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过，这年头的记者比毛驴还要多。当然，不光是记者多，现在哪个地区和部门行业里不是人满为患啊!地改市前的海山地委、行政公署和纪检委、人大、政协两个工作组，拢共加起也就几百人。前几年地改市后，三套班子变成了五套，工作人员翻了三番还多。人多，这也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总不能因为人多就把中国人给美国、加拿大移民一半吧！真要移民那么多，估计美国也没多少精力管海湾和全球的事情了，一下子增加几倍的人口，又要吃饭、又要住房，还有社会治安等等问题，足够他们操心了，哪还有闲功夫管别人的事情。 　　海山市出产的海山驴，以易繁殖、好饲养、吃苦耐劳和精通人性见长，历史上在西北地区非常有名。如今随着农业机械化的普及，上山送粪，收获庄稼，搬运东西都使用上三轮、四轮和农用车等这些铁制家伙，毛驴劳作的历史使命自然完成。毛驴车逐渐淘汰后，人们自然不会叫毛驴们养尊处优、不劳而获，于是便嘴馋地磨牙霍霍，瞄上了海山驴的肉质。卸下缰绳的毛驴们没享几天清福，便被成群结队地赶到屠宰场，可怜兮兮地成为人们的“刀下菜”。海山市还应用而生地建起了一个专门生产驴肉的特种风味食品厂，打出“天上的恐龙肉，地下的海山驴”的广告词，在报纸、电视和广播里漫天飞，一时间从省里到全国都知道了海山驴是优良品牌。驴肉如此好，驴肾这种大补的玩意更不错，在当今各种“肾”事大肆横行的年头里，优秀人士们岂有视肾而不馋、不想进补的道理？于是，人们对驴肾更是趋之若鹜，多少眼球盯在驴肾上后，价值规律自然便发挥其重要作用，一时间里一条最普通的驴肾也爆炒到500元以上，属于青壮年的那种个大、体重的驴的大“家伙”，常常是无货可供，即便有货也只供给官场或商界的重要人物。有故事说，海山市畜牧局为了上马一个胚胎移植项目，拿了几十条驴肾送到省厅里活动，鉴于肾与肾之间大小、长短、效果的差别，临装车打包前均按照质量和重量的不同，依据正厅、副厅、正处、副处的职位严格排序，然后把领导的名字工工整整地写在包装袋上。驴肾送到省厅后，办事人员看到如此贵重的东西也不敢马虎处理，便把东西统一搬运到会议室里。等到会议一结束，工作人员把驴肾一字排开，照着包装袋上的名字叫喊着发放：这条是张厅长的驴肾，那条是马厅长的驴肾……一时间，整个厅里弥漫着臊气浓烈的驴肾味道。 　　海山驴肾知名度越高，价格越贵，当地各级政府的支出便越多，方方面面凡是张口来讨要驴肾者，来头都不小，地方上一个也得罪不起。长期这样下去，本来财力捉襟见肘的海山各级政府和机关单位，只得东挪西凑筹措资金，有时候甚至把职工工资挪用去买些驴肾送给四面八方的关系。不能按时领到工资的职工们当然对海山驴恨之入骨了，希望该死的毛驴尽快灭绝。其实，人类一旦动了屠刀，再凶猛厉害的野兽也会变成“四喜丸子”的，何况温柔善良的毛驴呢？屠戮中，毛驴呈几何级数的减少，甚至有人戏谑，应该建议政府出台毛驴保护办法，否则过不了几年，海山毛驴兴许会像蒙古野驴那样成为濒临灭绝的珍稀动物。 　　海山毛驴减少的同时，全国的记者队伍却像春天里割过的韭菜地，借着刀口的“杀劲”见天里地在“疯长”。报纸的新品种很快便多了起来，都市报、生活报、美容报、电视报等名目繁多、花样翻新，原有的那些老报纸也不甘寂寞，隔三差五地扩版或改换门庭，不遗余力地变换着品种和花样，调和各种人士的口味。各级电视台更是层出不穷，先是地市级办，接着县区一级比赛着办，到后来条件好点的乡镇也东挪西凑地融资大办电视台。至于条件实在太差办不起台的乡镇，也不甘示弱地在乡镇放大站上自办起节目。频频出现在屏幕上的乡镇书记们很快上镜成瘾，像是战场上的指挥员，每天不在自己的阵地上发号施令，便憋得难受，特别是酒足饭饱之后更是需要在自己的阵地上找点情趣，面对自己的子民们说点疯话、醉话，耍出领导的威势来，因为这样的气势是花钱都难买到的高级享受呀！ 　　