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得好：“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历代王朝，在皇权体制下，就有那么一些宰相，如冯道、曹振镛之流，原本庸庸碌碌，根本不是当宰相的那块“料”，只是因为机缘巧合，才爬上了宰相的高位。
所以，当上宰相后，他们只想保住自己的位子，不敢放开手脚，经常是模棱两可，一味地摇摆于皇帝和权贵之间，“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得过且过”。可悲的是，在皇权社会里，这种“尸位素餐”的宰相往往是无灾无难，偏偏是政坛上的“不倒翁”！也许，中国的皇帝就喜欢这样的“庸相”！
冯道：“政治不倒翁”
在中国历史上，五代前后不过54年的光景，却跟是走马灯似的，总共换了5个朝代，出了十几位皇帝。古人常说，“一朝天子一朝臣”，皇帝既然短命，当然会有一批短命的大臣，他们往往当不了几年官，就随着王朝的垮台而成“过眼云烟”。但是，也有一个人创造了“政治奇迹”，在这不断的王朝更迭中，他竟然泰然自若，从未跌倒过，他就是“长乐老”冯道：终其一生，先后在5个政权当官，侍奉过10位皇帝，均能处变不惊，进退得当。
那么，是不是冯道先生怀抱“经天纬地”之才，这么多皇帝都离不开他呢？恰恰相反，这个人在政治上既无多大建树，又没有什么气节，一旦大难临头，他就会比泥鳅还滑，另攀高枝，溜之大吉。这位冯大人毕生追求的只是高官厚禄，从不以国家兴亡为己任，背君弃国对他来说简直就如同“家常便饭”。
冯道（882～954年），字可道，河北瀛州景城人。相传，在未成名时，他曾赋诗一首以表心志：
“莫为危时便怆神，前程往往有期因。终闻海岳归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
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但教方寸无诸恶，虎狼丛中也立身。”
唐朝末年，冯道曾在幽州大军阀刘守光的手下担任参军一职。刘守光失败后，他转而投靠大宦官、河东监军使张承业。张承业对他很器重，任命他为巡官，不久又将他推荐给晋王李克用，担任河东节度使掌书记。后唐建立后，冯道便官拜户部侍郎，充翰林学士。唐明宗时，他再拜端明殿学士，并当上了宰相。
唐明宗死后，愍帝即位，潞王李从珂在凤翔起兵，愍帝只好逃往卫州。愍帝前脚刚走，冯道这位“当朝宰相”就率领文武百官夹道欢迎潞王。既然冯道这么“识时务”，李从珂也不能亏待他，便命他继续担任宰相。
后唐清泰三年（936年），在契丹的武力支持下，石敬瑭灭掉后唐，建立后晋。冯道倒好，“打个包”，又来投奔后晋。经过一番巧言游说，石敬瑭仿佛被灌了一碗“迷魂汤”，竟然任命他为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加司徒，兼侍中，晋封鲁国公。石敬瑭死后，晋出帝石重贵上台，冯道又被加太尉，封燕国公。
不久，契丹大军压境而来，攻入开封，晋出帝被俘，后晋的大臣们或死或逃。至于冯道先生，依然是“临危不乱”，就像一位没事人似地前来朝拜契丹国主耶律德光。耶律德光起初很生气，“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斥责：“冯道，你在后唐曾事奉四位皇帝，可谓‘君恩深厚’。后唐灭亡，你又投靠后晋，也经历了两位皇帝。如今，你竟然还要改换门庭，如此不忠不义，我怎么能相信你？”要是别人，这时恐怕早就羞愧而死。冯道的脸皮大概特别厚，所以能“心平气和”地站在那里听耶律德光责骂。
最后，耶律德光骂完了，又问冯道：“你为什么来朝见我？”冯道竟然“大言不惭”地说：“我既没有城池，又没有军队，怎么敢不来？”耶律德光又讥讽他：“那你是什么样的老头儿？”冯道一听，故意装疯卖傻：“我是一个无才无德的痴顽老头儿！”听了这话，耶律德光哈哈大笑：“冯道，你倒也乖巧。我再问你一句，如何救得天下苍生？”冯道答道：“此时佛出救不得，只有皇帝陛下救得。”耶律德光大喜，当场封冯道为太傅。
后来，契丹军队北归，刘知远建立后汉，冯道又来归附，被封为太师。几年后，郭威灭掉后汉，建立后周。冯道先生“处变不惊”，依然脸不红、心不跳地来到郭威的旗下，凭着两排伶牙利齿和一张老脸，博得太师兼中书令的位子。
三年后，周世宗柴荣即位。这位柴荣先生可了不得，他是郭威的养子，其文治武功在五代可谓“空前绝后”。他刚即位，北汉就对其来了一个“下马威”，大举进攻上党。柴荣闻讯，急忙召见群臣，说：“我国新有大丧，北汉欺朕年少，以为朕一定不敢出兵迎战。眼下，只有出其不意，才能击败敌军，朕准备亲自出征！”
