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皇权国家体制下，权力是一切投身“权力场”的人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不论你是否对权力爱不释手，只要踏进了“权力场”，就须臾离不开权力。不过，在权力的金字塔下，权力的配置并非是均衡的，往往是地位越高，权力越大。特别是，专制帝王高踞于权力金字塔的顶端，几乎掌握了无限的权力。那么，作为下级，如何与上级（尤其是皇帝）搞好关系，取得上司的赏识，这对自己的未来和前途至关重要。
在这一点上，蔡京、和珅、袁世凯堪称典范。他们胸有城府，工于心计，精于谋划，勇于打拼，更有自己独到的手段，读后真让人瞠目结舌……
蔡京“曲意逢迎”
在皇权专制时代，由于皇帝高高在上，臣下的生死荣辱往往系于他们的一念之间，所以，一些大臣（例如蔡京）就想方设法地逢迎君主。只要能讨得专制帝王的欢心，他们什么事情都可以做，道德、良心、人格、舆论都被他们抛到了九霄云外。为了能够向上爬，取得更高的地位，获得更大的权力，什么罪恶的、无耻的勾当，他们都干得出来。按照儒家的标准，这种人简直是地地道道的“小人”，甚至没有资格被称为“奸臣”。
众所周知，宋徽宗是一位昏君。不过，许多人不知道的是，起初宋徽宗也曾是一位“好皇帝”，后来一步一步地蜕化，最后竟然蜕变成了一位不顾一切地追逐声色犬马的昏君，成了中国历史上数得上的几位“败家子皇帝”之一。在这个漫长而浪漫的过程中，宰相蔡京起到了相当恶劣的作用。这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相互作用的过程，读起来相当有趣！
元符三年（1100年），宋哲宗突然驾崩，徽宗即位。刚上台时，徽宗还雄心勃勃，励精图治，试图结束已经延续达几十年的党争，所以改元“建中靖国”，企图弥和新党与旧党的矛盾，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在个人生活方面，徽宗也比较注意节俭，不敢铺张浪费。有一次，徽宗拿出一些玉制的盘碗杯盏来，小心翼翼地问群臣：“众卿家，我打算在国宴上使用这些东西，又怕别人觉得太奢华，说三道四，你们认为如何？”
这时，宰相蔡京出班奏道：“陛下，天子本来就应该享受天下的荣华富贵，区区几件玉器又算得了什么？何况，您是在国宴上使用，完全合乎情理，何必在乎别人说些什么呢？”听了这话，徽宗的心里真是美滋滋的！
要知道，蔡京饱读诗书，才华横溢，是当时的一位“大才子”。为了进一步讨好宋徽宗，使他可以放心大胆地享乐，蔡京竟然亲自站到了理论的最前沿，引经据典地炮制了一套“享乐理论”，从思想上帮助皇帝解除顾虑。
从《易经》中，蔡京推导出了一个“丰、亨、豫、大”的理论，意思是：在太平盛世，皇帝就应该有天子的气派，要敢于花钱享乐，不必拘泥于世俗之礼；否则，就会失去上天的眷顾！
此外，他又援引了《周礼》中的一个说法——“唯王不会”。在这里，“会”就是会计的意思。当时，蔡京告诉徽宗：《周礼》的意思是，自古以来，只要是君主，就可以不受限制地花钱；贵为天子，要是过分节俭，真是苦了自己，就和那些平头百姓没有什么两样了。
蔡京发明的这套理论，对徽宗来说真是“及时雨”，真是太善解人意了，已经不能用“卑鄙无耻”这四个字来形容。
按照儒家的传统理论，蔡京真可以说是一个“标准”的奸佞之徒。更不幸的是，这套“享乐理论”竟然被宋徽宗全盘接受，成为大宋朝廷的施政方针。
也许因为徽宗本人是一个艺术家，所以他的品味也很高雅，特别喜欢那些稀奇古怪的石头。按理说，在皇权国家里，一个皇帝不喜欢金山银海，只喜欢玩赏石头，岂不是天下臣民的“福气”？谁知道，皇帝的这个爱好和宰相蔡京的逢迎结合后，却产生了一个极其可怕的“怪胎”，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花石纲”！
为了讨好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年），蔡京专门在苏州设立“应奉局”，由他的心腹朱勔主持，专门在江浙一带搜罗奇花异石，最后竟然发展成一场灾难性的、遍及全国的“花石纲”大劫难。
