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皇权专制体制下，有一种叫做“无为而治”的统治术，它包含了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无为”是一种治国方针，主张无所作为，顺其自然，“与民休息”；另一方面，“无为”是一种统治手段，即“深藏不露”。
在时机尚未成熟之时，帝王们往往是冷眼旁观，不动声色，暂时把自己的思想感情隐藏起来，不让臣下摸清自己的“底细”，臣下也就难以钻空子，会对君上感到神秘莫测，产生一种畏惧感。这样一来，专制帝王就可以在暗中观察臣下的一举一动，伺机捕捉臣下的过失，然后发起反击，一举铲除对手。在政治上，这实在是一种非常高超的驭臣之术。
在这方面，唐宣宗李忱和明朝崇祯帝朱由检堪称“高手”，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痴呆”的皇太叔
在唐朝国都长安城的西北角，有一大片华丽的宅宇，殿楼逶迤，飞檐相接，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坊区，这是亲王们居住的地方——“十六宅”。在唐朝后期，十六宅里竟然出了好几位天子。
按照常理，皇太子是皇位的合法继承人，是根本轮不到十六宅的那些王爷的。可是，在唐朝后期偏偏出现了一个怪现象：好几位皇帝都是不享天年，不是绝种，就是皇子年幼。在这种情况下，由宦官们做主，皇位常常改由天子的兄弟继承。所以，十六宅里就有戏了！
第一个是文宗，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他被神策军请到大明宫，首开十六宅诸王入登大宝的先例。接下来，是他的弟弟武宗，在皇太子被废黜的情况下，被大宦官仇士良迎为天子。奇怪的是，武宗也是英年早逝，他去世时长子杞王也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孩童。于是，十六宅里再出一位皇帝又是不可避免的了。
在十六宅里，有一位光王非常特别。这位光王，是宪宗的第十三子李怡，虽然不是嫡子，但若论起辈分来，却是敬宗、文宗、武宗三位皇帝的叔叔。所以，在十六宅中，这位“三朝皇叔”是一个很受人注意的角色。
让人吃惊的是，光王有些名气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功绩，或者有什么过人的才华，而让人感到他有觊觎皇位之心。大家之所以记得光王，是因为他似乎是一个痴呆，至少是一个智力不健全的人。
据说，小时候，光王就有严重的心理缺陷。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也没有多大改观，无论在哪方面都比不上正常人，这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文宗在位时，光王的情况非但没有好转，反而变得更加沉默寡言起来。平时，不管什么事，他都是一言不发，让人无法捉摸。
对于这位“光叔”，文宗虽然也是由十六宅出去的，但他对光叔却没有什么好感，有时甚至故意作弄他，类似于“恶作剧”。这一天，文宗大摆宴席，款待诸王。席间，大家无话不谈，光王依旧是一言不发。这时，文宗笑道：“谁能让光叔说话，朕就有重赏！”于是，诸王哄然叫好。可是，不论大家怎么逗他、哄他、骂他，都是徒劳，这位“光叔”始终是三缄其口。看着大家无可奈何的样子，文宗被逗乐了，大笑不已。
时光如梭，一天天、一年年就这样过去了。朝廷里虽然是风起云涌，李党、牛党斗了个你死我活，也没有影响到十六宅里的平静，诸王们依旧在声色犬马中打发着时光。只有这位“光叔”，似乎与众不同：虽然也参加各种聚会，但在曲终人散之后，又默默地回到自己的宅第，谁也不清楚他到底在做什么。
