份子钱:人情联盟背后




  份子也写作分子,是一个老词,打从明代中叶开始就流行。这种叫法,本身显示凑份集资、群策群力的风气。汤显祖《牡丹亭》第三十三出《秘议》:“便是杜老爷去后,谎了一府州县士民人等许多份子,起了个生祠”,便是一例,四处募捐修祠堂,颇有古代乱集资、乱摊派的意思。至明末清初之际,份子更加流行,譬如吴敬梓小说《儒林外史》通篇眼花缭乱尽是“凑份子”、“派份子”、“出份子”。例如第二十七回道:“归姑爷也来行人情,出份子”。全书有十个章回不止一次出现“份子”,有的章回出现四、五次。

  通常在圈子里做事,朋友同事一有人结婚,自己心里就发紧。唉,又要破费了,请柬似罚款单。遇着好友办喜事还心甘情愿,偏偏常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诸如没见过面的亲戚、同学的弟弟、单位管锅炉的临时工,不胜其烦。但是,请柬本身具有制度强制力,效力不亚于交通警察开的罚单,收到请柬的无一例外赶紧凑份子钱。这规矩打从明朝就开始了,一直传到现在。

  今日的婚礼有多重功效,作江湖样本效果神奇,涵盖江湖化社会许多元素,譬如关系、人情、面子,是江湖化社会运作的范例。中国小城市婚礼运作,乃是关系网制度运作之集大成。譬如,前篇“关系网”,曾借用喜筵宾客名单为素材,研究了关系网一般规模大小;后篇“面子季场”,还要分析婚礼大操大办中的面子诉求。本篇,我们还以婚礼为样本,分析“份子钱”的人情运作。

  所谓份子钱,就是在一个熟人圈中,大家集资向某人送贺礼。原本并不局限于婚事,其他大事譬如做寿、满月、动土、丧葬等等都可以凑份子,但是凑份子以婚喜事最盛。

  份子现象与东亚文化紧密相关,与儒教泛家族主义以及群体取向的社会组织体系有内在联系,不光中国人凑份子,日本、韩国也有凑份子风俗。

  为透彻分析份子钱的运作,这里选闽南人的婚事习俗作一案例,透过份子钱,分析当中包容的人情制度成分。

  凑份子的程序

  在南方小城,婚礼送份子的运行程序大抵如此:

  一择来宾。

  主人制定涵盖所有亲戚和熟人朋友的来宾名单。名单的第一顺序是所有近亲。主人不请亲戚,或者亲戚不来,按习俗都会被人责怪。第二顺序是单位、公司同事,如果单位、公司规模太大,就只请本部门同事,尤其关系要好的同事。再往后是同学,包括小学、中学、大学同学,主要涉及常交往的同学。最后,依个人工作历程,邀请部分战友、工友、客户等等。

  其中最要紧,爱面子的家族会尽力邀请当地名流来撑门面。

  二派帖。

  拟完名单,到酒店定了酒桌,就要开始派帖子送请柬。按照旧礼,送红帖的同时还要奉上一包糖果糕点,表示喜气均沾。红帖和糖果包的形式,是婚礼CI设计的一部分,显示主人的品位和地位。

  三呈份子。

  客人收到请柬后,开始准备份子钱,包在红包内并写上自己名字。这一点很要紧,不写名字就不能确认礼金属主,而礼金是双方人情交易的一部分,大家都很在意。譬如,在福建南方,送红包时间没有严格限定,但原则上不能迟于喜酒,迟于喜酒会被拒收,不是主人不想收,而是规矩规定不收。送红包时间一般有三种情形:一在通知下达时,在收帖的同时委托来人捎去;二如果没有准备不要紧,可以在婚礼前任何时候呈交;三没有空也不要紧,可以在喜筵当天亲手交给主人。按习俗,主人家在酒店门口有专人收受红包,散席后汇总。

  四汇总。

  主人收到份子钱,客人吃完酒,从人情角度说,这一轮互动暂告一段落。但事不算完,喜酒吃完了,人情在加深,债务纪录要刷新,人情平衡表面临改写。晚上,主人把这些份子汇总,列表一一记录在册。这本册子,就等于一本人情账,是本次人情的一个明细项目,来宾中将来任一方有红白喜事自己都要如法炮制,凑份子给对方。若时间隔得久了,价码有变化,还要随行就市。

