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严 　　对中国人来说，面子的第一要素当然是尊严，这是面子语义的源头。 　　尊严属现代语义，而面子属传统语义，假若忽略历史语境差异，可以说尊严是面子的现代同义词。尽管二者并非完全同义，但大多情况下可以互换调用。此处枚举几例：“没面子”等于没尊严，“丢面子”等于丢尊严，“有面子”就是有尊严，“保全面子”也就是保住尊严……后面要说，也有不少例外。 　　自然，尊严是现代名词，古汉语不常用此名词。古语但凡涉及尊严语义，便可说“面子”；稍严肃一些，也可说“脸面”、“颜面”。“脸面”和“颜面”，主要用于明代前；明代后，“面子”用得越来越多，这与民间社会江湖化背景有一定关系。但是，这种互译性肯定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有条件限制。 　　尊严比面子内涵大。一切人类皆有尊严，面子只是尊严的一种具体民族文化，是尊严作为普遍人性在中国礼教中的投射。古人，尤其拥有话语权的统治者和教化者，通过礼教以及延伸的礼俗，规定尊严的价值判断方式，并且以礼教特有的脸谱方式对个人行为进行表象化，浓缩为“面”的符号。准确地说，“面”不是脸庞，而是文化赋予的面具和角色。用儒家的话说即是名分，名分是儒家设计的一种关于角色和身份的先验概念，用以建构儒家社会组织。“面”导入一种礼教的通俗贯彻方式，简单易行，便于民间群体推广。凡符合礼俗标准就有“面”，凡不符合则没有“面”。 　　所谓礼俗，是礼教制度在乡土环境的习俗化，相当于法学中的习惯法和先例法，也相当于制度经济学中的惯例制度，是儒教诉求与百姓生活博弈的均衡态。比“面”更口语化的词儿，就是“面子”。村里子弟金榜题名，全村人都说很有“面子”，因为“学而优则仕”符合主流价值标准。凡符合主流价值便有面子，可见“面子”是抽象价值体系与具象行为之间的“孵化器”。 　　潜移默化地沉积在百姓之间的礼俗制度，即所谓风俗化的儒教，是“面子”文化诞生的制度背景。这一点，正好是“尊严”演化成“面子”的逻辑条件。讲面子，就是礼教或礼俗制度的尊严观。尊严价值一旦进入礼教，或进入作为礼教遗迹的江湖，便是面子。而面子的价值，一旦走出礼教，进入现代话语，便是尊严。 　　礼教本自西周诞生以来，即具脸谱化和程式化特征。一部儒家经典《仪礼》似如一部剧本，许多章节就同戏词无二至。譬如《仪礼•内则》规定，孝子清晨向双亲问安，台词、服饰、装束、饰佩、动作样样俱全，一概依照脚本，不得丝毫僭越。中国的尊严观不可避免染上面谱色彩，爱面子变成做戏。所以，反过来说，尊严一旦脸谱化，便成面子。 　　尊严价值是一种普遍的人性，具有跨文化价值。不光中国人讲尊严，世界所有民族都讲尊严，凡人类必讲尊严，不过其具体形态依赖各民族的制度背景和文化观念。感性的、能实践的民族性尊严观，最终被整合成不同的模样，在中国人、玛雅人、印度人、西欧人……身上各有体现。同样讲尊严，讲得却不同。 　　中国人讲尊严，首先是面子。做人越传统，就越讲面子。 　　做秀 　　在日常生活中，一个人有尊严多半很有面子，这很好理解。 　　但是，并非尊严越多则面子越多，“有面子”不与“有尊严”呈正比。最有尊严，不一定最有面子；最有面子，不一定最有尊严。譬如，某文人不愿阿谀奉承、溜须拍马，当然不会飞黄腾达，于是在众人眼里没什么“面子”；但反过来，做人却很有尊严。因为不仰人鼻息，活得自由自在。有一则德国的故事说，歌德与贝多芬一同在花园散步，恰逢公爵路过，歌德立刻停下，伫立路边——脱帽弯腰、鞠躬；而贝多芬却不屑一顾，顾自继续谈笑风生，成鲜明对照。这个故事，若置于中国语境来诠释，便是：歌德有面子而无尊严，贝多芬面子小而尊严大。后来，这个故事还有一个西方化、令中国人意外的结尾：当贝多芬旁若无人时，公爵居然退向路边伫立，向贝多芬脱帽致敬。这也许令中国读者不免吃惊，其实这是西方人借故宣扬人格独立的精神。《艾子》说：鬼，专欺负怕鬼的；同样的道理，奴隶主奴役甘愿做奴隶的。