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乃十种人情说法，这些老说法浓缩人情的操作特性，有带入人情交往语境的功效。然而，它们只是表象元素，还不足以反映人情的精髓。
人情的精髓是什么？是人情的运行法则，也就是非正式“制度”，是江湖的规矩。那些经数百年发育成熟的老规矩，是人情灵魂所在。若要讲人情，须按老规矩来，否则坏了规矩、吃了亏还不知缘由。老规矩是众人利益博弈自然形成的均衡状态，均衡产生了习俗，学理上叫作习惯法。因为有一群人以规矩结成关系网，才确立了江湖秩序，习惯法是这一秩序的非正式制度。
这就引申出人情的功能这一话题。
近代江湖发育五百年，比起中华文明五千年只抵得一个零头，但比起西方现代国家就不算年轻，比美国二百年历史长一倍有余。在江湖社会发育时间中，人情之所以被江湖关系网络提升到类似于宪法的制度地位，原因在于人情向江湖社会提供两种基本功能：
（1）私人关系网络的维持、凝聚；
（2）私人间利益交换合作和利益平衡。
以下所讨论的六种老规矩，即基本的人情规矩，无一例外膺服于这两种基本功能。这六种规矩是：
（1）主动讲义气；
（2）礼尚往来；
（3）过量偿还；
（4）错开时间；
（5）争取债权；
（6）忌讳清算。
在陈述这些人情规矩之前，首先要强调人情规矩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它的适用范围仅限于关系网；离开了关系网，即超出它的适用范围。
主动讲义气
做人要讲义气，这是关系网极力推崇的价值规则。讲义气可被概括成如下态度：
如果我认为某人值得交往，那么应该主动向他（她）尽义务，向他（她）行善施惠，而不计较得失。
义，义务；气，态度。义气，义务之态度。
江湖义气，就是行善施惠当先。这种“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奉献精神来自儒家义务伦理，在这里，人情代表的江湖制度继承了儒家的衣钵。
放眼历史长河，可知这条规矩并非始于近代江湖，义务伦理是儒教最基本的特征，自孔子算起也有两千多年，江湖人情不过承袭这种价值而已。江湖是后儒教，或是蜕化的儒教，在许多重要规则上，江湖与儒教前后相袭，换汤不换药。这里，义务伦理演化成“义气”，昔日士大夫嘴里的义理，到了江湖就变成了义气。因而义气是通俗化、大众化、江湖化的义务伦理。
讲义气的常见例子是吃饭买单，中国人到饭馆吃饭，大家争抢付账，不管真的假的，扭胳膊抱腰拧作一团，为争尽义务。
在人情规矩体系中，此条规矩具有原初启动功能，开创了二人的人情关系。一个人开始讲义气，等于在人情制度里施人情，老词儿叫做“做人情”、“送人情”、“卖人情”、“留人情”。违背这条规矩，该讲义气时不讲义气，舆论说你“不仗义”。“不仗义”的人会被别人疏远，甭想在圈里混。
礼尚往来
孔子云：“来而无往非礼也”，这是“来往规矩”的精神源头，也是人们交往的实际操作准则，亘古不变。大凡常人要还人情债，多半念叨“来而无往非礼也”，表达了自己的压力。
礼，即礼制，现在叫制度；来，意指主动送礼或帮忙；有“来”必有“往”，赶快还人情，这是来往规矩着重强调的规则元素。人情未必都指钱财，看望也是人情，回访也是人情。
礼尚来往的效用，是保障二人来往的交互性和利益平衡。
甲的“来”——即“主动义务”，给乙带来了的利益或恩惠。但是在一个公平的制度中，甲的利益该由谁保障呢？这规矩明确说：应该由乙的“从动义务”来保障——由“往”去保障。这只说了二人关系，而二人关系是传统社会最基本的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的起点，有了二人关系即有了一切关系。通过交互的义务或者说义务互动，达致两人之间权利义务的平衡。
