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四年，当徐悲鸿走出国门举办近代中国画展，第一次使中国艺术佳作在西方得以整体亮相的时候，人们发现，有一幅中国画醒目地挂在展馆前厅，纸质发黄，笔墨严谨，技法也与其他画不同，画名曰《松荫课子图》。
此画作者就是徐悲鸿的父亲徐达章。他在三十岁时画的这幅画，可谓解读徐悲鸿的范本：松树下的童年悲鸿正襟危坐，目不斜视，诵读书桌上的一册书，徐达章手摇鹅毛扇，正在凝神倾听儿子的朗朗读书声。他们身后有一个女孩在探头嬉笑。徐达章题诗于画旁：“无才济世怀惭甚，书画徒将砚作田。落落襟怀难写处，光风霁月学糊涂。”
在众多欧洲报刊的评介中，柏林《西方日报》注意到了中国这对父子：“画展中第一幅，是徐悲鸿父亲的一张画，画他父子二人的像，徐君于此表示他对于父亲的孝敬。但这幅画尚拘守传统的范围，儿子的画是进步多了。徐君的用笔是自由雄肆的，无论在写景或构图方面，他的着色深厚，笔力雄健而有个性。”
有一天能漂洋过海，伴随儿子周游欧洲列国，这当然超出一个私塾先生的期许。这也表达着徐悲鸿成功之际对父亲、对故土的眷念。
一八九五年，徐悲鸿出生于江苏宜兴屺亭镇徐家老宅。教私塾的徐达章给长子起名徐寿康。平安而健康，一个带有好运的名字，未能免俗，但很吉祥。
也就在这一年，甲午海战惨败，中国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及辽东割让给日本，巨额赔款二万万两。进京应试的各地举人群情激奋，甚至痛哭流涕，广东南海人康有为与弟子梁启超联络十八省会试举人一千三百人，上书光绪皇帝，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救国主张，成为近代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
太湖之滨的屺亭镇，与京城相距遥远。康有为因爱国壮举而声名大噪，几乎无人不晓。徐达章没料到，日后他的儿子能得到康有为的赏识。
二○○五年初春的一天，我前往江苏宜兴屺亭镇，那是徐悲鸿的出生之地。一个世纪前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镇，一个世纪之后在中国分省地图上仍然找不到踪影的小镇，却因徐悲鸿而载入中国艺术史册，成为托举一代名家的摇篮。
此时，蓝天下的油菜花开得正旺，一片一片的金黄灿烂，淡淡飘香，点缀着蜿蜒曲折的塘河堤岸。周围两三层楼的一大片新房，烘托着一长溜黑瓦白墙的平房，新中有旧，仿佛留着几份逝去的记忆，这就是徐悲鸿故居了。
故居门前是奔泻不息的塘河。据说屺亭镇之名来自屺亭桥，昔日石拱桥真有遮风避雨的八角亭。而今塘河拓宽，机帆船卟卟作响，屺亭桥也成了一条通汽车的钢筋水泥大桥。给我当向导的，是在宜兴的徐悲鸿外甥潘公慎，他是徐悲鸿二妹徐爱贞的次子，七十出头，思路极为清晰，如数家珍地讲徐家老宅的布局。这是一个临河而居的水乡人家。天井中的阁楼写有“澹我楼”，照徐达章当年题写的样式复原。
徐悲鸿就在阁楼上呱呱落地，楼下厅堂是徐达章办的私塾。潘公慎说：“家里种六亩多田水稻，还种八分地西瓜。其实我外公画画、教私塾，比其他人家收入好多了，为什么还穷？因为子女多，兄弟三个，姐妹三个，加上外公、外婆，八口之家。”
多子多福，在当时中国农村是普遍的生存观念。徐家有六个子女，徐悲鸿是长子，次子徐寿安，三子徐寿恺，大女徐爱娥，二女徐爱贞，小女徐静贞。
徐悲鸿幸运的是，有个不同凡俗的父亲。