不过，一个人如此韬光养晦，总会引起一些“有心人”的猜疑，唐武宗就是其中的一位。继位前，他在十六宅的日子比较长，也比其他人更了解这位“光叔”，同时也比别人更加疑惑，更加摸不着头脑！
武宗这个人虽然性格粗率，喜欢不拘小节，但他似乎有一种预感：“光叔”的沉默、与世无争，全都是装出来的。所以，在登上大宝后，这种“第六感”就会时常涌上武宗的心头。特别是，当他望着光王那无动于衷的表情时，武宗总觉得那张脸背后“深不可测”。
于是，光王李怡就经常出现一些“意外情况”：不是今天在与皇上击毬时突然落马，便是明天在入宫时突然失足。种种灾祸，似乎都在“不经意”间突然降临到光王的头上，让人猝不及防。可是，光王依然顽强地活着，而且不出一句怨言，仿佛他是一位不谙世事的“顽童”，只要没有受到大人的斥责，就感到无比幸福了。
幸亏武宗在位的时间不长，还没等他弄清楚这位“光叔”的底细，就因为仙丹吃得太多毒发身亡，突然离开了这个世界。他走得是这么急，着实让所有人大吃一惊。在这个关键时刻，总会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出来主持大局。于是，宫里的宦官们又一次“义无反顾”地担当了这个角色。
会昌六年（846年）春，武宗突然得了一场大病，有两个多月不能上朝，就连宰相都见不着他的面，朝廷内外顿时人心惶惶，忧惧万分。
俗语云，“种豆得豆，种瓜得瓜”，作为皇帝的“贴身人”，宦官们比朝臣更懂得：如果天子是在我们的手里产生的，而新天子又是一个平庸、懦弱之辈，那么好处岂非多多？
这时，内侍仇公武提出：皇叔光王可当大任！左军中尉马元贽一听，眼珠子转了几转，马上就明白这里头的“奥妙”，立即随声附和。至于枢密使和右军中尉，虽然没有他们反应快，过了一会儿也都恍然大悟。
这个主意真是妙！对于文宗、武宗两位皇帝的厉害，他们都有切身体会，所以，在拥立新天子的问题上，他们不得不小心谨慎，斟酌再三。但在此时此刻，他们的意见竟然得到了“出乎意料”的统一：只要这位有几分痴呆的“光叔”坐在龙床上，他们就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
于是，宦官们马上就忙活开了。一切都是按照既定程序，首先是发布遗诏：
“皇子冲幼，须选贤德，光王怡可立为皇太叔，更名忱，应军国政事令权勾当。”
随后，皇太叔在少阳院接见文武百官。当朝臣们步入大殿时，大概谁也没有对这位“皇太叔”抱有任何幻想，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大唐朝的命运竟然要系托在这么一位天子的身上，大家在无可奈何之余，还有些许感慨！可是，宦官当权，遗诏已经发出，他们又有什么办法？
这时，皇太叔出现了，他的脚步是那样沉稳有力，目光炯炯有神，他的面容满含着一种悲哀，一切都如常人。不过，从那坚毅的表情来看，他的聪明、睿智绝对要超过一般人！
所以，大家都被皇太叔不凡的气象震住了，他们都惊在当场。
随后，皇太叔开始处理已经积压了好几个月的奏章，一件件地处理，无不明白、合理。短短一个上午，皇太叔一举手、一投足之间，都让所有人大跌眼镜：他们以往的认识真是大错特错了！所以，在场的人先是惊诧，然后是欣慰，最后竟有一阵寒意袭上心头。当一阵料峭的春风吹过时，他们忽然发现：自己的衣衫已经被汗水湿透。当然，没人能料到：这样的冷汗竟然要流上13年！
随后，皇太叔正式即位，这就是唐宣宗！这一年，他已经36岁了。这是忍耐、毅力的胜利，也是处心积虑和坚忍不拔的最好回报。这件事再次证明了一个真理：只有很好地保存自己，才可能战胜强敌，取得最后的成功。
宣宗一上台，首先要做的便是推翻武宗所做的一切。为了这一天，他已经等待了很久，再也无法忍耐了。所以，新天子立即开始行动！
