摊丁入亩，士民当差
雍正帝是一位奋发有为的改革家，他的改革措施深入人心。同是为农民着想，积极推行均输、青苗、农田水利、募役等新法，限制大地主、豪商、大官僚的特权，以缓和阶级矛盾，发展生产，改变宋朝“积贫”、“积弱”局面的王安石最终郁然病逝，然而，雍正帝却成功了。雍正帝实行的“摊丁入亩”制度，将千百年来人们直接交纳的人头税改为从土地税中征收，使贫穷农民不再有缴纳人头税的义务，使有田有地的地主需要交纳更多的土地税，这是一个大胆的改革措施，改革的矛头直指有田有地的地主阶级，缓和了农民对封建国家的紧张关系，同时还发展了生产。在他的改革治理下，清朝的农业生产发展日新月异，国力也不断强盛。
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摊丁入亩，又叫摊丁入地、地丁合一、丁随地起。它是把差徭（俗称人头税）归入田赋（俗称土地税）中，实行两税统一征收，这种统一征收的赋税称为地丁钱粮。
差徭和田赋是封建臣民对封建政府应尽的义务，历朝以来都是分别征收。由于差徭很重，无田的平民无力承担，加之绅衿逃避差徭，造成了差徭不均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平民只能以隐匿人口来逃避差徭，封建政府的差徭征收也无法得到保障。面对这样一种不合理的差徭制度，雍正帝进行了全面改革，实行了摊丁入亩制度。
摊丁入亩制度在全国普遍推行是在雍正年间，但作为一项赋役改革，必然有它的社会要求和一系列的前驱活动。摊丁入亩制度是在明代的一条鞭法和康熙帝的“”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差徭和田赋，对农民来说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剥削，在未实行一条鞭法以前，差徭之中虽然有一部分摊派于田亩，但所占比重很小。一条鞭法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差徭改革，也涉及田赋，其主要内容是“量地计丁，一概征银，官为分解，雇役应付”。它把原来的多种赋役合在一起征收，简化了税收手续；把人头税摊入到土地税中征收；它规定可以以银代丁，即交了银钱就可以不出丁役，由国家将收到的丁银雇丁服役。实行一条鞭法后，丁银由户丁负担的部分缩小，摊派于田亩的部分增大，国家征收的差徭主要落在土地所有者身上，已初步具有摊丁入亩的性质。但它与摊丁入亩有着本质的区别，即田赋和丁银仍然同时存在，丁银并没有被废除，一个拥有千万亩土地的大地主家里有四口人，要交四个人的丁银，而一亩地也没有的平民家里有四口人，也要交四个人的丁银。因此，地少或无地的平民就会选择逃亡或隐瞒人口来逃避差徭，一条鞭法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
清初，由于连年战乱，人口锐减，使得各地人丁税大减。清政府为了保证差徭的供应，就“以亡丁之差加入孑遗之民”中征收，这样贫苦农民更加无力承担，社会矛盾更加尖锐。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既保证清政府对差徭的征用，又不过重地加重贫民的负担，有些地区开始实行“丁随粮行”、“以田载丁”等规定，即把丁银摊入田赋中一起征收。例如福建的龙溪、漳浦、海澄、诏安等县，它们把缺额丁银不是加在现有人丁身上，而是均摊于田土之上。山东济宁直隶州也实行“以田载丁”的办法，“必家有地亩，始编其丁，使丁系于地，地出丁银，无逃亡代赔之累，亦免小民偏累之苦”，这样，“有地有丁，无地无丁，地多丁多，地少丁少，尽一均平”，避免了“派分里甲之弊”和“开报不实之弊”、“别籍影射之弊”和“滥冒优免之弊”。