这时，冯道却站出来劝阻。起初，柴荣感到很奇怪：“过去，唐太宗平定天下，经常亲自出征，朕为何不可？”冯道欺负柴荣年幼，所以出言无忌：“依为臣看，陛下还比不上唐太宗！”柴荣一听，勃然大怒。原来，他早就看这个已经事奉过9位皇帝的“老家伙”不顺眼，所以他立即下诏免去冯道的“太师”一职。随后，柴荣亲自率兵出征，在“高平之战”中大败北汉军队。冯道这个“老滑头”过去不知闯过多少大风大浪，这回倒好，竟然在小小的柴荣这里翻了船，他不禁又羞又恼，很快就病死了。
出乎许多人的意料，这位冯道不同于以往或以后的大多数奸臣，他从不盛气凌人，仿佛是一位刻苦、自励的“忠厚长者”。当后唐、后梁两军在黄河沿岸决战时，冯道住在一个茅庵里，晚上他就睡在一捆枯草上。当时，有一位朋友怕他晚上寂寞难熬，就把从别人那里抢来的一个美女送给他，冯道实在推辞不掉，就将她安置在别的屋子里。等过了一段时间，冯道又将她送还给原来的主人，因而受到许多人的称赞。
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五代时期，天下纷纷扰扰，战乱不休，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冯道却怡然自得地做起“政治不倒翁”，非但不以为耻，还反以为荣，亲自著书津津乐道地讲述自己的光荣史，自号“长乐老”，给自己戴上一顶“高帽子”：
“孝于家、忠于国，为子、为弟、为人臣、为师长、为夫、为父，有子、有孙，时饮一杯，食味、别声、被色，老安于当代，老而自乐，何乐如之？”
读后真是令人作呕！看来，在厚颜无耻上，冯道大概是天下第一人、古今中外第一人，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曹振镛：“多磕头，少说话”
历史进入清代，在道光朝满朝文武中，最得宠、最走红的当数曹振镛。
曹振镛（1755～1835年），字俪笙，号怿嘉，安徽歙县人。最奇怪的是，曹振镛这个人政绩平平，并没有多少建树，却仕途通达，上升得很快。
在嘉庆皇帝逝世后，朝廷里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托津、戴均元、卢荫溥、文孚等几位军机大臣草拟遗诏，其中说到乾隆皇帝生在热河避暑山庄。这份遗诏颁布后，文武百官（包括道光皇帝）都没有挑出什么毛病，偏偏让太子太保、体仁阁大学士曹振镛挑出了一个“小毛病”：乾隆不是生在避暑山庄，而是生在雍和宫。
乾隆是道光的祖父，竟然把祖父的出生地都搞错了，这还了得！所以，道光龙颜大怒，很快就将这几个军机大臣赶出军机处，并命曹振镛在军机处行走。三个月后，曹振镛又交上了红运，荣任军机处领班，成为名副其实的“首辅”。
奇怪的是，曹振镛不仅得宠让人吃惊，其固宠也让人吃惊。在随后的那些岁月里，也没见这位曹大人有什么“不寻常”的事迹，却见他仍然一个劲地往上蹿，许多荣耀接连不断地落在他的头上。道光三年（1823年），道光在玉澜堂赐宴15位老臣，曹的年龄最小，却也分享到了赐宴、绘像之荣。第二年，他出任上书房总师傅，成为未来皇帝的师傅头儿。道光六年（1826年），平定张格尔叛乱，曹振镛又晋升为太子太师。次年，张格尔被擒，道光将曹振镛提升为太傅，赐予紫缰，在紫光阁陈列画像，进入显赫功臣的行列。此外，道光还亲笔题词，嘉奖曹振镛：
“亲政之始，先进正人。密勿之地，心腹之臣。学问渊博，献替精醇。克勤克慎，首掌丝纶。”
道光十一年（1831年），万寿节庆典，曹振镛被赐予双眼花翎，他们曹家真是“祖坟冒青烟”了。道光十五年（1835年），曹振镛病死，道光十分伤心，下诏对他“盖棺定论”：
“大学士曹振镛，人品端方。自授军机大臣以来，靖恭正直，历久不渝。凡所陈奏，务得大体。前大学士刘统勋、朱珪，于乾隆、嘉庆中蒙皇祖、皇考鉴其品节，赐谥‘文正’。曹振镛实心任事，外貌讷然，而献替不避嫌怨，朕深倚赖而人不知。揆诸谥法，足以当‘正’字而无媿。其予谥‘文正’。”
所以，《清史稿》称：道光帝对曹振镛是“恩眷之隆，时无与比”！
可是，只要我们细心点，就会发现：无论是品德，还是功业，这位曹大人都没有什么过人之处。
看来，平平庸庸，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是曹公的一贯作风。据说，嘉庆十八年（1813年），当天理教首领林清突袭紫禁城时，嘉庆帝正在热河行宫，群臣都劝皇上暂时不要回京，先调兵镇压再说，只有首席军机大臣、上书房总师傅董诰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劝皇上回銮，以亲自掌控局势。至于正留守北京的曹振镛，则把功夫下在当好“维持会长”上，设法维持城内的秩序。所以，当时有人写了一副对联讥讽曹、董二人：
“庸庸碌碌曹丞相，哭哭啼啼董太师。”
因为确实没有多少大事可以记述，所以《清史稿•曹振镛传》的篇幅很短，只有700多字。那么，既然曹振镛平平庸庸，无所建树，为何能在政治上平步青云，长盛不衰呢？其中肯定大有“奥秘”！
据《瞑庵杂识》记载：