中国古代有不少贝多芬式的人物。譬如，道家宗师庄子，一世不愿为官，自甘清贫，浪迹江湖。在庄子眼里，自由就是逍遥，做官就是奴役。然而，社会主流与之不同，捐官买官晋爵，对下耀武扬威，自忖“很有面子”；对上却低三下四，人看“面子全无”。此时，讲尊严是一种奢望。此处是面子来尊严去，二者分离的。古代所谓“官痞”、“衙棍”，即有面子无尊严之人。 　　再说，百姓当中也有家境贫寒者，执意套取“份子”大张旗鼓地办喜事，学着富人讲排场。一番心机下，终于得以大操大办，面子固然有了，别人不定真看你高一筹。毕竟排场是别人给的，龙虾鲍鱼是大家凑钱买的，彩电冰箱是某人送的……不是你有本事。就算有面子，也是表面的，与自己的尊严无关。甚至是对尊严的揶揄。 　　面子这东西总是以一种假冒的“尊严”陶醉自己，自己跟自己做秀，明知道一切是假的，但是却很满足。这种“掩耳盗铃”的症状，经常导致面子与尊严决裂。死要面子，放弃尊严。那些极端爱面子者不免带“白日梦”症状，游离于精神分裂患者和常人之间。 　　观中国人日常生活，特别是那些高度江湖化的日常生活。譬如，应酬、做人情、走过场和逢场作戏，假面子多于真面子。即便真面子，通常也掺和些许水分，变作几分真几分假。中国人但凡说面子，无形之中都有水分。而不掺水分的人，是现实生活中为数不多的“实在人”、“老实人”。 　　《红楼梦》有言：“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中国文化有特点，它不透明，就像伦敦雾。雾里行走，须有导盲系统，做人须有拨云见日的功夫。譬如面子这东西，假戏真做，飘如浮云，真假莫辨。读者不妨自忖每次面临“面子”的语境，是否能做到“世事洞明”，是否每说“面子”都体悟到自己和他人各有“里子”内藏。“面子”的复杂，就是一直与“里子”纠缠不清。 　　“里子”即利益，银子、欲望、权力、地位。面子在外，里子在内。面子可说得天花乱坠，而里子说不得，戳破就不好了。面子与里子相对存在，面子在嘴边，里子在心底。所谓拨云见日，就是拨开面子看里子，透过现象看本质。这当中包含双重诉求：面子最大化和里子最大化，又涉及双方的均衡。一旦涉及面子，潜意识要谨慎自省：这只是面子不是里子，千万别上当啊！于是，就有了逢场作戏，大家相互恭维，虚的面子到处送，实的里子到处抢。 　　“透过面子抓里子”，是中国人做人成熟的标志之一。 　　做中国人，不管其他方面多么成熟，如果这关过不去，肯定就不成熟，显得傻乎乎的，稚气未脱，听不懂别人逢场作戏的潜台词。不懂套话背后的双关语，不懂暗含的指令或威胁，不懂装疯卖傻，跟在别人后面傻笑。一晚上别人谈些什么，一字儿未听懂。面子上的逢场作戏，几乎相当于黑话，正话反说，反话正说，明打暗帮忙，明捧暗贬，直至搅得天昏地暗。中国人若把面子当真，肯定遭人家嘲笑，昏头昏脑，幼稚可笑，被人骂作“白痴”、“十三点”、“木瓜”、“笨蛋”、缺心眼儿……与此截然相反，成熟的心智是跟着你们玩儿，俗语说：“茶壶煮饺子，心里有数”。场面如何玩法，空话怎么分辨，背地里怎么回事，一清二楚。透过面子抓里子，正是混世江湖之道。 　　这就是面子的表面性、做秀性，它瞄准下面的“里子”，做大面子，为里子服务。 　　自我形象 　　在中国，“做面子”是树立自身形象的一种手段。譬如，青年人结婚时租借豪华轿车作排场，豪华轿车不属于自己，婚礼借来风光一下。它让结婚者暂时忘却了自己的真实角色和地位，在梦乡中进入向往的境界。此时，结婚者努力以豪华形象示人，俨然处在向往的那种富有状态，因而“很有面子”。时下流行的豪华婚仪，但凡以“一辈子只一次”名义满足新人的虚荣心。在这种语境下，面子即个人形象，个人形象即面子，二者同义。新人类们所谓“展现个人形象”，是古人“有面子”说辞的现代版。在受过一些现代教育的年轻人看来，说“面子”既传统又老土。 　　另一种例子，初出茅庐的商人与新客户谈判，有些人会借一部豪华轿车赴约，希望新客户认为自己很有实力，以使谈判天平倾向自己。