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历年元旦终于过去，由一九六二，跨进一九六三，如此大变，快乐之人自然应运而生，姑且举出几种，以质国人。
一
第一种快乐之人，乃深明大义的公教人员。案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堂堂中国，割据我堂堂宝岛台湾，凡五十年。经过了八年抗战，打得一塌糊涂，总算吐赃似的把台湾吐了出来。吐了出来之后，凡是日本的一切暴政，统统加以铲除，十三年来，颇着成效。可是只有一件暴政一直维持到去年才改革掉，那就是所谓“年终奖金”。盖中国从来没有这种“年终”什么的谬说，当一个公教人员，能够献身救国救民大业，工作本身就是一种荣誉，还是啥奖金哉？而竟容忍日本鬼子留下的残余措施，凡十二年之久，自令人痛心疾首。幸亏去年大官巨公，振臂一呼，万众响应，把年终奖金之制取消，这又是公理战胜强权之一例，真是快乐得很也。
去年初冬，报上载有各方面酝酿要求恢复年终奖金的消息，柏杨先生看啦，龙心大怒，如果这种侵略残迹竟可恢复，则啥侵略残迹不可恢复乎？幸大人先生择善固执，不为所动，邪谋未能得逞。否则，人人在最后年关，都捞一笔，算啥体统？如今元旦已过，铁的事实终于毁灭那种一定发年终奖金的恶毒谣言，柏杨先生乃额手称庆。其实不但我一人而已，凡是深明大义的公教人员，相信也会跟我一样非常高兴，现在孔孟学说大行的目的，就在于此。君没有听说圣人之一的颜回先生乎？穷得连枕头都没有，枕着胳膊，还欢欢喜喜的唱歌哩。我曾经到过很多朋友家，有一家可以说最穷，老少五口，靠月薪一千一百元度日，只有一条破被，小孩子天天去污水沟里捞菜吃，八十岁的母亲辗转床上，已四年之久，无钱送医。可是，他们竟赫然有一个枕头在焉，比颜回先生高级得多矣。而竟不知道用唱歌以表示其快乐，其蠢固如猪也。不过因孔孟学会成立，朱熹先生阴魂复活，再加上取消年终奖金之故，终有一天可以把他们的气质变化过来，一定会快乐一阵。如果仍有执迷不悟，非愁眉苦脸，唉声叹气不可之辈，无疑的都是些不堪造就的家伙，属于“没有办法阶级”，为柏杨先生所不喜，自亦为国人所共弃。法门寺刘瑾先生不是说过乎：“桂呀，拉出去给我哗啦了吧。”际此啥啥前夕，以及啥啥之际，真应如此如此，这般这般。
二
第二种最快乐的人，则是邮差先生和秘书先生。盖“贺年片之灾”已过，邮差先生可舒舒腿，秘书先生可舒舒手矣。世界上各种灾情均有，唯中华民国的花样特多，连修堤都能修出洪水，何况贺年片乎？只不过贺年片之灾，没有洪水那么来得有劲而已，但其害人的程度却并轻不了多少。我有一个朋友，在某大衙门秘书处任书记之职，前天我去找他，一进其门，便发现气氛有异，原来他正替他的顶头上司向人写贺年片哩。桌子上堆了一大堆──有别人写给他顶头上司的贺年片焉，有各机关，各公司行号，各公会，以及其它平常连名字都没有听说过的公私单位的职员名册焉。该朋友已写了七八天矣，写得两眼冒火，手像要掉了一样，愤怒之情，上冲霄汉。他每写一字，便开一句台湾省骂，曰“干你老母”。我坐在那里只十分钟，看他写的有局长焉，有部长焉，有委员焉，有科长焉，有科员焉，有编辑焉，有记者焉。不仅暗暗吃惊，假如他们的老母真的有点知觉，知道该官崽贺年片的代价，竟如此之大，母子们尚可为人乎？
