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假的原因，是大家都习惯演戏；习惯演戏的原因，是面子制度的存在；当世间一切都戴上面具时，真相慢慢变得丧失价值；当真相不能支持人们的生存，人们只能求助于假象；当虚假泛滥成灾，一个民族文化就被颠覆了。
江湖人有一些泛化的面子性格：（1）名实分离；（2）逢场作戏；（3）弄虚作假。此三条往往是江湖人格发展的三部曲。一个江湖人，先学会名实分离——撒谎的技巧；然后逢场作戏——江湖互动的技巧；最后弄虚作假——骗钱、骗色、骗权牟利。以文学作品为例，金庸《鹿鼎记》的韦小宝，便是少年学撒谎，青年学演戏，壮年巧取豪夺，背后遵循一个从名实分离开始，进而练习捣浆糊，终而骗权、骗财、骗色，大获成功。江湖上公认成功的混子，都不免要经历这三级跳。
自从明清社会江湖化伊始，规则化、工具化和功利化的面子制度便深深植入江湖化生活，假、大、空，两面三刀，心口不一，逢场作戏……成为五千年民族进入老龄病的征兆。套话比真话多，“假人”比真人多，“假、大、空”盛行，形式主义泛滥，大家对自身痼疾早已习以为常。面对它，不光外国人看不惯，中国人也知道不光彩，所以，媒体上经常出现要注意国际“影响”言论。“影响”何物？面子是也。
面子制度泛滥的后果，就是让许多国人成了“假人”。曾几何时，百姓做人的幸福感渐渐远逝，不幸感愈益增多，应付亲友熟人的虚伪和欺骗疲惫不堪。何故假人多如牛毛？撇开少数恶意诈骗者不谈，数量巨大的普通人习惯于假、大、空，根源多在面子制度的熏陶孵化，将爱面子价值观扩大化——戏剧程式化、工具化、交易化和功利化。逢场作戏的人们，生活轨道被高度江湖化，大部分时间要应付人情世故，用假话、套话、奉承、两面派来周旋，借此参与社会财富的再分配。这是一套文化机制的结构束缚，即面子制度禁锢。
假、大、空泛滥的背后，是基本生存的需要。许多成功人士的生涯证明，玩假、大、空比老实做人来钱容易，符合做人的经济效益计算。这格局看起来极不合理，然而早已存在一二百年，既然存在的即是合理的，我们便要反思这个悖论何以产生。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何以投机取巧比老实本分更适于生存？答案只有一个：社会环境被江湖化了。五百年来的制度裂痕，不仅是近代中国转型的动力，也是江湖化的原因。
名实分离
门面、台阶、死扛、城府、两面派、走过场……单字面就可看出，中国人的生活围绕着两个分立的平行面：一个是场面，一个是里面。就像一个汉堡包，上面一层，下面一层，中间夹心是自己。做人的技巧，就在夹心空间中发扬光大。场面的东西可以直接看到；里头的东西超越感觉，藏在话语背后，须自己用心揣摩。这是做中国人，尤其做江湖人最费功夫之处。
关于中国人的双重世界，费孝通称之为“名实分离”。①名即名义，实即事实。名实分离，即名义与事实脱节。
认真分析面子，发现面子与里子的分离是假象，本质非但没有割裂，反因分开拉开距离更相得益彰，互动更有弹性，产生更大的舞台空间和更强烈的戏剧效果。
面子特征性的二元体制——形式和内容分别运作，妙处是藕断丝连，既断开又粘连。面子表面上从里子里独立出来，被空壳化、荒诞化，一旦进入独立空间获得独立的轨道，反过来又促进里子的发展，产生双赢。