反之亦然，经同一文化熏陶的新客户也可能如法炮制，也借豪华轿车赴约。于是，二人演一出假凤虚凰“二人转”，直落得双方头次见面便云里雾里。江湖商人比普通人更狠之处，是他愿赌服输的性格，宁愿承受虚假交易的风险和竹篮打水的亏本，也要冒险争主动占先机，以求暴利。虚增个人形象，并非预谋诈骗。只有少数人真正从事诈骗，对多数好大喜功者来说，做面子只是一种默认的文化游戏，即“演戏”，也称逢场作戏。“演戏”是面子体制的派生物，当然也是礼教的派生物，它极力演出那种自己向往、以为别人也向往的样子，那种风度和气质，那种派头和实力，其逼真的程度，连自己都信以为真，不由得他人不信。至于对手，信不信则由己，这种逢场作戏的游戏，中国人习以为常。 　　两人演对手戏，如此假凤虚凰，巫山云雨中还能从事商业合作，便是对游戏参与者的智慧考验。所以，成熟的中国人一般显得很聪明，比外国人聪明，尤其比发达国家的老百姓聪明。令人惊奇的是，去欧洲旅行的友人一概认为欧洲人很笨，中国人比较聪明，当然限于普通人，不说哲学家和科学家。但是，所有的友人都不明白，笨欧洲何以比聪明中国富裕，人均GDP高20～30倍。聪明人折腾半天，比笨人贫穷，这在逻辑上不好理解。普通中国人之所以显得聪明，是因为社会文化和制度语境比欧洲复杂，要应付的压力多，其中之一便是面子语境。复杂语境孕育了一批小聪明，毫无意义穷讲究。越穷越讲究，规矩则越多。 　　不少男人随身揣两包烟，好烟请客，坏烟自用。形象固然“好”，但是消耗了面子制度的支付成本，使人不堪重负。“文革”期间，成年男子流行穿一种衬衣领子，只有领子没有衣袖，原因是省布料省钱。因为多数人很穷，喜爱干净衬衣的样子，买不起大量衬衣。自从发明了“衣领子”，就可以给人“天天换衬衣”的印象。 　　什么是自我形象？乔治•米德互动论心理学认为，自己的主观评价和群体对自己的评价，经过互动交流被整合成一个感性意象，就是自己的形象。从根本上说，自我形象关注别人对他的评价，也关注自我评价，是两种评价互动融会的产物。在江湖文化中，面子的属性之一就是这样一种自我形象。江湖人的形象就是面子。 　　命根子 　　爱面子与不爱面子的差别，在于是否把面子当生活目的。对爱面子的人，面子就是生活最终目的，不容挫伤、侵犯，更不许剥夺。所谓：“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张脸”，生命的价值就在一张脸。脸不能弄脏，谁弄脏我的脸，我跟谁拼命。背后反映的是世俗人生的价值观，主要是江湖世界和家族社会的价值观。当然，中国也有许多不太爱面子的人，他们遇上爱面子的人，若有事相求，则只好逢场作戏，曲意逢迎。假装自己也爱面子，迎合对方，捧对方，让对方欢心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 　　说面子是生活目的，当然只限于爱面子的人，尤以江湖人为重。过去，家族主义者是爱面子的主角，不过当今，家族主义时代已然过去，面子文化的主要继承人是江湖。面子是江湖的生命价值，是混江湖的主要目标之一。让江湖人丢面子是一种禁忌，面子丢大了不亚于挖祖坟，他追到阴曹地府也跟你没完。 　　“命根子”的含义，相当于现代逻辑的终极目的。终极目的是什么意思？逻辑上，目的和手段是一对相对概念，可以相互转化。一个目的，在另一条件下可能变成另一个手段。譬如，就业的目的是挣钱，而挣钱的目的是生活，生存是就业的最终目的，这组成一个目的手段链。以此可以类推，存在一长条逻辑链，直至一个目的，它的背后没有任何其他目的，即这个目的不需要其他理由来解释，它自身就是最终和唯一的理由，那么它就是最终目的。譬如生存就是终极目的，不需要解释，是人生的公理。类似说，爱面子就无法用任何原因解释，假如我们问爱面子的人：“你为什么爱面子？”多半回答不出。即便他是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也很难回答，爱面子就是爱面子呗，还问为什么？对他来说，背后没有别的原因。