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7月，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前夕，黄炎培先生曾访问延安，与中共领袖毛泽东之间有过一番著名的“窑洞对”。当时，黄炎培谈到了“历史周期律”这个话题：
“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团体都没有跳出这个周期律的支配力。”
在这里，黄炎培确实提出了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在中国皇权社会里，既有从“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到“康雍乾盛世”的太平盛世，又有作为其对照的“白骨暴于野，千里无鸡鸣”的乱世。对此，许多人也朦朦胧胧地意识到了，所以才大谈“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五百年必有王者出”。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这个周期以二三百年为一轮周而复始：先是王朝初期的“休养生息”，励精图治，出现盛世的空前繁荣；接着是骄奢淫逸、贪污腐败，大批小农破产、流亡，伴随着某种外患；最后，原子弹大爆炸，农民大起义爆发了，在横扫贪官污吏的同时，将几十年、几百年积累的文明成果毁于一旦；等到农民战争过去后，新的王朝建立了，皇权国家又在废墟上重建。
几千年来，中国历史陷入了这样一种“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之中。每一次王朝更迭，都是把前朝的历史重新复制一遍，“换汤不换药”：张家王朝衰落了，又有一个李家王朝取而代之，但李家王朝并不能创造出一种新的制度，很快就走上了张家王朝的老路，先是兴起，接着是繁荣，然后是衰落，再到灭亡，反反复复。在这种乱象纷呈的历史背后，历史周期律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在无形中支配着中国历史。
古往今来，中国人走的是“循环往复”的同一条路，犹如一股水流长久地迂回在同一条河道里。其实，生活在秦始皇统治下的“黔首”与生活在二行余年后大清朝统治下的黎民百姓，除了在服饰、装束、用度上有一些差异之外，其生活的实质又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呢？
其实，黄炎培先生之所以要提出“历史周期律”，更多的是对“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思索和渴望！
皇权国家带来社会灾难
几千年来，中国封建王朝一直是一个“皇权国家”，专制皇帝掌握着无限的权力，支配着社会的一切方面，支配着社会的全部资源、信息和财富，支配着农、工、商业和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支配着所有人的荣辱得失（甚至生死）。在皇权时代，天下臣民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专制帝王的支配，都得（直接或者间接地）围着皇帝运转。总之，中国古代是一个典型的“皇权社会”。
那么，这种皇权社会有没有优越性呢？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想统一天下，构建一个拥有广阔的版图和众多民族、人口的统一国家，就必须依托于皇权，才能建立一个强大的政权，但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种高度集权的皇权国家体制的弊端也是非常明显的。特别是，这种权力过于集中的皇权体制本身，就决定了它不可避免地造成深刻的社会危机，以致走向社会矛盾大爆发，引发社会大动乱！
无限的权力，无限的灾难
在中央集权的皇权专制国家里，专制帝王可以左右一切，皇帝的权力扩张到了吓人的高度。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有一句名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为了防止权力的滥用，“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
令人遗憾的是，在中国古代的皇权国家里，没有任何一种机构或力量可以制约最高皇权，专制帝王被置于不受任何约束的位置，拥有绝对的权威，可以独裁、专断，一个人说了算。正因为专制帝王掌握着国家最高权力，又不受制约，他们一个念头、一个怪诞的想法，就可以决定整个国家、全体人民能够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决定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方向和命运。
在皇权时代，“全国一个脑袋”，全体中国人的命运就取决于皇帝一个人的喜怒好恶，国家的命运和历史的进程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因为专制帝王拥有无限的权力，而国家的人力、财力、物力又高度集中到皇帝的手中，所以这种至高无上的皇权威力惊人：既可以用来做好事，给国家和社会带来福祉，也可以用来做坏事，给全社会造成灾难。
在中国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几位“明君”，他们运用手中的皇权，在发展社会生产、促进社会发展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最终受益者主要是统治阶级）。不过，在皇位世袭的“家天下”下，这种有作为的“好皇帝”实在是风毛麟角，像晋惠帝司马遹那样的“痴呆皇帝”倒是大有人在。
