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网兴盛与个人寻求社会保障高度相关。在江湖时代，私人关系网以及团伙死党这两种组织都具有社会保障功能，在个人产生困难需要救济的时候，发挥类似现代社会保障体系的功效。
为了解释关系网的社会保障作用，这里说两个例子，一个反证，一个顺证。
在交通警察处理交通事故过程中，一般依当事人购买保险与否，分为三种类型：（1）双方都未买保险；（2）双方都已买保险；（3）一方买，另一方未买保险。对应三种类型，现实存在三种事故处理模式。
第一种，双方都已买保险，这种情形最简单，双方都不用争吵推卸责任，由交警鉴定事故，确认各自责任，然后交保险公司理赔。
第二种，双方都无保险，这种情形最麻烦，双方争吵不休，而且必定委托熟人通过关系介入交警办案，这当中少不了桌底人情。这是最难办的案子，尽管某些干警是既得利益者，但红包拿得不容易，免不了扯皮拉筋。
第三种，一方保险另一方无保险，一方轻松，有保险者态度无所谓，无保险者不仅吵闹而且绞尽脑汁托熟人通关节，减轻自己的责任。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到，在特定条件下，搞关系等于买保险，买保险的不用托关系，托关系的不用买保险，二者既对立，又互为补充。读者可能会想，买保险要投资，托关系不用投资。其实，托关系同样要投资，要请客吃饭，费用不一定更少。
在一个中小型城区，即一个熟人关系社会，熟人意味着社会保障，熟人圈越大，则保障功能越强，保障范围越广。上面的交通事故操作仅为一例，实际上熟人的社会保障非常广泛。譬如，就医，熟人可以帮助找到放心的医生，以及内部价格的特效药；上街购物钱未带够，不要紧，店家先赊着改日再说；买商品担心质量，不要紧，小城市里到处是熟人，找位认识的店家，商品先拿回去先用，有故障可以退货，没问题改日付款。这比大城市稀里糊涂购买到劣质商品，事后找消协投诉省事多了；半路上自行车、摩托车坏了，不必惊慌，路边等等，保准有熟人开车经过，打个招呼捎回去；邻里房屋权属有冲突，就到政府找关系以势压人；若是卷进诉讼官司，人情就托到法官桌上……
上面的例子说明两点：一是私人关系具有社会保障功能，二是私人关系保障可以与法律保障、商业保险等公共保障体系相互渗透，同时发生作用。譬如，商业性车辆保险与熟人关系包庇并行不悖。
关系保障也不是万能的，因为关系特权是竞争的，排他的，一个人诉求关系的成功，同时意味着某个别人诉求关系的失败，这些人只有求助于公共保障和商业保障。因此，关系在对一个人行使保障功能时，它就淘汰另一些人，使后者进入公共保障体系。
“关系”的滥觞
“关系”二字在中国耳熟能详，涵义几乎融进骨子里，可以脱口而出，不假思索。然而这种说法，滥觞于何时呢？
“搞关系”一词的大量涌现和流行，是20世纪以后的事情。此前，关系的说法在文献中几乎没有。也就是说，那时的“关系”二字是汉语“关系”的本义，即联系，而不是“搞关系”。当然，严格地说来，没有“关系”的说法不等于没有搞关系的事实。搞关系、走后门现象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于中国文化与生俱来，只不过在其萌芽时期未被概括为抽象的“关系”，而是用各种带有亲情色彩的称谓表示“关系”，譬如，“亲戚”、“朋友”、“叔伯兄弟”、“同窗”、“门生”、“老乡”、“表亲”等等，未将包含“搞关系”、“走后门”等内涵的众体提炼成一个统一的符号。未提炼，也说明“搞关系”尚未流行，尚未平民化、制度化。“关系”一词走向前台开始流行，并不仅是一个语言现象，更是一个惯例制度的崛起。这种抽象提炼过程，明显增强了一种冰冷的色彩，不再谈亲情、友情、学谊，毅然决然地抽掉温情的面纱，将利害关系赤裸地凸显在眼前：是亲戚、朋友、同学……那又怎样？大家在此一律平等，都是“关系”，是相互利用的对象而已。当然，这只是价值蜕变的内心独白，并不排斥嘴巴上“咱俩谁跟谁”的曲意逢迎和逢场作戏。
在清朝以前的文献中，没有今日意义上的“关系”这个词汇。那时的“关系”，都是其原始语义，即联系，而不是指走后门的熟人。在古代文献中，第一次或较早地出现“关系”这种说法，是清末小说《官场现形记》。全书仅在第二回出现过一次，不过不在正文，而是在对“过班”这一台词的注释。原文总共九个字：“过班：过通关系而升官。”此“关系”，即今日关系之雏形。