譬如西方社会里骂人，最严重大概是You Lie（撒谎）——说一套做一套，在上帝眼皮下不诚实。然而，反观江湖，“撒谎”算不得恶行，反而是夸你，说你会说话、聪明机智。江湖人脸皮厚，撒谎是本事，是江湖智慧的象征——哈哈，这小子还真能说，把白的说成黑的，死的说成活的！此时，无人在乎真假，只在乎是否圆场，是否合乎江湖规矩。规矩比撒谎重要。会糊弄，口才好，可派出去骗人，做新闻发言人，搞公关，做“仙人跳”，设骗局。
不择手段达到目的的传统，在文化上源远流长，可回溯自先秦诸子百家的纵横家，至清末民国登峰造极。混江湖不擅撒谎，必被讥笑为笨蛋。至于名实分离，江湖混混们习以为常，江湖人从不因说辞不一、前后矛盾而羞耻。在面子制度的语境中，面子撒谎不代表实质性的恶意，只代表面上和面下的，要分开来处理。这一切，源自面子制度的压力。
名实分离以治国大事最富代表性，说一套做一套的谋略，与面子做秀有关，能够忽悠人，裹挟正义的名义。
古代战争征伐之前，通常要发布战争檄文，以正义的名义公布战争的理由。敌人一概犯下滔天之罪，我等一概义愤填膺。实质上，观乎人类战争原因，无非环境安全、资源争夺、殖民主义和个人霸业。倘若有人公然声称为一己私利，悍然杀戮异族，属于师出无名，惹起公愤，从技术上说增加战争对立因素。所以，名实分离——将正义的名义从非正义事实中分离出来，演一出“双簧”给不明真相的群众看，倒是一招高手。一裹挟愚民出征，二不授舆论口实，三减少战争成本和抵抗。
譬如陈胜吴广起义，造反名义为秦二世胡亥篡夺太子扶苏帝位，理该匡扶正义加以诛灭。这样的理由，无疑理直气壮。然而司马迁在《史记》中揭短，少年陈胜已有江山野心，并以陈胜语录“帝王将相宁有种乎”和“苟富贵，毋相忘”为证。皇帝他做得，老子做不得？但是真话不能明说。情急之中，陈胜搞了名实分离，没拿“老子当皇帝”做幌子，深知此口号不会有追随者，而是凸显秦二世残暴无道，号召众人匡扶太子正统，“为天下唱，宜多应者”。其实，整个西汉演义不关秦太子扶苏啥事，“失期当斩”也罢，“帝王将相宁有种乎”也罢，都是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自己的说辞。欲望，被隐藏在名义之后。
名实分离，乃是基于个人名分的面子制度之必然。在此情形之下，所有名义皆不可信，真相又不外露，遂有做人城府这一概念。在人与人之间，认知的过程，交流沟通的过程，甚至劳动合作的方式，如何由名义而事实，如何由形式而内容，如何由现象而本质，互动变得十分困难。
逢场作戏
阳货拜见孔子，孔子讨厌其为人避而不见。为不违于礼，孔子特意派人去打听，趁阳货不在家时，前往登门拜访，以所谓还礼。阳府门前，不期阳货办事返回，撞个正着，孔子十分尴尬。
圣人乃逢场作戏之蓝本，百世之后延及民间，至明清江湖时代趋于鼎盛。
几千年后有一句经典俗语：“这家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这个典型情景可见于许多戏剧，譬如京剧样板戏《沙家浜》第四场《智斗》，典型地呈示了“双语义平面”挤压的夹心层：
唱腔
刁德一：这个女人不寻常……
阿庆嫂：刁德一有什么鬼心肠……
胡传魁：这小（呃）刁，一点面子都不讲……
阿庆嫂：这草包倒是一堵挡风的墙……
对白
刁德一：哦，这么说新四军伤病员都走了？
阿庆嫂：都走了。你把个沙家浜里里外外搜个遍，也不见一个。
……
一段对白，合着一段唱腔，穿插进行，用以展示场面和里子的双面互动。正反两个对手，一个要将新四军伤病员问出来，一个要将真相搪塞去；中间一个胡司令，傻乎乎全未听懂，一个劲地责怪自己的参谋长不买账。对白絮絮叨叨，套话应付，唱腔则表白心机，相互暗中较劲。
