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皇权社会里，有一个历史现象值得我们注意：如果将“权”与“利”相比较，“权”更为重要，权力比财富更受人们的青睐。就权力与财富之间的关系而言，往往是先有了“权”，再凭借政治权力获取“利”。
在皇权专制时代，财富的多寡与权力的大小成正比，谁的权越大，谁就能获得更多的金钱，从而陷入了一个权力——金钱——更大权力——更多金钱的恶性循环。于是，千百年来，“争权”和“夺利”、“升官”和“发财”才成了形影不离的伙伴。在民间，也流传着一句话：“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揭示了权与利以及富与贵在皇权社会里的特殊关系。
权力吞噬金钱，金钱腐蚀权力
自从权力诞生以来，它要抢夺的东西就是金钱，就要拼命地吮吸金钱。随着权力的发展、壮大，它对金钱的需求和贪婪也越来越厉害，就像一个凶恶的魔鬼一般吞噬着金钱，永无止境，直到吞噬的金钱把它胀死为止；在一个权力魔鬼胀死之后，另一个权力魔鬼又会产生，人类社会也随之一步步从低级向高级演变。
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人们对权力的争夺，在本质上是对金钱的争夺：谁的权力大，就可以占有更多的金钱。特别是在皇权社会里，那些专制帝王垄断了全国的最高权力，富有四海，全国的金钱都成了他的“一己之私”。所以，刘邦称帝后，得意洋洋地问父亲刘太公：“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所就，孰与仲多？”这句话真是“一针见血”！一个人只要坐上龙椅，那么“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就成了他的产业，他就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这些专制帝王不仅生前奢侈淫靡，挥金如土，就是在死后还要用大量金钱陪葬，以便在“另一个世界”里继续享受。例如，慈禧太后死后，用的棺木是金丝楠木，棺底铺着一条缀满13000颗宝珠的锦褥，在锦褥上又加盖一条有2400颗硕大宝珠的丝褥。在她的尸体周围，摆满100多尊佛像，都是用金银、翠玉、红绿宝石雕刻而成。此外，还有10000余颗五色珍珠均匀地撒在棺木内。
自从秦始皇建立皇权国家以后，历经几千年的王朝兴衰更迭，专制权力在吞噬金钱的同时，也遭到了金钱的腐蚀。
在皇权专制时代，一个新王朝的前几代皇帝往往比较明智，在掠夺金钱方面也比较有节制，同时推行一些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政策，让人民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供其进一步掠夺。但是，到了王朝的后期，专制帝王们大多昏庸、残暴，只知道一味地索取、掠夺，不惜杀鸡取卵、竭泽而渔，恨不得把人民搜刮干净，宗旨只有一个：榨取更多的金钱，供他们享受、挥霍。所以，在王朝的初期，金钱除了供统治者享受外，还能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到了王朝的后期，金钱的“副作用”就越来越明显——逐渐腐蚀专制皇权的肌体，促使其加速走向灭亡。
秦朝建立后，虽然赋役繁重，秦始皇又广造宫室、大兴土木，花费了不少钱财，但他推行的许多政策，比如统一天下，统一货币和度量衡，向岭南地区移民，使人民能够在一种相对和平环境下从事生产活动，特别是嬴政高度重视农业，使农民大多拥有一小块土地，可以安心发展生产。所以，在秦始皇的高压统治下，人民生活虽然很悲惨，但整个社会仍然是稳定的。