更为普遍的是，许多皇帝运用手中的巨大权力，玩弄天下人于股掌，驱人民如仆婢，给整个国家和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例如，秦始皇统一全国后，调动大量人力、物力，为自己修筑宫殿、陵墓。据史书记就，仅骊山陵便修了36年，陵内建有宫殿、楼阁、朝房，穹顶以珍珠嵌成日月星辰，下面用水银造成江河大海。这项工程耗费了无数人力、物力，光民夫就征调了75万人。秦始皇在位时，不爱惜民力，无限度地征发人民服劳役，致使“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就是因为秦始皇手中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不受约束，可以为所欲为。
隋朝的杨坚、杨广父子也很典型。在中国历史上，隋文帝杨坚是一位以倡导节俭而闻名的皇帝；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儿子隋炀帝杨广却是历史上出了名的奢侈皇帝。隋文帝一生节俭，临死前积累了大量财富，正好为杨广提供了挥霍的资本。隋炀帝一上台，就命宇文恺营建东都洛阳，每月役使男丁200万人。由于时间紧、工程急，许多丁夫被活活累死。为了修宫殿，要从江西运来特大木村，运一根木柱就要使用2000人，耗费几十万个工。一根木柱如此，整个工程耗费的人力、物力也就可想而知了。此外，隋炀帝还修长城、开凿大运河、修驰道、三征高丽，等等，无止境的徭役、兵役和赋税，使老百姓“死于役而家伤于财”。
马克思有一句名言：“对小农民来说，只要死一头母牛，就不能按原来的规模重新开始他的再生产”。在中国古代，生产力水平低下，小农经济又非常脆弱，最经不起折腾，被秦始皇、隋炀帝们征发来的人，主要是农村的男丁，是农业生产的主要劳动力，在皇权国家的逼迫下，他们却被迫去服繁重的徭役、兵役，这势必会对农业生产造成严重的影响。最后，广大人民实在是忍无可忍，被迫起来反抗，推翻腐朽的专制王朝。
当然，专制帝王也是人，不是神，他们不可能不犯错误，问题的关键是：为什么一个人（指皇帝）犯了错误，千百万人民就得跟着倒霉，竟然导致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灾难？为什么全国上下没有一点办法来阻止这种错误（或罪恶）的发展？这是皇权国家的 一个致命缺陷！
在中国历史上，由于种种原因，一些皇帝大权旁落，导致母后、外戚、宦官操纵朝政。但是，这只是一种变态的皇权专制，并不能改变皇权专制制度的本质，而且这种变态的皇权专制往往更加腐朽、丑恶。因为这些母后、外戚、宦官个人才能有限，又没有什么文韬武略，充其量不过是在宫廷政治中有“两下子”。他们之所以能够专权，是因为他们接近专制帝王，可以通过种种手段控制皇帝，从而窃取皇权，把持朝政。
在本质上，他们是专制帝王的附属物，是攀附于皇帝这棵大树上的青藤，根本无法自立，只能依附于专制帝王。表面上，他们“挟天子以令诸侯”，似乎威风不可一世，但他们的权力基础却很脆弱，地位很不稳固，所以他们一旦当政，往往抱着一种“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心态，拼命地争权夺利，比那些专制帝王还要疯狂和贪婪。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母后、外戚、宦官主要是生活在宫廷里，活动范围狭小，对整个社会知之甚少，很容易束缚他们的眼界，更谈不上高瞻远瞩，驾驭全局；如果让这样的人掌握最高权力，左右政局，往往比专制帝王亲自掌权还要荒唐、可怕，可能给全社会带来更大的危害！
残酷的“皇权竞技场”
在皇权社会里，一般来说，能够参与宫廷政治，在激烈的皇权斗争中“插一脚”的人，大都是统治集团的高层人物，主要是皇族内部的成员。在这里，父子之间、夫妻之间、兄弟之间、叔侄之间，什么“孝慈悌友”之类的谎言早就被刀光剑影所代替，即使在汉、晋、隋、唐、元、明、清这些“大一统”的王朝里，也是屡见不鲜。这不，西汉的“七国之乱”、西晋的“八王之乱”、明朝的“靖难之役”、清朝的“三藩之乱”，都是震撼全国的重大事变；就连著名的“太平天子”——清圣祖康熙，面对羽翼已丰、对皇位虎视眈眈的众皇子，也是心力交瘁，痛苦不堪，有好几次竟然想自杀！
在皇权时代的“权力竞技场”上，真正讲究的是刀枪和手腕。为了争夺最高皇权，那些满嘴“仁义道德”的统治者们可以不择手段，以至于我们今天都觉得不可思议。俗话说：“虎毒不食子！”王莽总共有4个儿子，1个早死，其他3个都被他处死。南朝的第一个小朝廷——刘宋，宋文帝刘义隆死在自己的亲生儿子刘邵之手。刘邵刚上台，弟弟刘骏就以“讨逆”为名，起兵攻杀刘邵，是为孝武帝。孝武帝刘骏的心肠更狠毒，先杀了叔父南郡王刘义宣，又杀了弟弟竞陵王刘诞、海陵王刘休茂等人，只有湘东王刘彧因为平庸幸免。不过，“恶有恶报”，刘骏总共生了28个儿子，被宋明帝刘彧杀了16个，被后废帝刘昱杀了12个，一个也没能善终。在炙手可热的皇权面前，皇家父子叔侄兄弟相残，谁也不肯退让一步！
问题的关键是，每一次争夺最高皇权所造成的动乱往往给人民和社会带来深重的灾难。例如，汉景帝时，“七国之乱”的战火蔓延大半个中国。当时，吴王刘濞62岁，他的小儿子14岁，于是他就下了一道命令：吴国14～62岁的男子都要当兵，一下子征发了20多万人，后来有一半死在战场上，一半被汉朝军队擒杀。在西晋“八王之乱”中，司马氏诸王争相展开“杀人比赛”：第一名，是赵王司马伦，“自兵兴六十余日，战所杀害近十万人”；第二名，是长沙王司马义，多次击败成都王司马颖，“斩获六七万人”；第三名，是东海王司马越，“大掠长安，杀二万余人”。据统计，在“八王之乱”的16年间，直接死于战祸的人就在20万人以上。至于受战争影响，民众因流离失所、饥饿而死的，更是数不胜数。更可怕的是，这场司马氏家族内部的争斗，直接导致西晋王朝垮台，此后300年间中国一直处于分裂、战乱状态，各族人民陷入了苦难的深渊。