撇开战争背景，这是一个江湖日常应酬、相互探底的典型范例，一个逢场作戏的蓝本。它之所以经典，源出于展示逢场作戏文化的精髓，而不仅囿于20世纪40年代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内涵。“智斗”之智，乃在于巧用面子，逢场作戏，在历来商战、政争中大量充斥。
范例是对共性的浓缩。中国的问题不在于一个人，偶尔葫芦里卖一次药，偶尔揣着明白装糊涂；而是总在卖药，总在装糊涂，老江湖们几乎变成开药店铺子的，货色千变万化。嘴里滔滔不绝说的尽是垃圾，心里藏着、掖着要害。只偶尔，露出一字一句，精义暗示给你听，既让你明白，又不让你认为是他说的——“我没说过，我啥时说过？”要的正是这种效果。生活中，若要学习阿庆嫂“听话听声，锣鼓听音”的真功夫，便要先在垃圾话语中，挖掘有价值的碎片。这是在中国做人、在中国近代文化中做人的艰深费力之处。《智斗》一场之成为经典，在于展示近代面子文化的精髓，尤其是展示逢场作戏的真谛，它因触动观众集体无意识而备受欢迎。
面子制度下的逢场作戏，与名实分离密不可分。若以资深程度比喻，名实分离是小学，逢场作戏是中学，弄虚作假是大学。专业都是江湖。
江湖逢场作戏，原本源于做面子和撑面子，即拉场子、捧场、做门面。明知自己或对方达不到面子高标准，故意伪装一个“高姿态”，赠对方一个高帽，以虚拟地迎合面子标准。于是，演戏应运而生。所谓演戏，包含的基本技术就是面子术语“做”、“撑”和“装”，就是假象制作。江湖人逢场作戏居多，油腔滑调居多。所以，江湖社会总弥漫着一种装腔作势氤氲，没有一定的智商，很难如鱼入水，畅游其中。
譬如，手机在中国就是一个很有江湖意味的道具。手机与江湖人有天作之合，只因江湖人骨子里属漂泊者，生活走来走去，行踪不定，手机正可派上用场。围绕手机，产生了许多逢场作戏的文化。譬如将手机倒扣于脸盆屏蔽信号，或者干脆开机状态下取下手机电池，既不显示关机，又不在服务区内，既可以躲避也不授人口实，令呼叫者无可奈何。手机来电，若是追债、求情、老婆查岗之类麻烦事，你不接听，随后必有麻烦。下次见面，情面如何过得去？所以，一定要逢场作戏，靠即兴发挥的假话缓冲紧张——东北人说“忽悠”，福州人说“满说”，上海人说“捣浆糊”。编一堆瞎话，撒些无关痛痒的谎——譬如忘带手机、正在开会云云。只要属追债、求情一类情景，对方也知道你撒谎，无奈之下也予以接受。不接受又怎样？无非大家反目。反而，你撒谎有利于保全他的面子，不是不尊重他，而是粗心和疏忽。若戳破真相岂不是拂他面子，大家下不来台？故而大家心照不宣，该追债的继续追，该求人的厚着脸皮求人，该躲的继续躲。就像一场战争，攻者继续攻，守方继续守，看谁坚持到最后。
大部分演戏带有程式性，像民间戏曲一般拥有相对固定的台词和脚本。中国人常说：“舞台小社会，人生大舞台！”做戏与做人一脉相承，这也是中国民间戏曲发达的社会基础。但凡某地逢场作戏文化繁荣，地方戏曲必根基深厚。从严格的逻辑关系上讲，前者未必是后者必要条件，却肯定是充分条件。逢场作戏文化促进了戏曲生活，提供了一种社会心理滋养。
晚清，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初到中国，惊诧于中国人的演戏本能无时不有无时不在。譬如，两人吵架，旁边分明无人，当中一人偏要转过身来，指着周围一个空地方，口中念念有词，大声叫道：“你，还有你，大家都听到了，这可是他说的！”仿佛周围真有证人存在，仿佛他不是自己，而是戏里某个角色，仿佛台下黑压压一片观众。①这种情景，现在渐渐稀少了，真正是改革开放消灭了这种性格。仅仅在三十年前，在作者少年时候，仍时常看到成年人如此装腔作势。