到了秦二世时，胡亥、赵高一伙人肆无忌惮地搜刮民脂民膏，大肆挥霍，结果金钱反过来腐蚀、瓦解了皇权专制政体，人民忍无可忍，终于爆发出惊天动地的怒吼，秦朝也很快土崩瓦解了。
西汉前期，好几代皇帝注意吸取秦朝的教训，一方面，采取一系列“休养生息”的政策，使人民可以安居乐业，社会经济逐步繁荣起来；另一方面，统治集团也榨取了巨大财富，尽情享乐，过着人间最豪华的生活。到了汉武帝初年，国库里装满粮食，铜钱堆积如山，大约有数百亿。究其原因，是汉朝前期实行“无为而治”的统治政策，使社会安定，老百姓可以安心发展生产。这反映了一个规律：在皇权社会里，只要专制帝王们不再整天“挖空心思”剥削、压迫人民，勤劳、纯朴的中国老百姓自然会通过辛勤劳动，使社会经济发展、繁荣，实现国富民强。
东汉末年，桓、灵二帝都是出了名的昏君。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贪欲，他们想出种种“稀奇古怪”的法子搜刮金钱，甚至明码标价，公开卖官鬻爵，把一部分权力直接转化成金钱，充分暴露了皇权专制体制的腐朽性。
由于统治集团骄奢淫逸，沉湎于金钱的深渊中，皇权国家制度出现了巨大的分裂和演变，再加上黄巾大起义的打击，东汉政府的权威急剧下降，各地军阀纷起，统一的专制皇权被割据势力所取代，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三足鼎立”的时代——三国时期。
当时，大军阀董卓一度把持朝政，利用权力掠夺了大量金钱，真让人触目惊心。为了榨取更多的金钱，他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指挥军队烧杀抢掠。在他的大本营——郿坞，藏有黄金3万余斤，白银9万余斤，各种珍宝不计其数。但是，这个吞噬金钱的恶魔，不久就被金钱所吞噬了——司徒王允设计处死了他，并将他那用金钱喂养得肥肥胖胖的身躯点了天灯！
隋文帝杨坚，是隋朝的开国皇帝，非常注意节俭。为了限制专制权力对金钱的肆意掠夺，杨坚采取“两手政策”：一方面表彰和擢升廉洁的官吏，并赐给官吏们职分田，限制官员利用公款放债盘剥人民；另一方面，他对贪官污吏毫不手软，一发现官吏贪污、受贿，就严惩不贷，连太子杨勇、秦王杨俊也因为生活奢侈，耗费大量金钱，被他废黜。
不过，隋文帝毕竟是专制帝王，他之所以限制权力对金钱的攫夺，无非是为了坐稳龙椅，巩固自己的权力，所以他也有穷奢极欲的一面：
有一次，他命令大臣杨素修建仁寿宫。杨素素来狡诈而贪婪，在隋文帝大力提倡节俭之风时，他竟然“反其道而行之”：建造豪华府第，又抢夺大量良田、美女，对老百姓欺诈勒索。可是，这样一个凶狠、贪婪的大官僚，却被隋文帝认为是一个正直、廉洁的好官。
杨素领命后，征发数十万民夫，用两年的时间建成了一座宏伟、壮丽的仁寿宫，简直可以和秦朝的阿房宫相媲美了。等宫殿建成后，隋文帝亲自前来查看，见那宫殿依山傍水，连绵宛转达一百多里，又听说死了数万民工，顿时脸色大变，怒斥杨素：“你这个佞臣，竟然这么干，是想让天下人埋怨我啊！”群臣一见，都替杨素捏一把汗，以为他这回准要倒霉了：轻则罢官，重则丢掉小命。
令人出乎意料的是，第二天隋文帝又召见杨素，反而夸奖他：“爱卿，你知道朕老了，没有地方娱乐。现在，你建了这样一座宫殿，岂非忠心耿耿？”然后，杨坚又下令重赏杨素。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杨坚耍的是“两面派”的手腕：既要享受生活，又要装腔作势，摆出一副“廉洁”的姿态。
