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子在中国社会之流行，大大咧咧登堂入室，还因为它有许多实际功用，对中国人的生活贡献不小。尤其对儒教社会和江湖社会而言，不啻为“黏合剂”。 　　缓冲人际矛盾 　　在五十八种传统面子语境中，“碍于面子”、“留面子”和“给台阶”此三者，无疑与冲突相关，隶属于冲突语境。一旦“碍于”、“留”或“给”成功，必能缓冲或制止矛盾。在冲突爆发之前，矛盾得到缓解。面子像苏秦、张仪，是位不错的外交调停家，平祸于萧墙之内，御争端于千里之外。 　　但面子机制能防御的冲突通常都是小事，大事管不了。面子只是柔性防御机制。 　　旧时，两派黑帮喽啰打架滋事，如背后两位老大是仇人，面子问题必引发一场激烈火并；若老大间有交情，比方说师出同门，或拜过把子，结局就大不相同。为维护各自的面子，老大们会故意当着对方面前惩罚肇事的手下，以达到给对方留面子目的。于是大家言好如初，甚至有意到酒楼聚会言欢，冰释前嫌。这种情形，显出熟人圈子是一道界限，如果落在圈内，面子机制具有缓冲的功效。 　　这是江湖帮会的例子，更进而言之，在民间日常百姓中也不乏其例。面子维护日常关系的平稳，根源在关系网的博弈均衡。讲关系处，必有面子；讲面子处，必有关系。 　　再谈一件居民例子。城市居民多住公寓楼，生活空间距离近，频繁发生的冲突是四邻骚扰，譬如，麻将声、卡拉OK、弹钢琴、喝酒划拳、烹饪油烟，还有楼道空间、公共卫生……尽管有大量矛盾，但居民很少为邻里纠纷诉诸法院或者社区中心。除了吵架外，更多情形是忍耐，忍无可忍时再作主张。忍字第一，吵架第二，法院第三。为何忍字第一？多数答案是“碍于情面”，即面子机制防御。尤其邻居关系不错时，更是如此。 　　选择忍耐是为不伤感情，不伤感情是为日后有照应。在一个由关系主导的社会，相互都是资源，谁也不敢保证不落到他人手里。冤家宜解不宜结。表面看它似乎回避矛盾，然则“有所失必有所得”，其内涵符合中国文化“和”的取向。中国人讲“和为贵”——“天时、地利、人和”，数“人和”最高，高于真理，也高于日常利益。换言之，矛盾没什么了不起，绕道行之，则当作无。小事忍了，就是为了在小事上尽可能讲秩序，秩序是关系网的博弈均衡，破坏秩序就是破坏均衡，波及面太大，影响复杂。 　　再说借小钱。一般中国人借出小钱后，很少主动追债，这是规矩。小钱索债，紧逼不舍，那是双方都没面子的事儿——小气、难堪。究其原因，答案也是“不好意思”，“面子上过不去”，“拉不下脸”等等，等于是面子机制作调停。当然，是消极的调停。消极，即搁置债务。然则在消极与积极之间，存在一道转换界限同。若债额较大超出忍受范围，就会化消极为积极，主动催债、逼债。不过，战略反攻的前奏，必演出一段“台阶”插曲。讲面子者不愿破坏祖宗惯例，故而常选择一种有中国特色的、预兆将由守转攻的“台阶”，给对方一个台阶，既让对方还债，又不让对方失面子。成例通常如此，可作教科书：“嘿嘿！不好意思，最近手头有点紧，我那笔钱……”后半句通常咽下去，不要说得太白，意思是啥时还啊？给过台阶后，若对方不顺竿溜，按规矩便属对方违反惯例，自己必欲讨伐之，产生一种典型中国情境：“敬酒不吃吃罚酒”。给你面子你不要，那只好撕破面子了——到单位告你，搞臭你名声，赖在你家不走，到法院告你…… 　　“台阶”代表一种双轨制，属于面子二元互动模式，外面一个理由，里面一个利害。敲外面听里面，挤里面看外面。中国有一摞成语形容之，譬如“敲山震虎”，或“听话听声，锣鼓听音”，或“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或“茶壶煮饺子，心里明白”。