这些办法的试行，为雍正帝实行摊丁入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康熙年间，农民以小规模的运动表达了反对丁税的强烈愿望。浙江宁波农民提出了“随地派丁”的主张，遭到富豪的反对，双方相持不下，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斗争。浙江钱塘的农民，分为三种，有产业的称为“乡丁”，无产业的称为“市丁”，外来流寓的称为“光丁”，他们各自都要承担丁徭。光丁无产应徭，承受不起，要求“从田起丁，人不纳丁”，即计算赋税时不要把人丁考虑在内。浙江地方官不同意，双方僵持不下，贫民的斗争持续不断。
问题的严重性引起了一些地方官员的注意，他们主张改变徭法。学官盛枫明确提出丁银均入田税的意见。他说：把一县的丁银平均分摊到全县田亩中，每一亩所增加的有限，不是大毛病，而贫民则免除供输，会使国课有保障，官员考成无问题，这是“穷变通久之道”。反对丁随粮办的官员也十分多，归善知县邱家穗讲出两条理由：一是丁随于粮，将使游手之人无所管羁；二是穷人富人都是人，都应有徭，摊丁入粮，使贫者躲过，让富人代他们出丁银，也是不公平的。他站在富人的立场，坚持丁粮分担。
在意见不统一情况下，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清政府颁布了“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诏令。康熙帝在谕旨中指出：“今海宇承平已久，户口日繁，若按现在人丁加征钱粮，实有不可。人丁虽增，地亩并未加广，应令各省督抚，将现今钱粮州内有名丁数，勿增勿减，永为定额。其自后所生人丁，不必征收钱粮。”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这条诏令开始在全国实行，均以康熙五十年（1711年）人丁数字征徭，此后新增人丁不再承担丁徭。这项改革，为雍正帝实现摊丁入亩制度创造了条件，即清政府把全国的征税人口固定下来，实行摊丁入亩就有了固定的丁税额，便于向田赋中归加。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有利于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和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提高。
但是，“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并不能解决赋徭不均的矛盾。它只承认今后滋生的人口不再征收赋税了，而现有人口还是要收税的。贫苦农民现有的丁徭照样交不出，逃税现象依然存在，而且这也带来了新的问题，由于人丁的生老病死和流动迁徙是不可避免的、是随时变化的，如何在具体的民户中开除旧的丁银额，增添新的丁银额就不像以前那么简单了；随着人口的增加，需要不断地重新计算每个人丁应担负的丁银额，这既是一项繁复而难度大的工作，也为官吏的贪赃舞弊提供了机会。
面对“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在实行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一些地方官员不得不再次考虑赋役制度的改革问题，寻求落实丁银的具体办法。有的主张按土地征收，有的则持反对意见。如御史董之燧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就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个问题，建议把丁银总数统计明白，平均摊入到田亩中，按田亩征收。福州人李光坡坚决反对，他认为按田亩派丁，各地田亩面积大小不同，做不到平均，如果依田粮派丁，则税粮有轻有重，不可能不出现偏差。他还认为丁并于粮，实行长了，或许有人会认为有粮赋而没有丁银，就会添设丁课，形成加赋的大毛病。虽然他的态度有点顽固的倾向，但他确实提出了实行丁并于粮可能碰到的问题。