为了搜寻奇花异石，各地官吏们如狼似虎，不论是高山深谷，还是深宅大院，只要有一木一石稍堪玩味，就会有官吏闯入，在上面做上记号，这玩意儿就立刻成了“御用物品”，主人必须妥善保护，稍有不慎，就是犯了“大不敬”的罪名。等到起运时，官吏们经常要拆墙毁屋，恭恭敬敬地将这些东西“请”出去。为了这个“花石纲”，倾家荡产者不计其数。
不久，在受“花石纲”祸害最深的江浙一带发生了方腊起义。对于那些落入自己手中的地方官吏，起义军经常采用非常残忍的手段，比如：活埋、挖心、剖腹、砍断手脚、熬成膏油“点天灯”，等等。这种极端的做法，恰恰从反面证明地方官吏们的残暴。所以，就连官修的《宋史》也委婉地指出：方腊起义其实是“官逼民反”！
和珅：“揣摩上意”
在《韩非子》里，有一段话专门分析大臣取得君主宠幸的手段，大意是：凡是奸臣，都想顺从君主的心意，以取得君主的宠幸，获取更大的权势。所以，只要是君主喜欢的东西，他们就会加以赞美、吹捧；至于君主憎恶的东西，他们就会诋毁、攻击。
此言不虚，在皇权专制时代，就有那么一些大臣非常“细心”，经常揣摩专制帝王的性格、喜好，然后采取相应的对策，以取得皇帝的宠信，这样的大臣就是“谀臣”。
一个工于谄媚之道的大臣，不但注意研究皇帝的脾气，还能发挥主观能动性，抢先一步，将皇帝想说而没有说的话先说出来，想办还没有办的事情先办了，这才是谄媚者中的“高手”。在权力场上，这种人没有理由不受到专制帝王的赏识，成为最有权势的人物。和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众所周知，乾隆一朝最大的红人当数和珅（1750～1799年）。终乾隆一生，他对和珅都是宠爱有加。那么，和珅究竟凭什么取得乾隆帝的欢心的呢？作为一位“投机钻营大师”，和珅必有其过人之处。
和珅在官场上钻营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善于揣摩皇帝的心思，成为皇帝肚子里的一条“蛔虫”。只要是乾隆喜欢的事情，他都抢着去做，尽力去做，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身为朝廷大员，在乾隆面前，和珅总是“言不称臣，必曰奴才”，“皇帝若有咳唾，和珅以溺器进之”。不过，“天威难测”，“龙眼无恩”，要成为皇帝肚子里的一条虫子着实不容易，和珅却做到了。从查办云南总督李侍尧一案，我们可以见识一下和珅这一手的厉害。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二月，原云南粮储道海宁控告李侍尧贪赃、勒索，乾隆大怒，遂命御前大臣和珅奔赴云南，处理此案。一路上，马蹄在泼风似地狂奔，和珅的脑子也在飞转：如何处理李侍尧一案？
对于李侍尧，《清史稿》有这样的评价：“（李）侍尧号才臣，帝所倚任。”仅仅几个字，就揭示了李侍尧的特点及其在乾隆心目中的地位。
李侍尧，字钦斋，汉军正蓝旗人，“机警过人”，才具非凡，还颇有来头。原来，他是额驸李世芳的四世孙，而李世芳是最早向清太祖努尔哈赤投诚的明朝大将，是清朝初年“标志性”的政治人物。
本来，李侍尧深受乾隆的赏识。因为李侍尧精明强干，政绩斐然，所以乾隆对他总是高看一眼。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在选派李侍尧为云贵总督时，乾隆表示，“各省总督老成有识，能办大事者，实无出李侍尧之右者”，对他的评价非常高。
那么，李侍尧既然兼才臣、能臣、宠臣于一身，圣眷正隆，乾隆又为什么要突然对他下手呢？和珅虽然聪明，却一时猜不透皇帝的心思，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在他的心目中，皇帝的态度才是处理李侍尧一案的关键所在，其他都是“小问题”！
抵达昆明后，和珅立即逮捕李侍尧，对他进行突击审讯。李侍尧猝不及防，屁股后头的臭屎还没有擦干净，就被暴露于阳光之下：大肆收受部属的馈赠和规礼，甚至巧立名目进行勒索。算下来，李侍尧共勒索白银35000两。几乎可以断定，这只是他贪赃枉法金额的“冰山一角”。