与“碍于情面”的消极性相比，“台阶”的态度趋于积极，开始着手战略反攻。它把事情分成两面，一个面子，一个里子，分头处理，争取互不妨碍。当两人冲突发生时，或者自身面子与里子矛盾时，寻找一个变通的理由，力争既解决事情也保全面子。无论谁对谁错，损面子都不对。面子比金钱重要，讨债人必须避免使对方又赔钱，又丢脸。故而，上策是既追债又留面子，下策才是不惜面子硬行追债。这个下策导致对方损失的最大化，钱也没了，面子也没了。这样做人，未免太狠毒。所以追债的博弈，一定要寻求最优化策略组合，建立优化的均衡，自己能拿到钱，对方能拿到面子。这样一个圆滑的均衡，就是中国人所谓的“台阶”。 　　表现和宣泄自我 　　面子之滥觞，提供了一个心理空间，即一个弗洛伊德式发泄豁口，让礼教压力下循规蹈矩、生性压抑的中国人，在合法场合充分释放个性利比多，突显自我的形象，满足平日难得之优越感。表现自我是人类天性，各民族表现途径不一样。中国人选择面子，用面子炫耀自我，是其特色。面子是中国人自我表现的形式，深具形式主义色彩。 　　论及众多面子术语，数“有面子”最能体现自我呈现的愿望。“有面子”是人生终极目标，背后没有其他目的，从而体验自我价值的升华。这是终极意义层面的心理游戏。故而，“有面子”时常伴随得意洋洋、兴高采烈的表情，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按照马斯洛人本心理学的标准，可视是一种“高峰体验”——瞬间的满足感、成就感和自我肯定。 　　“有面子”的追求是永恒的，但“有面子”的价值判断具有时尚性，随人不同，随时代不同。“文革”时期有面子的时尚是“老三转”——手表、自行车、缝纫机，今日有面子的时尚是名服、名车、豪华别墅……某些底层平民通过奋斗成为大款、大腕，便急于返乡炫耀卖弄，俗语谓之“衣锦还乡”。在中国，“衣锦还乡”不仅是成语，也是一种集体无意识，诉说中国式飞黄腾达的梦想。在这里，“衣锦”实非漂亮衣服，而是面子的借代用语。面子的荣耀，高于锦衣玉食、宝马香车。 　　再说中国人“小气”和“慷慨”之争，也隐藏面子显摆派头的秘密机制，“慷慨”不过是“爱面子”的同义词。节俭本是美德，但以江湖观之，节俭不符合核心价值观“义气”。以“义气”标准看来，节俭就是小气、抠门……小气，被人瞧不起，让人没面子，人前抬不起头。日常生活中被人说小气，大大没面子，周围人当笑话传播。纵览生活，人们愿意与义气者相处，而不愿与小气者为伍。是故，一旦节俭和义气不期而遇，决不能因贫穷、节俭丢失面子，因而必须勉强做面子、撑面子、光面子，克服小气节俭习性，掩盖贫穷家底。所以，义气先于节俭。而面子，则是协调二者的机制。 　　上世纪80年代初，某人到乡下看望同学，同学尽管生活窘迫，仍然偷偷向亲戚借来30元钱，买了螃蟹、黄鱼摆了一桌酒，以表达慷慨之情。虽吃得自己心疼，但是客人开心。做面子实际上担当一个反向调节机制，若要有面子，务须掩饰贫寒，跟节俭本性较劲，“打肿脸充胖子”，摆阔装大方。在私人交往上尽量出手慷慨，心里流血，脸上留笑。这是江湖规矩，也是私人关系交往的写照。 　　反过来看，不论真节俭或真小气，只要你表现慷慨，出手大方，都很有面子。有面子就有人缘，有人缘就有资源，路路通。所以越穷，就越要摆阔，就越需显慷慨，方有翻身一日。某日读报，一则故事反证了这一规律。有个贪官对老婆说，有个“张经理”很义气，出手大方，值得一交，打算帮他，将来肯定不会吃亏。老婆深表赞同。后面故事老生常谈，毋庸赘言。关键的事实是，“张经理”不过是负债累累生意人，是假大方。我们身边的“张经理”们多是资不抵债或资金短缺的主儿。他既不是大方，也不是义气，所谓“义气”的假象无非下手够狠，一锤子敲死对手，不想夜长梦多。一锤敲得死，方能“吃小亏占大便宜”。