深入分析这一规则，就会发现它与现代法律制度有很大的不同。现代法律制度强调进行交换的两个公民身，必须同时体现权利和义务平衡，而不是通过时间差的二人交互作用慢慢完成平衡。现代法律是建立在个人价值之上，以个人为本，以个人为皈依，市均经济还要求精确结算个人财富。而人情规矩，建立在儒家二人互动基础上，强调通过交互的义务，来维护双方的权益平衡。这是两种不同的文化设计，就像两种不同发动机设计，就其本身无可厚非，尤其不能简单依据现代制度立场武断否定交互式人情平衡机制，因为各有各的作用，各有各的服务对象。人情平衡法以互动为原理，功能多样性是其优点——即不仅保障权利平衡，还能强化人际关系，增进群体凝聚与合作。这种设计虽然很古老，却不乏智慧。而现代民法的权利义务平衡设计，功能更加专一化，只管平衡，不管人的沟通，不管人文关怀。所以，这是两种不同形态的智慧。
当今人情被喻为债务，也源于本规矩，“有来必有往”体现了一种压力。所谓“来”，就是接受了别人恩惠，欠下了人情。孔子说：“来而无往非礼也”，“非礼”二字完全是精神压力（古语称性骚扰也为“非礼”，可见其严重），逼你赶紧“往”——偿还人情。这种心理，同欠债还钱如出一辙。
从文化渊源看，这规矩也源于儒家哲学，具体地说是报偿伦理。
“报”——报答、报恩、报仇等等，是儒家哲学一个重要概念。“报”是一个关系范畴，它相应于一个交换背景存在，这个背景就是别人曾经给予自己恩惠。从消极一面说，报的内容也可能是伤害，譬如报复和报仇。“义”与“报”，是一对不可分离的儒家范畴，换作人情老词儿，就是“做”与“还”，这是一种对称设计，演绎到民间社会，就成了“有来有往”，“一报还一报”，“做人情”和“还人情”。
“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以夸张口吻强调了“恩”、“报”之间的不可分离以及放大的关系，除了隐含“礼尚往来”以外，还延伸下一条规矩：“过量偿还”。它说滴水之恩不仅要报，而且要用涌泉——无数倍于滴水来回报。
偿还务求过量
还人情时，有时要对等，有时要过量，看是否合适，伤不伤感情。不伤感情的，可等价偿还；若等价偿还肯定伤感情，那就要过量偿还。为什么伤感情？因为只专注财物，把人情包含的情义一笔勾销，这意味着不尊重对方情义。此外，有些人情很大，根本无法还清，更遑论过量，譬如救命之恩一类，只能先表示一下，然后欠着了。
什么时候伤感情，什么时候不伤，没有标准答案，还须自己的人情功夫拿捏。人情所负载，一为利惠，二为情义，每桩人情之中成分比例各不相同，要靠自己用心去揣摩。以利为主，可酌情等价偿还，譬如借钱还账，甚至多加一些利息也不为过；以情为主，忌讳等价偿还，譬如别人从外地带来特意的礼物，或许本钱很小，如果按价回赠就犯忌了。千里送鹅毛，礼轻情义重。
针对情义型的人情，过量偿还规则要求尽量“过量”。所有的“报”，也就是还人情，都面临价值数量和方式选择——以什么方式？还多少？怎样做才合乎情理，对得住自己对得住别人？若只考量利益数量维度，就简化成：还人情的分量究竟应该大于、小于还是等于所欠人情？
如果回报小于所欠人情，客观上等于对方吃亏。在某些个案上可能无关紧要，但从规则高度来看，无法维持私人关系的总体利益平衡。一旦失衡，别人肯定说你小气，老占便宜，不跟你来往。因此，若作为规则，“小于”行不通。
再说“等于”。如果回报数额刚好等于所欠人情，这种方式在利益交换上可操作，能够维护平衡。然而，人情中包含有感情成分，它不光是交易，另一方面也是人际关系的沟通、维系。回报价值死抠所欠人情，计算得一清二楚，一点亏都不吃，在传统习俗上意味着暗示对方：你我只有利益，不讲感情。这不符合人情制度功能的宗旨，同时也是对对方的伤害，因为对方给予你感情，表现得不计得失，你却对利益锱铢必较。
所以，还人情在分量上既不能“小于”，又尽可能“不等于”，于是就剩下“大于”一种答案。“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就是关于“大于”的诗化格言。