演戏的核心是程式，尤其是脚本和台词，这种程式与传统戏曲一脉相承。生活就是戏，戏就是生活。生活里演戏与戏里演戏，不可能断绝关系，面子文化与戏曲文化一样源远流长，甚至比戏曲艺术更久远，对戏曲艺术影响颇深。不管面子影响戏曲多些，还是戏曲影响面子多一些，二者相辅相成构成艺术社会学的互动是毫无疑义的。每当戏曲角儿一身行头上台，“哐切”甫一亮相，十足地有面子，台下叫好声一片，既为演员的做功喝彩，也为有面子的感觉称赞，那一瞬间浓缩了面子文化的精华，是面子痴迷的集中体现。
“亮相”和面子，都牵涉人的脸。究竟是“亮相”继承了面子，还是“亮相”启蒙了面子，只有戏曲史家才可考据。然而，二者共处一条演戏生态链，是面子文化不可分割的元素。演戏源于面子，面子源于名分，名分源于礼教。
生活演戏的脚本，源头来自儒家经典三礼——《周礼》、《仪礼》和《礼记》。古人向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各种行为都有程式和脚本，不可随意篡改。儒教千年熏陶，遗存的不仅是仪节，同时还有形式主义的思维定势。儒教衰亡后，演戏的剧本不再囿于残存的儒教，也可以改作其他新教条。套话、官话、官样文章仍不绝于耳，内容与儒家没关系，譬如某某主义、某某精神，模式源于儒家。“文革”时代“批林批
孔”——已经开始批判儒家了，报刊社论仍是科举八股。换言之，以儒家的方式批判儒家，无非一场笑话。
逢场作戏的程式和脚本，不囿于儒家“三礼”，可以是任何时尚和主流规范。
中国最小的逢场作戏是寒暄。“寒暄”这个词，本身具有演戏意味。两个熟人街头偶遇，大抵会应酬，不像外国人见面“哈罗”一声完事，若是两个男人，还要掏出香烟，倚着墙角对吸，消磨功夫。寒暄即是应付，并无知心话。中国人很少在街头说知心话，大多是逢场作戏，事先编好了台词——好久不见/混得怎样/老人还好/孩子胖了/有空来玩/啥时聚聚……应酬的话语，都是陈词滥调，却不能不说。这是台词，是寒暄的礼节。这个仪节暗含一种表态，互相留个情面，认同这层关系。如果不再想留情面，不认同旧关系，寒暄就可省却。
中国的逢场作戏是面子制度的产物，面子制度相当于西方社会角色体制。可以说，面子是中国式的角色体系。世界上任何角色体制分裂后，都可能导致逢场作戏。中国面子敢称世界第一，若延伸到演戏，戏子精神未必敢称第一，只可称一流。论及此，美国社会不遑多让。此处将美国演戏做一借鉴，以比较文化的观点探求演戏的共性。
美国人没有礼教，但是拥有强制性的价值规范——资本的专制和形式主义的个人主义，偏执的个人独立观和游戏式的两党政治。这些东西形成的游戏规则，个人不论认同与否，都要遵照执行，还要假装出热爱与执著。经历过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中年人去美国生活，能感受到类似的舆论专制，自由名义下的不自由感，以及权力的压迫感。价值规律的压力，是演戏的根源。
美国人，小到白领求职面试，大到总统竞选，都演戏。譬如就业指导书籍通常强调找工作要善于夸大其词，适当吹牛。按照一般规范，美国人求职默许吹嘘，可以适当夸大。一般先摸清公司底细，然后刻意装扮自己是公司急需人才，面试时表演一番。考官问：“会开车吗？”“当然！”“会打字吗？”“当然！”不妨先应承下来，然后现学。