若一锤敲不死，反而心惊肉跳，只怕扔进更多。假使行贿不套利，商人不行拔一毛利天下之事，何慷慨之有？张经理行为的内涵，是经营面子提升自我形象，从而达到背后的目的。 　　以“有面子”凸显自我形象，是面子的特有作用，是中国人自我实现路径的特色。谈论这一中国特色，自然要对比西方之“自我实现”，探讨中西社会体制下不同的自我概念。 　　中国的“有面子”与西方文化的“自我实现”的根本区别，来自面子与自我概念的区别。虽然中国古代观念有“己”之概念，但“己”不同于“自我”。现代中国的“自我”概念，源于西方文化。论自我，若从心理学定义，是人格的自我意识，是他全部性格组成的整体；论面子，还从心理学定义，仅是人格的一部分，是舆论与自我评价两股交汇生成的自我意象。另外，从社会学诠释，面子是儒教制度下的个人角色。以面子为工具，儒教体制对个体角色进行程式化、格式化修饰（《大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形成一套符合儒教价值的风俗习惯，同时也是费孝通所称的“礼俗”①。在这个空间中，个人的真实本性消失，按照礼俗规矩扮演角色，言行拘泥于《周礼》、《仪礼》精神编纂的各种剧本，譬如各种世俗化“蒙学”、“家训”、“家风”和“规矩”。 　　扮演角色，生成的外部形象，就是我们的面子。我们是谁？不知道。“我们”本身不见了，留下的是我们的面子。面子是“我们”的影子和痕迹。 　　有面子与西方人自我实现有何区别？ 　　在西方心理学体系中，谈自我实现最多的是亚伯拉罕•马斯洛。早年，笔者曾依照马斯洛学说调查中国社会“自我实现”的人物，结果意外地发现，作为价值观的自我实现，在中国下层社会基本不存在。不仅人物不存在，价值观也基本不存在。“自我实现、“自我设计”的“粉丝”（fans），多是一群天真可爱的大学师生。学生们在校期间，通常表现出很强的自我实现、自我设计意愿，一旦踏入社会，旋即发现社会根本不存在自我实现的土壤。作者跟踪调查这批人，多数投身社会后便改弦更张，回归传统轨道发展。反潮流的弄潮儿，最终多顺应潮流，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从“浪漫主义者”变为“现实主义者”。因为，人一旦踏入社会，就要应酬世情，融入江湖规则。江湖混久了，大抵被磨得没了个性、没了脾气，人云亦云，随波逐流，遑论凸显自我价值。自我价值是幼稚代名词。江湖路上，成功标准是“混出模样，给大家看看”，关系他人对自己的评价，无关自我真实。自我愿望，自我个性，无关紧要。 　　江湖社会不鼓励个性，不鼓励自我实现，反而鼓励个性融进既有秩序。切合规矩、遵循价值被称为“有面子”，受大家褒扬、羡慕。由此，但凡人性表现的欲望，可以通过面子工具加以包装，间接地宣泄出来。因为有面子，所以受人夸奖。这就是面子突出自我形象的奥秘。 　　代用个人资信 　　“有面子”是一种交往本钱，即互动资源，面子越大越有人缘，人气越旺。这是江湖中的硬道理。 　　在中国东南沿海，台湾海峡西岸一带是面子之乡，讲面子风气鼎盛，堪称中国一品。民营企业家擅长撑门面，门脸光鲜羡人，厂房富丽堂皇；大门口立着雇来的民工，头戴大盖帽，身着笔挺制服，气派不逊于当街执法的公务人员。恭请地方实力大员题写厂名，意在炫耀背后保护伞。通常走进办公区域，主人与名人大腕合影的巨幅相片悬挂于显耀处，令蓬荜生辉。主人离厂外出办事，热衷驾二手豪华轿车，毕竟外人不知，又省钱又有面子。曾几何时，来自香港、台湾的翻新二手豪华轿车大行其道，在一弹丸之地，大奔、宝马、凯迪拉克川流不息，令内地商人到此瞠目结舌。 　　假若有读者以为这纯粹炫耀面子，便大错特错了。比面子虚荣心更重要的，是以面子生财，吃小亏占大便宜，其中亦不乏骗术。