其实，在当时的官僚队伍里，李侍尧还不是一个“声名狼藉”之辈，而且，他贪污受贿、勒索下属，也不全是落入自家腰包，其中一部分是用于向皇上“进贡”。
原来，按照清朝的制度，凡是逢年过节，官员们都要进贡。特别是，乾隆又是一位“情趣高雅”的主子，对贡品非常讲究。过去，在两广总督任内，李侍尧经常与洋人打交道，自然不缺让皇上动心的“西洋镜”：什么会自动游弋的小船啦，会唱歌的盒子啦，会自动报时的自鸣钟啦，等等。这些千奇百怪的贡品，都是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结晶，其他总督、巡抚当然是“望尘莫及”！
但是，在调任云贵总督后，李侍尧可就犯愁了，因为新任两广总督在进贡方面必定更“新潮”，自己拍马都赶不上！思来想去，李侍尧忽然心头一动：云贵地区的优势是盛产金银，可以将金银打造成一些精妙绝伦的工艺品进贡。当然，这笔钱李侍尧不可能掏自己的“腰包”，就向下属大肆勒索“进贡费”。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皇帝向各省督抚勒索，各省督抚就向下属勒索，层层勒索、搜刮。总之，李侍尧只是大清朝官场搜刮体系中的一环。
不过，李侍尧倒是一条“好汉”，天塌下来自个顶着，在审问时就是不提“进贡”二字。
这时，和珅将全部心思集中到一点：如何处置李侍尧？是给他留一线生路，还是送他去阎罗殿？
要知道，乾隆对贪官污吏从来都不手软。乾隆一上台，就有一大批高官权贵成为他反腐倡廉的“刀下鬼”，如：兵部尚书鄂善、云贵总督恒文、两淮盐政高恒、贵州前任巡抚方世隽、贵州巡抚良卿、云南布政使钱度，等等。
纵观乾隆一朝的肃贪史，在李侍尧案发前，贪官免于一死者仅有浙江巡抚卢焯一人。那么，卢焯为什么能够逃脱杀身之祸？是不是因为卢焯是著名的能臣，政绩卓著，在民间颇有声望，所以皇帝对他网开一面？这也说不通。例如，两淮盐政高恒也是一位能臣，深得乾隆宠信，为什么他就未能逃过死劫呢？
所以，和珅将整个思绪聚焦到何焯、高恒的身上：前者何以生，后者何以死？本来，李侍尧的生死关他和珅屁事，根本用不着他这么瞎操心！但是，这个案子事关乾隆高兴不高兴，所以和珅必须高度重视。
于是，和珅想呀、想呀，一直想了个“昏天黑地”。最后，灵光一闪，他的眼睛忽然一亮，顿时开窍了，立即上奏：对李侍尧处以“斩监候”，查抄全部家产。
在清代的刑罚里，斩监候相当于今天的“死缓”，尚有一线生机，说不定皇上哪天高兴了，就可以保全性命，甚至官复原职。看来，和珅是认定乾隆不想要李侍尧的命。看来，在乾隆一朝的肃贪史上，注定还要多一个“卢焯”。
接到和珅的奏折后，乾隆立即命内阁大学士、九卿讨论此案。讨论来，讨论去，大家一致认为：对李侍尧处理过轻，应当将“斩监候”改成“斩立决”。对此，乾隆没有表态，却将这个题目交给各省督抚去做。为此，他颁布了一道“耐人寻味”的上谕，让地方督抚们讨论：究竟是采纳和珅的意见，还是大学士、九卿的意见？
为了与李侍尧划清界线，避免惹火烧身，各省总督、巡抚们几乎是“一边倒”地附和大学士、九卿的意见，只有“不识相”的安徽巡抚闵鄂元明确支持和珅，认为应该给李侍尧留一线生路。
整个形势对和珅很不利。不过，在舆论一边倒的情况下，他仍然相信自己的判断，坚持自己对李侍尧的处理意见。
果然，不出和珅所料，乾隆并没有采纳多数派的意见。十月初三，乾隆颁布上谕，力排众议，借闵鄂元之口采纳了和珅的意见。其实，乾隆早就拿定了主意，他之所以将这个题目抛给各省督抚，一来是教育这些封疆大吏，二来是借他们之口宽恕李侍尧。可惜，各省督抚中只有闵鄂元一人领会皇上的“苦心”！
在皇权专制时代，皇帝至高无上，只要他想做什么事，总是不愁找不到理由的，也都是“正确”的。反正，“一意孤行”这个词儿就是专门为皇帝“打造”的，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最后，李侍尧的结局大大出乎朝臣的意料：在大牢里，李侍尧只蹲了不到半年，就得到皇上的特赦，命他以“三品大员”的身份奔赴兰州，指挥镇压苏四十三起义；不久，又命他署理陕甘总督，授予头品顶戴，加太子太保衔；台湾林爽文起义爆发后，乾隆又命李侍尧出任闽浙总督，并将其画像陈列于紫光阁。
许多人都想不通，同样是犯下贪污、勒索大罪，这么多大臣都人头落地，为什么李侍尧能够死里逃生、东山再起？