吹牛是演戏的一种，即表演一个比自己更有能力的角色。环顾世界，几乎所有移民国家都或多或少流行吹牛性格，即演戏文化。吹牛是移民社会不可避免的传统。在中国，是混子；在美国，是牛仔；在日本，是浪人；在欧洲，是骑士。在中世纪农耕社会，人民定居一地，朝夕相处，知根知底，连隐私概念都不存在，更不用说吹牛了。近代以后，伴随工商化进程，人民开始大肆迁移，移民格局逐渐生成。移民之间了解不深，在交易中留下虚提信用的空间。吹牛作为一个技术惯例，借以展开各式各类逢场作戏活动，并被默许、吸收进社会交易体系。
好莱坞的商业娱乐片，也属这方面典型。本来无非渲染暴力和色情，刺激观众胃口，却要编造主人公维护正义、英雄救美人的苍白故事。这也是名实分离，逢场作戏。
至于总统竞选演说，更无几句实话。候选人台上口若悬河，絮叨的都是台词，多半与真想法不相干。竞选班子先做民意调查，自此基础上设计演讲稿，诓选民上当，你想听什么我就说什么。譬如，2004年总统大选，克里当参议员时曾投票赞成布什出兵伊拉克，一旦着手竞选总统，态度180°大转弯，坚决反对伊拉克战争。原因很简单，做参议员代表利益集团的声音，竞选总统代表选民的口味。他竞选失利的原因，或许与两面派脱不开关系，选民们认为其不可信。无独有偶，前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竞选参议员，起初主张巴勒斯坦单方面立国，后来为争取犹太人选票慌忙改口，狠狠威胁说：“如果巴勒斯坦单方面立国，就给它颜色瞧瞧……”前第一夫人想干什么，只有天知道。
美国这个典型的吹牛移民国度，其价值体系不仅认同日常社会的演戏，而且还把它上升到理论高度，这在世界各国绝无仅有。美国著名社会学家E•戈夫曼的著作《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被奉为经典。按照戈夫曼自己的说法，该书主题在于“如何管理自己给别人的印象”，用中国话说，就是教人如何做面子、演戏。也就是如何装扮自己，给人以假象，诳人上当。演戏在美国，不光合理合法，居然还有理论，令人大开眼界。这是美国演戏比中国还要高明之处。
但凡演戏，都有规范与事实的冲突，这是名实分离的起源。只不过各国规范不同，演戏也不同。
美国人演戏的根源，是基督教传统信仰与极端功利主义之间的紧张。基督教是美国人的精神名片，是名义上的价值主流；而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是实际上的主导价值观。美国人从近代走向现代过程中产生了精神蜕变，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取代了基督教的核心地位，但是基督教的正统地位依然被保留。功利主义者掏空了基督教的价值内核，保留了基督信仰的空壳地位，从而产生了美国式的“名实分离”——基督教正义与极端功利主义的分离，导致美国人在公共领域里逢场作戏，特别是涉及信仰和价值领域演戏，说一套做一套。
美国人演戏囿于信仰和职业能力这两块，不似中国人演戏无处不在，无孔不入。从这一点上说，美国人演戏容易看透，但凡涉及“耶稣”、“正义”、“人权”，不轻信便是。或者拿起鲁迅“推背法”，从反面推导真相。他说耶稣就是亵渎，他说正义就是贪婪。
弄虚作假
逢场作戏往前走一步，便是弄虚作假。这一步乃是诉求真利益，譬如，钱与权，不再是演戏务虚。