在皇权国家里，这种争夺皇权的斗争，除了发生在皇族内部，也表现在君臣之间。其实，在皇权时代，大臣威名赫赫，功高震主，从来就是一种危险的信号；最后，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也有许多是大动干戈，给社会带来无穷的灾祸。例如，明太祖朱元璋猜忌功臣，掀起“胡蓝党狱”，被他杀害的有十几万人，几乎将所有的“开国功臣”一网打尽！
无法根除的吏治腐败
在皇权国家里，吏治腐败可以说是一个难以医治的“痼疾”，大小官吏大肆收受贿赂，贪污腐败成风。对这种贪污腐败之风，人们莫不切齿痛恨。在《水浒传》里，施耐庵描写了一个梁山泊108位好汉起义造反、替天行道的故事。可是，他们虽然以轰轰烈烈开始，却以凄凄惨惨结束。究其原因，归根到底是他们的“斗争目标”有问题：以宋江为首的梁山好汉们打的旗号是“替天行道”，而在皇权社会里，“天”就是皇帝，所谓“替天行道”，就是替皇帝推行正道；在反抗贪官污吏的同时，他们不敢反对皇帝，更不敢反对罪恶的皇权专制体制，还时刻盼望着皇帝派人来招安。所以，在皇权专制体制下，梁山好汉们的结局只能是悲剧，这既是社会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
在中国古代，贪官污吏之所以“多如牛毛”，是社会腐败的结果，而腐败的总根源又是皇权国家体制（皇帝是它的最高形式）。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就算今天杀了1000个贪官，搞不好明天又会冒出10000个新贪官来。而且，在皇权社会里，专制帝王总是“至圣至明”的，天下臣民只有俯伏恭顺，怎么能去“替天行道”？无论你怎么解释，那都是“大不敬”，是对专制帝王权威的一种藐视和亵渎。
这不，对于梁山好汉们，北宋政府先是派兵围剿；围剿失败了，又动用“软刀子”——招安；等你放下武器，解除武装之后，就可以随便找一个借口，给你加上几条罪名，或监禁，或杀头，关键就看皇帝高不高兴了。
纵观中国历史，不但“替天行道”的梁山好汉们不能解决贪污腐败的社会弊病，就是“天”——皇帝亲自站出来“躬行天道”，运用手中的皇权来惩治贪官污吏，也无法扑灭贪污腐败的邪恶烈火。
明太祖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出了名的“杀头皇帝”，他采用严刑峻法治国，杀起贪官来就像割稻草似地，毫不手软。据《明史》记载：“太祖开国之初，惩元季贪冒，重绳赃吏。揭诸司犯法者于申明享，以示戒。”朱元璋一坐上龙椅，就在《大明律》里明确规定：只要官员贪污，就立即撤职，永不录用；凡收受贿赂、贪赃枉法者，超过80贯的绞死；贪污白银60两以上的，除了抄家之外，还要剥皮示众，真让人毛骨悚然！
此外，朱元璋还在《大诰三篇》里“史无前例”地规定：老百姓可以到京师控告贪官污吏，还可以直接把贪官污吏扭送到京师，听候朝廷处理。看来，朱元璋毕竟是出身农民起义军，在惩治贪官污吏上的确“有一手”！
在实践中，朱元璋也是经常大开杀戒，一件案子就可以牵连、诛杀好几万人。例如，洪武十五年（1382年）的“空印案”和洪武十八年（1385年）的“郭桓案”就牵连到八万多人，主要是大小官吏和豪强地主。
可是，尽管朱元璋用严刑峻法来惩治贪官污吏，甚至不惜兴起大狱来震慑官吏们，但仍未遏制住贪污腐败之风，贪官污吏们就像飞蛾扑火似地“前赴后继”，杀了一批，又冒出来一批，最后连朱元璋也感慨万千：
“朕自即位以来，法古命官，布列华夷。岂期擢用之时，并效忠贞，任用既久，俱系奸贪。朕乃明以宪章，而刑责有不可恕，以至内外官僚，守职维艰，善能终是者寡，身家诛戮者多。”
朱元璋死后，明朝的皇帝是一代不如一代，惩治贪官污吏的法令也逐渐成为“一纸空文”，往往是重罪轻判，甚至“天恩特赦”。例如，宣德四年（1429年），御史沈润接受贿赂，纵容地方贪官枉法逼死人命，按照《大明律》应该绞死，宣宗却“特命谪戍”，流放他到边疆了事。
在前面，我们提到，朱元璋曾在法律里明文规定：老百姓可以把地方上的贪官污吏直接扭送京师。尽管中国的老百姓胆子小，没有多少人真敢这么做，但官吏们毕竟有所畏惧，不敢公然贪赃枉法。等朱元璋死后，别说扭送贪官污吏，就是老百姓告官——无论官员有没有罪行，都属于犯上作乱的“刁民”，照样要判死罪，或者流放、充军。
总之，在专制帝王的庇护下，官官相护，组成了一个依据权力大小来贪污受贿的腐败集团，这个集团的“总后台”就是皇帝。
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检在位时，加征“三饷”，残酷压榨人民，激起农民大起义。在饿殍遍野、军队严重缺饷之际，崇祯帝仍然大肆搜刮民财，把搜刮来的金钱纳入私囊，表面上却接连颁布“罪己诏”，信誓旦旦地表示：国库已空，自己一贫如洗。最后，等李自成杀进北京，打开皇宫内库时，惊讶地发现：金银珠宝、丝绢布帛堆积如山，多得无法计算。看来，朱由检真是一个“守财奴”，宁可吊死在煤山，也不愿意动用自己的“小金库”！
试想一下，世界上竟然有这样的“要钱不要命”的人坐在龙椅上，下面的官儿们还能不贪污受贿？当然，在皇权国家里，专制帝王有时也会大发“善心”，装模作样地杀几个民愤太大的贪官，那也只是“九牛拔一毛”而已，于大局何补？于社会何益？
大清王朝是中国最后一个专制王朝，也是中国最腐朽的王朝，吏治极其腐败。可是，自从八旗兵入关后，历代皇帝都摆出一副“为民做主”的架势，严厉打击贪污腐败，提倡廉洁奉公。例如，康熙就曾明确规定：“凡别项人犯尚可宽恕，贪官之罪断不可宽。”雍正更是一个著名的“抄家皇帝”，杀起大臣来连眼皮子都不眨一下，自然不会对那些贪官污吏手软。
到了乾隆时，清朝已经立国一百多年，江山已经坐稳了，官僚们骄奢淫逸，需要大量的金钱，尽管皇帝开恩，给他们专门设置了“养廉银”，但那么一丁点银子怎么能满足他们的贪欲，所以腐败之风越演越烈。