我就是面子，面子就是我，二位一体。 　　若理性解读，何以面子是爱面子者的终极目的呢？答案是，它是尊严的载体，是儒教制度下的尊严价值形态。而尊严于人性之重要，不需要解释原因。依照亚伯拉罕•马斯洛说法，它是人类的基本需要。面子既附着于尊严，所以爱面子也没有原因，是基本需要的体现。 　　所谓终极价值等同于生命价值的观点，有一个显著特征，如果受到伤害，将不惜一切抗争。如无力抗争，可能选择死亡。严重的丢面子，可能导致自杀。“文革”期间，作家老舍、傅雷，钢琴家顾圣婴皆遭到侮辱性批斗——“阴阳头”、殴打、“喷气式”、戴高帽……种种野蛮残忍羞辱之后，他们自杀了。这个事实，不同人有不同解读。从传统语境去解读，就是彻底伤了面子。羞辱摧毁了他们的人生价值，消解了生存的意义。三位艺术家自杀，折射了面子中包含的尊严的毁灭。面子与尊严，密不可分，故而当作命根子。 　　这一类例子可分出几种层次，显出微妙不同之处，凸显面子文化的形式主义精髓。 　　更有甚者，有些例子表现出面子与尊严分离，不因尊严毁灭而自杀，却因面子被毁灭而自杀，显示面子的价值高于尊严。面子比尊严重要，因为它是个人在传统社会和江湖社会中主要的角色形式，面子是群体角色的准入证，个人必须依靠角色跻身群体，有些人损尊严倒无所谓，损面子却翻脸了。因为你动了他的“奶酪”，危害了他的生存。譬如，儿子被保安员错怪偷车，母亲遭父亲责骂，母子双双自杀的例子，显示面子与尊严的微妙差别：面子看重名义，尊严看重实质。若站在理性主义角度说，没有事实证据而遭人诬陷，个人应该奋力抗争，讨回公道。但在传统面子制度上，面子是一张漂亮窗户纸，薄如蝉翼，伤害就是捅破了，即使被冤枉的也不可挽回，唯一死了之。这里面反映了一种“贞节”式的人生观，是一种主观的“洁癖”心态。不论一个人面子在逢场作戏场合何等风光，他的面子防线仍很脆弱，一旦被指责不管是事实还是冤枉，都是被玷污了。面子是生命最后的防线，是做人的底线。面子都没有了，还活什么？ 　　中国人的婚前性关系是尊严与面子分离另一个典型例子。婚前或婚外性行为，在传统文化中以“奸”字定义。但是它的惩罚程序，并非发生在性行为之时，而是败露之日。换言之，不论有多大恶果，皆非出于自律，而是他律。自律和他律的机制差异，便将尊严与面子分离，因为尊严的核心是自尊，面子的核心是他律。 　　“文革”时，有位女学生跟人相好怀了孕，后来大腹隆起终被发现，羞愧难当，服敌敌畏自杀了。若以面子观点琢磨这件事，可以悟出中国人有关“面子”的微妙信息。婚前性行为本身并不让她感觉“没面子”，也就是说，在良心上没任何问题。恰恰怀孕被人发现后，就觉得丢脸了，死活要自杀。这个差异反映了“面子”的舆论依赖，而无关事实本身，也和自我评价无关。如果不怀孕，或者怀孕后偷偷堕胎，没人知道，那么婚前性行为就不关乎面子，就不可能导致自杀。所以，不是婚前性行为杀死了她，而是面子杀死了她。而面子背后，是别人的口水杀死了她。 　　“面子”还有“脸”，都属周围人群给予的评价或舆论。“脸”，就是熟人群体授予她的角色身份，是她一生获得别人尊重的源泉。源头断了，只得一死。 　　资信 　　以上四点都说面子可做人生目的，现在再说近代面子的新蜕变，新面子也可以做手段。两人之间做面子游戏，相互哄抬、追捧、炒作以达到其他目的，这是在晚清民国以后的新机制，而现今十分流行，几乎超过“命根子”的原生态。 　　有个普通故事展示了面子工具化的特点，是作者考察的一个案例。 　　20世纪80年代中期，广州近郊有一家农场尚未通自来水，其近邻啤酒厂有自来水大管。因为是邻居，老场长穿一身劳动服，骑着自家破自行车越过2公里菜地就往啤酒厂求情去了，声称要找厂长。不想，没进大门就被门卫拦住，上下打量盘问一番，经过折腾终于来到厂办公室，还是被厂办主任婉拒。 　　场长郁闷几日，遇到一位“师爷”支锦囊妙计。“师爷”道：谈不谈得成是另外一回事，能不能谈是一回事，奥妙是面子。骑自行车进人家大厂，不仅自己没面子，也不给别人面子，大家没面子自然没生意。场长茅塞顿开，专程绕道市区，买了一身名贵西服，租了一辆豪华轿车，径直驶进啤酒厂。