当然，在隋文帝时，比较注意节俭，贪官污吏们也不时受到惩处，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专制权力对金钱的搜刮掠夺，社会风气也比较清明。但是，到了隋炀帝时，皇帝带头腐化、淫乐，残酷搜刮人民的金钱。于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大小官吏纷纷效仿，举国上下腐败成风，整个社会风气完全被毒化。最后，被金钱这只“蛀虫”蛀空了的大隋帝国很快就垮台了。
由唐朝到宋朝，从宋朝到元、明、清，历代王朝无不是以对金钱的掠夺开始，而被金钱所腐蚀、演变结束。几千年来，在专制王朝的更迭过程中，金钱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政治腐败的标志——权钱交易
在皇权专制时代，就像得了麻疯病的人毛发会急剧脱落一样，一个政权腐败的明显标志就是卖官鬻爵，贪污受贿，以权换钱，而且非常普遍。
东汉灵帝时，为了榨取更多的金钱，皇帝竟然大张旗鼓地卖官鬻爵，就和在市场上卖东西差不多。当时，灵帝在国都洛阳开设了一个名为“西园”的官爵交易所，公开拍卖各种官爵，有高有低。一般，地方官要比京官高一倍，因为地方官可以直接搜刮民脂民膏，比京官的油水大得多。如果有好几个人同时争夺一个官职，就要进行拍卖——竞价投标，卖给出价最高的人。
当然，在出卖官爵时，也要考虑买官人的身份、地位和家庭状况，可以酌情增减：地位高、有威望的人可以减价；社会地位低、名誉不好、家底子厚的人可以加价。例如，三公（指太尉、司徒、司空）的标价是1000万钱，名士崔烈要购买司徒一职，结果打了5折；曹嵩（曹操的父亲）要买个太尉，因为他是宦官，名声不好，结果价钱涨了10倍，达到1亿钱。
至于那些用钱买来的官儿们，为了把本钱捞回来，当然会掘地三尺，拼命搜刮民脂民膏。所以，他们一到任，就来了一个“新官上任三把火”，立即升堂办案。所谓“办案”，就是通知原告和被告赶快拿钱来，谁给的钱多，谁就有理，谁就可以打赢官司。于是，颠倒黑白，诬良为盗，草菅人命，把娼妇捧为贞女，将贞女贬为淫妇，等等，无奇不有，一塌糊涂！
一个政权竟然可以公开出售官爵，其腐败是不言而喻的。这时，东汉王朝已经病入膏肓，汉灵帝昏庸无能，重用宦官，公然告诉百官：“张常侍（指宦官张让）是我父，赵常侍（指宦官赵忠）是我母，你们都得把他们当作父母来孝敬！”
作为“一国之君”，汉灵帝非常贪婪，想方设法地搜罗钱财。当时，他在寝宫里设了好几个大柜，装满奇珍异宝。如果有人进献贡品，他都要亲自过目，把自己喜欢的东西留下，他看不上的东西才交给国库。对此，灵帝非但不以为耻，还给这种卑劣的行为起了一个名字：“导行费”。宦官吕强实在看不下去，曾多次规劝，灵帝却把脖子一扬：“朕乃一国之君，就是全部留下也不为过，何况这区区之数！”
由于汉灵帝贪婪无耻，东汉末年的权钱交易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贪污、贿赂之风大行其道。在这样的社会里，金钱成为人们惟一的“至爱”，而在皇权专制政体下，权力的大小又直接决定了获取金钱的多寡，权力越大，就可以捞到更多的金钱。
于是，全国各地（从繁华的国都洛阳到穷乡僻壤），到处布满了大大小小的贪官污吏，他们就像恶虎豺狼一样疯狂地吞噬着民脂民膏。最后，人民实在是活不下去，被迫喊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揭竿而起，向腐朽的东汉政权发起猛烈冲击！
像这样公开的卖官鬻爵，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罕见，比较突出的是西晋。