摊丁入亩制度经过长期激烈的讨论，直到康熙帝辞世，是否实行摊丁入亩制度，还在争论之中，雍正帝即位之初，就面临着这个棘手的、但又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摊丁入亩，普遍推行
雍正帝即位后，第一个触及摊丁入亩问题的是山东巡抚黄炳。雍正元年（1723年）六月，黄炳因境内各地连年遭遇旱灾，民生艰难，奏请按地摊丁，以解民困。黄炳与学官盛枫等人有所不同，他身为封疆大吏，更感到丁粮分征下贫民逃亡问题的严重性，他认为有地则纳丁银，无地则去丁银，使贫富负担平均才是良政，因而主张丁银摊入地亩征收。雍正帝认为 “摊丁之议，关系甚重，岂可草率从事”，不但没有采纳黄炳的建议，反而责备他 “冒昧渎陈”。尽管雍正帝驳回了黄炳的奏请，但他对各地赋役之重的状况仍然作出了反应。六月十三日，雍正帝谕曰：“陕西、甘肃地丁银每一钱额外加征三厘，每米一斗额外加征三合，本均作为备荒之用，然而无赈济之实，着自雍正元年始，将额外加征米银永行停止，旧欠亦悉予根除。”同月，又停征山东、山西、河南历年带征旧欠钱粮，宽限一年。所有这些，既是雍正帝宽以待民的表现，又暴露出了原先陈旧传统中丁银分开税制的弊端。
雍正元年七月，直隶巡抚李维钧上疏雍正帝，要求在直隶州内将丁银并入田亩之中征收，认为这“实在是对贫民百姓大有益处”。李维钧吸取了黄炳的教训，他深知有力之家不乐意这样办，可能会出来阻挠；而户部只知按陈规办事，也不会同意，因此要求雍正帝“乾纲独断”，批准他在辖区内进行。雍正帝不再像对待黄炳那样，而是对李维钧的建议很重视，把他的奏折交给户部及九卿、詹事、科道一起讨论，并明确指出：“此事尚可少缓，更张成例，似宜于丰年暇豫，民安物阜之时，以便熟筹利弊，期尽善尽美之效。”雍正帝把丁归田粮视为要事，主张小心处理，以期达到最好的效果。九月，户部复议，同意李维钧的主张。雍正帝还不放心，再次提出让九卿复议。如此从元年六月黄炳提出，一直到十一月，雍正帝才正式批准。
自从雍正帝批准在直隶实行摊丁入亩制度后，各地普遍开始推行。雍正二年春天，黄炳开始在山东实行。同年十二月，云南巡抚杨名时奏报他的辖区“子孙丁”的严重情况：有的人户早已没有半寸土地，人丁也不兴旺，但丁役册上有多人的丁役，历代相传，编审时也不予减除，使孤贫之丁承继上辈的徭役。杨名时表示要改变这种不合理情形，向直隶学习，使丁从粮办。雍正帝同意了他的要求。雍正四年（1726年），河南、陕西、浙江、甘肃也先后实行了摊丁入亩制度。五年（1727年），江苏、安徽、江西相继实行。七年（1729年），湖北也实行了。至此，绝大部分省份均先后在雍正年间实行了摊丁入亩制度。山西省和贵州省稍迟，是在乾隆年间开始实行的。盛京（今沈阳）、吉林等地，最初因“户籍无定”而未实行，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盛京实行，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吉林实行。
在实行摊丁入亩制度的过程中，中央政府并没有规定具体的实施办法，各省都本着简便、高效、灵活的原则，结合实际进行探索。多数地区均以县为单位，把康熙五十年该县的丁银总数，按亩分摊到田赋中去，随田赋一并征收。具体办法有两种：一是将一州县的丁银平均摊入田赋中，即原来应纳的田赋银若干，再加纳平均摊入的丁银若干，由土地所有者统一完纳。如直隶各州县，每田赋银一两，摊入丁银二钱七厘；再如河南确山县，每田赋银一两，摊派丁银一分八厘。这种办法，着眼于田赋，田赋多的，摊入的丁银就多；田赋少的，摊入的丁银就少。运用这种办法的还有广东、四川、直隶、福建、山东、云南、河南、陕西、浙江、甘肃、江西、广西、湖北、山西诸地。另一种是把一州县的丁银平均摊入到田亩之中。如安徽祁门县每亩土地摊入丁银一分六厘。这种办法，是着眼于田亩，土地多的，摊入的就多；土地少的，摊入的就少。采用这种办法的只有江苏和安徽两地。