乾隆皇帝发觉后，采用铁腕手段，坚决打击贪污腐败。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甘肃官员勾搭连环，集体私分“赈灾款”，没有一个官员是干净的，更没有人举报。案发后，乾隆气得直发抖：“官官相护之风，至于举朝皆然！”于是，他下令严惩不贷：陕甘总督勒尔谨自尽，甘肃布政使王廷赞绞死，原甘肃布政使王亶望、兰州知府蒋全迪斩首示众，总共处死47名官员，被革职下狱的官员多达82人，惟一幸免的只有按察使福宁，因为他首先坦白交待，并积极检举揭发，才得到宽大处理：“从宽留任，八年无过，方准开复。”
诸如此类的贪污大案，乾隆在处理时毫不手软。不管他是封疆大吏，还是皇亲国戚，一旦犯了事，乾隆也毫不留情，动辄撤职、充军、砍头，以期吏治清明，江山永不变色！
可是，事与愿违，乾隆严惩贪污非但没能刹住这股腐败之风，反而使贪污贿赂之火越烧越旺。最可恨的是，某些官员一边在追赃，一边又在贪赃，甚至把已经追回的赃款私吞，赃上加赃。例如，甘肃集体贪污案事发后，在奉旨追查贪官王亶望的家产时，登记册上明明写着：查抄黄金4748两，等上报内务府时只剩下金叶子9两3钱；最后，等赃款解交内务府时，这些金叶子也不翼而飞，真是“旷古罕见”！
所以，乾隆是越惩治贪污而贪污之风越盛，越倡廉而吏治越腐败。最后，连乾隆也长叹一声：
“朕御极五十余年，未尝不时时以整饬官方为务，而贪纵骩法，……接踵败露，此皆朕水懦民玩、用人不当，未尝不引以自愧。”
令人不解的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贪污犯——和珅就一直受到乾隆的宠幸，位极人臣，权倾朝野。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乾隆还几次派和珅去查办贪污案，以大贪官治小贪官，岂不是“让人笑掉大牙”！
其实，在皇权社会里，贪污腐败的总根子是皇帝。这不，乾隆本人就是“天字第一号”的贪污犯，只不过他是皇帝，没人敢揭发他罢了。
在中国皇权社会里，专制帝王就是活得滋润，比其他国家的君主都过得舒服，而且谁也不敢提出异议，因为他们至高无上，谁提出异议就是“大不敬”，目无圣上。特别是，乾隆又是一个很会享受的皇帝，他一方面大张旗鼓整治贪官污吏，奖励清官，另一方面又大肆挥霍，挥金如土。“上行则下效”，既然乾隆带头奢侈、淫靡，宠臣和珅又在一旁“推波助澜”，官吏们自然变着法儿贪赃受贿，“廉政”又从何说起？
例如，乾隆六下江南，沿途花费了无数金银，竟把一座充盈的国库弄得“空空如也”，既给贪官污吏们壮了胆，也给他们公开贪污受贿，甚至变相抢劫，提供了大好机会。对此，国学大师章太炎曾指出：
“玄烨、弘历数次南巡，强勒报效，数若恒沙，己居尧、舜、周公之美名，而使佞幸小人间接以行其聚敛。”
皇帝既然要南巡，沿途的官吏们就打出“恭迎圣驾”的旗号，乘机大肆贪污、勒索，就像狐狸骑在老虎的背上，伸手向小动物们讨东西一样，谁敢反抗？而且，老虎也不会责备狐狸贪婪，因为狐狸打的正是替老虎觅食的幌子！这样一来，吏治怎么能不腐败？其实，在皇权专制体制下，“廉政”云云，只不过是一块画着羊头的招牌，卖的都是贪污、贿赂的狗肉！
明太祖、乾隆皇帝，都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对贪官毫不手软的皇帝，他们尚且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贪污贿赂问题，其他平庸、腐化的皇帝也就更不用说了。
总之，贪污贿赂是皇权专制制度的必然产物。在皇权社会里，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是绝对不能根治贪污腐败的社会弊病的。只有从根本上打倒皇权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制度，才可能从根本上澄清吏治，遏制大小官吏的贪污腐败。
周期性的社会大动荡
在中国历史上，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社会动乱数不胜数。其中，震撼全国，造成一代王朝衰亡和社会天翻地覆的大动荡，短者几十年，长者二三百年，就要发生一次。
大体上，这种社会大动荡可以分为三种类型：（1）农民起义；（2）封建混战；（3）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战争。在历史实践中，这三种情况往往互相影响，彼此交织。例如，在东汉末年、唐朝末年的农民起义之后，是几十年的军阀混战；特别是，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引来几百年的分裂割据和南北对垒。其中，对中国历史影响最大，尤其是对于皇权国家权力系统具有摧毁性力量的，是农民大起义。
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谋士徐乐曾上书汉武帝，指出：“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瓦解。”所谓“土崩”，是指民变或农民暴动；“瓦解”，是指诸侯、军阀们起来造反。从皇权国家的角度出发，徐乐认为：“土崩”的威胁最大！在这个问题上，徐乐的确很有眼光，但是，在皇权时代，没有一个专制王朝能够真正实现长治久安，最终避免“土崩”之势的出现。
纵观中国历史，我们发现，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突发性和群发性。秦朝末年，陈胜在大泽乡揭竿而起，八方响应：“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杀之以应陈涉”。一个月内，起兵响应的就有陵人秦嘉、符离人朱鸡石、取虑人郑布、徐人丁疾、沛人刘邦、昌邑人彭越、六人英布，以及魏国名士张耳、陈余，楚国贵族项梁、项羽，齐国贵族田檐。