明确过量后，问题尚未结束，还有一个评估标准问题。你认为过量，对方认为不过量也不成。这个问题涉及双方评估标准异同，而差异在生活中常常出现。譬如你某事托人，对你来说一包茶叶、几斤水果足以表达谢意，这是你的标准；然而，也许你不了解对方办事过程的辛苦，如果成本代价高，一点茶叶水果就显得不明事理、不识做人，令人不愉快。不愉快不在于钱，而在于不知趣，不洞明世事。
评估很重要，还因为人情涉及不光金钱，还包含帮助、援、提携、后门等多种恩惠，这些恩惠之间相互折算困难，有些根本无法折算，譬如，情义和后门，后门有价，情义无价，折算困难，容易产生误会，这也是人情交换矛盾多发地带。
合乎情理的做法是，既要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也要尽可能站在对方立场评估价值，然后在二者当中选择较大者，至少折中作为答谢的依据，并留有一定余量。此时，务须牢记“涌泉相报”。经过相互体谅后的过量，才是真过量。这是传统人情忠厚仗义的性格。以流行的话说，叫做“换位思考”，心理学上叫做符号互动。评估的过程是双方心理符号互动的过程，是沟通的过程，因互动派生出沟通，这是人情能凝聚人际关系的原因。学习站在对方立场来评估价值，相当于努力去了解对方价值观，这虽是费神的功夫，但是利大于弊。通过这样的心理符号互动，人情交往促进双方沟通和相互认同。如此持之以恒的结果，是通过价值观沟通最终推进了周边私人关系圈广泛的价值观同化。江湖人的价值观容易趋同，趋同过程甚至带有强迫性，大家恪守主流价值，就像一个模具倒出来产品，非此不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也是一种同化力量。
对根本不能过量的偿还，譬如“恩人”的“养育之恩”、“救命之恩”、“再生父母”等等，就只能终身不停地还下去。生命不息，偿还不止，这叫做报恩。不停息的报恩是对“过量”的追求，虽不能至，却向往之。
时间差：往来刻意错开时间
甲与乙是熟人，甲到乙办公室托他办一件事。事毕，甲立即要付钱酬谢，乙嗔怪甲见外了。甲还执意要谢，乙更加生气了，双方不欢而散。酬谢要不要？当然要，但是时间不对。
还人情，光讲究过量不行，还得讲究时机，具体地说，就是要控制还人情的时间差。所谓时间差，就是既不能与欠人情同时，也不能久拖不决。不能拖太久，是避免对方误解你忘恩负义，别人不会与忘恩负义者即不守规则者玩游戏。不能立即还人情，则由人情本性决定。立即偿还相当于市场上“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交易者之间没有瓜葛，也就无情义可言。而人情功能偏偏就是诉求瓜葛，制造瓜葛，所以注定不能立即还人情。
人情作为一门没有人设计、却自发生成的惯例制度——即习惯法，它的难题就是在利益与情义之间作平衡。通常，利益博弈是欲望的火药桶，易于导致冲突，讲利益就难讲情义。情义是功利的对立因素，功利心贪得无厌，情义要求不计得失，装扮糊涂，差不多就好。解决这个均衡问题，不同民族有不同智慧。中国人情现象之巧妙，就是把这两种对立因素统一起来，以偿还过量抑制贪欲，以时间差承受债务，以情义促进交易，以交易维系感情。这感情虽看不见摸不着，但朦胧之中大家自有分寸。
时间差是一种惯例规则，还人情安排在自己欠人情之后，时间既不长也不短，要恰当维持赊账。并非不愿意偿还人情，而是刻意留下一段时间领受对方盛意，确认对方情义，表明牢记恩惠。从某种意义上说，牢记比还账更重要，还账诉诸利益平衡，牢记诉诸人际关系建设。所以，人情维系私人关系，难免拉拉扯扯、婆婆妈妈，并非当事人无智慧，而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谁欠谁一清二楚。