第一个倒霉的是宰相李德裕。在会昌年间，李德裕可是“首席宰相”，威权赫赫，也是唐武宗最信赖的大臣。但是，对于宣宗来说，李德裕既然代表着先帝武宗，就是要打击的对象。于是，在新天子即位后的第8天，执掌朝纲近6年的李德裕就被罢相，从他的政治顶峰跌落下来，连他的政敌也没有料到会这么快！两天后，李德裕最有力的助手和同志、工部尚书兼盐铁转运使薛元赏也被贬出京师。
自从“安史之乱”以来，大唐帝国就没有一天安宁过：今天是这个藩镇叛乱，明天是那个地方发生兵变，后天又是朝廷内部闹党争，一直闹腾了将近100年的时间。不过，在宣宗当政的13年里，帝国竟然是出奇地平静：河北的几个藩镇虽然继续割据一方，却也老老实实，没有野心；朝野上下虽有波动，却很快就趋于安宁，人民可以安居乐业。在大中（宣宗的年号）年间（847～859年），即使比不上本朝的盛世——“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却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太平之世”。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只要天下太平无事，就是无上的幸福。
在唐宣宗的“超绝睿智”面前，所有的朝臣、家奴都要冷汗淋淋。其实，宣宗整日面对这些人，心里又何尝“轻松”：因为他不能容许自己有丝毫的懈怠，更不想被人欺骗，所以只能全力以赴。在他执政期间，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实行了法治，使天下太平，但这种“法”的实质依然是“天子之法”，仍然是一种“人治”，而人治的最大悲哀就在于：它只能在短期内将国家治理好，而不能使国家永远强盛！
不错，在唐宣宗面前，所有人都变得“循规蹈矩”了。可是，倘若今后的天子不再是如此聪明的天子，这些藩镇、朝臣还会这样俯首帖耳吗？至于宦官们，也不得不收敛了许多，因为他们选错了人，竟然“种豆得瓜”，让一位“大智若愚”的人登上了皇位。虽然宦官们确实斗不过宣宗，但他们手中却有一件“百战百胜”的“法宝”：再造就一位新天子，难道你宣宗还真能“万寿无疆”不成？果然，13年后，唐宣宗病危，宦官们就把他扔在一边，另外拥立了一位昏庸无能的“懿宗”，使刚刚有一点起色的大唐朝又迅速走向衰亡。
所以，在皇权专制体制下，唐宣宗的作用毕竟是有限的，因为他只看到了眼前，没有为子孙后代留下一套制度，确保大唐的万里江山“永不变色”，确保国家永远太平无事。不过，放眼历代王朝，像他这样“韬光养晦”而登上大宝的又有几人？
崇祯帝：不动声色，铲除巨阉
明朝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二十二日，天启皇帝驾崩。根据遗诏，信王朱由检登基，改元崇祯。虽然崇祯帝即位时还不足18岁，但是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位“少年天子”，因为他比哥哥天启帝、父亲泰昌帝要强得多。特别是，在即位之初，他就“不动声色”地铲除了那位人见人怕的“九千岁”魏忠贤及其党羽，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建立起自己的绝对权威。
朱由检虽然从小长在宫廷里，锦衣玉食，但有一件事对他打击很大，使他有“切肤之痛”，那就是养母李选侍之死。对于朱由检，李选侍可是倾注了全部的心血和母爱。就是这样一位可亲可敬的长者，最后却忧郁而死，朱由检不能不受到极大的震动。很快，他就明白了养母的死因。原来，养母为人正直，不愿与客氏、魏忠贤之流同流合污，招来忌恨，被百般刁难，最后忧郁成疾，撒手归西。
养母的死，对朱由检幼小的心灵是一个极大的打击，使他逐渐感到人世间的复杂，开始对身边的人持怀疑态度。对于魏忠贤和客氏的一手遮天，他也有所警觉，开始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注意保护自己。
