垦荒令下达后，各地陆续推行，而以田文镜在河南实行得最为有力。据记载，他严饬垦荒，在雍正元年至雍正八年的八年时间里，垦荒和自首的隐田共五万四千一百顷，而康熙九年至六十一年的五十三年中，垦荒和自首的隐田为十二万六千九百顷。这就是说康熙年间河南每年平均增加垦荒和自首的隐田近二千四百顷，雍正年间为六千七百多顷，后者比前者增长速度高出一点七八倍。雍正十年(1732年)，河南的税田为六十二万九千多顷，以雍正八年的首垦说法，它占到垦田总数的百分之八点六，可见河南垦首田增加的速度快，幅度大。
雍正帝还组织了宁夏垦荒。雍正二年（1724年），雍正帝命川陕总督年羹尧到宁夏察看河渠；三年，改宁夏左、右卫为宁夏府，下辖四县；五年，增置新渠县；七年（1729年），又设宝丰县。设府添县反映了宁夏地区农业的发展。雍正帝听说宁夏若得水利，可垦地二万余顷，若每户授田百亩，可安置几千户，因此特派大臣单畴书到宁与陕西总督、甘肃巡抚共同治理渠道，募民垦种。雍正七年（1729年），单畴书死在宁夏工程上，雍正帝就派右通政使史在甲前往接任，不久又派兵部侍郎通智主持其事。宁夏原有大清、汉、唐三条水渠，但年久失修，水道淤浅，雍正帝命集中力量疏浚，又命开清惠农、昌滑二渠，工程也取得了一些进展。因雍正十年（1732年）西北用兵，使用民力较多，顾不上宁夏河工，雍正帝遂撤回通智、史在甲，将有关事项交宁夏水利同知专管，即按常规进行。
在垦田方面，雍正帝还注意到四川的开发。当时四川仍处于地广人稀的状态，农民生产技术落后，雍正帝命地方官劝谕开垦，招聘湖广、江西有经验的老农教授土著居民垦荒的方法、给予老农衣粮，等到开垦有成效了，给以老农顶戴。雍正六年（1728年），湖广、江西、广东、广西四省民人数十万进入四川，雍正帝命根据各地区外来人口的多寡，分给三四十亩、五六十亩不等的荒地，并给耕牛、种子以及口粮，妥善安置。
尽管雍正帝鼓励百姓垦荒，然而垦荒是一个有着复杂牵涉的问题。土地国有自然是天经地义的，然而在封建制度下，地方官代天子治地方，俨然是土皇帝，土地国有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土地官有。农民报垦，要给地方官好处费，否则便难以报垦，有时垦荒甚至比买田还要贵。在这种情形下，百姓垦荒的积极性就受到了打压，垦荒自然就受到了限制，即使是已垦荒地，农民也不愿呈报而加以隐匿。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雍正帝下令，允许民人因地制宜，自垦自报，官吏不得勒索和阻挠。从前报垦，水田六年，旱田九年起科，雍正帝命水田照旧，旱田推迟为十年，并著为定例。
然而在报垦荒田数目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有的地方官为了显示政绩而谎报垦田数字，“以虚粮累民”。有的则按现有耕田加赋，以多征之税，虚报垦田。当王士俊接任河东总督后，这个问题就更突出了。雍正帝在晚年也意识到了事情的乖张。他指出，地方上报垦荒，有的以多报少，有的以少报多，或将已垦之地重报，荒熟地亩不分，混行造报，要给予不同的处分。
为了解决新垦田地隐匿太甚、田土纠纷太多的问题，雍正帝决定采取清丈田亩的方法。清丈田亩，古已有之，但历来难以真正实行。这是因为一旦清丈土地，必然触及很多方面的利益，地主豪强和平民百姓都想将新增田地隐瞒下来，以逃避赋税，所以不惜一切千方百计进行干扰和阻挠。
