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云霄一羽毛 一 乡土的馈赠




  一九三四年,当徐悲鸿走出国门举办近代中国画展,第一次使中国艺术佳作在西方得以整体亮相的时候,人们发现,有一幅中国画醒目地挂在展馆前厅,纸质发黄,笔墨严谨,技法也与其他画不同,画名曰《松荫课子图》。

  此画作者就是徐悲鸿的父亲徐达章。他在三十岁时画的这幅画,可谓解读徐悲鸿的范本:松树下的童年悲鸿正襟危坐,目不斜视,诵读书桌上的一册书,徐达章手摇鹅毛扇,正在凝神倾听儿子的朗朗读书声。他们身后有一个女孩在探头嬉笑。徐达章题诗于画旁:“无才济世怀惭甚,书画徒将砚作田。落落襟怀难写处,光风霁月学糊涂。”

  在众多欧洲报刊的评介中,柏林《西方日报》注意到了中国这对父子:“画展中第一幅,是徐悲鸿父亲的一张画,画他父子二人的像,徐君于此表示他对于父亲的孝敬。但这幅画尚拘守传统的范围,儿子的画是进步多了。徐君的用笔是自由雄肆的,无论在写景或构图方面,他的着色深厚,笔力雄健而有个性。”

  有一天能漂洋过海,伴随儿子周游欧洲列国,这当然超出一个私塾先生的期许。这也表达着徐悲鸿成功之际对父亲、对故土的眷念。

  一八九五年,徐悲鸿出生于江苏宜兴屺亭镇徐家老宅。教私塾的徐达章给长子起名徐寿康。平安而健康,一个带有好运的名字,未能免俗,但很吉祥。

  也就在这一年,甲午海战惨败,中国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及辽东割让给日本,巨额赔款二万万两。进京应试的各地举人群情激奋,甚至痛哭流涕,广东南海人康有为与弟子梁启超联络十八省会试举人一千三百人,上书光绪皇帝,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救国主张,成为近代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

  太湖之滨的屺亭镇,与京城相距遥远。康有为因爱国壮举而声名大噪,几乎无人不晓。徐达章没料到,日后他的儿子能得到康有为的赏识。

  二○○五年初春的一天,我前往江苏宜兴屺亭镇,那是徐悲鸿的出生之地。一个世纪前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镇,一个世纪之后在中国分省地图上仍然找不到踪影的小镇,却因徐悲鸿而载入中国艺术史册,成为托举一代名家的摇篮。

  此时,蓝天下的油菜花开得正旺,一片一片的金黄灿烂,淡淡飘香,点缀着蜿蜒曲折的塘河堤岸。周围两三层楼的一大片新房,烘托着一长溜黑瓦白墙的平房,新中有旧,仿佛留着几份逝去的记忆,这就是徐悲鸿故居了。

  故居门前是奔泻不息的塘河。据说屺亭镇之名来自屺亭桥,昔日石拱桥真有遮风避雨的八角亭。而今塘河拓宽,机帆船卟卟作响,屺亭桥也成了一条通汽车的钢筋水泥大桥。给我当向导的,是在宜兴的徐悲鸿外甥潘公慎,他是徐悲鸿二妹徐爱贞的次子,七十出头,思路极为清晰,如数家珍地讲徐家老宅的布局。这是一个临河而居的水乡人家。天井中的阁楼写有“澹我楼”,照徐达章当年题写的样式复原。

  徐悲鸿就在阁楼上呱呱落地,楼下厅堂是徐达章办的私塾。潘公慎说:“家里种六亩多田水稻,还种八分地西瓜。其实我外公画画、教私塾,比其他人家收入好多了,为什么还穷?因为子女多,兄弟三个,姐妹三个,加上外公、外婆,八口之家。”

  多子多福,在当时中国农村是普遍的生存观念。徐家有六个子女,徐悲鸿是长子,次子徐寿安,三子徐寿恺,大女徐爱娥,二女徐爱贞,小女徐静贞。

  徐悲鸿幸运的是,有个不同凡俗的父亲。

  徐达章窝居乡间,是当地小有名气的画师。虽然他没取功名,诗书画是一方之绝,据说县太爷都曾登门拜访,他躲之不及,颇有陶渊明遗风。清末仍是八股社会,熟读《四书》、《五经》可以考秀才举人,画而优则仕并不容易,画师只是一种手艺人。