摊丁入亩制度的实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明朝一条鞭法的深化和发展，是中国封建社会赋役制度上的一次有积极意义的重大改革，对清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第一，摊丁入亩制度的实施，结束了清初赋役制度的混乱局面，保证了中央政府的钱粮收入，这是实行摊丁入亩制度最主要的目的。以田赋征收数额为例，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共收田赋银24449724两，粮4731400石。嘉庆十七年（1812年），共收田赋银32845474两，粮4356382石。按每石粮均折银1两计算，则嘉庆十七年所收田赋数额，较之康熙二十四年所收田赋数额增加了27.49%。
第二，摊丁入亩制度的实施，合理了税负。按田亩多少来征收所有赋税，改变了原来丁、地分征带来的赋役不均状况，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可以不负担或少负担赋税，并把原来归农民负担的部分税款转摊到地多丁少的地主富户身上，这种损富益贫的政策保证了赋税负担的相对合理化和平均化。对这一点，雍正帝很清楚，他说“丁银摊入地亩一事，于穷民有益，而于缙绅富户不便”。雍正帝的臣僚也明白，如福建布政使沈廷正也说：“丁银归并地亩，于穷黎有益。”可见，雍正帝实行摊丁入亩制度，是有意识地压抑富户，扶植贫民。
第三，摊丁入亩制度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劳动人民的负担。因为这一制度的实施，使那些无地的贫民，不再缴纳丁银，地少丁多的贫困农户的负担就相应得到了减轻。
第四，摊丁入亩制度的实施，使得劳动人民和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有了一定的松弛。封建国家的赋役制度经过两千多年的演变之后，终于完成了赋役合并，解除了对贫民的差徭征发和丁银负担，统一了全国的赋税制度，基本上废止了人丁税，大大松弛了封建人身依附关系，加快了人口的迁移和流动，为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第五，摊丁入亩制度的实施，活跃了经济。实行摊丁入亩制度后，废除了计丁征税制，取消了户丁编审制，人民有了较多的职业选择和迁移流动的自由，从而加强了城乡之间的联系，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与繁荣。
第六，实行摊丁入亩制度后，由于不再按照人丁来收税，无地的农民再也不必像以往那样为了逃税而隐匿人口、四处逃亡了，这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第七，摊丁入亩制度的实施，还促进了人口的迅速发展。因为贫民百姓不必再承受人丁税的负担，生活压力的减轻，使他们有了较大能力将子女养育成人。据史料记载，康熙五十年，全国人口数为123106620人，雍正元年为126631530人，雍正十二年则为132089660人。