  人情账很难彻底算清,陈谷烂糠刨起来不计其数。以前有张三欠李四的,也有李四曾经欠张三的,甚至还有家族中几辈人欠下来的,来回份子,算不清谁欠谁。更加上两个家族除婚礼外还有其他人情交易,所以份子钱就与总的人情债搅和一起,难解难分。这个烂账其实是好事,正是人情体制和关系网系统追求的境界,无形之中加深了相互纠葛和联系,维系了私人关系。

  凑份子的背后

  每份份子价码与筵席市场行情二者之间,具有一种稳定态博弈均衡,价码总是随行就市,水涨船高,与物价水平及民众生活水平密切相关。以闽南为例,喜宴份子钱的总和,在扣除筵席开支后通常略有盈余,也就是盈头,调查每家每户大多如此,屡试不爽。除非主人执意免收红包,否则很少出现份子钱不够开席现象。何以出现这种好像精心设计的行情呢?答案是份子钱价码依喜酒行情推算,自然形成。比方说,按照当地物价及喜宴规格,一桌酒席行情1000元,按每桌10人计,每人份子就是100元,份子行情就是这样自然产生的。

  既如此,盈余从何而来?答案是少量至亲好友为了表达盛意,特地比行情多拿些钱作贺礼。比行情多出的钱,在人情语言上意味不同寻常关系,是造就盈余的主要来源。

  在闽南,上世纪80年代后期普通市民份子行情是每人50元,90年代中期涨到100元,近亲好友则需300~500元乃至1000元,各城乡社区风俗略有不同。看凑份子的消费机制,经济学看到的是客人自己宴请自己,但社会学看到份子钱的生命,充满了丰富的人情语言,客人们要表示的信息尽在其中。除了运作人情,份子钱的功能也包括向主人捧场,以及熟人圈的交流聚会。

  份子钱现象折射出熟人系统运作目标:一,自己要排场(即面子);二,熟人要捧场。旁观者有义务,所有人不能例外,这折射出一种共生哲学。讲排场要有财力,如果主人不够财力,就利用人情制度融资,有点像民间标会或互助会,大伙儿集资来给主人捧场。主人落下面子,客人们赚个热闹。单就个案看,似乎主人占便宜,但是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谁家都会有红白喜事。

  反过来,有了凑份子制度,婚礼只能大操大办,想躲也躲不了。你家娶亲既是你家事,也是大家事,不完全由你家做主,还要风俗做主。直到改革开放之前,闽南民间只认“鞭炮夫妻”、“吃酒夫妻”,不认法律夫妻和结婚证夫妻。夫妻不管有未婚姻登记,都要鞭炮、排场公示,否则大家就不认他们夫妻。若在农村,甚至不给新人分地。

  面对凑份子大操大办,各人心态不一。主人有喜欢热闹的,也有好清静的,有爱排场的,也有怕劳命伤神的。客人有衷心祝贺的,也有应付了事的。大家各怀心事,逢场作戏。但习俗带有强制性,演员要演出,观众要出席。越是现代,熟人关系越淡薄,人情习俗就越薄弱,三心二意应付吃酒的客人就越多。应酬二字,越来越具无奈之意。主人拟定名单伊始,就颇费心机。每选定一个对象,都面临哈姆雷特式的犹豫:请,还是不请?如请,会不会来?不来,自己会不会没面子。如果不请,对方会不会怪罪?熟人的舆论是否会怪罪?这种情形,尤其在考量那些边缘熟人时很费神。与此同时,客人的心理压力也很大。接到一张请帖,不啻接到罚款单,不去得罪人;去也很烦,费钱费时,应付不起。

  有请必赴更麻烦。前面估算,一个熟人圈平均大约二百多号人,当中每户都可能办喜事。即便每家平均十年办一次红白喜事,每年就要应酬二十多摊份子酒席。花费时间不说,以平均每次红包100元论,每年支出两千元以上,这只是一个保守估计。碰上至亲好友结婚,额外红包高于平均数。再遇上农历吉利月份,各家集中操办婚事,城里大小酒店爆满,这时红包支出就是天文数字,压得大家叫苦不迭,“人情风”变成“人情疯”。

  收钱的主此时当然高兴,热闹有了,排场有了,还有赚头,不亦乐乎?然而,快乐何其短暂,忧郁何其漫长。低头看人情账一五一十地挂着,那都是债主啊。霎时间,笑容烟消云散,手中盈余不够下月凑别人份子,轮到自己背包袱。

  从经济学看,凑份子带有民间金融互助性质,凑份子在排场和铺张之余,构成一种互助和交换功能。这种功能带有惯例制度强制性,交换提高了关系网的凝聚力,从而维系关系网在民间社会第一组织系统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