徐达章窝居乡间，是当地小有名气的画师。虽然他没取功名，诗书画是一方之绝，据说县太爷都曾登门拜访，他躲之不及，颇有陶渊明遗风。清末仍是八股社会，熟读《四书》、《五经》可以考秀才举人，画而优则仕并不容易，画师只是一种手艺人。
在徐悲鸿成名后写下的长篇“自述”中，父亲徐达章的分量很重。他用敬佩的口吻说起他的父亲：“生有异秉、穆然而敬、温然而和、观察精微、会心造物。”徐悲鸿故居保存着徐达章画作《阳羡十景》，阳羡是宜兴的别称，徐达章挚爱至深，他的笔墨之酣畅、色彩之丰富、布局之恰当，把宜兴山水传达得如此美妙，着实令人吃惊。
而徐悲鸿的母亲，似乎少有记载。
后来我在上海拜访一百零一岁的任佑春老人，她是徐悲鸿的大弟徐寿安的夫人。老人告诉我，徐悲鸿母亲姓鲁，按当地习俗叫鲁氏，是个一生忙碌、乐善好施的农家妇女。她对我说的是宜兴话：“徐悲鸿的娘，为人很能干，她长得个头不长（高），人胖胖的。她又是小脚，要领大六个小孩是不容易的，真不容易啊。她的心肠好，自己蛮困难的了，但是她还能够帮助比她更困难的人。”
我离开上海后，任佑春老人叫她女儿打电话给我：“我妈妈还有一句话没说，徐悲鸿的娘有一只眼睛是坏的，那是个好人啊。”
遗憾的是，徐悲鸿生前自述中没有母亲鲁氏的只言片语。我找不到鲁氏的照片，也找不到她的画像。似乎可以隐约感觉到，徐悲鸿的早期成长中，父亲的影响超过了母亲，而徐悲鸿不甘作为长子彻底牺牲的叛逆心态，与父母的希望值都是相冲突的。然而识字会画的父亲，让徐悲鸿感到了改变命运的可能，这是母亲做不到的。
但徐悲鸿很孝顺，他成名之后在上海安家，曾把母亲鲁氏接到上海住，只是鲁氏不习惯楼上楼下的都市生活，又回到屺亭镇老宅，直至去世。
一九○一年，徐悲鸿六岁，已经可以摇头晃脑地背几句诗文了。清廷推行新政，宣布废除科举、兴办学堂。徐达章没把长子送进新式学堂，而让他跟自己读私塾，先习文，后习画。显然，徐达章坚信天生我才必有用，要把他的一身“武艺”传给儿子。
徐悲鸿的弟媳任佑春向我叙说了许多有关徐悲鸿的趣事：
“有一次，悲鸿父亲对他讲，我要出去一趟，谁来找我，叫他留一个名。父亲出去后，有个人来了。问悲鸿，你父亲呢？悲鸿说，他不在。这个人就走了。等悲鸿父亲回来，问他有人来吗？悲鸿答：有人来的。他姓什么叫什么，悲鸿都答不出来。父亲就骂他，你这个孩子，一点不懂事。悲鸿笑笑，把手摊开。手心里画的人与来访父亲的人一模一样。
“悲鸿家隔壁邻居的老太太死掉了，家人在哭。为什么哭呢？生前没有给老太太拍个照片。悲鸿听见了，他说，不要紧，我来我来。他就画了一个老太太在河边洗衣裳。一看悲鸿画的老太太的样子，老太太的儿子说，这是我的母亲嘛，你怎么画出来的呢？悲鸿说，我经常看到她在河边洗衣服，我看见过她的样子，我就画了送过来了。
“还有一次，悲鸿父亲出去，关照悲鸿要好好读书。他等父亲一走，马上就叫许多学生来让他画，将这些学生的面孔画成小生、老生。悲鸿叫一个学生看门，当心他父亲回来。他父亲回来了，这个小孩子回来说，来了，先生来了！大家吓得不得了。大家脸上都画着大花脸。悲鸿父亲很生气，我走了，你就这种样子。回头一看，悲鸿把这些人画得真好，小生、老生都画得很好。
“悲鸿父亲知道自己的儿子有天才。从此以后，就教他画画。”
可见，像天下所有望子成龙的父亲一样，徐达章，这位普通的私塾先生，想让自己心爱的儿子有一个说得过去的前程，而这几件小事，最早让父亲看到了儿子潜藏的慧根。徐达章无疑是徐悲鸿的第一个启蒙老师。
一九○五年，十岁的徐悲鸿跟着父亲走江湖，乘船到附近的乡镇。父亲画画，儿子诗兴大发，写下一首五言绝句：“春水绿弥漫，春山秀色含，一帆风信好，舟过万重峦。”这诗出自一个少年之口，叫乡里乡亲们刮目相看。