  在徐悲鸿成名后写下的长篇“自述”中,父亲徐达章的分量很重。他用敬佩的口吻说起他的父亲:“生有异秉、穆然而敬、温然而和、观察精微、会心造物。”徐悲鸿故居保存着徐达章画作《阳羡十景》,阳羡是宜兴的别称,徐达章挚爱至深,他的笔墨之酣畅、色彩之丰富、布局之恰当,把宜兴山水传达得如此美妙,着实令人吃惊。

  而徐悲鸿的母亲,似乎少有记载。

  后来我在上海拜访一百零一岁的任佑春老人,她是徐悲鸿的大弟徐寿安的夫人。老人告诉我,徐悲鸿母亲姓鲁,按当地习俗叫鲁氏,是个一生忙碌、乐善好施的农家妇女。她对我说的是宜兴话:“徐悲鸿的娘,为人很能干,她长得个头不长(高),人胖胖的。她又是小脚,要领大六个小孩是不容易的,真不容易啊。她的心肠好,自己蛮困难的了,但是她还能够帮助比她更困难的人。”

  我离开上海后,任佑春老人叫她女儿打电话给我:“我妈妈还有一句话没说,徐悲鸿的娘有一只眼睛是坏的,那是个好人啊。”

  遗憾的是,徐悲鸿生前自述中没有母亲鲁氏的只言片语。我找不到鲁氏的照片,也找不到她的画像。似乎可以隐约感觉到,徐悲鸿的早期成长中,父亲的影响超过了母亲,而徐悲鸿不甘作为长子彻底牺牲的叛逆心态,与父母的希望值都是相冲突的。然而识字会画的父亲,让徐悲鸿感到了改变命运的可能,这是母亲做不到的。

  但徐悲鸿很孝顺,他成名之后在上海安家,曾把母亲鲁氏接到上海住,只是鲁氏不习惯楼上楼下的都市生活,又回到屺亭镇老宅,直至去世。

  一九○一年,徐悲鸿六岁,已经可以摇头晃脑地背几句诗文了。清廷推行新政,宣布废除科举、兴办学堂。徐达章没把长子送进新式学堂,而让他跟自己读私塾,先习文,后习画。显然,徐达章坚信天生我才必有用,要把他的一身“武艺”传给儿子。

  徐悲鸿的弟媳任佑春向我叙说了许多有关徐悲鸿的趣事:

  “有一次,悲鸿父亲对他讲,我要出去一趟,谁来找我,叫他留一个名。父亲出去后,有个人来了。问悲鸿,你父亲呢?悲鸿说,他不在。这个人就走了。等悲鸿父亲回来,问他有人来吗?悲鸿答:有人来的。他姓什么叫什么,悲鸿都答不出来。父亲就骂他,你这个孩子,一点不懂事。悲鸿笑笑,把手摊开。手心里画的人与来访父亲的人一模一样。

  “悲鸿家隔壁邻居的老太太死掉了,家人在哭。为什么哭呢?生前没有给老太太拍个照片。悲鸿听见了,他说,不要紧,我来我来。他就画了一个老太太在河边洗衣裳。一看悲鸿画的老太太的样子,老太太的儿子说,这是我的母亲嘛,你怎么画出来的呢?悲鸿说,我经常看到她在河边洗衣服,我看见过她的样子,我就画了送过来了。

  “还有一次,悲鸿父亲出去,关照悲鸿要好好读书。他等父亲一走,马上就叫许多学生来让他画,将这些学生的面孔画成小生、老生。悲鸿叫一个学生看门,当心他父亲回来。他父亲回来了,这个小孩子回来说,来了,先生来了!大家吓得不得了。大家脸上都画着大花脸。悲鸿父亲很生气,我走了,你就这种样子。回头一看,悲鸿把这些人画得真好,小生、老生都画得很好。

  “悲鸿父亲知道自己的儿子有天才。从此以后,就教他画画。”