迅猛发展的政治、经济和人文形势，催生记者队伍变得庞大而复杂，再加上鱼龙混杂的假记者、媒体招聘来专门拉广告的人员，说记者比毛驴多一点儿也不过分。迎合出现的良好势头，“记者节”的设立大概是最好的解释了。国家设立节日是好事，在大力强调行业形象、树立自我意识的今天，又有哪个行业系统不希望有自己的节日呢？有了节日至少能多出一个休息日来，并能在节日期间冠冕堂皇地享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慰问。节日对本单位而言，平时想给大家搞点福利待遇，因为没啥正当的由头，深恐被有关部门今天检查明天审计，如果一旦有了自己的节日，各种不合理开支都可以放在节日里变通处理，谁叫我们国家是礼仪之邦，是一个注重人情和喜欢过节的民族呢。但是，要获得一个名正言顺的节日实在太难了，好多年来直接面对群体的也就是一个教师节，而涉及面最广泛的另一个半边天——几亿男人们强烈呼吁的“男人节”，则是千呼万唤不出台，引无数男子竞折腰。可是，记者节却在人们不知晓中突然冒出来，大概是对这支发展迅速、地位高贵的无冕之王的最高礼遇了。 　　记者既然比毛驴都多，要见记者便也毫不费力。放前些年，别说新华社、人民日报以及省报这些大牌记者了，一般的老百姓即使想要见到一位海山当地的记者仿佛也是在登天，要见记者要比见市里的领导们都难上几倍。而现在的情况大不一样，报纸电视里到处公布新闻热线电话，记者到处大把大把地撒着名片。街头上，专门采访社会新闻的记者开着各种交通工具满天里飞。只要哪里发生点意外事，比如热水器短路烧着了，即使统共只烧了一把椅子两个沙发用一盆水便可浇灭火的，人家连消防队都没给打电话，记者却像电影里来无影、去无踪的“李向阳”，一时半刻便会冒出十个八个的上门采访。 　　对于问题性报道，记者的采访角度五花八门，但目的大都一致。海山郊区有座水库发生了意外事故，原因是那年夏天有几个高中生扭开水库仓库的门锁，偷偷地将用于捕鱼的小木船放进水里玩耍，不慎翻船致四人溺水而亡。悲悲戚戚的死者家属本想闹事，但看着自己孩子扭坏的库房门锁，只得悄悄地拉走尸体并很快做了处理。可事过三天后，有家媒体知道了此事，便找到水库采访，先是以安全问题要挟，然后拐弯抹角地叫水库管理处出上一万元赞助费息事宁人。水库方面想，死者是私自盗窃木船进水才发生的意外，这和单位没一点儿干系，便理直气壮地拒绝了赞助的要求。这下可捅了大乱子，该媒体马上真的把此事捅了出去，导致以后的日子里各地媒体的记者接二连三走马灯地前来采访。县水利局领导在把水库管理处主任骂个狗血喷头的同时，为了封口县局准备了5万元现金，召开了新闻通气会，对事件做出了详细的解释。水利局长针对有记者提出“不管船是怎样放进水面的，船总归是水库所有，人也死在水库里，所以责任应该由水库来负”的问题，干脆回答说，假如杀人犯进家里把主人杀死了，就因为用的是主人家的刀子，主人就应该对自己的死负责任吗？局长的话尽管强硬，但对于这些“无冕之王”又不得不使用两面派的手法。新闻通气会后，下面的办事人员站在楼道里对退场的记者逐个通知，请大家到办公室里领取“补助”。本来预计领补助人应该是那些鱼龙混杂的记者，对于一大半真记者而言，他们不会败坏无冕之王的名誉，掉价到为几百元补助而丧失人格的份上。谁知，大批的人一下楼均直接涌进了办公室，没等领钱的表格制好，便蜂拥而至伸长了手。工作人员发钱时，以证件为发放凭证，凡拿出记者证的，不管上面盖没盖有新闻出版署的大印，甚至也不管真假证件，一律按照中央媒体500元、省级300元、市级100元的标准统一发放“补助”。即使是这种一手验证领钱，一手在发放卡上签名画押的苛刻办法，还是引发了记者的火爆，长队甚至排到水库管理处的院子外面，有人甚至重复领取，一位年轻记者连续三次排队领钱，厚颜无耻的举动叫主人不得不采取行动将他强行驱出队伍。后来，补助发放者找出红笔，在每个记者证上划一横道做上标志，方才制止了重复领补助的人员。