其实，和珅早就想通了。原来，在拿捏李侍尧的生死之时，和珅将云贵总督恒文与浙江巡抚卢焯的命运作了比较，终于想通了：事发后，恒文说，自己勒索来的钱是用来进贡的，竟然将“屎盆子”扣到皇帝的头上；卢焯却咬紧牙关，丝毫不提进贡一事，不肯牵扯到“圣明”的皇上。所以，和珅“茅塞顿开”：只要给李侍尧留下一线生机，一定能深契“圣意”！
那么，乾隆为什么要出尔反尔，先是声色俱厉地查处李侍尧，到头来却是“监而不斩”，如此矛盾，到底是出于何种盘算？其实，乾隆如此处置李侍尧，充分体现了一种高超的“驭臣术”：即使你是宠臣、能臣，地位再高，只要犯了事，朕照样可以治你，既可以让你脑袋搬家，也可以让你官复原职，朕要你生就生，让你死就死，看谁还敢不听朕的话？反正，在皇权社会里，天下再大，皇帝最大！
在李侍尧一案上，和珅办得妥妥帖帖，乾隆龙心大悦，对他更加赏识。还在回京的路上，乾隆就毫不吝啬地将恩宠泼到和珅的身上：将他提升为户部尚书、议政大臣。回朝后，和珅又针对云南的盐务、钱法、边事提出许多建议，乾隆大喜，立即任命他为镶蓝旗都统，使他成为手握兵权的“朝廷大员”！
袁世凯：“毛遂自荐”
俗话说得好：“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在皇权专制时代，大家在权力场上角逐，各人的智商固然有高有低，参差不齐，关键就看谁能够掌握主动权，抓住机遇，取得成功，成为“英雄”；反之，如果机会来了，你却驾驭不了，就可能身败名裂，成为被世人唾弃的“狗熊”。
在这方面，“一代枭雄”袁世凯做得相当好：在转瞬即逝的机会面前，他及时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平定“壬午兵变”时毛遂自荐，从而脱颖而出，“点亮”了自己的人生之路！
早年，袁世凯的命运很坎坷，先后在天津、上海等地混迹，非常潦倒。不过，他素来有大志，曾告诉一位好友：“如果我手上掌握10万精兵，就可以横行天下！”可是，袁世凯当时还是赤手空拳，到哪里去建功立业呢？
光绪七年（1881年），经友人推荐，袁世凯去山东登州投奔淮军名将吴长庆，在“庆军”的幕府中任职，并拜名士张謇为师。不过，他终究是属于乱世的人，不甘心做一名普通的幕僚，他的野心可大着呢，时刻都想干一番大事业。
很快，机会来了。光绪八年（1882年）七月，朝鲜发生兵变，驱逐闵妃，拥戴大院君李罡应执政，这就是著名的“壬午兵变”。八月初，清政府决定：派吴长庆率领庆军前往朝鲜平定叛乱。
一听说要开赴朝鲜，袁世凯就大为兴奋，几个晚上都睡不着觉：在国内，他既没有功名，资历又太浅，要是论资排辈的话，真不知猴年马月才能受到重用。去朝鲜，虽然是异国他乡，但也容易建功立业，自己就有机会大出风头了。
所以，袁世凯在写给哥哥的信里说：“弟限于资格，中原难期大用，抵高丽，能握兵权。”此外，他还断言：“李熙，庸主耳，无能为，夺其政权归我掌握，犹反手也。”很难相信，这些话出自一个才23岁的青年之口。这时，袁世凯虽然还很年轻，但他以其超人的政治嗅觉认定：发生在异国朝鲜的这场动乱，是自己千载难逢的良机。
在这个问题上，才20出头的袁世凯就比他的上司——庆军统领吴长庆站得高，看得远。当时，吴长庆想的只是去朝鲜平定叛乱，好赶快回国领赏，继续做他的统领，压根儿就没想过要在朝鲜“建功立业”！
袁世凯既然打定了主意，第二天一早就央求老师张謇：请他在吴长庆面前多多美言几句。于是，吴长庆命他在前敌营务处任职，负责军需供应和勘察进军路线。
八月二十三日，清军从登州启程，向朝鲜进发。这时，年青的袁世凯十分豪迈，站立船头，放眼远眺，大有“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之感！
几天后，运兵船抵达朝鲜南洋港。面对着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许多将士战战兢兢。这时，吴长庆命一营为先锋，火速登陆。在这个关键时刻，一营营官贪生怕死，竟然抗命，要求先探明朝鲜首都汉城（今韩国首都）的动静，再抢滩登陆。“军情如火”，岂能耽搁？吴长庆一听，非常窝火。