总之，摊丁入亩是中国赋税制度史上的一项重大改革，从康熙年间辩论要不要实行，到雍正年间普遍推行，再到乾隆年间在全国完全实现，中间经历了半个世纪，这个过程表明，它的实现是斗争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雍正帝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雍正帝高瞻远瞩，果断处事，在前朝的基础上大胆改革、锐意进取，取得了不朽的业绩，得到了世人的好评。
绅衿纳税，一体当差
清人入关之初，封建政府为了巩固封建统治，依照官员的品级，优待或免除该户官员一定量的丁役，以使他们成为清朝统治的忠实拥护者。此外，为了表示对读书人的尊崇，清政府也免除了士人本身的差徭和一切杂办。
在这种不成文的制度下，特权阶级与民众的对立就成了社会的主要矛盾之一。官绅户族自己不出役夫、不服徭役，同时还把部分税赋转移到贫民百姓身上，以耗羡为例，地方官经常不是按田赋向地方绅衿征收耗羡，而是把耗羡银转嫁到贫民身上，让贫民承担起本应由绅衿们承担的额外负担。如此悬殊的待遇差别，加上贫富分配的日益不公，使老百姓的心理无法获得平衡，反对和敌意的心理日益严重，这样势必会激化社会矛盾，这也是康熙王朝末年民变和暴动日益频繁的原因。
绅衿已经享有法定的豁免杂项差徭的权利，但是他们还不满足，还谋求种种非法特权，其不法行径多种多样：出入官衙，包揽讼词；欺压小民，横行乡里；无视国法，抗交钱粮丁赋，或者将别人的土地挂在自己名下，免除杂役从中渔利等等。雍正帝对此十分痛恨：“种种卑污之事，难以悉数。”
绅衿的种种谋求非法权利的行为，既造成了平民与绅衿的对立，同时他们的不法行为也是产生吏治败坏的一种社会因素，他们腐蚀各级官员，同时，他们的这种行为同政府的法令和权力也发生了冲突。封建国家要保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封建统治的稳定，就必须与不法绅衿作斗争。
雍正帝自然明白这一点，于是他在即位之初，就开始实行打击劣绅贪官、进行耗羡归公的改革。当时，田文镜等地方官把这种弊端上报给中央，说：各府厅州县的地方官“征收钱粮，滥加耗羡，绅衿上役不令与民一体完纳，任意减轻，而取偿于百姓小户”，这样不仅减少了国库收入、增加了人民负担，同时使政府与人民的矛盾逐步变得尖锐。雍正帝抓住问题的症结，把矛头指向缙绅，希图限制和剥夺他们的非法特权，使他们同平民一体当差。
雍正二年（1724年）二月，雍正帝下令革除“官户”、“宦户”、“儒户”等名目，不给他们特权，让他们与百姓一同交纳钱粮和耗羡，一同当差服役。敢于违抗的绅衿，敢于隐瞒的地方官，一旦查出，即行重处。雍正帝深知地方官易同绅衿勾结，特地告诫他们要认真落实这项政策：“稍有瞻顾，不力革此弊者，或科道官参劾，或被旁人告发，查出必治以重罪。”过了两年，雍正帝再次重申了绅衿只能免自己一人丁粮差役的政策，强调其子孙和家族成员不能减免。
地主绅衿从皇帝、政府那里得到的特权，已相沿七八十年，现在新皇帝要予以剥夺，他们自然不会甘心。于是在实行士民一体当差的过程中，引发了一场场激烈的剥夺与反抗的斗争。
河南巩县知县张可标是第一个响应士民一体当差的人，雍正元年（1723年），他贴出布告令“生员与百姓一体当差”。布告刚一贴出，就引起了众监生的不满。恰好当时的县学教官杨卓生向来和张可标不和，他借此机会煽动众监生闹事，控告张可标贪婪不法，反对这一政策的落实。雍正帝得知此事后，一方面命令河南巡抚石文焯调查张可标是否有贪婪不法的行径，另一方面严厉惩处了杨卓生和领头闹事的学生，这才稳定了巩县的社会秩序，保住了士民一体当差政策的顺利执行有一个良好的开端。