豪华轿车是谈生意的障眼法，商人未开谈判先看气派。门面做得好，客户被蒙了，恭敬之心油然而生，也稀里糊涂、多多少少掺杂对主人实力的相信，便乐于与之交易。俗语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找有实力的做生意乃是天经地义。撑门面可以一举两得，做人既风光，生意又做得好。 　　一次，一个沿海小市（姑隐其名）民营企业家代表团访问山区寻求商机。自古以来，东南沿海境内群山逶迤、山路崎岖，情状不逊于蜀道之难。从沿海到山区，交通工具自然以飞机最适宜，可避免舟车劳顿。然而徒步进山城，爱面子的老板们深恐当地民众不信自己是大老板。“震慑”，对于爱面子的人，以及对于讲面子的江湖文化，那是需要的效果。既然说白了，撑门面不乏骗术成分，不如干脆多榨些油水。在充门面思想主导下，老板们别出心裁地组织了一个凯迪拉克、林肯、奔驰、宝马组成的豪华车队（主要是二手车），颠簸辛劳、浩浩荡荡开进山城。霎时间，整个山城被镇住了，万人空巷，民议沸腾，达到了老板们的预期效果。宾主数日言欢，商人们在山城买下大片土地，签下一摞摞意向书，暗地狂喜而归。 　　在商业法系尚未健全之时，有面子不仅省去资信审查的麻烦，甚而虚提资信，产生“泡沫经济”效应。 　　在商界，类似例子不绝于耳。有位商人驾驶宝马轿车去有关部门办出境手续，办事员顾自忙于审视文件，头也不抬撂下一句：“回去补办担保！”，忽又抬头看见豪华车，忙改口道“开宝马来的啊，那就不用了”。这是当地的一件真人真事。驾驶豪华车就是面子，面子就是担保，至少在这等小事上是担保。在办事员看来，这么大的款儿，总不至于放着家当不顾，潜逃不归。 　　在深受江湖习俗浸染之民间社会，或江湖化社会，面子作为一种资源，与其他资源——权、钱、关系、信息等可以相互转化。譬如，面子可以变成关系；反过来，拥有关系也滋生面子。面子可以生成钱财和权力，如上例交易和借贷资信；反过来，有钱有势也很有面子，受不少人羡慕。 　　基于这种相互转化特性，面子实际蜕变为一种工具，从尊严价值蜕化为敲门砖和垫脚石，被彻底工具化了，凭借面子可达到实惠目的。 　　面子之能够成为工具，背后基于一个社会原理： 　　面子在江湖社会，或江湖化后的传统社会里，代表社会地位的相对优势。 　　在一个大量遗存“上下有别”等级的社会秩序里，地位优势是一种活跃因素，它能主动带来收益优势。面子是生活质量的温度计，是江湖“混”得好歹的指针。一人混得好不好？看面子便知。是故，面子变成群起效尤追逐的目标，有时导致供不应求，稀缺之下有人需要交易，用金钱来买面子，用财物换面子——譬如捐官，或捐慈善，面子的交易性油然而生。 　　面子是一共同体内的相对优势地位，因而是一种相对稀缺资源。公共资源一旦匮乏，人们只能用高价购买，这个交易过程导致面子工具化。 　　关系网络自治 　　面子的第四种作用，就是维持传统社会形态——关系社会、民间会党和家族社会的自治，帮助这类共同体建立个体约束机制，减少行为出轨，维护秩序。它的特点是道德自律，从“我”做起，从个人内心做起。 　　中国处在一个后传统时代，也称转型时代，一面宪政制度迅速崛起，一面传统习俗的惯例制度依然起作用。在中国比较传统的生活共同体群落——家族、宗族、乡村、街坊、行业圈、关系网，乃至江湖行会、行帮、教门……一切尽以“面对面”交往为基础，社会学称之“初级群体”，俗话谓“低头不见抬头见”。此处，“初级群体”是理解关系社会的重要概念，它是关系网这一现象的属性。关系网，是“初级群体”之一种，其他种类还有帮派、邻里、乡党、家族等等。 　　最典型的初级群体是“面对面”交往依托的群体——家族、宗族、街坊、熟人或乡亲等。