大业七年（611年），王薄在长白山（今山东章皇东北）吹响了反隋的号角，天下英雄纷纷响应：刘武周起于马邑（今山西朔县），薛举起金城（今甘肃兰州市），郭子和起榆林（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南），梁师都据朔方（今陕西榆林、米脂二县），窦建德起河间（今河北献县东南），汪华起新安（今安徽休宁县），杜伏威起淮南（今江淮之间），李密起巩县（今河南巩县），罗艺据幽州（今北京市），高开道据北平（今河北芦龙），其余占山为王的零星起义军更是不计其数。
元朝末年，刘子通在濠州起事，旋有彭莹玉、徐寿辉起于湖北，张士诚起于江苏，郭子兴、朱元璋起于安微，方国珍起于浙江。明朝末年，农民起义军蜂起，除了李自成、张献忠这两支劲旅之外，其余乘势而起的不下100家。
二是规模浩大，影响巨大。东汉末年，张角起义，青、徐、幽、冀、荆、扬、兖、豫等“八州之人，莫不必应”，起义军多达数十万人，京师震动。唐朝末年，黄巢起义军最多时达60万，转战全国，两次攻克都城长安。元朝末年的红巾军，明朝末年的李自成军、张献忠军都曾发展到百万人，席卷大半个中国。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坚持了14年，席卷18个省，攻克600多座城镇。
三是斗争目标明确，直接指向皇权国家和大小官吏。在皇权社会里，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矛头主要是指向皇权国家，反抗的直接目标是皇权政府的各级官吏（甚至皇帝）。陈胜起义的口号是“伐无道，诛暴秦”，天下人纷纷响应，“各报其怨而攻其仇，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尉”；黄巾起义军的口号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到处“焚烧官府，劫略聚邑”；在隋末农民战争中，起义军“得隋官及山东士子皆杀之”；黄巢起义军对贵族、官僚毫不留情，“尤憎官吏，得者皆杀之”；李自成起义军的口号是“不当差，不纳粮”，进北京时满街逮捕士大夫，明朝宗室屠戮几尽，“凡有身之家，莫不破碎；衣冠之族，骚然不得安生，甚则具五刑而死者”。
在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如此频繁、猛烈和规模浩大，并将斗争矛头直接指向皇权国家政府，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可悲的是，通过农民战争，虽然推翻了一个个旧王朝，但是一个个新的王朝又建立起来。在王朝鼎革之际，社会动荡不安，战乱不息，多少年的建设成果毁于一旦。
在秦汉之交，短短8年里，全国人口就从2000多万锐减到1000万左右，减少了50%还多。西汉初年，社会普遍贫困：“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户口可得数才什二三。”当时，社会经济极其凋敝，连天子都坐不起4匹马拉的马车，王公将相们只能乘牛车。
东汉末年的大动乱造成的破坏更是惊人。永寿三年（157年），东汉的总人口达5600多万。大动乱过后，魏、蜀、吴三国总人口才760余万，不及原来的1/7。初平三年（192年），董卓部将李傕、郭汜攻破长安，“时三辅民尚数十万户，傕等放兵劫略，攻剽城邑，人民饥困，二年间相啖食略尽”。
经过社会大动乱，一些繁华、富庶的地区变成一片瓦砾，许多城市被摧毁。盛唐时，长安人口近200万，城市规模比今天的西安还要大。经过唐末五代的动乱，长安迅速衰落下去。北宋时，定都开封，方圆193公里，人口在100万以上。可是，经过宋金之际的大动乱，到金国正大七年（1330年），开封人口只有9万人，周围8．5公里，一下子倒退到600年前开封城的规模。历史似乎是一个大轮回，经过600年，又回到了原点。
因为社会经济的发展一再受到周期性大动乱的破坏，中国古代的社会经济也必然是一上一下地波动着，很难有一个持续几百年的连续积累过程。众所周知，唐代是商品经济相当发达的朝代。当时，长安已经出现了金融市场，并有专门办理汇兑业务的商人组织，还出现了供抵押信用的质库，现代的几种金融业务差不多都有了。建中三年（782年），唐朝政府借口筹措军费，向长安金融市场勒借200万贯，商人愤而罢市，政府不得不让步，可见长安的市民已经有相当力量了。但是，经过唐末大动乱，长安城急剧衰落，这一切都不复存在了！
纸币的使用，也与之类似。早在宋真宗时，四川就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元朝时更建立了一套相当完备的货币制度，而欧美各国开始使用纸币是在18世纪，比我国要晚700年。但是，经过元朝末年的社会大动乱，社会经济遭到了很大破坏，这套相当完善的货币管理制度灰飞烟灭。在我国漫长的皇权社会里，在一定的阶段，商品经济可能高度发达，甚至会出现一些资本主义的萌芽；不过，即使这些种子发芽了，有的甚至已经发育成幼苗，它们注定要在这种周期性的大动乱中夭折。
这种急风暴雨似的周期性大动乱，一次又一次打断了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进程，使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非常缓慢。在1500年以前，中国高度发达，一直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过了300年，中国从明朝换成了清朝，又经历了一个从繁荣到崩溃，再到复苏、繁荣的王朝的大轮回，而西方却迅速发展起来，开始飘洋过海，对东方进行殖民、侵略，最后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历史就是这样的无情！
“四大发明”是中国人的骄傲，它们传到西方后，对西欧的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些伟大的发明在自己故乡的命运又如何呢？鲁迅先生辛辣地说：西洋人用火药做武器，而我们却用来做鞭炮；西洋人用罗盘来航海，而我们则用它来看风水。