这场斗争刚刚平息，另一场斗争又相继发生。雍正二年（1724年），因为筑黄河堤防需要动用民工，河南封邱令唐绥祖因此制定出士民一体当差的政策，即按照田地数量来出工的措施：每一百亩田出一个人工，凡有田者一律出工，绅衿也不例外。这个命令一下，老百姓拍手叫好，因为能有一百亩土地的人，几乎全是地主和富户，百姓得若干家才能抽一个民工。但这个政策却遭到了当地监生的反对。他们声称“征收钱粮应分别儒户、宦户”，强烈要求唐绥祖维护他们的所谓特权。此后，封邱生员王逊、武生范瑚等人又拦截唐绥祖，强迫他取消实行按田出夫的政策。唐绥祖断然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因而使众生员群情激愤。于是，他们决定以罢考的方式反对士民一体当差政策。同年五月，河南省举行县试，河南学政张廷璐奉旨到开封监考，封邱众监生在考场上闹事，武生范瑚把少数应试者的试卷抢去，当众撕毁，以此表示对士民一体当差制度的抗议。事发后，河南总督田文镜、巡抚石文焯迅速向雍正帝作了汇报，雍正帝下令严查、严办，派吏部侍郎沈近思、刑部侍郎阿尔松阿到河南审理此案。
田文镜在审案的过程中表现得过于偏激，为了实现士民一体当差，他打击科甲出身的官员和知识分子的力度稍稍过火，引起河南“读书人”的反对，科甲出身的张廷璐、开归道陈时夏以及钦差大臣沈近思沽名钓誉，尤其是陈时夏在审理此案时竟不坐堂，反而与诸监生座谈，称他们是年兄，求他们赴考。雍正帝在得知这一情况后，非常愤怒，把学政张廷璐革职，陈时夏革职留任，为首闹事的生员王逊、武生范瑚等人处斩，参与者都作了从重处罚。杀鸡给猴看的手段立即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以后的士民一体当差也就顺理成章地推行下去了。
在反对士民一体当差的风潮中，田文镜发现捐纳贡生、监生参与的比较多，而清朝政府原定贡生、监生的升迁革退需礼部批准，不利于地方官和学政强化对他们的约束。于是，他向雍正帝提出改变旧规的建议，请求把捐纳贡监的人事权交给地方学政，与生员一样管理。雍正帝批准了他的建议，于是形成这样的规定：捐纳贡生、监生凡涉及到诉讼，即革去功名，听候审理。雍正帝还规定，监生被斥后，不许出境，以免他们滋事。
不法绅衿的种种特权行为对封建统治构成了直接的危害，侵犯了政府的权力，危害了百姓的利益，破坏了三者之间的政治平衡。士民一体当差政策的实施，取消了士族的某些特权，打击了绅衿的嚣张气焰，缓和了民人的对抗心理。士民一体当差影响很大，对士族的打击效果最为显著，是继摊丁入亩改革之后，雍正帝推行新政的又一项重大改革。
节制绅衿，强化法治
雍正帝在实施士民一体当差制度的过程中，还采取了加强对绅衿管理的措施。主要表现在严禁绅衿包揽钱粮和抗粮、严厉打击绅衿的不法活动上。
严禁绅衿包揽钱粮和抗粮是限制绅衿特权的一项重要内容。绅衿包揽钱粮由来已久，他们替政府向本宗族、本乡山民征收钱粮，与官吏勾结，非法多征和私吞，同时又将宗族、姻亲的田产挂在名下，借免役权获得免役，从中渔取利润。有些胆大的绅衿，还抗欠他们自身应该交纳的丁赋。雍正帝定出惩罚事例：凡贡生、监生、生员包揽钱粮而有拖欠的，不管多少，一律革去功名；拖欠至八十两的，以贪赃或枉法论处，并照所纳之数，追罚一半入官；百姓听人揽纳，照不应重律（所谓“不应重律”，就是“不应为”律中之重者。清代对于“州县自理”的案件，给以州县地方官的最大刑罚权限就是“笞杖”。《大清律例》规定：“凡不应为而为之者，笞四十。事理重者，杖八十。”它主要应用在讨债、追租、回赎等“户婚田土”一类场合）治罪。如直隶东光知县郑三才奏称，该县“地棍绅衿把持包揽挟制官府，拖累平民，弊端种种”，雍正帝便以这种办法为依据，命严行查处。
雍正四年（1726年），贡生张鹏生把别人的钱粮揽在自己的纳粮薄上拒不交纳，雍正帝下旨责打四十大板，枷号三十日，发遣到黑龙江。五年，甘肃阶州（今武都县）出现了绅衿集体抗粮的事，护理巡抚印务的钟保，以署理知州陈舜裔激变士民之罪，题请革职。雍正帝未准，而说陈舜裔“催办国课，并非私派苦累民间。若因此将伊革职，则实心办事之人必退缩不前，而无赖生事之人皆以挟制官长为得计矣”。从事件本身来看，阶州署理知州陈舜裔认真执行朝廷法令，催逼绅衿钱粮，地方绅衿却因为私利群起闹事，若以激变士民为由惩治陈舜裔，无疑是对冥顽绅衿的妥协，将更不利于钱粮的催征。钟保对利害关系认识不足，雍正帝却是非常明白的。雍正帝因钟保糊涂，不能坚持朝廷立场，而责备他“沽名邀誉”，不要他办理此事，指示特派主审官严加审讯抗粮绅衿。湖广地区也不断发生士民抗粮事件，安陆县武生董建勋连年不交钱粮，当地将他革去功名，予以拘禁。