西晋建立后，晋武帝司马炎荒淫无耻，为了中饱私囊，他竟然利用手中的皇权大肆卖官，致使冠盖遍地，王侯如蚁。
有一次，司马炎问大臣刘毅：“爱卿，你看寡人和前朝哪位皇帝相似？”刘毅为人刚正不阿，便答道：“陛下与东汉的桓、灵二帝非常相似。”司马炎脸色陡变，悻悻地问：“寡人平定吴国，统一天下，功比天高，你竟然把我比作桓帝、灵帝两个昏君，是何道理？”刘毅冷冷一笑：“桓帝、灵帝之所以是昏君，因为他们卖官鬻爵，陛下不也在这样做吗？何况，桓、灵二帝卖官，钱交国库，而陛下卖官，钱入私囊。可见，陛下连桓、灵二帝还不如呢！”司马炎一听，勃然大怒，立即下令将刘毅推出午门斩首。群臣一见，急忙跪倒求情，司马炎这才“龙恩浩荡”，将刘毅打入天牢。
不过，卖官鬻爵只是权钱交易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极其简单、易行，但受益者主要是专制帝王和他周围的一小撮人，受害者却是广大老百姓，很容易激化社会矛盾，导致这个政权土崩瓦解。所以，一些头脑较为清醒的帝王不敢采用这种“饮鸩止渴”的办法。
贪污和贿赂，是最普遍的权钱交易形式。特别是贿赂，就像空气一样弥漫在“权力场”上，腐蚀着皇权专制国家的权力基础，毒化了社会风气，发出一股铜臭气息。
例如，大贪官严嵩倒台时，从他家里抄出“纯金器皿共3185件，重11000余两，玉器共857件，耳坠耳环共267双，布缎绫罗纱共14300余匹，扇柄27300余把，南昌和分宜第宅房店共3300间”。此外，从严嵩家里还抄出了金银象棋好几百副。对此，连明朝人沈德符都大发感叹：本来，对弈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情，如果拿着一颗颗用纯金浇出来的棋子对弈，沉甸甸的，岂不累煞人也？
过去，有一则笑话。有一次，一位地方官员离任，将他任职期间搜括的财宝全部装车运走。最后，这位官员巡视长长的车队，发现末尾那辆车上坐着一个白胡子老头，便问道：“你是谁？”小老头答道：“我是本地的土地爷！”这位官员大惊：“土地爷，我已经不在你的地面上做官了，你还跟着我干什么？”谁知，这位土地爷一脸苦相：“老爷！您把这里的地皮都搜括走了，我不跟着您，又跟谁？”
这虽然是笑话，却反映了一个事实：在皇权专制国家里，从上到下，几乎是无官不贪，有时连皇帝本人也可能是最大的贪污犯。
相对而言，卖官鬻爵是公开进行的，容易受到全社会的谴责，也容易禁止，而贪污、贿赂就不同了：它是在暗地里进行的，不容易被察觉，很难彻底铲除，所以它的危害就更大。
在皇权社会里，贪污、贿赂的手段多种多样，千差万别，但是必须具备一个条件，那就是权力。没有权力，就绝对不会出现贪污、贿赂；同时，贪污、贿赂通常也是和权力成正比的，权力越大，贪污、贿赂的数量和几率就会越多。
贪污腐败的总根源——皇权国家体制
对于皇权国家的贪污腐败，在前面，我们已经进行了充分的揭露。那么，这种情况的总根源是什么？我认为，就在于皇权国家体制本身，也就是说，官僚们贪污腐败是皇权国家体制的“副产品”。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大面积的腐败已经升级为“制度性腐败”了，而不再是单纯的个人腐败！
在皇权国家里，官僚的贪污腐败之所以是必然的，主要是因为：在皇权专制体制下，有两种特殊的关系，一是君臣之间的“虎狼关系”，二是官民之间的“猫鼠关系”。
在君臣关系方面，大思想家韩非有一番“高论”。春秋后期，有一天，齐景公和晏子到海边巡游，回首看着齐国的大好河山，景公不禁大发感慨：“多么美丽的土地啊！将来，它会属于谁呢？”晏子答道：“也许是田氏吧！”景公大惊：“我的国家为什么会归田氏所有？”