雍正帝对此早有预料，在四川清丈田亩之前，他曾说过：“清丈乃系必不可行之事，视乎其人，因乎其地，斟酌万妥，然后举行一二处。”他并不想进行太大规模的社会变革，使社会出现动荡不安的局面，因而只是将清丈作为一种补救措施随机应用。
雍正六年（1728年）时，雍正帝派刑科给事中高维新等去四川丈量新垦田地。但由于清丈官员借机生财，受贿放卖，被当地不愿清丈的豪强抓住了把柄，借机反对。垫江、万县一千多人拉起旗帜，不许丈量；垫江、忠州等地杨成勋、王可久等人聚众闹事，意欲暴动，被地方官事前察觉，杨成勋见事败露，惧罪自缢，同伙杨成魁等供称此事起因于“戊申年(雍正六年)奉旨清丈民田”。九年（1731年），雍正帝命四川减少额粮较重的州县田赋，这是针对清丈田亩过程中由于官吏的不法行为在民间引起抵触情绪而采取的补救措施。
综上所述，雍正帝在奖励垦殖，发展农业上倾注了巨大心血。特别是在推行垦荒令的同时，能够坚持到底，并能针对实行改革过程中的漏洞和错误及时加以补救和纠正，作为一代有创见的封建君主，他的功绩将载入史册，受到后人敬仰。
为民生利，兴修水利
雍正帝为了增加民间的粮食生产，计划在北方推广水田种植。但由于北方人习惯种植靠天吃饭的旱田，因此要在北方推动水田种植，就必须鼓励农民改进生产技术，用农艺技术带动农产品增长幅度。根据当时北方的气候条件，在北方种植一季水稻是可行的。但当时的北方农民中很少有人懂得种植水稻的方法。为此，雍正帝命怡亲王允祥总理其事，建立营田四局，设置水利营田府，主抓此项工程。
水利营田府组建时，雍正帝派人从浙江招募了一批有经验的老农担任农艺师，具体教授耕种水田的方法，“浚疏圩岸以及潴水、节水、引水、戽水之法”。 种植水田所需农具如水车、戽斗等，也都雇募浙江工匠制作，并组织当地人学习。经过三年的努力，到雍正七年（1729年）已修筑水田数千顷。据《清世宗实录》记载，当时直隶共营造水田8287顷，而且新营水田全是“禾稻茂密，高四五尺，每亩可收谷五、六、七石不等”。特别是牙山县和天津营造的水田中，有的水稻“一茎三穗，或一茎双穗”。
除了教授农民新的种植技术之外，水源供给也是水田种植成败的关键因素，因而水利工程的兴修就成了非常重要的配套措施。另一方面，由于北方地区尤其是直隶一带经常闹水灾，兴修水利工程也同时可以防止水灾对人民生命财产以及农作物的侵害，所以说兴修水利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雍正三年（1725年），直隶总督李维钧奏报准备在保定挖沟渠、兴水利，以便扩大水田种植面积。在得到李维钧的奏报后，雍正帝当时没有采纳这一提议。因为雍正帝是一个实事求是的君王，李维钧在提出这一建议后，雍正帝立即指出：“此事必通盘将地之高下，水之去来，明白绘画审视，斟酌而后可定。”这就是说，雍正帝赞成兴修水利，但他不赞成李维钧的盲目行动。他主张审慎，先作考察研究，以了解河水的来龙去脉，地势高低，然后才能设计出最佳的施工方案，取得预期效果。
由于雍正帝的审慎，李维钧的建议当时未被采纳。次年，直隶地区发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水灾。这一灾难的发生，促使雍正帝下决心早日根除直隶地区的水患，当即派怡亲王允祥、大学士朱轼率员考察，经过他们一冬和次年春天的勘探，制成水域图进呈。雍正帝见到水域图后大为欣赏，赞扬他们“于直隶地方东西南三面数十里之广，俱身履其地，不惮顿劳，凡巨川细流，莫不穷究竟委，相度周详，且因地制宜，准今酌古，曲尽筹画，以期有益于民生。”雍正帝通过这张水域图看出新修直隶水利工程是切实可行的，于是立即拍板决定，即刻动手根除直隶水患。为此设立营田水利府，下辖四个营田局，委派允祥、朱轼总理其事，兴办直隶水利。