  可见,像天下所有望子成龙的父亲一样,徐达章,这位普通的私塾先生,想让自己心爱的儿子有一个说得过去的前程,而这几件小事,最早让父亲看到了儿子潜藏的慧根。徐达章无疑是徐悲鸿的第一个启蒙老师。

  一九○五年,十岁的徐悲鸿跟着父亲走江湖,乘船到附近的乡镇。父亲画画,儿子诗兴大发,写下一首五言绝句:“春水绿弥漫,春山秀色含,一帆风信好,舟过万重峦。”这诗出自一个少年之口,叫乡里乡亲们刮目相看。

  二○○五年三月的一个上午,在南京徐悲鸿侄女徐泳雪家,她拿出不轻易示人的一卷画轴给我看。上面是徐悲鸿抄录的这首十岁诗。徐悲鸿写道:“先君率我过西至溧阳舟中小诗,忽忽三十余年 录此安弟丙子元月 悲鸿”

  时隔三十二年,徐悲鸿之所以偏爱他的十岁诗,记得一字不漏,这是他对于少年生活的一种怀念,也是他给父亲交的一篇作业。

  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辛亥革命推翻中国最后的封建王朝,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

  徐悲鸿时年十七岁,虽然剪掉了头上的辫子,但他消瘦的肩头却是沉重的。支撑全家生计的徐达章积劳成疾,病倒在床。徐悲鸿接过了养家的担子,他到宜兴县初级女子师范、始齐小学、彭城中学应聘国画教师,都被录取了。他同时兼职,谋得三份薪水补贴家用。他的一技之长,在徐家最无奈的关头,又撑起一片天。

  人生的第一个机遇也就出现在这一年。

  当时,传播新思想的报刊在上海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临近上海的江南地区得风气之先,人们手中居然有了报纸。一天,少年徐悲鸿在一份《时事新报》上读到一则征稿启事,性情之下,斗胆给报社寄去一幅新近完成的大作。画题有趣,描绘了《水浒传》的一个角色,也是一出乡村舞台的戏剧画面:《时迁偷鸡》。

  《时事新报》是中国最早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主办的。主持人张元济,清末秀才,一位开创中国出版业的元勋。老先生在一大堆画作来稿中,偶尔翻到了《时迁偷鸡》,觉得这幅画蛮有趣,画中的人物仿佛从《水浒传》跳到了农家的门前,乡土气息浓郁,姿态夸张而鲜活生动,竟然爱不释手,大笔一挥,给了二等奖。

  这个小小奖项,在徐悲鸿一生诸多荣誉中微不足道,但它却似残夜的一道光,点亮了无名者的才华,给了这位乡村少年征服天下的极大自信。

  尽管民国了,剪了辫子,父母包办的婚俗并没变。十七岁的徐悲鸿也订婚了,对方是一个未曾见面的农家女。他曾逃离家乡,徐达章抱病外出寻找,硬把他拽回家完婚。徐悲鸿婚后生有一子,取名劫生,似乎饱含着他的痛苦与愤懑。

  不过,在家境贫寒的徐家看来,男大当婚,女大当嫁,长子能娶上媳妇,善莫大焉。而徐悲鸿的儿子出生,使得徐家有了第一个孙子,传宗接代有望。徐悲鸿父母做了爷爷奶奶,自然非常满足。徐达章给孙子改名吉生。

  一个劫生,一个吉生,一字之别,差之千里。

  对徐悲鸿的第一次婚姻,最了解的莫过于徐悲鸿弟媳任佑春,老人道出当年那对怨偶毫无感情的原因所在:“徐悲鸿十七岁那年,家里给他娶了一个姓周的老婆,徐悲鸿为什么嫌她呢?嫌她小脚,不识字,不懂事。”

  徐悲鸿反抗旧式婚姻的尝试失败了。而他对父亲的不满,似乎随着两年后父亲的病逝,一起消散了。徐达章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他带着人生遗憾撒手人寰,惟一安慰就是他的儿子。儿子是父亲最好的作品。

  父亲教给他的不只是画技,还有中国人历代承传的道德与人品。尽管他后来求学西方,但他尊奉的私塾教诲,就像他晚年喜欢穿的中式长袍,言谈举止间无处不在,甚至影响到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直至后来的人生轨迹。

  他要带着父亲的灵魂,外出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