总之，中国皇权社会的大动乱只“破”不“立”，是不能产生新果实的耕耘。也许，从历史发展的总体过程来看，历代王朝的生产力水平仍然在缓慢地提高，后一个王朝的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要比前一个王朝有所发展、进步，但是，这种前进是在一次又一次毁灭后的恢复、发展。中国皇权社会前进的道路是如此地迂回、曲折，不得不由一代又一代人反反复复地往前走。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有创造性的民族，却一边创造出无比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一边迈着沉重的步子，行走在弯弯曲曲的道路上，在皇权体制下生活了二千多年，一直到辛亥革命，中国人才最终摆脱了皇权国家的桎梏！
这真是中华民族的悲哀！在中国历史上，竟然会发生如此周而复始、频繁发生的惨烈巨变，不是喜剧，而是悲剧。那么，为什么会在中华大地上出现这一幕幕的历史大悲剧？关键就在于皇权国家体制，以及寄食在这个体制下的大大小小的官吏们，是他们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将人民推向绝路！
秦朝末年，陈胜在大泽乡起义后，丞相冯去疾、李斯和将军冯劫曾指出：“盗多，皆以戍漕转作事苦、赋税大也。”隋朝末年，瓦岗军发布檄文，列举隋炀帝的十大罪状，说他的罪恶“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北宋末年，方腊之所以要发动起义，是因为“赋役繁重，官吏侵渔，农桑不足以供应，吾济所赖以为命者，漆诸竹木耳，又悉科取无锱铢遗。……东南之民苦于剥削久矣”。南宋端平元年（1234年），乔行简上疏：“方今境内之民，困于州县之贪刻，扼于势家之兼并，饥寒之氓常欲乘时而怒，茶盐之寇常欲伺间而窃发”。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林爽文在台湾发动起义，提出的口号是“剿除贪官”、“拯救万民”。
自古以来，中国人有一句名言：“官逼民反”！其实，中国的老百姓是最善良、最勤劳的老百姓，也是最吃苦耐劳、最富有忍耐力的老百姓。可是，正是他们发动了这么大的、令专制帝王为之瑟瑟发抖的起义，这说明：他们遭受的压迫和剥削已经达到了令人不能忍受的程度，老百姓忍无可忍，才被迫起来反抗。正是皇权国家体制本身，从反面迫使民众起来造反，埋葬了一个又一个专制王朝！
改朝换代的“自我更新”机能
二千多年前，在《九问》中，伟大的诗人屈原发现月亮一圆一缺，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夜光何德，死则又育？”意思是，什么机制使月亮死而复生呢？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看，屈原所提的问题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如果我们把月亮比作中国古代的皇权国家，就可以提出一个同样有意思的问题：为什么皇权国家能够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建？
如果从世界历史的角度鸟瞰中国古代的皇权国家，就不能不对其巨大的修复能力感到震惊！在农民大起义的猛烈打击下，腐朽的旧王朝迅速土崩瓦解；然后，经过短短十几年，顶多二三十年的时间，一个版图达数百万平方公里、人口数千万的统一的皇权国家又奇迹般地重新建立起来，而且在国家体制和社会结构上，新建立的王朝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几乎是旧王朝的翻版！
在世界历史上，很少看到这种“死而复生”的现象。例如，在罗马帝国瓦解后，西方人曾经多次重建罗马帝国，也都是“镜花水月”，从来没有成功过。962年，德意志国王鄂图一世在罗马接受教皇的加冕，称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但是，第二罗马帝国也只是一种梦想，就连德国也没能真正实现统一。在前面，我们提到过的查理曼帝国、阿拉伯帝国等等，都在分崩离析后，再也没有恢复昔日的光荣。
但是，在中国皇权社会里，从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的陈胜、吴广起义，第一个统一的皇权国家——秦朝开始崩溃，到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刘邦称帝，建立汉朝，只用了8年时间。王莽天凤四年（17年），绿林大起义导致新朝瓦解，到建武十三年（37年）光武帝就完成了统一，只花了20年。从大业七年（611年）隋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到李渊统一全国（武德七年，624年），前后不过14年。从明末农民大起义开始（崇祯二年，1628年），到清王朝建立并基本平息反抗（康熙元年，1662年），也只用了35年。可见，一次改朝换代，一般只需要10～30年左右的时间。对于一个巨大的皇权国家体制的更新、重建，这种修复的速度实在是惊人！这种剧烈而又高效率的王朝更迭，说明中国皇权社会内部存在着一种生命力极为顽强的“自我更新”机制！
1． 社会大动乱的调节作用
中国皇权国家之所以能够迅速更替和修复，首先是因为农民大起义的调节作用，换句话说，是农民战争摧枯拉朽的历史作用，对旧王朝的废物来了一次大清扫，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被大量镇压，土地关系获得调整，新王朝也就有了重建的土壤。
