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悲歌——皇权政治中的人生宿命
引言：皇权社会中丧失了独立人格的中国人
整个封建社会，中国就一直是一个以专制皇权为中心的“官场化”社会，或者说是一个“大官场”。在这里，既有聚光灯下大放异彩的荣耀，也有千尺水中触礁沉船的陷阱；既有万人之上一呼百应的显赫，也有中箭落马被踩成肉酱的惨状。其中，有的是喜剧，更多的却是悲剧！
于是，人们不禁要问：过去素来自命不凡的中国人，为什么始终无法摆脱这种“官场化”社会？究竟是我们的祖先缺少创新的智慧，还是有什么东西在束缚着我们的祖先思想的翅膀，以致于我们的祖先停滞不前？抑或是皇权社会里的中国人的人格被扭曲，喜欢这种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生活？
近代以来，西方崛起，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在历史舞台上扮演主要角色，特别是美国，可以称得上当今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而在此之前，世界上可以被称为“超级大国”并经久不衰的，只有中国。几千年来，中国的国力曾遥遥领先，经济发达，文化先进，其他国家望尘莫及。面对那些“蛮夷”、“番邦”，那时的中国人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让我们的祖先过分自信，想怎么搞就怎么搞，反正我们最先进，就是标准；与我们不一样，就是不遵从教化。结果，在这种自高自大、惟我独尊的错误意识支配下，身处皇权社会的中国人逐渐失去了求新、求变的精神，一直信奉儒家学说，崇尚专制皇权，即使把国家弄得乱七八糟，天下大乱，社会崩溃，也是“九死而不悔”！久而久之，封建社会的中国人逐渐拜倒在专制皇权的脚下，成为帝王们的“奴仆”，丧失了独立的人格。
那么，什么是人格？在古代汉语中，虽然没有“人格”一词，但早已有了人格的观念。人格这个概念源于拉丁语Persona，起初是指演员在舞台上戴的面具，与我们今天戏剧舞台上不同角色的脸谱差不多。后来，心理学家借用这个术语，用来说明每个人在人生舞台上各自扮演的角色，及其不同于他人的精神面貌。
在中国皇权社会里，君有君格，臣有臣格，官有官格，民有民格，各有不同的“格”。其中，君格为专制帝王们独有，他们是圣人；举凡宰相、文臣、武将、后妃、外戚、宦官等大小官吏或贵族，都有官格，在皇帝面前是奴仆，在老百姓面前又是“主人”（狐假虎威而已），亦奴亦主；至于一般的平民百姓，则有民格，被剥夺了一切权利，是奴隶式的“草民”、“贱民”、“小民”、“蚁民”。
在皇权社会里，人们按照所拥有的权力大小，分为三六九等，社会地位也各不相同，分别拥有属于自己的“格”。反正，三教九流，什么样的人都有，就是没有具有独立人格的“人”。而缺少独立人格的一大表现，就是没有主见，不能（也不敢）为自己做主，对周围的舆论特别重视，所谓“人言可畏”在中国人的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所以，中国人对外界的臧否总是特别重视，在倾听别人意见时更要“洗耳恭听”——耳朵特别长，眼睛特别亮，心眼特别小，报复心特别重。
在中国皇权社会的历史上，因为一言不慎而招来灭门之祸的事情数不胜数。时间一长，许多人就认定了一个信条：祸从口出，沉默是金，不该说的不说，该说的也不说。在皇权社会的官场上，“点头先生”、“划圈先生”、“叩头先生”、“是是先生”之所以那么多，这是根本原因！
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皇权社会的中国人就丧失了独立的人格，信仰和求知精神也被“阉割”了。自从先秦诸子百家之后，二千多年来，中国再也没有出现过具有独创性的思想家，即使出现一点苗头，也会立即被扼杀。在这个社会里，一切有思想的人都被压制得动弹不得。为了活着（像狗那样苟活着），不能不收敛锋芒，夹着尾巴做人，惟恐触犯了统治者的忌讳，招来“塌天大祸”。