这一回，面子文化产生有趣的结果，居然连门卫也不阻拦，“啪”地一声敬礼。得意之间来到办公楼，厂领导热情相迎，谈判尚未开，厂长就笑嘻嘻地“大家邻居，好说好说”，实际上等于应承了。 　　这个故事说明，做面子可以代替谈判，或者中国的谈判遇有障碍，须以面子开道。有面子，什么事情都好商量。 　　这个案例具有相当的普遍意义，每日在中国各地上演不同版本。在商界，面子相当于一种商业资信，显示身份尊贵和实力雄厚。譬如借款10万元，有面子的人连借条都可以不打，没面子的人想借都借不来。即便借，也要办繁琐手续。至于面子资信大小，取决于个人面子大小。商界是中国面子文化发源地之一。明清以来，在“重农抑商”制度中发育起来的商界，命中注定地带有浓厚的江湖气息，除了交易平等、透明规范、公开这些世界性商业共同元素外，其独有的江湖面子、人情、关系、人缘要素尤显重要，并且成为商业成功的必要条件，构成商业惯例的一部分。不给面子肯定谈不了生意。故而，面子居于个人资信之核心地位，不仅可抵做商业资信，而且效用大于商业资信。在生意场上，老板在银行记录里有几个“A”，都不顶“有面子”三字好办事。一旦圈子中普遍认为你有面子，那就等于拥有身份、实力、地位和排场，不论从文化务虚，还是从功利主义务实，都产生攀附、追随、结交者络绎不绝，人气绝对兴旺。所以从现代商业角度说，在江湖惯例制度支配下，面子可以代用资信，具有资信的同等功效。 　　面子越大，优惠越大，省却了办事的繁文缛节。在商业银行，办抵押手续可能耗费数周，而在私人老板之间，凭一个电话就可以划账。多大的面子，允许划多大的账。假若涉及公务，公事私办，则可先划账后办手续。一切都很安全，因为面子担保。 　　以面子作交换，可换得不同结果，常见有以下类型： 　　以面换面：甲给乙面子，乙也给甲面子。譬如甲到有关部门去办事，点头哈腰给乙递根烟，算给乙面子；乙不刁难甲，笑哈哈给办了，这叫顺水人情，还了甲给的面子。小镇子上，半生不熟的人群最易发生这类事件，不定日后酒桌上友人介绍相遇，还有说头。况且，这也是广结善缘的策略。 　　以面换情：甲给乙面子，乙还甲人情。比方说，乙孩子做满月，甲奉上红包大礼，给乙做足面子。于是乙欠下甲人情，下回甲有难事，乙尽心帮忙。这是面子换人情。 　　以面换利：甲给乙面子，乙高兴之余给甲实惠。上面农场兴办自来水工程，就是以面子换实惠，这是面子工具性的常见形态。面子具有浮夸虚增个人资信的作用，使别人乐于与你做买卖。从这种意义上说，面子既是资信，也蕴含泡沫成分。 　　以面生权：面子大到一定程度，就可以支配别人，演变成社会权力。一位当红明星，被一个贫困县请去做副县长，为的就是借明星效应提高知名度。面子与权力之间，转换很容易。日常生活中，鉴于江湖化的惯例规则，面子在人际关系中具有权力支配性，有面子等于能支配人。结婚交份子钱被称“红色罚款单”，就是受规则支配的表现。熟人向你下喜帖，结婚摊派“份子钱”，你敢拒绝？俗话称“碍于情面”，这“碍于”便是服从。面子导致服从，服从的是权力，不是政治权力，而是世俗社会的权力。面子大的人，可以支配他人，此乃江湖权力机制。 　　做人情 　　在一定情境下，“给面子”相当于“卖人情”，即甲给乙一次面子，相当于乙欠甲一次人情。譬如黑老大欲捧红女歌星，朋友们到歌厅里捧场，等于给黑老大面子。当面子语境转换成人情语境时，“给面子”即等同于“给人情”；给了人情，对方便欠下人情。于是，给人情随即变得很有面子。人情和面子之间可行灵活转换，面子一旦变作人情，便可参与人情债务的折算，进入更广阔的人情流通领域。这一部分的面子便与人情相通，譬如俗语“卖面子”和“卖人情”含义大致相同，只是视角和语境不同。 　　进入人情制度，面子便可当作一种软交换媒介，活跃于“给面子”和“卖面子”的特定情景。无论“给面子”或“卖面子”，按照规矩都要偿还。一给一还，便形成一个对等交换。正如人情一般，面子充当了一种交换的媒介，类似于货币，面子的给和被给，相当于一次支出和一次收入，类似会计账面上一“借”一“贷”。 　　