农民大起义爆发后，起义军烧衙门，开粮仓，杀掉了许多县令、郡守、恶霸。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军攻城略地，“旬日之间，天下响应”，“所在燔烧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据，长吏多逃亡”，郡县官员不是被杀，就是仓皇逃窜。隋朝末年，农民起义军攻打州县，“得隋官吏及士族子弟皆杀之”。唐朝末年，农民起义军攻克长安后，黄巢下令：对唐朝宗室、贵族、大官僚、宦官进行镇压，真是“天街踏尽公卿骨，甲第朱门无一半”！明朝末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对腐朽的宦官势力予以狠狠的打击。当时，宦官大多被赶出紫禁城，主持追赃的大将刘宗敏对“内臣加炮烙尤惨”。一些激愤的民众，乘机“群呼打逐老公”，那些昔日作威作福的宦官被群众打得“哀泣奔走，失履裂衣坠帽，首面血淋漓”。
在农民战争中，大批官僚、恶霸地主、土豪劣绅、皇族宗室被镇压，社会上出现了很多无主的荒地，这就为新王朝调整土地关系创造了有利条件。例如，清朝初年，地处中原的河南省一片荒芜，无主荒地平均为54．8%，有的县竟高达80%～90%。当时，这种情况相当普遍，清朝政府不得不下令“更名田”，承认农民占有小块土地的现实，将原来明朝藩王的土地“给予原种之人，改为民户，号为更名地，永为世业”，“与民田一例输粮”。
在农民大起义的打击下，旧王朝的腐朽力量基本上被消灭，就有可能由一批新贵来建立新王朝，重建皇权国家。在某种意义上，农民战争可以说是皇权国家实现“自我更新”的“推手”，或者说是发挥了“除旧布新”的调节作用。
2． 皇权国家的重建
非常遗憾的是，在中国历史上，这么多次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都没有给国家、民族带来光明的前途。在王朝鼎革之际，千百万民众用热血和头颅摧毁了旧的皇权专制体系，代之而起的仍然是结构、性能与旧王朝几乎没有太大差别的新的皇权专制体系。农民战争过后，新的统治集团又如法炮制，重新建立起一套庞大的、以官僚和军队为主体的皇权国家统治机器，依靠严密的户籍、里甲制度和残酷的刑法，对全国人民实行高压统治（从肉体到精神）。
在这方面，汉朝和明朝非常具有代表性，因为这两个王朝都是由农民领袖建立的，不仅在世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就是在数千百次的中国农民起义史上也仅此两例。
汉高祖刘邦出身于农民，早年当过亭长。至于追随刘邦打天下的“开国功臣”，成分也很复杂，有吹鼓手周勃，城市贫民韩信，布贩子灌婴，屠夫樊哙，“强盗”彭越，游士陈平，旧贵族张良，中小地主萧何、曹参、王陵等人。其中，韩信、张良、萧何、陈平等人在“打天下”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突出的作用，而郦食其、陆贾、叔孙通等儒生则在“定天下”时发挥了关键作用。西汉建立后，陆贾就经常在刘邦面前说《诗》称《书》，弄得刘邦很不耐烦：老子是“马上得天下”，与诗书何干？这时，陆贾乘机说明天下可以“马上得之”，但不能“马上治之”；要治理天下，就必须“文武并用”，这才是“长久之术”。
在儒家的眼里，要建立新的皇权国家，首先要确立礼制，向来“不好儒”的刘邦当然不懂这一套，甚至在儒生的帽子上撒尿，以示蔑视。但是，等他当上皇帝以后，“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很不成体统，弄得他很扫兴。这时，叔孙通乘机提议：“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事后，刘邦高兴地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于雇农，曾经在皇觉寺做过和尚，也瞧不起儒生。刚开始，儒士刘基来见他时，朱元璋认为他是一个“白面书生，不识时务”。但是，正是刘基、陶安、秦从龙、朱升、范常这一批儒生，为朱元璋出谋划策，对他平定天下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刘基提出了一个“高瞻远瞩”的军事战略：先与张士诚、方国珍暂时妥协，集中力量消灭陈友谅，再各个击破，统一天下。此外，刘基又“数以孔子之言”疏导朱元璋，使他明白了“倡仁义，收人心”的儒家道义。所以，朱元璋到处收罗“贤士”，又“谒孔子庙，遣儒士告慰父老”。这时，他已经从一个农民起义军首领蜕化为一个符合儒家礼贤下士原则的“真龙天子”。
最能反映朱元璋立场转变的，当数他抛弃明教，尊崇儒术。明教，又称弥勒教，信奉弥勒救主，带给世人光明与希望，宣传明王出世，追求光明，反对黑暗。当时，许多农民起义军将士都信奉明教，奉韩林儿为“小明王”。但是，在儒生看来，明教纯粹是妖术，根本不能与儒学共存。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正月，各起义军首领向小明王行庆贺礼，刘基非但不肯下拜，还骂他是一个“放牛娃”，并向朱元璋“陈天命有在”。朱元璋听后，深有感悟，“乃定征伐之计”。不久，朱元璋就派人害死韩林儿，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不论是刘邦建立的汉朝，还是朱元璋建立的明朝，都是地主阶级政权。所以，刘邦一上台，就下令“复故爵田宅”，“以功劳行田宅”，不但承认旧地主的利益，还造就了一大批新地主。朱元璋建国后，大封功臣，赐给他们大量土地，徐达、常玉春、李文忠、廖永忠等“开国功臣”很快就从贫苦农民蜕变为大地主。
至于长期以来被世人公认的农民领袖李自成、洪秀全，又怎样？除了在组织并领导全国人民反抗旧王朝这一点上符合农民的利益之外，他们建立的政权果真是农民利益的代表？
在攻占西安后，李自成占据秦王府，把秦王的几百名姬妾收为己有，命令所司一应设施全部依照李唐的制度；攻下北京后，大顺朝文臣结党，武臣跋扈，一片混乱，因而在山海关之战后溃不成军，一败涂地。洪秀全打下南京以后，和杨秀清等人大修王府，后宫有数千佳丽，骄奢淫逸之态，丝毫不亚于专制帝王。