有一座小村庄，几个村干部早就盯上村里砖瓦厂欲据为己有。1995年，国家鼓励农村集体企业改制，建立村民股份合作企业，此乃天赐良机。几个村干部遂趁机向村民们“宣传”上级政策，然后做一个假账，超低廉价地将砖瓦厂变成自己名下的合伙企业。捞到好处后，年底尚可向上级写总结汇报，又成了“推动改革”“办实事”的政绩。
演戏一旦存心蒙人，诈骗牟利，就变成做假。因循逢场作戏的文化传统，中国的做假也戏味十足，与演戏难解难分。演戏和做假，既相通又相异。演戏要假戏真做，做假也要借助表演，二者密不可分，不过它们有一道楚河汉界——利害关系。演戏无关乎利害，只关乎面子应酬，是逢场作戏。戏是艺术，艺术则无关功利。做假绝对关乎利益，利益是做假的动力，做假是谋利的手段。逼近利益的演戏，便是做假；无关利益的做假，才是演戏。
做假在中国，主要集中在官场和商场。在朝为官，对上虚报政绩，掩盖过失；对下编造税名，强行摊派。这已成为历代官场的老大难。做假导致官方的社会统计数字丧失信度，朝廷决策丧失依据。譬如，《二十四史》里粮食、人口、耕地数据，不少地方前后抵触，许多官员根本不调查当年粮食、土地和人口变迁，而是抄袭上年数据，稍作随机增减。
当代也有许多种假执法，一些投机钻营的官员，借执法之名行敲竹杠之实，四处敛财。一些地方的交警、路政、计生、工商、税务、城监皆不乏其例，一旦贿赂到手，就网开一面。一个交警私下里透露，他没钱就上公路提款。依他的说法，公路就是他家提款机。一次，一位倒霉司机只塞了100元给他，他装腔作势嚷道：“你把‘政府’看成什么人，就这么容易让你糊弄？！”司机再加100元，他不吱声了。假执法的腐败问题，当然不能以偏概全，但每日浏览媒体，也知情形不轻。
做假已经不是个人的道德问题，而是大规模的社会结构问题，反映了社会运行的裂痕。
当代中国的做假，已至无以复加地步。作为一个中国人，每天看到的、经历的、听说的、从传媒获知的造假案件，像洪水一样汹涌袭来。曾有一段时间，作者不敢读媒体造假报道，实在骇人听闻。譬如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每期看后心惊肉跳。
这里摘一段《杂文报》说假账：
面对假账泛滥，财政部会计司高一斌处长痛心地断言：中国的会计造假水平已达世界一流。对各地报上来的数字，总理指示“挤水分”。假账成为公害，恐怕没人否认这一事实。股市虚假报表，东方锅炉、蓝田股份、大庆联谊、广东飞龙……去年底财政部查了100家国企，81家虚列资产37亿，89家虚列利润27亿。审计署1999年查出，12个省国税系统违反税收法规金额93亿元；水利建设资金挪用30亿元；工商银行系统和建设银行总行及19个省市分支机构资产负债普遍不实；73家国有企业损益不实，国有资产流失70亿；18户企业假破产逃废银行债务19亿元，假账比比皆是，没几家企业、没几个地方敢说自家账清白，敢让人随便查。
以上是官场和商海做假一瞥，然而，做假岂止限于官场商海，“全民做假”当属另一番景象，有深圳作家王四四文章《我们现在还相信什么？》为证。这是一份令人窒息的文字。窒息，因为赤裸裸的真实，严重到让我们质疑生活的意义。读罢这篇札记，作者将原先精心准备的一手素材大都放弃，权用这篇充实的杂文举证：