面子之能成利益交换媒介，盖因面子能向人情转化。转化后，面子给还问题就变成人情计算问题，计算问题又变成“债务”问题（人情债），而债务问题最终可以金钱来解决。所以，面子、人情、金钱、债务等四项元素形成一条利益兑换链，实现了江湖化社会的社会经济合作。在近代中国江湖化社会平台上，可用于社会交换的媒介系统是一个综合体系，其间含有金钱、物资、关系、人情和面子等五种载体。这五种载体各有侧重，功能各有不同，它们之间皆能融通，相互转化。涉及金钱、物资的债务，在一定条件下可用人情、面子偿还；而涉及关系、人情、面子的债务，也可以用送金钱，即礼金偿还。但是，江湖规矩忌讳以金钱赤裸裸方式偿还，做人最好要符合礼数，寻找一个送礼的借口，譬如寿礼婚礼之类，奉上隐含深意、价码适当的红包。 　　关系、人情和面子三种无形媒介水乳交融，难分莫辨，极其复杂。三者当中，又以面子交换力最弱，交换范围最小，仅仅通过“给面子”的情景间接转化为人情，方才参与交换媒介工作。面子实际上是变成人情后，间接地成为交换媒介。 　　“双关语” 　　大约八十年前，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乔治•米德发现了作为人类心理基本规律的“互动模式”。他的研究证明人类交往乃至人性的生成，都遵循“符号互动”模式，是符号交流的产物。在互动过程中，主要的互动符号体系是语言，其次则是非语言的“语言”，譬如，角色、肢体动作、眼神、气味、音调等等。 　　中国面子的操作过程基本遵循乔治•米德的“符号互动”模式。也就是说，中国面子历经数千年积淀，尤其近五百年繁育，已生成一种可传达信息的“符号”体系。更准确地说，则是一种“双关语言”，譬如巴赫音乐的复调或赋格，左手一个旋律，右手一个旋律，双手合起来三四个旋律，亦即三四个声部。面子话语的具体操作过程为：语面一层意思飘逸在外，潜台词另一层意思攥住要害。逢场作戏，大幕开启，“听话听声，锣鼓听音”。听者透过对方语面揣摩背后意蕴，尔后设计新语面回应对方。这一来一去，不仅像巴赫赋格，也仿似高手玩乒乓球，一招破一招。甚至比乒乓球还难，因为有双旋律，等于双手同时打两个乒乓球。一番腾云驾雾后，直至双方拨云见日，心领神会，分别达到目的。老江湖说的话，圈外人听了如同黑话一般。 　　譬如，两个互不买账的老熟人在街头看热闹，一抬头遇着了，不免寒暄一番。因为做人互不服气，不免带些抬杠和贫嘴，当中不乏使用双关语，又要损你又不伤到面子。甲道：“您老兄不容易，腿脚不利索还出来关心社会。”明里给您留面子，暗里笑您无聊，退休在家闷了，出来打发日子。乙听出话音后不乐意了，赶忙回敬：“您老弟更不容易，上班都抽时间外出溜达，真懂得浮生偷得半日闲，养生之道高明。”意思是您也不咋样，没退休也照样没事干，比我更无聊。但话语之间都给对方留面子，绝不伤和气，这就是面子规矩，不能逾越。话匣可开，意思可表达，但是不能拂面子，否则闹得大家反目，也给周围人瞧不起。只要留面子，怎么揶揄都成，反正是抬杠闹着玩。 　　中国的双关语并非全因面子而生，但面子是导致双关语使用的重要压力情景之一种，人们因碍于面子又要务实，只得以双关语来陈述。 　　譬如，单位竞聘上岗，表面上显示了人事制度的进步。但事实上不少单位的人事由一把手做主，造成了人事改革表象与一言堂事实的落差，衍生出许多人事工作上的双关语境。比方说老领导离职，耍心眼的新领导一定搞一轮“全员竞聘”，具体程序各有不同，大致包含竞岗演说、群众评议、领导定夺。明眼人都知道这是一箭双雕，表面上推行人事改革，实际上是促使全体员工对自己的忠诚表态，尤其敦促中层干部表态，究竟是否认同新领导权威。在规定情景下，大部分中层干部也意欲表达拥护姿态，但苦于口说无凭，唯一的表达途径便是参加竞岗。即便无望当选，也要表现竞选的积极姿态。竞不竞是态度问题，竞不竞得上是上级意图问题。有前朝旧臣，明知新领导不赏识，假如没有调离机会，便只有改换门庭投怀送抱，前提是要投入竞岗。将全过程综合来看，便呈现面子情景下各得其所的双关语言。