这时，晏子就告诉他：田成子努力经营自己的封地，从各方面满足社会各阶层的要求，使人民“归之如流水”。景公听着听着，不禁流下了眼泪：“真是可悲啊！我的国家将归田氏所有，那该怎么办呢？”晏子答道：“只要您近贤才、远小人、缓刑罚、赈贫穷、恤孤寡，多施恩惠，这样民心又会归向于您，纵有10个田成子，又能把您怎样？”平心而论，在中国历史上，这实在是一种“难得一见”的“和平竞争”的主张。
对此，韩非却是嗤之以鼻：齐景公“不知用势”，晏子也是愚不可及。他认为，“明主”任用大臣，就和养鸟差不多，必须拔去鸟翅膀下的羽毛；只有这样，才能让鸟儿（臣下）驯服！
此外，韩非又举了一个卫嗣公的例子。有一次，名士如耳去游说卫嗣公。卫嗣公见了如耳，既高兴，又叹气。左右很奇怪，就问他：为什么不起用如耳为丞相？卫嗣公却说出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人用百金之马，而不用千金之鹿，是因为马能够为人所用，而鹿不能为人所用！如耳虽有大才，当个丞相当然不在话下，但他胸怀大志，心不在卫国，我怎么能重用他呢？”
看来，专制帝王用人的标准不是有才、无才，而是能否为己所用：能为自己所用，就是“人才”，可以破格提拔；否则，就不是“人才”，不能任用，甚至还要铲除，不留后患。明朝建立后，贵溪名士夏伯启叔侄“断指不仕”，苏州才子姚润、王漠不肯为朝廷效力，朱元璋大怒，“皆诛而籍其家”。为此，朱元璋还专门制定了一条法律：如果有士大夫不肯为皇帝卖命，就是“化外之人”，可以“诛其身而籍其家。”
于是，在皇权国家里，走后门，讲究“裙带关系”，就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汉武帝时，有三个丞相是外戚：窦婴是祖母窦太后的侄子，田蚡是母亲王太后的弟弟，公孙贺是卫皇后的姐夫；当朝三位大将，也都是由女宠起家：卫青是卫皇后的哥哥，霍去病是卫皇后姐姐的私生子，李广利是宠妃李夫人的哥哥；至于不可一世的霍光，则是霍去病的同父异母弟。汉成帝即位后，在一天里封了5个舅舅为侯：王潭为平阿侯，王历为成都侯，王立为红阳侯，王根为曲阳侯，王逢时为扁平侯，人称“五侯”。这些人能在政坛上发迹，成为朝廷要人，很大程度上靠的就是“裙带关系”。古人云：“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句话虽然有点尖刻，但“一针见血”地揭露了皇权国家人事沉浮中这一重大待征。
更有甚者，为了消磨臣下的野心和贬损臣下的威名，某些专制帝王不惜听任官僚们贪污腐败、骄奢淫逸，这是他们对付臣下的一件“秘密武器”。
例如，萧何是西汉的“第一功臣”。西汉建立后，刘邦就对开国功臣们产生了戒心，所以手握重兵的韩信、彭越、英布相继被送上断头台。这时，有人告诉萧何：“您离灭族不远了！您在关中这么多年，深得民心，现在皇上又多次派人打探您的动静，是担心您会功高震主啊！您为什么不收点贿赂，广放高利贷，多买点田地，以贬低自己的声望？”萧何依计而行，刘邦果然大喜：“原来相国（指萧何）也喜欢占小便宜！”
在这一点上，赵匡胤似乎比刘邦还要坦率。为了削去石守信、王审琦等统兵大将的兵权，防止他们篡位，赵匡胤请他们喝酒，说：“光阴苦短，人们之所以你争我夺，无非是想多积累金钱，使自己可以充分享受，子孙后代不至于贫穷。现在，你们不如交出兵权，到那些膏腴之地做官，多买一些歌妓舞女和好的田地、住宅，快快活活地过一辈子！”
几千年来，历代帝王竭力削弱臣权，加强君权：汉武帝颁布“推恩令”，用“分而治之”的策略分散一切可能的对手的实力，以造就一个绝对强大的皇权；宋太祖削夺统兵将帅的兵权，并建立了一套体制，让各个部门“犬牙相制”，互相制约——“昔以一官治之者，今析之为四五；昔以一吏主之者，今增而为六七”；朱元璋宁肯让自己的家奴——太监掌理内外奏章，甚至代天子“批红”，也要废除丞相，压抑臣权。经过多少代帝王的不懈努力，逐步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以加强皇权专制统治。