在推翻旧王朝时，这些农民领袖也曾提出了“均田免粮”、“有田同耕，有衣同穿，有饭同吃”的美妙口号，但是，革命稍有成功，一旦权力在手，他们的一切政治举措又莫不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于是，原来压抑、摧残他们的皇权国家机器，又转而成为他们用来压抑、摧残老百姓的工具。
几千年来，在中国历史上虽然爆发过多次农民战争，但皇权国家依然屹立在中华大地上，老百姓的厄运从来投有被摆脱过。一旦某个王朝腐朽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社会矛盾就会来一个总爆发，在毁灭一切文明成果的同时，原来在皇权专制体制下积累的种种矛盾、危机也得到了一次“强制解决”，开辟了一个新的基地，使皇权国家又得以新生，周而复始，循环往复。其实，在这种“改朝换代”式的大换班中，农民战争只是起到了“推动”作用，尽管这个过程非常痛苦，却为皇权国家体制创造了一次新生、再造的机会。
当然，新王朝建立后，也要总结旧王朝的经验教训——“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一方面继承了旧的皇权国家体制，另一方面加以发展、完善，使皇权国家体制更加完善！
总之，一部中国皇权社会史，就是一个皇权国家建立——破坏——再建立——再破坏，周期性循环交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每一次社会大动乱虽然都对旧王朝的腐朽力量进行了扫荡，但都没有从根本上动摇皇权国家体制！
超稳定：“世界之最”之“最”
几千年来，中国封建社会先后经历了数十个朝代，大大小小的皇帝也有将近600个，这个兴起，那个衰亡，走马灯似的……都是“一仍旧贯”：一方面，“前人不暇自哀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一个个王朝相继衰落、崩溃；另一方面，一个个新王朝又在废墟上诞生，虽然王朝更迭，江山易主，但皇权国家继续存在！
皇权国家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延续，历数千年之久而未坠，其“秘诀”就在于：皇权国家体制具有自我调节、自我修复和自我再造的“特异功能”，能够循环往复，经久不衰，“百变而不离其宗”，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中国古代历史并非从低级向高级演进，而是循环往复式地发展。
每个王朝建立后，鉴于前朝败亡的教训，开国皇帝们战战兢兢，千方百计地避免重蹈覆辙，所以他们不惜血本，花大力气修史，修成了《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大部头著作，试图“以史为鉴”，力图避免前朝的失误，一朝一朝地警惕着，并想出许多对策，制定出许多计划，确立这样那样的“祖宗之法”，谆谆告诫子孙后代，但又“劣根性”难改，一朝一朝地重复着前朝的失误，很快就走上了前朝灭亡的老路。
在儒家的眼里，夏、商、周三代是一个美好的“小康社会”。其实，“三代之治”又何尝“治”过？例如，被称作“贤君”的夏启坐上王位后，就“淫溢康乐，野于饮食”，不久夏朝就出现了“太康失国”、“寒浞之乱”，终至“桀不务德”而灭亡。商朝建立后，也是昏君迭出，“帝太甲不明、暴虐”；“中丁以来，废嫡而更立诸弟子，弟子争相代，比九世乱”；还有“帝甲淫乱”；最后，在纣王手里灭亡。周朝建立后，起初有武庚之乱、二叔之叛；厉王时，有“国人暴动”；幽王烽火戏诸侯，导致西周灭亡。此后，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一个又一个王朝兴起，又灭亡……回旋往复，至于无穷……皇权国家就这样“悠然自得”地兜着一个圈子，又一个圈子，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对于这种“超稳定”的局面，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也是大惑不解：
“嗟乎!三代以降，上之君相，下之师儒，所欲为天下立心，生人立命，且为万世开太平者，亦云众矣。倾由其术，则四千余年，仅成此一治一乱之局，而半步未进。”
几千年来，中国的皇权国家“万世一系”，尽管朝代更替不断，但模式不变，制度不改，一切如旧。
美国历史学家托夫勒认为：在一些文化中，“时间是一种伸向未来的大道”；在另一些文化中，“时间是循环的——历史永远无止境地重演”。也许，中华文化就是他所说的后一种情况吧！
在世界历史上，就国家体制的严密、完善程度而言，中国古代的皇权国家是“独一无二”的。20世纪的“战争狂人”——希特勒，曾经在德国建立了一套严密的法西斯专制体制，但是，这套体制还比不上皇权国家体制那么有弹性，可以自我调节、自我复制、自我更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希特勒一心要在欧洲建立一个“千年帝国”，但他的“第三帝国”在历史上只存在了十几年，就轰然倒塌，而皇权国家体制却在中华大地上延续了数千年之久。
在某种意义上，皇权国家体制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完善、最巩固，最有弹性的一种国家体制。正是在这种体制下，中国人创造出了无数个“世界之最”——万里长城、秦始皇兵马俑、故宫、大运河、《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等。我们无法否认的是，这些世界奇迹都是在皇权国家这个“母体”内产生的。
总之，皇权国家体制的这种“超稳定”性，堪称中国诸多“世界之最”之“最”，它也是中国古人始终不能摆脱“历史周期律”的总根源！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