山东绅衿更是蛮横，他们抗粮积习成风，甚至还引以为荣，曾流传着一句“不欠钱粮，不成好汉”的俗语。雍正九年（1731年），山东上报的举人、监生、秀才、贡生因欠粮税要罢革的就有1497人之多。
江苏绅衿积欠也很厉害。江苏巡抚张楷向雍正帝报告说：从康熙五十一年到雍正元年的12年间，江苏全省积欠的赋银就达到881万两，接近江苏三年的赋银总数!雍正帝得知这件事后，十分恼怒，他认为这是江苏省吏治腐败、民风颓丧透顶的表现，于是下定决心，要对江苏的士俗民风进行严厉整顿。雍正帝特派户部侍郎王玑、刑部侍郎彭维新，带领众多的候补州县官分赴江苏各地进行清查。这些官员们到地方上任以后，强令欠户务必要在短期之内还清多年所有积欠，还清的就在门口用红笔写明“清查”二字，不能还清的一律投入监牢，直到还清为止。
在这种政策下，江苏省人心惶惶，监牢里人满为患，全省上下一片混乱。当然，这并不是雍正帝想要看到的，他的本意是收回积欠，充盈国库，他所采取的手段是杀鸡给猴看。此时，他觉得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于是就网开一面，下令暂时停征积欠，因为当前最重要的是稳定民心。
经过三年的调查发现，自康熙五十年至雍正四年之间，江苏一共欠税1010万两，其中，官贪民欠大约各占一半。雍正帝下令，属于贪官积欠的，务必在10年之内还清，如果是民间欠交的，顺延在20年内还清。同时，雍正帝吸取了清查亏空的教训，要求属于官吏侵蚀的，只追究其个人责任，不得牵连其他人。
绅衿弄法，虐待佃户，也是一种不良的社会风气。雍正帝对此也是深恶痛绝。雍正二年，广西生员陈为翰踢死佃农何壮深后，陈为翰故意抵赖，声称是佃农先动手打的他。雍正帝知道这件事后，当即指出：佃户必定不敢动手打生员，陈为翰必定是劣绅，并命令巡抚李绂详细调查这件事。随后，雍正帝又批示说：读书人或地方绅衿如果仗势倚财，随便杀人，等于知法犯法，不应按一般失手伤人案处理，而应从严治罪。但刑部的法律中却找不到这个条文，原来的规定与雍正帝的批示正好是相反的。雍正帝就让九卿重新议定出关于读书人“欺凌百姓”及欺凌佃户如何从重治罪的法律条文。
条文出台后，雍正帝发现，这一做法，虽然维护了贫民百姓的合法权益，但由于这一法令中存在的片面性，导致了个别百姓借此要挟绅衿的不法现象。于是，雍正帝又进行了修改和完善，制定了专门的法律条款，即：一、凡不法绅衿，私置板棍，擅责佃户，勘实后，乡绅照违制律议处，监衿吏员革去衣顶职衔，照律治罪。二、凡地方官容忍不行查究，经上司题参，照循庇例议处；失于觉察，照例罚俸一年。三、凡绅衿如将佃户妇女占为婢妾，皆革去衣顶职衔，按律治罪。地方官循纵肆虐者，照溺职例革职。不能详查者，照不行查出例罚俸一年。该管上司循纵不行揭参，照不揭报劣员例议处。四、对于奸顽佃户，拖欠租课欺慢田主者，照例责罪，所欠之租照数追给田主。五、秀才、监生若擅责佃户，除革去功名外，还要给予八十杖重责的处罚。雍正帝的以上举措，意在说明佃农的法律地位同绅衿是平等的。
为了加强对绅衿的管理，雍正帝重新修订并完善了相关的法律，对于违犯律法的绅衿毫不留情，纠正了绅衿的不良品行作风，保护了平民的利益，缓和了阶级矛盾。雍正帝对贪官的查处，贯彻于他的整个执政历程中，并非虎头蛇尾。可以说，这是一项成功的事业，为同时进行的经济改革奠定了政治基础。这也是雍正王朝经济相对发展、社会相对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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