对于弟弟朱由检，那位爱做木匠活的天启皇帝倒是十二分地爱护，两个人的关系十分融洽。据说，有一天，当时还不太懂事的朱由检，竟然当面问过天启皇帝一个“非同小可”的问题：
“你这个位子我能不能坐？”
也许是兄弟情深吧！对这个“大逆不道”的问题，天启皇帝竟然笑着答道：“可以，可以！过几年，就让你来坐！”当然，这只是天启皇帝的一句戏言，没想到后来真的应验了。
不过，命运往往就是造化弄人，由不得你自己做主！天启帝突然撒手归西，竟然使朱由检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匆匆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天启七年（1627）八月，皇宫里突然传出天启帝病重的消息。到了八月二十二日，天启已经不行了，望着弟弟朱由检，眼光中包含着无限的哀怜、惜别之情：“你当为尧舜之君！”
一听这话，朱由检真是如“五雷轰顶”一般。不过，他很沉着，知道这是关键时刻，千万不能出错，所以他急忙回头与旁边的魏忠贤搭话，称赞他侍候皇兄劳苦功高！
这时，朱由检大概是悲喜交集：皇兄英年早逝，自己当然很悲痛；皇兄之死，竟意外地把自己推上了皇帝的宝座，心里自然有一阵欣喜之感。可是，魏忠贤权倾朝野，自己能否坐稳龙椅，朱由检也是心里没数。此番心境，是局外人难以体会的。
所以，在天启驾崩后，朱由检就在乾清宫里坐着，绝不轻易开口，一切顺其自然，没有人能摸透他的心思。
过了几天，朱由检正式登基。至于《即位诏书》，还是老一套：先是歌颂列祖列宗，再对刚刚过世的天启帝大唱赞歌，然后是叙述登基经过，公布新朝的年号——“崇祯”，最后以新天子的口吻说出了他的“治国大计”：
“朕以冲龄统承鸿业。祖功宗德，惟祗服于典章；吏治民艰，将求宜于变通。毗尔中外文武之贤，赞予股肱耳目之用，光昭旧绪，愈茂新猷。”
不过，这份《即位诏书》只是内阁大学士们的杰作，并不代表新天子的“真意”，因为内阁这时仍然是由阉党分子把持，所以在字里行间自然也充溢着魏忠贤的“旨意”。在某种程度上，这是魏忠贤给新天子今后的大政方针划出了一个“框框”，大有“既定方针”的味道。
对于这一切，新天子能甘心顺从吗？他还能容忍魏忠贤之流继续一手遮天吗？因为新天子在许多问题上不动声色，所以群臣暂时还找不到答案：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仍然心存一丝侥幸；而他们的对手，似乎看到了一点朦胧的希望；当然，更多的人还在拭目以待！此时此刻，这位新天子的心里到底在盘算些什么呢？那只有他自己清楚！
与前朝皇帝大不一样的是，崇祯对朝政是事必躬亲，认认真真地处理。
对于魏忠贤，崇祯像皇兄天启一样非常器重，该赏赐的照样赏赐，该荫官的也照样荫，绝不吝啬。至于皇兄天启帝原来准备赐给魏忠贤的匾额，崇祯也照赐不误。所以，人们似乎看不出新天子和魏忠贤之间有什么“不和”的迹象。不过，人们也不免有些怀疑：他们两个人之间果真如此融洽吗？就是新鞍配老马，也还需要一段“磨合期”，更何况是两个活生生的人呢？
最后，就连魏忠贤也感到有点不对劲！九月初一，魏忠贤终于沉不住气了，便来了一个以退为进，假意提出辞去“东厂提督”一职，以试探崇祯的态度。奇怪的是，崇祯非但没有批准，反而好言相劝，命他安心任职。所以，魏忠贤这一招就像打在棉花上，没有发出力来。
当时，崇祯的处境依然非常险恶，因为他孤身入宫，周围全是魏忠贤的党羽，政府各部门也大多是由魏忠贤的死党把持。在这种情况下，崇祯帝连自己的生命安全都成问题，哪还敢贸然出击呢？
不过，崇祯深知魏忠贤的为人，也明白：魏阉一日不除，自己就无法亲掌大权，更谈不上什么“中兴大业”。所以，他还得耐心等待机会！崇祯心里非常清楚：新天子即位后，总会有人跳出来，或者是想翻旧案，或者是想投机，讨好新天子，而把矛头指向魏忠贤及其党羽。