对传统型人情来说，时间差一定要控制，但时间长度是灵活的变数，靠个人根据情况掌握。无论如何，时间差本身很重要，它必须存在，正是这段时间直接维系了两人关系，没有时间差就没有人情关系。如果受益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段时间差就不存在。时间差不在，两人情分就不被时间老人挂着；情分不挂着，关系就无以为继。假如马上还人情，哪怕过量偿还，都等于给对方一个信号：“我不想欠你人情”，背后的潜台词是：“我不想留你这层关系”。这样的例子生活中还很常见，一般来说，下层向上层送人情，譬如百姓向官员亲戚托人情，或乡下人向城里亲戚送人情，由于阶层的隔阂，冷面就很常见。如果后者不愿接受前者人情，又不想撕破脸面加以拒绝，委婉的方法是马上向前者回赠分量相等或者更多的礼物，诸如闲置的烟酒或点心一类，远比乡下亲戚一麻袋番薯花生值钱，以此表明不想亏欠人情。不欠你一袋番薯人情，就不用替你办事。惯例规则是：不欠人情，就没有办事义务。这种婉拒，既合人情规矩，又不授人以口实，可谓人情练达，游刃有余。
控制时间差是一门学问，能衡量一个人通晓人情世故的熟练程度。还人情，一要早还，二不能立刻还，三不能久拖不决。民间习惯，还人情最早是当天晚上，通常送礼答谢，或者酒楼宴请。
在人情制度环境中，还人情拖延不利于自身心态平衡，人情关系网中的舆论也不利自己。只要自己认同人情，只要依赖私人关系，只要舆论对自己有压力，就得赶紧将人情窟窿堵上。为使对方放心，双方打照面时还得经常念叨感谢，面子上矮人一等，实在难受。真正想一拖再拖，只有那些开始就想赖账的赖皮，这种人因为不守规矩，难于维持稳定的人际关系。
以上“过量”和“时间差”两种规矩都相对传统人情而言，到21世纪以后，人情习俗有向经济交易蜕变趋势，人情愈益淡薄，经济愈益抬头，宏观上反映了江湖习俗向商业制度转型的趋势。香港是中国最早开放地区，香港人有两句话反映了这个趋势，一句“人情紧过债”，一句“人情薄过纸”。前者说人情压力之大，后者说人情渐渐淡薄，大家依靠不得。这个变化是大趋势。人情惯例制度萌芽于五百年前，但近一百年来人情尤其改革开放以后的人情，并不完全遵守经典规则。还人情的时候既没打算“过量”，也不要时间差，最好“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譬如，我介绍生意给你，你给我提成5%；或者你帮我办手续，我给你一千元。这样的“人情”，就已经很像做生意，而不再是人情。看得出，人情明显慢慢退化了。但是却没有消失，只是边界日臻模糊，日益淡薄。
争夺债权
有些老于世故的中老年人，初认识时让人觉得和蔼可亲和乐于助人，时间一长露出真面目，每一次帮人背后都有所图，且不马上有所图，而是一种工于心计的策略，背后的目的是为了控制他人，玩他人于股掌之上。
讲义气的规矩再向前走一步，就会变得世故、老辣，变成假讲义气而真争夺人情债权。
讲义气的性格，确是人情高尚的一面。但是世上不求回报的绝对义气终究难觅，人情乃是一种弹性平衡，而不是慈善事业，尽管其相互交换在时间上拖延不定，分量上也模糊不清，但毕竟最终有规则维护平衡。既然有规则确保利益平衡，那么对于做人情一方来说，其实可以预期后果，直至控制后果。若欲取之，必先予之，想得到对方什么，就施予对方相应人情。
于是，这样的情形时常发生：利用规则漏洞，为图回报而设计圈套，佯做人情将对方套进债务状态，然后役使和奴役他，叫他干什么就干什么。当然，这必须在人情行之有效前提下。若离开人情制度，离开双方对私人关系的相互认同，人情债权便毫无意义，红眼狼遇白眼狼，一切打水漂。