二○○五年三月的一个上午，在南京徐悲鸿侄女徐泳雪家，她拿出不轻易示人的一卷画轴给我看。上面是徐悲鸿抄录的这首十岁诗。徐悲鸿写道：“先君率我过西至溧阳舟中小诗，忽忽三十余年 录此安弟丙子元月 悲鸿”
时隔三十二年，徐悲鸿之所以偏爱他的十岁诗，记得一字不漏，这是他对于少年生活的一种怀念，也是他给父亲交的一篇作业。
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辛亥革命推翻中国最后的封建王朝，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
徐悲鸿时年十七岁，虽然剪掉了头上的辫子，但他消瘦的肩头却是沉重的。支撑全家生计的徐达章积劳成疾，病倒在床。徐悲鸿接过了养家的担子，他到宜兴县初级女子师范、始齐小学、彭城中学应聘国画教师，都被录取了。他同时兼职，谋得三份薪水补贴家用。他的一技之长，在徐家最无奈的关头，又撑起一片天。
人生的第一个机遇也就出现在这一年。
当时，传播新思想的报刊在上海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临近上海的江南地区得风气之先，人们手中居然有了报纸。一天，少年徐悲鸿在一份《时事新报》上读到一则征稿启事，性情之下，斗胆给报社寄去一幅新近完成的大作。画题有趣，描绘了《水浒传》的一个角色，也是一出乡村舞台的戏剧画面：《时迁偷鸡》。
《时事新报》是中国最早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主办的。主持人张元济，清末秀才，一位开创中国出版业的元勋。老先生在一大堆画作来稿中，偶尔翻到了《时迁偷鸡》，觉得这幅画蛮有趣，画中的人物仿佛从《水浒传》跳到了农家的门前，乡土气息浓郁，姿态夸张而鲜活生动，竟然爱不释手，大笔一挥，给了二等奖。
这个小小奖项，在徐悲鸿一生诸多荣誉中微不足道，但它却似残夜的一道光，点亮了无名者的才华，给了这位乡村少年征服天下的极大自信。
尽管民国了，剪了辫子，父母包办的婚俗并没变。十七岁的徐悲鸿也订婚了，对方是一个未曾见面的农家女。他曾逃离家乡，徐达章抱病外出寻找，硬把他拽回家完婚。徐悲鸿婚后生有一子，取名劫生，似乎饱含着他的痛苦与愤懑。
不过，在家境贫寒的徐家看来，男大当婚，女大当嫁，长子能娶上媳妇，善莫大焉。而徐悲鸿的儿子出生，使得徐家有了第一个孙子，传宗接代有望。徐悲鸿父母做了爷爷奶奶，自然非常满足。徐达章给孙子改名吉生。
一个劫生，一个吉生，一字之别，差之千里。
对徐悲鸿的第一次婚姻，最了解的莫过于徐悲鸿弟媳任佑春，老人道出当年那对怨偶毫无感情的原因所在：“徐悲鸿十七岁那年，家里给他娶了一个姓周的老婆，徐悲鸿为什么嫌她呢？嫌她小脚，不识字，不懂事。”
徐悲鸿反抗旧式婚姻的尝试失败了。而他对父亲的不满，似乎随着两年后父亲的病逝，一起消散了。徐达章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他带着人生遗憾撒手人寰，惟一安慰就是他的儿子。儿子是父亲最好的作品。
父亲教给他的不只是画技，还有中国人历代承传的道德与人品。尽管他后来求学西方，但他尊奉的私塾教诲，就像他晚年喜欢穿的中式长袍，言谈举止间无处不在，甚至影响到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直至后来的人生轨迹。
他要带着父亲的灵魂，外出闯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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