雍正帝的办事作风多是雷厉风行的，为加快工程的进度，他接受了朱轼的三项建议：
民人自行营田，照亩积多寡，给予九品以上、五品以下的顶戴，鼓励民人垦辟。这就是说，鼓励私人参加这项工程，私人不但可以从兴修水利中得到现实利益，同时，由于他们的突出贡献，政府还可以奖给一定的官爵。这一计划的被批准，可说是别出心裁，许多人因官爵的诱惑积极投入到这项工程中来了。
到水利府工程处效力的民人，视其包干完成工程量的大小，录用为不同职务的官员。官职的大小安排必须本着多劳多得的原则，只有贡献更突出，才能做更大的官。这就杜绝了某些人投机取巧的路子，使人人奋勇，个个争光。
降级、革职的官员赴工程处效力者，工成准予开复。也就是说，对于降级、降职的原政府官员，能到这里来效力的，任务完成后可以官复原职。可谓最大限度地调动和挖掘了兴办水利的社会潜力。
这些别具匠心的举措，不但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劳动人民的积极性，还减轻了政府大量的财政负担，缓解了政府当时财政支出的压力。因此，雍正帝的这些举措，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在北方大面积推广水稻栽培技术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件大事。这件事自雍正王朝开始，一直延续到今天。因为雍正帝的这一突出贡献，才使世上有了黑龙江和天津小站等著名的稻米品牌。同时，推广水田种植的做法，也给北方农业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加速了农业的发展步伐。
除了上面所提到的根除直隶地区的水患所进行的水利工程外，雍正帝还修筑了浙江、江南海塘。从唐代起，东南沿海的海塘修筑逐年增多，到了明代达到高潮。最为著名的就是首开先例的五代十国时吴越王钱谬在杭州修建海塘，筑造海堤。当地人为了纪念他，将经过杭州流入东海的富春江下游入海处称为钱塘江，并修建了潮王庙。到了明代，东南沿海各地著名的海堤海塘、沿海造田工程更是不可胜数。沿海水利工程建设，一直是以治潮为核心，以防止海上飓风、海啸引起的大潮对沿海居民的损害，因而意义重大。宋人形容钱塘潮为“玉龙百万”，既形象地概括了海潮的威势，也体现了钱塘江大堤在抵抗海潮保护百姓上所起到的巨大作用。
雍正元年，雍正帝指出康熙年间修筑浙江海塘的官员没有实力办事，仍使海潮妨害杭、嘉、湖三府民田水利。遂于二年派吏部尚书朱轼往江浙会同江浙二省巡抚何天培、法海商议修治办法。朱轼提出动用帑银（官银）十五万两筑浙江海塘，十九万两筑松江海塘，雍正帝予以批准。松江海塘开始修筑的是土塘，但雍正帝认为土塘不牢固，东南是财赋重地，应确保万全，因而改筑石塘。后来又在石塘之外增修了贴石土塘一道。在施工中，浙江总督请将骤决不可缓待的工程先行抢修，随后奏闻，雍正帝同意照办。据史载：浙江、江南海塘修筑期间，由于海潮无隙可入，反而增强了江北的压力，一次海潮冲毁了北盐场的范公堤，沿海二十九个盐场被淹，溺死壮丁四万九千余人，这是一种不可抗拒的意外，不应被看作筑修海塘牢固之过。
清朝历任皇帝中，雍正帝可以说是对水利事业倾注了最大心血的一个皇帝。因为雍正帝知道水利事业“关系民生”，兴修水利是关系国计民生的百年大计。在雍正帝的领导下，黄河、淮河、永定河、子牙河、卫河、淀河以及钱塘江等地的堤防都得以妥善地加固。