离开了“面对面”的感性交流，纯粹依靠公文、法令、书信等抽象媒体，面子便无所依托。试想，没有人热衷于对着陌生人或公共场合讲面子，那是对牛弹琴。面子，是小圈子的面子。面子的根本诉求，在于寻求熟人面前的心理优势——“我比你行”，或者“我比他行”……共同体将这种优势给予他，既是讲面子人的得意，同时也意味着对周围人的影响。影响是相互的，甲影响乙的同时，乙也影响了甲，最终要建立一个均衡，达到秩序自治。面子做秀的过程是互动的，每个人讲面子的同时，社会也按照一定规矩塑造了他，使每个人都融入规则。个人得到面子，社会得到秩序。面子促进关系社会的自治。 　　关系社会是“无为而治”的松散人事体系，各自为政，各自为中心，没有警察法官，全靠本人自觉守法，自愿维护秩序。以现代宪政学的观点看，关系社会也遵循一种“自由秩序”原理，遵循一种不同于市场经济的自由秩序。这类似于道家的政治概念“无为而治”。 　　关系网的性质可以“无为而治”，不需要专人维护，秩序自然天成。在无暴力胁迫下，当事人之愿意维护关系网秩序，就其原因有二：一靠利，二靠面子。说利益，维护关系规则，等于维护自己财路，但凡劳动、雇用、生意、为官等，一概依靠人缘。面子是一个人在共同体中的角色。讲面子就是进入角色，不讲面子就是拒绝角色。进入角色就是遵守规则，弘扬共享价值观。一旦个人照此执行，众人面前就很有面子。大家羡慕发财，你发财了；大家羡慕轿车别墅，你有了；大家谈美女，你娶了……如此，面子制度客观上等于一种快乐工具，有面子等于快乐，群体借快乐规范了个人行为。这就像大自然，借性欲诱使人们生育，使人们毕生辛劳。面子实为一种“面子欲”，人们欲罢不能。 　　人称国人素质差，作者不完全苟同，也不完全反对。但是有一点需要留意，显露坏习惯大多不当着熟人面，即尽量不在熟人面前没面子。作者尝跟踪调查询问，答案还是“不好意思”，或“没有面子”。在熟人面前随地吐痰、墙角溺尿，“顺”人兜里的香烟、打火机、食品、商品……被人知道后很脸红。但是，一旦没有熟人在旁，这一切对某些中国人来说，尤其江湖化的男人来说，又是如此自然而然，俨然旁若无人。 　　在熟人交往中，面子诉求对个人具有约束力。所以，在民间生活，面子文化变成一种约束，防止行为出轨。面子，在某种程度上属于一种苦行。反过来，作为奖赏，它带给个人满足和荣耀，不管是真实荣耀还是虚拟荣耀。一旦虚拟化，就变成鲁迅式的阿Q。从这种层面说，面子是江湖社会的伦理元素，是可言说、可执行的通俗道德，而不是书本上的抽象道德。 　　于是，在众多的小事上，面子承担了某种整形作用，对个人一言一行细加督导，从而维护群体自治。 　　中国地域辽阔，爱面子风气参差不齐，不可一概而论。譬如操闽南语的闽南、粤东至台湾尤爱面子，而操粤语的珠江三角洲甚少爱面子，说话可以直来直去，不怕伤人。面子风气不同，时兴的做人方式也不一样。譬如贪官腐败，以贪多少金额为目标，有何自律，是否越多越好，两地大抵不同。当然，贪官本来没良心，不讲道德，也不顾法律。良心自律机制是不存在的，但是面子自律机制存在——我知道我很黑，但我不能容忍别人说我黑。这是讲面子的贪官的特征。这里说说面子与贪贿目标的内在关系。 　　腐败现象在不同国度有不同模式。在中国，腐败者绝大多数以关系网和死党为依托，如此一来，作案容易形成“窝案”、“串案”。几个哥儿们集体犯罪，攻守同盟，共进共推。腐败的方式，与江湖团伙斗殴的方式并无不同，肥肉若想一人独吞，在中国难上加难。近十年媒体披露的腐败案件，绝大多数都是集体案件。窝案联手经营的战略，植根于人脉关系，机制是交换人情，我跟你“帮忙”，你给我“感谢”。“权力寻租”多半以“人情来往”兑现，通常数字不菲。如此一来，腐败与人情味混淆不清。 　　腐败一旦借助于关系网，操作自然与面子有关，受面子因素制约。