水库管理处发放补助的消息马上传进了市区，许多本来坐在办公室里的记者接到电话，很快便骑摩托车或坐出租车纷纷赶来。看着这样的场景，发钱的人们连连感叹：连这些文化人都不顾及自己的脸面了，这个社会还何谈什么道德伦理! 　　对于监督性的报道，被监督单位花钱消灾属于十分正常的事情，问题是那些报喜的消息报道，有不少也是需要“出血”才能刊登。海山街头有一个修摩托车的个体老板，几年里先后收养了三十多名孤儿，他的事迹经《海山日报》一篇五百来字的小稿子宣传后，竟引来省内外三十多家媒体的广泛“关注”，神通广大的记者们不知从哪里打听到这位个体老板的手机号码，采访他的电话便此起彼伏，附近的几家媒体派记者找上门来，都对他如何靠修小摩托车成为大款的经历感兴趣，尽管他一再解释自己只是个小个体户，压根不是啥大款，但记者们死活不相信，理直气壮地质问道，没钱咋能养活起三十多个孤儿。采访到后面，这些媒体无一例外地都要收取宣传费，小到三五千，多到一两万。事实上，由于收养了这些孩子，陷入困境的小老板的生活已日渐窘迫，哪还能拿出余钱搞宣传啊！但他的话被记者认为是客气，继续进行骚扰。后来他吓得关闭了修理铺，到乡下亲戚家躲了几十天。这事都过去几年了，可现在谁在他面前提起记者，他便打起哆嗦。 　　新闻事业的高度繁荣，在经济不发达的海山市同样表现得淋漓尽致。改革开放前，仅《海山日报》和广播站两家本地市级新闻单位，外来的只有省报驻海山记者站的一位记者。各县只有一个广播站，每天播发半个小时的自办新闻节目，其它时间都是靠转播中央和省广播电台的节目过活。现如今，市里的各类媒体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差不多有十多家；省里和挂靠中央一些协会甚至外省一些市级的不知名报社、电视台和杂志社在海山设的记者站却超过了二十家。无须讳言，在这些记者站里，“大哥大”理所当然地首推省报。多少年来，省报仍然沿袭着“一贯制”的办报模式，面孔已经老得没了形，但它毕竟是省委机关报，是从省、市到县乡各级机关干部的主要精神食粮，更是各级领导干部的首选报纸，也是全省政治经济的晴雨表，所以省报的地位成就了记者站的地位，无论多少家媒体都不会被撼动。近几年，省报也开始改革，把创收列入记者站的主要工作范畴之一，扛着这面“大哥大”红旗，记者站长雷向阳势如雷霆万钧的“泰山一青松”。 　　雷向阳老家在海山市的一个小县，当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拗不过老年得子的父母念叨，更重要是舍弃不了那个已经定了婚、住进家里且几年如一日照顾年迈父母的小媳妇何花花的情分，他只好放弃了留在大城市的机会，扛着铺盖卷回到县里。离开学校时，同学们在一片惋惜声中，赠送他许多新奇的礼物：有给他电子表的，有给何花花送发卡、胸花的，有一个高干家庭出身的同学送他一台砖头式的录音机。而他却在万般无奈中，花了10元钱在街头买来一包当时鞋上流行挂的那种铁掌，回赠给大家。他狼狈地说希望同学们在大都市里把鞋钉得结结实实的，好好逛大街。雷向阳抱憾离开京城回到家乡后，迎接他的盛景比当年考上大学还要轰动，县里领导亲自召开座谈会，表扬他不辜负家乡父老的厚爱，学成回来报效家乡、建设家乡的高尚品格，鼓励更多的青年人要像他学习。县委书记和县长都表示在全县的党政企事业单位任他挑选。挑来拣去的，他觉得只有县委宣传部或是广播站才和自己学习的专业真正对口，便到宣传部做了一名通讯干事。干的时间不长他便厌倦起来，偏僻小县的这方天地有多大是以前就考虑过的，可小到如今这般程度是未曾料到的。假使有人在县委大院里放了个屁，县政府院子那边马上就会有人闻到了味。寂寞苦闷中，他给市报、省报写着那些年复一年内容都差不多的稿子，在完成了娶妻生子、送两位耄耋老人“上山”义务的同时，他的称谓也由雷干事变成了主管全县新闻宣传工作的雷副部长，而这个过程竟用了八年，和抗日战争的时间刚刚吻合。