在阉党中，第一个倒霉的是兵部尚书崔呈秀。他不仅位高权重，而且手握兵权，一直是魏忠贤最得力的助手。所以，崇祯就把矛头首先指向崔呈秀，利用阉党的内部矛盾，迫使他于十月初辞职。崔呈秀的垮台，既斩断了魏忠贤的一条臂膀，又发出了一个政治信号——魏忠贤快要完蛋了。
于是，许多官员闻风而动，攻击的矛头也开始直指魏忠贤。十月二十六日，嘉兴贡生钱嘉征上疏，公开声讨魏忠贤的“十大罪状”——“并帝、蔑后、弄兵、无君、克剥、无圣、滥爵、滥冒武功、建生祠、通关节”！
自从天启四年（1624年）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以来，还没有人如此公开尖锐地弹劾魏忠贤。所以，魏忠贤非常恐慌，急忙跑到崇祯面前，连呼冤枉，痛哭流涕。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但魏忠贤是一个太监，可能已经算不上男儿，而且痛哭流涕对他来说也是“家常便饭”：想当初，杨涟上疏弹劾时，魏阉就是用痛哭流涕取得天启的同情和支持，从而反败为胜的。不过，他这一次却是失算了：崇祯似乎根本不相信他的眼泪，反而让人当场宣读钱贡生的奏疏，还要魏忠贤洗耳恭听，魏忠贤当时的心情如何，就不难想象了！
魏忠贤实在是受不了这种“羞辱”，立即称病辞职。在权力场上，“病”真是一个好东西，说有就有，说没有就没有。魏忠贤本来是想以“病”为托词，躲过这个风头，好以退为进。没想到，崇祯竟然来了一个“将计就计”，命他去白虎殿为天启守灵。
这时，魏忠贤就像一个输红了眼的“赌徒”似的，上疏辞去爵位、诰券、田宅。崇祯倒好，也来了一个“得理不饶人”，竟然全部批准，并趁机对朝廷的人事安排进行调整。
这一次，魏忠贤是彻底失算了！魏忠贤虽然老奸巨滑，却忘记了官场上的一条“铁律”——只有锦上添花，没有雪中送炭。或许魏阉自作聪明，想以退为进，伺机东山再起；或许他高估了自己，没想到自己会有那么多对手。无论如何，他走了一步“臭棋”！
现在，魏忠贤既然已经是一条“落水狗”，许多人便赶来痛打。于是，讨伐魏阉的奏章就像雪片一样飞进皇宫，送到崇祯皇帝的龙书案旁。或许，崇祯要的就是这种效果！这也是中国传统政治的特点：几年前，镇压东林党人时，天下人都是口诛笔伐，几乎是人人喊打；对魏忠贤，则是歌功颂德，无以复加。
最后，对魏忠贤进行“总清算”的时机成熟了。十一月一日，崇祯公开宣布魏忠贤的罪行：
“朕闻去恶务尽，驭世之大权；人臣无将，有位之炯戒。我国家明悬三尺，严惩大憨，典至重也。朕览诸臣屡列逆恶魏忠贤罪状，俱已洞悉。窃思先帝以左右微劳，稍假恩宠，忠贤不报国酬遇，专逞私植党，盗弄国柄，擅作威福，难以枚举，略数其概……”
结果，魏忠贤被发配到凤阳祖陵，客氏被送到浣衣局，他们的家产也全部被查抄。没几天，这一对狗男女就双双自杀，到地下追随天启皇帝去了。
到了崇祯元年（1628年）正月，崇祯又对魏忠贤、客氏、崔呈秀这三位“祸首”加重处罚，虽然他们本人已死，但他们的尸体仍然被处以“凌迟”（民间俗称为“杀千刀”）的极刑。
这时，崇祯也许早就忘了当初进宫接受皇兄遗命时，口口声声称誉魏忠贤的情景，也忘记了自己刚即位时对魏阉的态度。当然，有人会替崇祯辩解，说他是迫于形势，韬光养晦，故作姿态，为的是日后彻底清除阉党。既然崇祯贵为天子，尚且迫于形势，要羁縻魏阉，那么群臣是否也可以仿效他，大捧魏忠贤的臭脚呢？如果崇祯这样做是英明的抉择，为什么群臣这样做却被视为“附逆”，受到清算，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在政治上永远不能翻身呢？可是，在皇权专制体制下，这种没有道理的、无情的“宫廷政治逻辑”偏偏大行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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