雍正帝抓水利事业，首先是抓管水利事业的人。雍正朝的治河能手稽曾筠始终受到雍正帝的信任并不断得到重用。这里特别应该提出的是雍正帝十分重视选拔优秀官员到治河现场实地学习，以培养治水人才。据记载：雍正十一年（1733年），雍正帝就下令：“拣派部院官员，赴南河学习，期以三年。”反映了雍正帝对培养水利事业人才的重视。
其次，雍正帝重视水利事业的发展，还表现在对于重大水利工程他能果断地从国库中拨出巨款，只要工程需要，他不惜花费巨资。雍正十一年（1733 年），他命内大臣海望、直隶总督李卫赴浙江查勘海塘。雍正帝指示李卫：“如果工程永固，可保民生，即废帑千万，不必惜。”自雍正三年（1725年），淮河水患不断，为治理淮河，雍正帝一次从国库中拨纹银百万两用于治水，这反映了雍正帝对治河的重视。百万两在当时的财政开支中，虽然仅占3%，但与明代万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用于水利事业的费用总数也不过652万两相比，应该说还是很多的。
另外，雍正帝抓水利事业，基本上形成了一套水利事业管理制度。比如雍正七年（1729年），雍正帝提出：明代治河专家潘季驯曾提出“每岁派夫加高堤身五寸的建议，前勒辅亦以为言，计岁费不过三四万”，这一办法很好。他令两河总督讨论此事，两河总督认为“酌情缓急，分年轮流加倍，约岁需二万余金”，雍正帝批准了他们的请求。再比如，为了保证人民的安全，自雍正八年(1730年)起，“始设黄、运两岸守堤堡夫，每二里一堡，堡设夫二，住堤巡守，远近互为声援。”
康熙帝在位多年，平吴三桂，收复台湾，击退沙俄，武功显赫，却始终未能治理好河堤，而雍正帝在短短几年中，通过任用重臣，不惜花费巨资，就基本根除了直隶等地区的百年水患，其雷厉风行的作风和想造福于民的决心已为百姓所知，同时也必将受到后人的敬仰。
照顾粮作， 限制经作
自明太祖朱元璋提倡棉麻种植以后，全国范围内经济作物的种植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在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了盲目发展的趋势。至清朝，这种情形得以相继。雍正帝即位后，也面临着较为严重的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争田地夺劳力的矛盾，也就是说农业结构面临着较严重的失衡。譬如在雍正五年（1727年），广西巡抚韩良辅报告说：广东人多种龙眼、甘蔗、烟草、青靛，收入多，富有，但产米少，不够食用，只得转向广西购买，而广西产粮有限，无法满足广东需求，结果造成了两广粮荒。这就是典型的农业结构失衡的例子。
在土地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如何解决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争田地的矛盾呢？雍正帝认为“民以食为天”，而土地“止有此数”，农业作物产量不能骤增。因此他下令各州县官必须“率天下诸民竭为耕耘”，生产粮食，少种那些对国计民生无益的农作物。为此雍正帝采取了两种措施：一是凡适合种粮食的地方，劝令农民生产粮食，不要种植经济作物，尤其不要栽种烟草。在《大清会典事例》中，就记述了雍正帝在雍正五年(1727年)关于禁止种植烟草的谕旨。雍正帝认为：烟叶这东西对众人的日常生活毫无裨益，而且要种植它，还必须选择肥饶的良田，这样对农业就更为不利，对百姓就更加有害，然而有的人却只顾眼前的蝇头小利，不从民众要吃饭这个长远之计去考虑。