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十年来，经常发生如此这般凡人小事。你办一件事情，遇到难度便要托人，如果自己的熟人当中无人胜任，就要委托熟人再寻找关系，然后前赴后继，一直请客送礼推动下去。譬如，早年出国办护照不容易，你跟出入境管理处不熟，便可能找公安局其他部门的朋友：“最近要出国办事，你跟出入境管理处熟不熟？”如果熟，这事交给他去办，事后你负责答谢。这就是关系网默认的社会规则。申领护照本来是你的权利，但是改革开放初期，诸多法律制度尚未建立完全，公共制度的交易费用高得惊人，于是个人保障权利不光靠法律，也靠关系。直接关系不行，就靠间接关系。老江湖道：“有关系要上，没有关系创造关系也要上”。这不是俏皮话，而是江湖的真谛。
在中小城市生活，市民都需要托关系，极少例外。这些托关系情形，又可分成两类：一类在自己的熟人小关系圈内就可办成；另一类直接托熟人还办不了，须请求熟人转托他们的关系才可办成。将事情通过熟人转托他们熟人的过程，这里称作“关系传递”。前面说过，普通人的关系网规模一般在200人左右，且因职业、家居等原因集中在职业、居地的周围。譬如，教师的关系网多集中在教育界，艺人的关系网多集中在娱乐圈，警察的关系网的多半在公、检、法，东城区居民在东城认识人多……这是由生活圈子及其“面对面”交往性质决定的。与此相反，现代社会生活的特点恰恰是突破狭小群体，实现更大范围的生存合作，什么都讲究一个“大”字，大经济、大合作、大循环、全球村。在哲学上，读者可以将关系网的发明和诞生理解为全球现代化的一条岔路。现代制度、关系网制度都诉求突破传统家族，扩大社会合作。开放社会和现代宪政制度是一个世界通解，关系网是一个儒教特解，由儒教家族主义制度蜕变出的特解。这是关系网的特征，对家族视野而言，它是外向型的，是努力超越家族的。为什么拉关系？就因为家族帮不了忙。希冀通过关系网承办的事务首先是外向的，全方位的，五花八门，种类繁多，幼儿入托涉及幼教，子女读书涉及教育界，购房涉及地产和家装行业，看戏涉及文化界，看病要有医院熟人，买便宜货跟商家打交道，出国跟公安局联系，开店办厂要工商税务有人照应，开发房地产要跟规划局、土地局打交道。一个普通人不可能认识如此多的熟人，如果正统渠道走不通，就只有托人。
两相对比，问题就来了。
一个人认识的人有限，而要办的事情无限。所办事务，如果恰好能在熟人中解决，便属万幸；如果熟人解决不了，只好再托人，求助于“关系的关系”，请“熟人的熟人”帮忙解决。从社会学说，这个间接方法等于将一个人关系网带入另一人的关系网，为了一个临时目标，暂时并网运作。此时，假若还解决不了，那就再转托一次，委托“关系的关系的关系”，循环往复以至更多……将大量人员牵连进来产生链式的社会合作模式。在合作中，凸显一种链式人际关系：A→B→C→D……你传我，我传他，正是关系网突破了家族窠臼，扩大了人们交往的空间。两千多年来，中国文化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家族主义文化，从“薪火相传”价值观到“宗法”制度，再到经济生产组织，都离不开家族二字。至现代以后，生活格局改变了，国际环境开放了，传统家族生活解体了，唯有家族主义文化延迟落后。在此背景下，出于家族胜于家族的关系文化应运而生，适时地扩展了国人交往的范围，大幅度增进了社会交换。换言之，国人不依靠西方式的契约和法律，而依靠旧式人际关系的反复传递，作为一种权宜之计，以达到个人扩展交往的目的。从这个角度看，关系网和关系社会在中国必然会发生，而且会长期延续下去。
关系传递突破个人熟人的局限，使原本不容易办成的事变得可以办成。这种功能把传递链上所有人的小关系网串联起来，变成一张硕大的网——复合关系网，产生组织人数上的“规模效应”，使得小关系网望尘莫及。关系网有能力与当代法治相抗衡，譬如“递条子”、“打招呼”通达法院和检察院，死刑能跑成死缓，无期能跑成有期，就因为它在小城市组织的人群规模和累积的权力，与宪政和行政程序等量齐观，形成一个对峙的局面，形成一个“体制外”运行的惯例制度。关系网最大的江湖属性即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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