这当儿，袁世凯毛遂自荐，表示：愿意充当“开路先锋”。吴长庆大喜，当即宣布改派他为一营营官。随后，袁世凯杀气腾腾地宣布军纪，率军出击。当他“一马当先”地冲到岸边时，发现岸上只有几十名朝鲜士兵。一见“天朝上国”的军队来了，他们早就在港口毕恭毕敬地迎候。就这样，不费吹灰之力，袁世凯就立下头功，还白捡了一个营官。对此，吴长庆非常满意，回头对张謇说：“慰庭（指袁世凯）真不错，不负张先生提拔，我应当向张先生道谢！”
不过，让吴长庆惊喜的事情还在后头呢！
当时，清军已经极端腐朽，那些士兵多是临时征募而来，其中还夹杂着不少市井无赖，军纪败坏，烧杀抢掠时有发生，使得朝鲜百姓人心惶惶。
对此，吴长庆也是大动肝火，却束手无策。袁世凯觉得这是“天赐良机”，便挺身而出，愿意担当整顿军纪的重任。吴长庆大喜，当即颁给他一支令箭，命他全权督查军纪。
当天夜里，就有当地族长进营禀报：有一批清军正在抢劫老百姓的鸡鸭肉鱼。吴长庆便命人把袁世凯叫来，问他：为什么不严办？袁世凯赶来后报告：刚才，在军营外，他已经请出令箭，将为首的7个人斩首示众。
这时，朝鲜老族长赶忙倒身下拜，连连称颂王师纪律严明，表示：回去后一定让百姓们多准备一些上等食品，以犒劳“王师”。老族长走后，吴长庆拍拍袁世凯的肩膀：“好孩子！你干得不错！”
从此，庆军军纪肃然，袁世凯也是声威大振。对此，庆军中的许多“老兵油子”虽然恨得咬牙切齿，但又惧怕他手中的那支令箭，只好敢怒不敢言。当时，有一位姓周的幕僚悄悄写了一首“打油诗”，对袁世凯大加讥讽：
“本是中州假秀才，中书借得不须猜。
今朝大展经纶手，杀得七个人头来。”
原来，袁世凯并未中过“秀才”之类的头衔，但当地人都传说他是秀才，所以周某才讥讽他是“假秀才”。而且，袁世凯当时只是一个小小的“中书科中书”，还是叔父袁保庆花钱给他捐来的。
所以，袁世凯很快就取得了吴长庆的赏识，命他总理前敌营务处，还将军中的内务杂事都交给他处理，可以便宜行事。
庆军抵达汉城后，了解到这次兵变的“幕后主使人”是大院君李罡应。然后，他们设下一个计谋，把大院君骗到清军大营，将他捆了个严严实实。随后，袁世凯率领一队人马连夜出击，很快就控制了汉城。
兵变平定后，吴长庆称赞袁世凯“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列为“首功”。所以，在阅读这份战报时，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对出现频率很高的“袁世凯”印象很深。
随后，在李鸿章奏请朝廷嘉奖的名单上，袁世凯也赫然在列，并称赞他“治军严肃，剿抚应机”，奏请以同知补用，并赏给顶戴花翎。看来，李鸿章真是有眼光，虽然远在千里之外，与袁世凯素不相识，单凭着一份战报，就抓住了袁世凯最大的长处——临危不乱、长于应变。
至于吴长庆，对袁世凯的评价虽然没有李鸿章到位，但他也把袁世凯视为庆军的“第一有为青年”，所以又命袁世凯全权处理对朝鲜的外交事务。袁世凯知道后，真是大喜过望，因为这个职位非常特殊，从此他就可以以驻朝清军乃至大清国在朝鲜的“代言人”自居了！
中国有一句名言：“乱世出英雄。”平地一声雷，在“壬午兵变”中，袁世凯扶摇直上，登上了大清国的军事、政治舞台。
一个人的成功绝非是偶然的，他必须在某些重要关头表现出杰出的才华和能力，取得卓越的成就。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独到的眼光和手段。世人一般认为，袁世凯是从天津小站练兵“起家”的。可是，如果袁世凯没有毛遂自荐，在平定“壬午兵变”时脱颖而出，获得吴长庆和李鸿章的赞赏，清政府就根本不会注意到他这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伙子”，更不会在甲午战争后把编练北洋新军的重任交给他；如果他不在天津小站练过兵，光绪帝和维新派就不会找他杀荣禄、包围颐和园，他也就无法向荣禄“告密”，从而取得慈禧太后的赏识。所以，这次“毛遂自荐”可以说是袁世凯毕生事业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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