在这种情况下，如不给他们讲道理，令其弃重就轻，必非情之所愿，是很难办到的。即使让地方官对种烟者绳之以法，强行制止，恐怕也会滋生出一些事端来。因此，他主张要做好百姓的工作，讲只有种植粮食才是事关身家性命的大事，而其他包括烟草则皆不足恃。二是在不适宜生产粮食作物的土地上，鼓励种植各种物产。雍正二年，他要求在“舍旁田畔、荒山旷野，度量土宜，栽桑、枣粟、桕桐以及树木荆棘，以便饲蚕、食，做材术和薪炭”。五年（1727年）三月，他还说“不可以种植五谷之处，则不妨种他物取利”，意思是说，在不适合种植粮食作物的地方可以种一些经济作物来增加一些收入。
从雍正帝采取的上述措施可以看出，雍正帝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受到了农为邦本意识的影响，没有从全国范围内协调这种经济结构，而是希望将问题于当地解决，这固然是局限于封建时代人们对经济流通认识的落后，同时也是局限于当时的自然地理条件和人民总体消费水平较低而做出的决定。
可以说雍正帝当时首先照顾粮食生产是无法之法。在清朝，较低的生活水平和一部分地区不畅的交通状况，使得国内各地之间的经济交流受到阻碍。在这种情况下要取得全国范围内产业结构的合理协调是无法办到的，因而只能力求先确保百姓果腹，在当地解决当地问题，孤立地协调种植结构。显然这种方法虽然不利于后世，但在雍正朝，却是当时条件下的惟一出路。当然，这样可能会使一部分地区粮食生产过剩，而另一部分地区又失去了经济作物的种植优势，对清代手工业的发展起到了不良影响。
实行社仓，节约粮食
提倡实行社仓，这是封建统治者实现救荒的办法。早在隋唐时期，封建统治者便出台了较成熟的救荒措施———义仓。隋文帝杨坚首倡义仓，唐太宗李世民将之推广，方法是政府代储百姓丰年余粮，以备荒年之用。当时吏治清明，贪贿现象较轻较少，李世民的一些大臣都过着十分清苦的生活，如魏征家无正堂，岑文本家无尺素，这种自上而下的良好世风为义仓的实行提供了现实基础，义仓中的粮食，官员不敢分毫动用。但事实上这种丰年积粮备荒年的仓储办法，早在宋代就由于吏治颓败而难于实行，所以著名的老夫子朱熹虽大力提倡，却一直难于实现。康熙帝执政时期但有官员建议推行义仓，康熙帝一概不准。有个姓张的户部侍郎呼声最为激烈，康熙帝就请他去实际体验一下，让他至山西身体力行，结果处处碰壁，张侍郎满面羞愧，主动奏请作罢。
雍正帝同其父康熙帝对此事的态度大不一样，他即位后不久，就谕令湖广督抚杨宗仁等设立社仓。地方官员为了迎合他，强令百姓缴纳仓粮，规定凡交正赋银一两的，外纳社仓谷一石，并以存储多少作为州县官的考成，这等于是新的加派，而且很重。雍正帝于二年（1724年）提出明确的社仓办理办法：由民间承办，不用官办；官员只宜劝导举行，不可强迫命令仓中存粮数目、出入办法。同时确定管理奖惩办法：仓粮由百姓捐输，捐至十石给花红，三十石以上挂匾，三百石以上的给八品顶戴；每社设正副社长，选择人品端方家道殷实者充任，表现优秀者十年以上亦给八品顶戴；侵蚀仓粮的依法严办；借谷收息，一石加息二斗，若遇荒歉年头，小歉减半，大歉全免，只收本谷。