争夺债权不是一种规矩，而是利用规矩的策略，与人情现象密不可分。什么是争夺债权？就是尽量让别人欠自己，而不要欠别人。己欠人被动，人欠己主动。这就要主动地、不失时机地做人情，直至滥施人情也不为过。有些工于心计的人调进新单位，会针对同事主动做一些小人情，显摆自己的关系资源，譬如三姑六舅在哪里公干，可帮大家办什么事情，或者主动请人吃饭……尽管新来，也可求得主动。一旦站稳脚跟，滥施人情也会停止，转向其他更高级的目标。
还有，中国人吃饭争着买单，有些人只是为债权，为大家欠他的情，将来托大家好办事。究竟真讲义气还是假讲义气，还要看做东的今后表现，是否挂着自己卖出去的好处，以后加倍索回。由于有这种人的危险，加上人心隔肚皮，所以人们一般都害怕欠债，患上“人情恐惧”，免得以后遭人逼迫。
人情债权有什么好处？就是可以利用规则役使别人，满足自己需要，而且关系网中的舆论也会帮他说话。凭什么役使？就凭对方欠你的人情债。如果对方守规矩（在圈里混肯定守规矩），他就必须还人情。你托他办事，他便有义务，不做还不行，直压得喘不过气。如果你控制他做事，引导走向满足自己欲求，你就控制成功了。这便是役使和差遣。
除了差遣，债权还有其他好处，这里一并罗列：
（1）可以差遣别人，在交往中主动；
（2）有助于建立自己讲义气的形象和口碑；
（3）有助于获得对方（欠债人）的感激和尊重；
（4）有面子，可以获得自我满足和优越感。
所以，在人情的氛围或气场下，争取债权是一种强力模式，信人情就要争人情，必得为之。
从讲义气到夺债权，表面上看来没有差异，实际上价值观已经蜕变。讲义气背后是义务伦理、奉献精神，讲给予不计索取；而争夺债权，表面上佯装义气，实际为了以后差遣别人，这是一种人情策略，价值观已经从义务伦理蜕变成功利主义。
忌讳清算
人情规矩还有一道“清算忌讳”，就是人情交往过程中不准盘点，不得清算，不能当面提及对方欠自己的债务，损别人面子。行话说：“算那么清楚干嘛？”“咱俩谁跟谁？”
反之，如果两人决意中断往来，不仅不避讳清算，而且应当结清，一是一，二是二。
为什么人情忌讳清算？清算就是清盘了结，这等于绝交。假如清算人情，人情后面承载的人际关系和情义元素就没有依托。反过来，正是相欠债务——不管谁欠谁的，恰好维持两人持续交往。因此，人情互欠体现一种共识，反映继续维系双方私人关系的意愿，它比到底谁欠谁、谁是黄世仁谁是杨白劳更重要。为不破坏人际关系，避免对方误解，就要尽量避免人情盘点，避免清算，这是规矩。如果犯忌，轻则引起不快和误解；重则绝交，干脆不来往。
清算忌讳只相对于正常人情往来而言，想来往的人忌讳清算。如果两人关系走到尽头，需要一个了断，清算恰是合适的程序，在仪式上宣布绝交。具体做法十分简单，债务人将自己所欠进行估算，最好等于所欠，原封不动退回。算不清楚部分，干脆多给一些，临了加上一句“以后咱们谁也不欠谁”，等于宁吃亏也要绝交。这是传统中国人的常见断交程序，也是武侠片里恩怨情仇了断的台词套路。
现代人遵守清算规矩、程序和仪式日渐减少。现代人的价值立场，已经逐渐由家族主义、泛家族主义转变成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不再奉行人情至上。尤其相对于当前社会转型的制度空白，法律管不了，人情不顶用，许多人对于自己所欠债务大抵很少主动偿还。所谓“欠钱是大爷”，折射出了制度执行的空白。
近二三十年来，在市场经济转型后，商品交换慢慢兼并人情交换，两种交换体系产生了融合的趋势，人情慢慢淡化，经济交换愈益兴起。生活在民间，经常观察到这般例子，替朋友帮忙干活，他将你半天辛苦，按人工每日80元市场行情折成40元，晚上送等价礼物到你家酬谢。客人到外地寄宿亲戚家，临走留下相当旅馆半价的住宿费，表明利益均沾。时过境迁，老规矩渐渐失传，如今人们即便愿意做人情，也难免不伦不类，又像人情，又像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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