富有江湖意味的竞岗，或者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式的人事改革，实质在于大家伙表态，是否给新领导面子，认同新权威。但是，场面上的热闹——文件、会议、演讲、评议……都属于人事改选。 　　人事问题的核心是权力，在该单位由一把手说了算。这是问题的里子，但不能直说。能直说的是面子，须要精心装扮一番，叫做“人事改革”。不参透江湖文化，便搞不明白中国人何以“认认真真走过场”。“语言双关”背后“过程双关”的要害不在过场本身，而在过场幕后。表面上看，过场是荒诞的，缺乏实际意义，但是过场的衍生物解决了一个机构权力博弈的真正问题，值得当事人“认认真真”。 　　在千年礼教熏蒸之下，中国的社会产生显著的形式主义特征，即形式与内容分别演绎的双轨体系。双关语言的逻辑，以及言行表里的分野，成为一般中国人的思维定势，也是江湖社会以及江湖化社会的一般形态。在中国，日常生活言行不少具有双重逻辑甚至多重语义。一个言行，至少要分出两个路径，一边解决现实问题，一边解决面子问题。在这两点中，保面子优先，如果解决现实问题不能保面子，那么许多人宁愿先搁置问题，而不损害面子。或者诉求互相妥协，部分解决问题，部分留面子。我们经常听到“碍于情面”或“这事就算了”的惯用语，背后隐藏的就是“面子优先”规则。面子，阻止人们认真做事。但凡邻里之间、同事之间或熟人之间，每当权利被无意地侵害，譬如楼上滴水、隔壁吵闹、座位挤占一类，一般都“碍于情面”，不了了之。在情面和事情之间，自古以来只有“事情碍于面子”，从未有“面子碍于事情”。在面子价值观大旗下，思维被如此格式化：事情无碍，无非不做而已。情面第一，事理第二。做事，只能在情面之下做，而不能在情面之上做。 　　这种双关逻辑的实施，导致了两种常见的结局： 　　（1）既解决问题又保全面子，皆大欢喜； 　　（2）碍于情面，搁置问题。 　　第三种可能的结局——不惜伤害情面以求解决问题，在规则上不允许。不惜伤情面来解决问题，不仅双方破坏私人关系，反目成仇，而且必定遭到关系网舆论的批评——“不近人情”，“做人不地道”……违反江湖为人规矩，违反面子规矩。 　　角色调节 　　面子与私人关系网络的运行有关，此运行基于各种角色的设置。在一般社会中，角色都是社会运行的细胞。 　　一个社会角色相当于一个社会单体，但不等同一个人的全部。为此，社会学有一比喻，将社会运行比作一部戏剧（演剧论），将个人比作戏里扮演的一个角色，依附于规定的脚本——台词、动作和唱腔，一切依照剧作的既定方案运转。社会运行的法则和要义，在剧本中得到贯彻。“角色就是他人对自己行为的期待”。一个社会无论多自由，成员都不许为所欲为。个人不能以只能塑造自己，钻进一个贝壳参与社会运行，套上面具的才是角色。现代人所谓人格“成熟”，一个人很“社会化”，或者传统儒家所谓“修身齐家”，在概念上等价于角色塑造——自我反省和社会规范，以符合制度的标准。所以角色，乃是制度构造的细胞。 　　角色概念出自西方社会学对西方社会的提炼，尽管它对现代中国社会照样适用，但对于传统中国社会而言，未必可直接使用。毕竟，传统社会并未直接提炼“角色”概念和相应思维框架。不过，它涌现过一些类似于“角色”的概念，这就是“名分”和“面子”。所以，我们不妨借鉴“角色”在现代社会的功能，反过来考量面子在传统中国及江湖社会中的地位。 　　以传统思维的方式讲，名分是面子的内容，面子是名分的形式；有名分才有面子，无名分则无面子；名分要以面子来体现，面子以名分为依托。在世俗社会和江湖社会，二者几乎混用。对照西方角色概念的内涵，面子和名分几近于中国人的角色。世俗江湖化社会正是在面子即角色概念基础上，运行它的规则和制度。 　　纵览中国人交往互动，轨道之一是面子互动，面子是传统中国人交往中必戴的面具。大家戴了面具，才开始说正事。即使是兴师问罪，也要先“张兄李兄，请坐看茶”之类。传统社会，包括江湖社会和家族社会，决不允许两人戳破面子赤裸地交流，双方对话应透过脸谱完成。