换句老话说，既然是大家伙一起捞食，拿钱也要漂漂亮亮，脸上有光，不犯规矩，不遭大伙嫉恨。 　　在金钱面前，讲面子多则约束多，讲面子少则肆无忌惮。所以在行腐败时，面子也是一种自律机制。腐败，腐到什么程度，面子参与做主。此时，面子称为“影响”和“名声”。但凡顾忌“影响”和“名声”，就是顾忌面子。无形中，构成贪欲边际。从这种意义而言，不讲面子的人可以无法无天，它的好处是捞得更多；坏处是倒霉更快，因为不讲面子，没有人缘。讲面子的人不敢越雷池一步，看起来好似吃亏，其实也是一种均衡。要捞一起捞，要倒一起倒。一圈人倒，比一个人倒困难得多。 　　各地面子民俗多有不同，它很大程度上影响贪官策略以及结局。若面子风气淡，贪官便如狼似虎，经常单独作案无所顾忌，腐败涉案金额巨大惊人，八辈子用不完。 　　不讲面子铸成单案，讲面子铸成窝案。因为面子与“窝”——关系网和死党，一脉相承。如果借助关系网和死党，案情既不容易败露，数字也难达到如此巨大，彼此关系盘根错节，有许多顾忌因素——家口老小、三姑六舅……此时，面子和人情机制就会发挥作用。 　　从江湖意义上说，腐败仅是“混世”方式的一种，与打家劫舍、敲诈勒索、做坑蒙拐骗无异，腐败者本人把腐败当作谋生，其最终目的还在于家庭、家族和亲戚朋友等传统价值。由于存在这样一个价值取向，故而腐败者必顾及自己名声和影响，因为它比钱财重要。有此顾忌，便形成一个“面子自律控制腐败规模”的制约，目的是维护家庭亲情的稳定，而非损害家庭，自己远走高飞。也就是说，在腐败与恋家之间存在一种博弈，顾及面子是一种均衡。 　　这是一种微妙的价值差异，演绎结果始终不同。譬如勒索一项工程，爱面子的腐败者必关注建筑外观，甚至夸张地加以美化，坚决不搞成“豆腐渣”。这是不可动摇的底线。勒索越多，越要美观，欲盖弥彰。就在这种观念背景之下，作为行贿者的建筑商，相应形成一种共识，也就是现在流行的“潜规则”，老板、工头、师傅一应知晓，构成腐败分肥的安全机制。顾忌面子、名声和影响，可保大家不出事。盖一栋大楼，水泥标号可以降几分，钢筋可以抽掉几根，盘圆可以烂到哪一地步，劣质水管如何假冒国标，根据建筑性质和用途都有相应的经验数据，以此达到一个最优策略均衡，保障双方利益最大化。施工一旦越过这些常识，极易生成倒塌事故，不同的当事人都会站出来拒绝，避免后患。 　　只要有面子制度的无形约束，腐败者贪小便宜顾忌“影响”，犯大案更如履薄冰、小心万分。 　　讲面子和不讲面子的腐败者，尽管都腐败，但在手段、目的和结果选择上有所不同。一切腐败都是非法敛财手段而已，背后各有目的。目的不同，过程和分寸自然不同。如果混在江湖，混在关系网，立志衣锦还乡、光宗耀祖、子孙满堂、望子成龙，必以面子价值作人生目的。一旦面子作了目的，必然反过来成为约束，成为自律手段。面子能制约利益行为的分寸，促进关系网络的秩序平衡。面子是江湖社会和江湖化社会秩序运行枢纽环节的初级调节机制，它能消解江湖社会和江湖化社会中许许多多的细小矛盾。 　　传统人际关系并不直接使用严肃道德概念，比如“高尚”、“满足”或“羞耻”一类。现实生活的道德俗语，是“有面子”和“没面子”，及“丢脸”、“汗颜”等其他类似语言。道德“满足感”和“羞耻感”，要翻译成“很有面子”、“丢脸”、“牛×”才易于被人理解。日常语境里，讲道德等于有面子，不道德就是没面子，面子替代了江湖道德的功能。 　　在面子的功能体系中，仅当面子参与道德运行，才促进了关系社会或其他江湖群体的自治。这种自治不需要暴力，不需要成文法，不需要专职法官和司法程序，只需要共同认定的价值观和行为标准，然后由自己内心和熟人群体进行双重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