这是为什么呢？这与皇权专制国家的残酷统治有关。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开始，历代帝王就大搞文字狱，“思想罪”大行其道，中国人受到了极大的挤压，缺乏自己的自由意志。
特别是历代帝王大力提倡儒家思想，使古代的文人士大夫只知道学习礼乐，取法先王，崇古复古，维护专制制度。隋唐以后，又推行科举制度，更是造就了一批又一批打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幌子，只会读死书、死读书，一心只想做官，成为争权夺利的社会蛀虫，他们缺乏“思想”和“人格”，一辈子也走不出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桎梏，自我封闭，不肯真正睁开眼睛看一看世界。这真是中国皇权社会的悲剧，更是皇权社会里中国人的宿命！
正因为皇权社会里的中国人缺乏独立的人格，所以他们很容易听天由命，随遇而安，逆来顺受。在权力场上活动的人，比如宰相、文臣、武将，绝大部分都是用儒家经典培养出来的人，信奉的是儒家的官场哲学，表面上彬彬有礼、温文尔雅，私下里相互嫉恨，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
在中国古代，儒、道、佛三家并行，大行其道。虽然儒、释、道三家有“入世”、“出世”之分，但在劝世人逆来顺受、忍让克制方面，它们的功效却是高度一致，没有任何一家宣扬自尊、自强，宣扬的都是愚民思想，对个人自尊心百般打击。在它们的共同影响下，中国人被驯化成了只会为争名逐利而奔忙的动物人（甚至是机器人），宛如行尸走肉！
几千年来，在皇权社会里，儒家的“性本善”，道家的方术迷信，佛家的“来世”观念，成了中国人的“麻醉剂”、“安魂剂”，以至于中国人始终不敢用眼睛正视“权力”（特别是专制皇权）这只怪兽，只是一心企盼“圣王”、“明君”的恩赐，等待天命、圣人、大人的善举！
因此，在皇权社会里，大多数中国人的成就意识很低，具有严重的自卑心理，时刻准备逆来顺受，苟且偷生，缺乏创新、求知精神，感到自己的心灵生活在一片孤独的荒漠之中，处于一种极端压抑的状态，承受着巨大的精神痛苦，许多人只好脱离红尘，消极避世！
于是，类似“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近来学得乌龟法，得缩头时且缩头”之类的处世格言，便在中国皇权社会历史上经久不衰，这种阿Q式的语言反映了皇权社会里中国人“缩头乌龟”式的人生态度。到最后，皇权社会里的中国人连仅有的一点人格和自尊也丧失了，糊里糊涂地生，糊里糊涂地死，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在人生舞台上走一次过场，再无声无息地消失。一部中国历史，竟然变成了一部皇权社会中国人的人性悲剧史！
就这样，在皇权社会里，中国人身处精神被隔绝之中，越来越麻木、迟钝，他们的文化视野仅限于自己周围极其狭小的空间，无边无际的暴力、压迫、恐吓、威慑、死亡蔓延过来，吞噬了一个个鲜活的个体。所以，中国皇权社会不适合天才的生存、成长，成了天才的“地狱”。例如，屈原、曹植、嵇康、谢灵运、李白、杜甫、柳宗元、韩愈、白居易、苏轼、黄庭坚、李贽、龚自珍、谭嗣同……无不被告密、中伤，而遭到掌权者的治罪、贬斥、流放……反正没有好下场。像屈原的那种永远不“随波逐流”的高傲性格，就注定了他的悲剧命运。
总之，在皇权社会里，中国人就像是一头被拴上了鼻子的耕牛，或者是一匹被套上了缰绳和车轭的骡马，失去了创造力和创新精神。在这个顽固、封闭、愚昧的皇权社会里，中国人逐渐丧失了独立的人格，成为精神上的“侏儒”，默默地忍受着专制帝王对社会权力的垄断，让自己人性的良知在专制皇权的淫威面前默默地死去。
几千年来，在皇权社会里，中国人的精神领域越来越狭窄，越来越陷入颓境，民族精神越来越暗淡……与皇权社会里中国人的精神萎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类历史上的“思想巨星”有一半以上是出现在17～19世纪的西方，如霍布斯、洛克、笛卡尔、牛顿、休谟、孟德斯鸠、卢梭、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