昔日被誉为金童的他生出华发，而被唤作玉女的妻子何花花，“水上漂”的身材已变作浑身赘肉。事实上，她的赘肉在生产儿子时便有，儿子生产时不足五斤，但作为县剧团名角的何花花为了保持身材不变形，硬是咬牙做了剖腹产手术，尽管如此，她那浑身的肉还是和儿子的身体比赛着长，等到坐完月子回剧团再排戏时，原来《打金枝》里美丽的皇上女儿现在却改演成憨胖刁钻的媒婆了。 　　面对日复一日平淡的生活，雷向阳感到自己快要窒息得死掉了，就像临死前的人都想抓住根稻草那样，尽管明知道稻草是不可能救命但依然要抓住一样，他在无聊的平淡中等待着，等待着一个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一个自己也不抱什么希望的、完全是幻想中虚无飘渺的机会。 　　雷向阳终于遇到了这样的机会。平素里他和县长的关系不怎么融洽，这除了因为县长本人没有什么水平，经常大会小会上出现把“红旗飘飘，战鼓咚咚……”念为“红旗飘，飘战鼓，咚咚……”，把“千里迢迢”读为“千里召召”这样的笑话而一直被他瞧不起，更重要的是和县长与县委书记之间的不和有一定的关系。当两个一把手之间的较量结果是县长平调到市信访局当了局长，县委书记继续稳坐钓鱼船后，雷向阳想再表现一把，彻底赢得书记的喜爱。在县长到新岗位上任前，沿袭着以往形成的规矩，受下面之邀到各部局里走动走动，参加几场告别便宴，再顺便拿点地道的比如红枣、绿豆之类的土特产，最重的礼品便是两条香烟、四瓶西凤汾酒这样的东西。但这可是上个世纪后叶，且在这一年里中央提出了领导干部下基层要勤俭节约，并具体规定了“四菜一汤”的接待标准。面对县长的“顶风作案”和中央的规定，雷向阳在抽签打卦、计算得失之后，斗胆进行了决定命运的一搏，他写出“吃喝县长”的稿子，通过在中央大媒体担任记者部主任的同学稿子很快见了报，并在当天上了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猪呀、羊呀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在“吃喝县长”的胃里还没来得及消化，他便在全国臭名昭著了，不久后，市里给他安排了一个领工资的地方，彻底结束了其在政治舞台上的表演。雷向阳的这一搏果然给自己带来好运气，还是在几个同学们的斡旋下，大家以基层里埋没新闻人才加之害怕地方打击报复为由，顺利地将他调入省报，忙活了大半年，他在省城里安顿好妻儿后，就被派驻到海山记者站，而且这一驻便是十几年。 　　雷向阳一稿出名后，再也没写一篇批评稿子，多年来，总是以一副温和的面孔出现，不折不扣地按照市领导的旨意宣传海山，颂扬海山，属于那种标准的只帮忙不添乱的记者。这样，他自然在历任的领导层里落得一副好名声。现在社会的干群关系紧张，在领导面前有了好名声，百姓那里就不买账了。雷向阳起先驻站时，他的办公室简直成了上访接待站，后来老百姓们感受到他那不冷不热的态度，更重要的是再也看不到他犀利的文章，这种“只见风雨，不见彩虹”将所有反映的问题都石沉大海的做法，大家感到十分的失望。面对和当年那个批评吃喝县长判若两人的雷向阳，人们选择了放弃，时间一久记者站便门可罗雀。清静中，雷向阳暗自嘲笑小老百姓是傻逼透顶了，在这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年头里，当初批评县长是为了得到自己的利益，而目的得到后，再为小老百姓的利益去“耍二球”的话，神经是不是真的有问题了啊！当今社会又有谁能有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气魄，即使真有那样的记者，在当今的政体和复杂的社会中，恐怕人家没被拉下马，记者自己早就完蛋了。 　　