这是脸谱与脸谱的对话，面具与面具的对话，否则就是失“礼”。“面”，是贯彻“礼”的先决条件。这个脸谱或面具，就是面子，也指背后的名分。面对不同名分之人，即不同面子之人，言行皆有不同，分寸自有不同。譬如，长辈要用敬语，下辈直呼其名。 　　面子在调节个人行为，贯彻关系体制中的首要机制是担当影子法官，消化关系社会中的内部矛盾和纠纷。 　　一个社会共同体总有人违规，一旦违规，须有办法抑制和惩戒。而关系社会属于非团体性结构，秉承不成文法和惯例制度，靠众人博弈而非强权维持秩序，没有法院，没有仲裁所，甚至没有长老前辈，唯一的仲裁机制只是面子——别人让你没面子，或自己觉得没面子……以此手段制造伦理禁忌，从而减少或杜绝违规，维护关系社会的秩序。面子是私人关系的要害，兼具监督和修复机制。 　　面子运作最基本的机制，是一对同步使用的评价范畴——“有面子”和“没面子”，背后的依据关涉关系社会的基本准则，尤其是核心价值。符合价值观，就有面子；不符合，就没面子。 　　面子准则 　　欠钱不还，很没面子　做人不得赖账占便宜 　　衣冠不整，没面子衣冠楚楚乃君子本色 　　开破车，没面子　没钱没本事 　　公司门面破旧，没面子公司应该有实力 　　孩子没规矩，父母没面子　养不教，父之过 　　办喜事，场面冷清没面子　提倡人缘好，办事热闹 　　捉奸拿双，没面子男女之事务必基于名分，不得苟且 　　寡妇改嫁，没面子从一而终做节妇 　　判断面子的关键是价值观，价值是面子的主宰，而讲面子直接服务于价值。强化价值体系下的社会秩序，无形中达到共同体自治的目的，而无须借助强制力或专门机构，譬如法院和仲裁所。因而爱面子的人以及爱面子的群体，至少在某些方面严于自律，清规戒律繁多。 　　价值观是面子的核心，对面子的判断，随价值观演变而不同。价值观一旦变迁，面子标准也随之改变。曾几何时，“未婚先孕”在过去属于丑事，甚至是家丑，是因为在家族主义价值框架下，薪火相传、根正苗纯的血缘论是头等大事，所有社会价值都须在这一基本价值下重估。譬如，热闹的新婚仪典，实质性的潜语言是给新娘肚皮贴上种姓符号，生儿育女，其血缘才名正言顺。一旦未婚先孕，即代表了一种性生活随意态度，最大的祸害是给家族血缘掺进杂种，怀上别人的骨血，奇耻大辱。而今，时代变迁了，现代制度转型已然发生，家族主义本位过渡为个人主义本位，生育事务逐渐回归人类生物本色，薪火相传、根正苗纯退去神圣光环，繁衍使命渐渐让位于爱情幸福。故而，人们对“未婚先孕”逐渐持宽容态度。这是价值变迁导致面子变迁的例子，学者汪丁丁称之“意义的漂移”。 　　面子内涵之一是充作江湖角色载体，建构规矩、制度的秩序，是一种约束机制。不怕人违规，一旦违规，通常只一句“没面子”即能使其收手，无须兴师动众诉诸法庭，浪费大量程序成本。当今法庭开庭一日，法官、助理、书记员、律师的薪酬，再加庭租、水电，运作费用不止数千元。在江湖体制中，譬如关系网或者帮会，只一句“没面子”便胜过这一切，真正四两拨千斤。 　　面子可比一位节俭“法官”，协调人际关系几乎不花钱。然而，它平日的“保养”成本却很高，讲排场和耍派头也很浪费，应酬也不容易。养面子千日，用在一时，临了，一句“没面子”可抵千金。面子维持民间江湖社会的秩序，似春雨润物细无声。平日里，大量潜在冲突在爆发前都被面子消解。因而，它是一个协调员，能够避免大冲突爆发出来。而一旦爆发，它亦无用了。 　　依托面子，关系社会变成融会儒家礼俗和道家“无为而治”的自治体系，与西方现代政治的自由秩序概念有异曲同工之妙。譬如，经济方面的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或者政治方面的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若以中国的儒、道学术看，市场和自由秩序都属于“无为而治”，即不通过外力，由自身机制自发生成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