贺年片一旦发展到“干你老母”的程度，那才是真正的祸延考妣。贺年的结果，不仅贺者无心，受者也同样无意。呜呼，只有在郎有心妾有意的情况之下，才能两情融洽，贺年片达不到这种任务也。有一个极大之官焉，贺年片里还附有一张油印的信件，上面印的是：“兹寄上某大官之贺年片一张，敬请查收为荷。大官秘书处启。”接信的人拜领其贺之余，真是非拉一泡屎，不足以言感激。我有一个朋友，便接到一张这种贺年片，看毕一语不发，就往字纸篓里一丢，问他啥子原因，他曰：“这种从名册上抄下来的交情，屁都不如，我平常向他磕三百个响头，他都不会理我。而今靠着名册就想使我对他产生好感，做他小舅子的梦吧，天下有此廉价的东西哉？”君不见报上常登着向死人寄贺年片之事乎？假定他们之间真有一份友情，不致连朋友翘了辫子都木宰羊也。也可能秘书照鬼画符，“干你老母”干得起劲之余，即令明知道该家伙已死，也照样寄发，反正跟自己毫不相干。
柏杨先生深知有“干你老母”之危，故一向对贺年片有两大原则。一曰，每年只印五十张，拣若干至少最近一两个月未见过面的朋友寄之，寄得恭恭敬敬，亲笔书写。对长辈则在自己姓名上加一“晚”字，绝不滥发，凡七八年，年年如此。然而每年认识的新朋友又如之何乎？呜呼，柏杨先生还有啥前途？认识我反而有被打小报告的危险，一个小民，一旦上了年纪，朋友只会越来越少，不会越来越多也。二曰，我对接到的贺年片，凡是秘书书记手笔者，一律撕成碎片，投入水沟（有一次不小心投入抽水马桶，害得花了八十元雇人去通），不但不覆，必要时还国骂省骂一齐开之，以表隆重回报。
但附带声明曰：柏杨先生今年却没有印贺年片，非不印也，实在因那一笔开支太过于庞大。同时我发现不印贺年片也是一种德政，如果乱七八糟，四处乱寄，岂不是惹得秘书先生又要蠢动乎？刻新年已过，圣人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而今秘书先生放下写贺年片之笔，虽成不了佛，其快乐固差不多也。
三
除了上述两种人之外，还有第三种人，其快乐也是无穷的，那就是脚踏车上没灯的朋友。每逢过年过节，世界上最紧张的地方，恐怕要算台北市的黑巷子，人影幢幢，细语切切，神秘恐怖，好象诸葛亮先生的八阵图，一旦看见一个没灯的脚踏车贸贸而来，一声呼哨，蜂拥而上，那家伙就算倒定了楣。先是一顿猛训，然后是一笔罚款，不服气的话，则警察局见。呜呼，骑脚踏车的朋友乃抵抗力最弱的动物，自然掏钱消灾。柏杨先生前些时借了一辆，骑着去看耳朵（最近听觉不太灵光，真是老矣）。那个该死的磨电灯，早不坏，迟不坏，偏偏走到埋伏阵地时坏啦，怎么修都不亮，刚推着走了两步，三作牌一跃而出，我一看情形不妙，立刻笑容满面，但那无济于事，仍是付款结案。
有人造谣说罚的那些钱除了一部份缴库外，剩下的大家瓜分，显然是恶意中伤，我誓死不信。盖查灯完全是爱民措施，你要是不燃亮，一下子骑到公圳里怎么办？故抓得起劲，乃是热心公务。我们这里说了半天，不是批评谁对谁不对，而是说，新年一过，买不起车灯的铁马之士，可以喘一口气，身上的细胞，留待过端阳节时再紧张可也。
（柏老按：贺年片之灾，自一九五○年代末期起，延续数年之久，天怒人怨：一九六○年代末期，始销声匿迹。今天回忆当年官场百态，恍然若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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