“曹文正公（指曹振镛）晚年恩遇日隆，声名俱泰。门生某请其故，曹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
在这里，“多磕头”是肢体语言，表示顺从、谦恭，人见人爱（皇帝也不例外）；“少说话”，就是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言简意赅。古人云，“伴君如伴虎”，曹公“多磕头、少说话”就能让“万岁爷”满意，能让道光皇帝15年如一日地满意，曹公的这份功夫绝对高深。
在曹振镛的手里，“多磕头、少说话”上升做为之官道，成为官场上屡试不爽的“葵花宝典”。虽然曹振镛的一生没有什么事迹可以“名垂青史”，但这个“做官六字诀”绝对可以流传百世。要不然，这条只传授“得意门生”的做官真经又怎么会广泛流传，经久不衰呢？
“多磕头、少说话”是曹振镛为官几十年切身体悟的智慧结晶。至于他为什么要奉行这一“六字真经”，关键是他切实读懂了道光皇帝。因为道光是一个守成的皇帝，但他所处的时代又是一个特殊的历史转折时期：大清王朝正在由盛转衰；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皇权国家体制正在走向尽头，即将分崩离析；东方文明正在与西方文明进行大碰撞。面对这个“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作为中国这条古老大船的船长，道光皇帝显然是不合格的：他缺乏进行变革的魄力和能力，只能抱残守缺，一味坚持“祖宗成法”，使中国失去了变法图强的良机，眼看着这条大船日渐沉没。
在政治上，曹振镛和道光跟得很紧：道光喜欢求全责备，曹也喜欢挑小毛病。曹振镛一生曾3次充当学政，4次主持乡试，肯定会做文章、看文章，但在文章的评判标准上，此公却与皇帝保持高度一致——专挑小毛病，是典型的“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只要八股文做得好，滴水不漏，道光帝肯定喜欢，否则“龙颜震怒”，可就不得了了。至于文章里有没有治国安邦的“真知灼见”，那倒是无关紧要。
其实，道光也想治理好国家，但他个人能力有限，力不从心，又缺乏革除积弊的勇气和措施，往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命令很多，落实的很少，经常是“雷声大、雨点小”。到最后，连他自己也对朝政失去了信心，心灰意冷。
当时，道光每天都要批阅大量的奏章，但他一个人精力毕竟有限，实在是苦不堪言：要是仔细看，夜里不睡觉也看不过来；不认真看吧，又怕被臣下欺骗。这时，对皇帝的心态“了如指掌”的曹振镛便献上一条“妙计”：
“皇上几暇，但抽阅数本，见有点画谬误者，用朱笔抹出。发出后，臣下传观，知乙览所及，细微不遗，自不敢怠忽从事矣。”
道光一听，不禁暗暗称绝。于是，他依计而行，果然省时省力，大臣们都战战兢兢，惟恐被皇上抓到一朝之错，只好把许多精力花在“细枝末节”上。所以，台湾史学家苏同炳称：
“曹振镛琐鄙无能，养成了道光一朝政治风气之柔糜泄沓，所以他实际上是道光帝的罪人。在他所养成的风气下，官吏以不负责任之圆滑弥缝为做官之能事，不但有用的人才因之而销磨殆尽，国事亦因之而不堪闻问。”
古人云：“上有所好，下必有效者焉！”在高度集权的皇权国家体制下，既然有道光皇帝，就会有曹宰相；有了曹宰相，就会有曹振镛式的大小官吏。曹振镛的这套做官之道，对道光一朝的官场风气影响很大。对这种圆滑、颓废的官场习气，有人作了一首《一剪梅》以讽之：
“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
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通，一味谦恭。
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
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
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
大家襄赞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
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
流芳身后更无穷，不谥文忠，也谥文恭。”
这首《一剪梅》，可以说是对曹宰相“多磕头、少说话”的六字做官真经的绝妙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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