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氏在篡夺曹魏政权后，借口“以孝治天下”来镇压对立派士族的反抗。大批名士对这种虚伪残忍的态度十分不满，除了纷纷退隐之外，任诞也是他们表示对抗的一种方式。以嵇康、阮籍为首的“竹林七贤”，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
所谓任诞，就是任性放诞。它首先表现为不遵礼法。如阮籍居丧时饮酒食肉，嫂嫂归家时，他无视“叔嫂不通问”的礼制，公然与之打话道别，并宣称：“礼岂为我辈设也！”任诞的另一显著表现是饮酒，刘伶酒后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刘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原来刘伶是以“幕天席地，纵意所如”的大人先生自居（见刘伶《酒德颂》），在险恶的现实环境中向往着一种绝对自由的境地。这种境地，清醒中当然不可得，于是借酒麻醉，在迷糊的幻境中求得满足。“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任诞》门中载述的这一曲曲献给酒神的赞歌，究其实质，都是要借酒消释心中的愤懑，逃避黑暗的现实。
然而，嵇、阮等人的任诞，是出于对司马氏亵渎礼教、利用礼教的愤恨。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引《竹林七贤论》说：“是时竹林诸贤之风虽高，礼教尚峻，迨元康（西晋惠帝年号）中，遂至放荡越礼。”正因为七贤声誉甚高，西晋立国后贵游子弟争相仿效七贤的任诞行为，表面上是附庸风雅，实则为自己的纵欲放荡寻找借口，后代遂将晋代淫逸之风归咎于七贤。其实二者的性质是根本不同的，这一点，我们在阅读时，应结合魏晋历史细加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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