天亮了，我起来。早餐想下楼吃油条，不敢，怕潲水油和洗衣粉。去了单位先看报纸，什么地区什么企业增长多少多少，不敢相信，因为数字出干部。然后去开会，台上的人讲得很好听，不敢相信，因为在会下人们从来不是这么做的。下午去医院看病，有高级职称的叫专家门诊，不敢相信他们是专家，更不敢相信职称高的一定比职称低的强，因为职称的水分很大，里面的问题够写一本书。下班去饭局，朋友不相信海鲜的分量和鲜活度，跟服务小姐去核准。我不敢相信核准后端上来的真正结果。于是边吃边看电视。一大堆丰乳、减肥、健身器、口服液广告，不敢相信。因为如果真的那么有效，世界根本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吃完结账，朋友一个菜一个菜地核对，我不相信这种办法能把多算的钱核出来。回家路上，一对夫妇搀着个女孩向我问路，还说从外地来找亲戚没找着，让我给点钱为孩子买个面包。虽经历多次，但我不敢相信他们是假的，那模样，那孩子，特别是那真诚的眼神。但只能是假的。那样的眼神都不可以去相信，很让人痛苦。快到家了，过马路，绿灯亮了，不敢相信，左看右看确认所有汽车都停住了，才兔子一般地穿过马路，回了家。
肉是真的，但注了水；酒是真的，但不是瓶子上的牌子；博士硕士文凭是真的，但论文是部下写的，部下还要麻烦更下面的人写一些部分，所以花了些钱，打印稿上有他的笔迹，你不能说他买文凭吧；新闻报道的时间地点人物是真的，但有些话不是那个人物说的，有些事不是他做的；书是真的，但汇编还是著作闹不清；论文是真的，但好几个署名中哪一个是真的作者闹不清；档案是真的，但有好几个出生年月，哪一个是真的，闹不清。
如果这种不相信停留在物质层面，有形层面，那这篇文字可写可不写。不幸的是，它毫不犹豫地向四面八方蔓延。假药假酒以及其他种种假货之后，假合同、假账目、假集资等等冒了出来。不过商业欺诈也不是我们独有的，资本主义那一头也不少，可以不必大惊小怪。然后又蔓延，假证件、假护照、假增值税发票等等，那是团伙犯罪，资本主义也有。我还听到过有人经营更邪乎的东西：假的犯罪证明、假的刑事判决书，拿出去骗外国人。这可是任何一个黑色幽默作家没法编出来的情节。然后是假文凭、假档案、假广告、假名优、假新闻，以及二百八十块钱一个的“中央军委”和六十块钱的“成都市公安局”假公章什么的，这些东西资本主义那边可能就不太多了。然后是假数字、假政绩，这些玩意还没听说人家有，想辩解一下还有点难，得注意了。
阅毕，作者无言。做假泛滥至极，已经成为一些中国人性格之一部分。以名利场和市井社会为舞台，塑造了许多谎话人物。这些人多是江湖大小混子、老油子和滚友，数日数月无几句实话，满口尽是谎言。按武侠文学说法，类似《鹿鼎记》里韦小宝。依媒体所作各类“金迷”调查，韦小宝位列金庸小说最受欢迎人物前三位。金老先生塑造韦小宝这一形象肯定不是诲淫诲盗。但事与愿违，韦小宝反而成为大众情人，与社会结构和文化制度的江湖化高度关联。
做假泛滥，直接原因是社会监管体制失范，社会控制力下降。五百年来，经历数次社会转型和频繁的社会变迁，正式规则体系始终未臻成熟。转型愈频繁，正统主流体制愈脆弱。只要正式规则不稳定，行骗便大行其道。江湖具有做假基因，做假源于演戏，演戏源于面子，面子则源于儒教文化传统。
当世间万物都戴上面具，面具价值渐行压过真相，真相的意义就日趋渺小，甚至渐渐地变得毫无价值。当人们的生存无法依托真相，必求助于假相。求助者，先学习辨认假相，然后学习制造假相，此为弄虚作假之源头。当真的价值日渐式微，假便成唯一的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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