省报的写稿任务很好完成，报社虽有一套考核办法，但实际操纵起来则是聋子的耳朵——摆设，市里和各县的通讯员写好一般动态性的稿件后直接传真到了记者站，雷向阳加上自己的名字后再发回去，而遇到大点的新闻事件。他就和市委宣传部的通讯干事联手“创作”。如果市领导亲自找他谈话，要求必须在显著位置见报的重点稿子，便在努力采写的同时，总不失时机地提出，报社一般发头版头条的地方新闻必须附带有一定的条件。领导知道他说的所谓条件就是掏钱做专版，在一般情况下也心领神会地答应。结果，应急稿子上了头条，不久后，跟着10万元一个的地方专版，这样弄得上上下下皆大欢喜。平时，雷向阳平时写稿不用什么时间，于是在大量的日子里干起“副业”。这两年，记者站又是征地修高楼，又是到处做生意，开起广告公司和旅游公司，已忙得他是不亦乐乎。社会上传说，连市里的人事安排他都可以不时地插手，简直像是一个地下组织部长。有人甚至说他是海山的第三把手，是书记、市长二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只要他想办，在海山就没他办不了的事情。 　　如果说雷向阳是海山新闻界的“大哥大”，那些分门别类的都市报、生活报和司法报、邮电报等等行业报，自然是小兄弟了。这些报纸虽不属于主流媒体，看起来不怎么起眼，可还是能起到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作用，用海山的当地话来说就是可以“日踏人”。石寨县有个副镇长的耄耋老父亲去世，按照农村的习惯，死者入土前要最后看看阳世，送葬的人们要举着花圈和挽幛，后面再跟随上十来辆各式汽车、几辆电动三轮车，在镇子不大的街道上转上几圈。都市报驻海山的记者刚好在该镇瞎转悠，对着送葬的队伍拿出机器就是一通左拍右照，十分专注。当时，送葬的人们还以为是副镇长请来的摄影师，面对这样隆重的照相场面，大家生怕展示不良的形象，纷纷放下花圈、挽幛，忙不迭地整理衣服，使整个队伍出现了短暂的凌乱。整理好后，大家迎着镜头挺直腰板，雄赳赳气昂昂的，都是很悲痛的神情。当镜头对准副镇长时，他感到这事有些蹊跷。毕竟是领导干部，虽说是在万分的悲痛中但还没丧失政治的敏感性，副镇长阻拦住拍摄者，要核实身份。只见记者掏出一张名片递过来，说今天你先忙丧事，改天关于你家大操大办的事情到我办公室里详谈。记者撂下一句话便扬长而去。副镇长也把名片放进裤兜，继续忙活着自己的事情。事过了几天，想起这档子事情，再去找名片时已不见踪影，想到可能名片当时就从裤兜里漏出去了。副镇长仔细一想，自己给父亲过事好像也没啥不妥当的地方，要真和记者谈起来，恐怕也谈不来个啥。 　　俗话说，不怕贼来偷就怕贼惦念。镇长没把送葬当回事，但记者还继续惦记着。那段时间记者给镇政府打来过三次电话找副镇长，接电话的是镇政府的通讯员，小伙子知道前几天副镇长家里刚办了白事，尾留事情很多，便一推了之。当记者第三次打来电话时，通讯员听着还是那口已熟悉的海山普通话，便不耐烦地发问你有什么急事，难道比他家死人的事情还急？然后比较粗暴地挂了电话。又过了几天，副镇长纳闷地接到县纪检委的电话要核实情况，到县里方知自己埋老人的事情上了省城的都市报，标题是“镇长借老人去世之机白事大操大办，大肆敛财收礼”，还配发了两张满是花圈、挽幛的大幅照片。县纪检委不订都市报，文章出来后，记者主动把报纸给他们电传过来，还三番五次地打电话，说要进行系列报道，要求组织上马上表态。无奈，纪检委只好组织调查组找副镇长问个究竟。这事本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完全是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办的，其规模也在当地算不上大的，至于借机收礼敛财一事更是子虚乌有。农机员出身的副镇长在九位镇长里面排名最后，他本是那种树叶掉下来都怕砸破脑袋的老实人，再说就最末位副镇长的位置，别说主动了，就是用高音大喇叭喊叫着叫人来送礼搞点腐败活动，在这“看人下菜”的年头里，大概也没几个送礼的。