随20世纪向前延伸，“关系”在文献及口语中的使用频率日渐提高，曾一度在20世纪中后期“文革”中达到顶峰，并一直延续至今。在今天，关系概念是人所共知。在日常口语中，托熟人、走后门含义已经超过原始语义上升为第一含义，在托人办事中谁都不会误解它的意思。而它的原始语义即“联系”的含义，则萎缩为一种纯粹书面语言，基本局限在学术和政治文本里。
“关系”何以称“关系”？
关系作为一种特指的符号，具有特殊的生成结构。
从符号学看，符号的“所指”是内容问题，应该是针对已存在的客观事实。但符号的“能指”，即符号名称的选择带有偶然性。为什么选择“关系”来称呼关系，而不是其他？是谁选择了“关系”称呼？为什么选择特定的时机选定和流行“关系”称呼？这既要归结到近代社会的移民性质与社会主义语言文化的交叉。
依托移民迁徙的江湖秩序，其组织模式的发展和繁荣，通过对大众文化和行为规范的渗透，在20世纪积累了丰富的小传统底蕴，至此时需要进一步改造、整合和规范，需要用新概念和新符号来加以提炼和标识，以利于惯例制度的进一步提升。对新符号和新概念的需求是必然的，但选择什么样的符号则是偶然的。因之，这一时代出现的新符号就不可避免打下了当代的烙印。
关系名称的认同、流行和时尚化，与集体主义体制的话语习惯有关，与集体主义的精神无关，仅仅是一个话语习惯而已。尽管，早在清末就有“关系”的零星叫法，但并不流行，不成为得到大家认同的主流话语。《官场现形记》只是“关系”说法的星星之火，“关系”说法的真正燎原是在“文革”时期。
解放后，在计划经济和集体主义的组织体制下，所有工、农、商、学、兵、政、干……都要填写人事档案。标准档案格式都有“主要社会关系”一栏，要求填写近亲和密友① ① 近亲和密友同时也是搞关系的主要对象……每个人从上小学开始到进入工作单位，填写下的表格不下百份，每份都有“主要社会关系”。
另一方面，比照一下，“主要社会关系”在老百姓的世俗眼光里都是些什么人呢？很显然，就是那些来往密切的人、相互有照应的人、生活相互帮忙的人、有重大事情发生时靠得住的人——三姑六舅、七大姑八大姨、老同学、老哥儿们，这些人似乎就是“主要社会关系”了。几十年来，大家一面不停填“社会关系”表，另一面也不停托“社会关系”办事，久而久之就像巴甫洛夫条件反射学说所说，就像马戏团驯猴那样，建立了条件反射。托关系的人就是档案上的人，“主要社会关系”，或简称“关系”，就是那些走后门对象的统称了。习惯改变了人们的语言，把所有能走后门的人通称为“关系”，关系就这样进入主流话语。
从“熟人”到“关系”，并不是换个说法那么简单，它标志关系网操作从经验进入理性的高级阶段。以前各种称谓诸如亲戚、老乡、熟人、同学、师生、同事等等，都被冠以一个相同名称，包容在这一个共同概念之下，被同等看待。或者说，被抽象出共同的价值。原本在古典社会中，亲戚、老乡、师生等所具有的亲疏、情义、轻重、等级的诸种价值被轻飘飘一笔勾销。这就像砍一棵树做木棍，所有的枝叶都削掉，只剩下光秃秃的主干。所谓关系，无非是可以托办事的熟人，无所谓亲不亲、友不友，有用即可。白猫黑猫，能办事的就是好猫。
关系这个符号，连带它背后营造的关系网和惯例制度，是儒教制度后期的移民生活演变的结果，是移民和游民群体习俗逐步演化的产物。往前看，在古代定耕农业社会中，走后门的关系没有存在价值。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圈内，人们相互交换和利用的空间很小，亲戚仅是亲戚，朋友就是朋友，熟人还是熟人，不是相互利用的工具。在缺乏大规模合作的小农经济体系里，社会交换和相互利用的空间很小。在一个固定的村里，粮食蔬菜自给自足，家族以外人的利用价值微乎其微，没有经济意义上可观的工具价值。只有在定耕农业经济开始瓦解以后，大范围移民格局形成，同时宪政秩序尚未建成，市场经济和公共行政制度尚不存在，仅有的、数目少得可怜的亲戚、朋友、熟人、同乡就变成个人向外发展的过河桥和敲门砖，成为相互交换、合作的稀缺资源。在人们赖以生存的制度秩序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时候，关系网就这样形成了。换言之，关系网是传统与现代制度断层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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