办理社仓难于进行，雍正帝并非没意识到。他知道富饶之家自有储蓄，即使遇上荒年，也不会依赖仓谷，所以不愿输纳；贫穷人家希望社仓办好，然而却无力纳粟。百姓们为避免吃亏，也都不想缴纳仓粮。官吏对有关考成的平仓尚有侵蚀挪用之弊，对不计考成的社仓更难望其用心办好了。雍正帝并非不知道这个道理，只不过他个人富有挑战精神，即使知道此事难以成功，还是要放手一试。这也说明他救荒心切，想造福于民。而且，社仓对于灾年赈饥的确发挥着意想不到的效果。西北战事骤起的时候，陕西总督岳钟琪奉命设立社仓，采买谷麦近四十万石，在关键时刻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如果说提倡实行社仓是雍正帝实现救荒的一个好办法，那么提倡节约粮食则是雍正帝另一项防患于未然的措施。雍正帝不仅深知“民以食为天”、“农为天下之本务”的道理，而且看到了人口日益增加而粮食产量有限、“所入不足以供所出”的问题。为此，他在采取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努力增加粮食生产、慎重仓储的同时，还特别强调爱惜和节约粮食。
雍正二年(1724年)，他谕令膳房：“凡粥饭及肴馔等类食毕，有余者切不可抛弃沟渠。或与服役下人食之，人不可食者则哺猫犬，再不可用者则晒干以饲禽鸟，断不可抛弃。朕派人稽查，如仍不悛改，必治以罪。”数年之后，他得知膳房沟水内仍有倒掉的饭食，又训诫膳房太监说：“膳房沟水内魁弃饭粒甚多。从前不时晓谕，尔等并不严饬所管人役。如朕再行查出，必不轻恕尔等，不单罚尔等之俸、革膳房人等钱粮而已。慎之!慎之!”
在这里，雍正帝为节约粮食可谓费尽心思，从人食、猫食到鸟食，交代得清清楚楚。至高无上的封建皇帝，专门为剩粥剩饭的处理下一道特谕，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大概也绝无仅有。
雍正五年(1727年)三月，他颁布长篇特谕，说：“夫米谷为养命之宝，既赖之以生，则当加以爱惜，而不可存轻弃之心。且资之者众，尤当随时撙节，而不可纵口腹之欲。每人能省一勺，在我不觉其少，而积少成多，便可多养数人。若人人如此，则所积岂不更多，所养岂不更众乎？”为了打消人们“少食伤身”的顾虑，他说：“养生家以食少为要诀，固所以颐神养和，亦所以节用惜福也。况脾主于信，习惯便成自然。每见食少之人其精神气体未尝不壮，此显而可见者。”他还用“天人感应”说训诫缙绅百姓：“米谷乃上天所赐以生养万民者，朕为天下主，惟有敬谨宝重，仰冀天心默佑，雨畸时若，岁获有秋，俾小民家有盖藏，人歌乐土。朕既为万民计，不敢轻忽天贶，尔等绅衿百姓，独不为一身一家之计乎？朝夕生养需用，既受上天之赐，若果加以爱惜，随时撙节，则上天必频频赐赉，长享盈宁之福；若恣情纵欲，暴殄天物，则必上干天怒，不蒙赐赉，而水旱灾棂之事不免。其理岂或爽哉！”
雍正帝的近臣和宠臣张廷玉在《澄怀园语》中有如下记载：“世宗宪皇帝时，廷玉值内廷。上进膳，常承命侍食。见上于饭颗饼屑，未尝费置纤毫。每燕见臣工，并以珍惜五谷，暴殄天物为戒。”雍正帝曾这样说过：“朕生平爱惜米谷，每食之时，虽颗粒不肯抛弃。以朕玉食万方，岂虑天下无庚之不给？而所以如此撙节爱惜者，实出于天性自然之敬慎。”他要求各地妥善保管粮食，特意给京师管理粮食的衙门书写了一块“慎储九谷”的匾额，并题注曰：“三农生九谷，是惟民之天，生活之本。必高廪神仓储积充裕，斯可以足国而阜民，其慎之。赐仓场衙门。”
综上所述，雍正帝在要求官绅百姓爱惜、节约粮食的同时，能以身作则，身体力行，起模范带头作用可见一斑。从雍正帝这一作为看，我们就不会惊讶清朝曾拥有的康雍乾盛世。雍正帝的“崇俭而不奢”无疑值得后世之人效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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