做结论时调查组感到很为难，如果完全实事求是地给报社回复，那就意味着这篇报道完全失实，这样必定惹翻了记者；而依据报纸的口气处理，则着实冤枉了副镇长。还是副镇长顾全大局，他知道调查组的难处后连说，自己是快退休的人了，还能进步到哪里去，所以啥也不怕，便主动提出给自己一个无关痛痒的处分了事。纪检委也不能叫他太委屈了，书记亲自表态，等风头过后，建议组织部门在适当的时候给一个正科级待遇。领导一言九鼎，半年后他便如愿以偿地成为镇党委委员，当上了正科级的镇农协主席。记者的这组系列报道也以给副镇长党内警告处分作为结束篇收场。这件事情后，石寨县领导开会的时候公开说，以后谁都可以惹，就是不能惹记者，无论大大小小真假记者，如果谁要是活得不耐烦了，那就自己去招惹他们去吧！ 　　无论是大小媒体，各个记者站的上面都有主管部门，设站时也是经过省里有关部门批准的，他们拿着批准手续到市委宣传部履行审核、登记注册手续，然后由宣传部统一在当地媒体上进行公示，以便接受社会各界监督。公示过的记者站因有了合法的地位，平素市里一些需要报道的会议和比较大点的活动，无论和这些媒体有没有关系，不管记者们喜欢不喜欢参加，宣传部总要通知他们。而到了过记者节、新年、春节之类的大节日时，市委、市政府也把记者站全体驻站记者召集在一起，开个座谈会，搞个联欢会，领导亲自出面请大家吃顿饭，饭后再发几件礼品一张购物卡什么的，其目的很是明确，就是通过联络感情，得到大家只帮忙不添乱、共同营造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的目的。 　　记者站里也有极个别不符合条件而自设的站，比如毗邻省的一个财大气粗的市级晨报，便在海山常驻有三名记者。按理来说，都是同一级别的地级市，因为他们市的经济实力雄厚，使晨报在附近几个省区有点影响，便忘乎所以地到处派记者驻站，还时不时地以找岔子为主进行舆论监督，实在有点欺人太甚的意思。晨报可能知道自己的地位，便不敢贸然到省委宣传部去申请有关驻站的手续，只是派三个持有记者证件的、刚从学校毕业出来的“愣头青”驻在海山。按照新闻管理的有关规定，凡是持有记者证的人员，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自由采访报道，既然全国都随便可以采访，更别说一个小小的海山了。所以，只要他们不公开挂出记者站的招牌，市委宣传部对晨报这样无合法驻站手续的记者也奈何不得。在如今人口大流动的时代里，民工们都能走南闯北满世界里飞，更别说是记者了，总不能因为他们没有设立记者站，就不容许他们住在海山，就限制他们个人的采访自由吧！ 　　驻海山的二十多个记者站里，除了省报、省电视台等少数几个记者站人员的工资全额由记者所在的单位发放外，对于大多数媒体的记者而言，所属媒体只给他们配发证件（有的证件上只盖本媒体的钢印，而没有新闻出版署的印章），且在拿证件时还要给媒体交纳一定的保证金，至于工资及差旅费、录音机、照相机使用的胶卷等等，媒体可是一分钱不管。仅仅一分不给还算待遇好点的，更有一些媒体在招聘驻站记者时说得很明确，写稿任务没有硬性指标，但发行、创收、广告任务，可是板上钉钉子，明明白白的，这样的合同里通篇都是一个钱字，弄不来钱的就是完不成任务，立即解除合同马上滚蛋。只要能搞来钱，媒体和记者可是互惠互利，而且随着基数的增加，记者提成的比例也呈几何级数增长，有的甚至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在这样政策鼓励下，造就了这些记者站为了生存而比学赶帮地拉广告、搞创收，用稿进行财物交易、以稿来谋取私利，如此，叫他们采访时体现新闻公正，不去想钱找钱，那可是“西方出了绿太阳”的奇怪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