在皇权体制下，这种特有的君臣关系，必然使得政治永远不能清明。在皇权国家里，官僚机器腐败无能是常态，“贤者苦于掣肘而不得尽其长，不肖者便于推委而籍以分其谤，事之举者转少”是必然的结果。在这种君臣关系支配下，那些关心国事民瘼的有志之士经常受到打压，很难大展宏图，真正施展自己的抱负和才华。
与君臣关系类似的是，大小官吏可以支配民众，民众却不能制约官吏。在等级分明的权力金字塔中，下级对上级的绝对服从是一条基本原则。在皇权时代，普通民众没有多少政治权利，他们在各级官府和大小官吏面前永远低人一等，处于被管理、被支配的地位。所以，官吏们只要巴结好上司，让上级满意，就可以对下为所欲为。
西方思想家孟德斯鸠有一句“发人深省”的名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这句话，对我们理解中国古代皇权国家的贪污腐败有很大的启示。
在皇权体制下，官吏们总是想方设法地把职权变为特权，变成私利。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王亚南指出：
“官僚政治是一种特权政治。在特权政治下的政治权力，不是被用来表达人民的意志，图谋人民的利益，反而是在‘国家的’或‘国民的’名义下被用来管制人民，奴役人民，以达成权势者自私自利的目的。”
与专制帝王一样，这些官僚们大耍“两面派”的功夫：一方面，以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的代表自居，打出“爱国”、“爱民”的幌子；另一方面，则是大肆贪污腐败，最大限度地实现着各自的私利。在实践中，他们“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利用手中的任何一项权力贪污受贿：吏部主管官员的考核、升迁，可以卖官；礼部负责科举考试、选拔人才，可以出卖考题；刑部可以利用断狱、决人生死之权卖法；兵部也可以运用练兵、发饷之权，甚至利用战争之机大发“国难财”。“上梁不正下梁歪”，下面的各级官员，乃至师爷、胥吏，也无不如此。
在某种程度上，那些贪污腐化的人，更让专制帝王放心，用起来更加得心应手，更容易驾驭，个中的奥妙就在于：这些人都有“前科”，有把柄捏在皇帝手里，皇帝可以随时抓住他们的“小辫子”处置他们。
所以，历代帝王虽然也把打击腐败喊得震天响，偶尔也会惩办几个贪官污吏，但只要稍加研究，就不难发现：这些人之所以会倒霉，要么是几只“苍蝇”，无足轻重；要么是顶风作案，正好撞到“枪口”上了，更多的是得罪了上级（特别是皇帝），上头正好拿他“祭旗”，杀鸡给猴看！至于那些位高权重的“老虎”，如严嵩、和珅之流，尽管贪污受贿、劣迹累累，路人皆知，只要得到专制帝王的宠信，谁敢揭发，谁就会“忤逆圣意”，没有好果子吃；当然，“天威难测”，如果皇帝对他们的宠信转衰，甚至产生了厌恶之情，一人发难，就可以将其扳倒。
其实，在皇权社会里，贪污腐败之风之所以会屡禁不止，其根源就在于：在皇权专制体制下，官僚们只是对上级（主要是皇帝）负责，其权力不受社会、民众的制约，可以绝对支配民众的命运。
在几千年的皇权社会里，中国人一次又一次地盼望“明君”出世，“父母官”能够给他们带来阳光雨露，但是，无情的是，人们的希望一次又一次落空。对此，我们应当从皇权国家体制上寻找原因，而不能单单归咎于皇帝个人。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