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千里良驹




  一九一三年深秋,十八岁的徐悲鸿毅然离开宜兴故乡,再次投奔他心目中的福地——大上海。他在内心里感到了那座中国最大都市对他的召唤。尤其是《申报》多次登出广告,上海图画美术院成立并正式招生:“专授各种西法图画及西法摄影、照相、铜板等美术,并附属英文课。讲义明显,范本精良,无论已习未习,均可报名。”

  在此之前的一天,在上海美租界乍浦路的一家日本料理店,三个闯荡上海的年轻人在聚餐,摩拳擦掌地谋划生存大计。挑头的人叫邬始光,二十七岁,另外两个小兄弟,是十七岁的刘海粟与十九岁的汪亚尘。刘海粟原名刘,取意苏轼《前赤壁赋》“渺沧海之一粟”,更名海粟。汪亚尘原名汪松年,以“亚洲之尘”自诩,改名亚尘。

  此时,一改中国画拜师求艺的传统做法,集体授课的美术学校已草创多处。官办的,有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国画手工科,教师是赴日习画回国的郑锦。私立的,有上海布景画传习所,主持人是学过英文与西洋画的周湘。而邬始光与刘海粟就是周湘的门徒,而汪亚尘早年喜爱绘画,后跟随浙江同乡邬始光学画。

  这三个美术青年从日本料理店的后窗看出去时,不约而同地看到一张出租告示,贴在对面弄堂的墙上。他们兴奋地嚷嚷,吃过饭,就去租那间房子。因为他们谈论如何在上海立足,不如筹办一所传授绘画技艺的学校。于是,那间房子就成了上海图画美术院地址:上海美租界乍浦路8号洋房。

  一身乡土味的徐悲鸿,走进上海美租界乍浦路8号洋房。他交了半年学费十八元,外加膳宿费三十元。这笔钱对于他,绝对是个大数字。然而,他失望了。虽然名称好听,却不过几间租的房子,空空如也。仅有几位敢上讲台的,只是略知一二的初学者。他气愤的是,他画的几幅画竟被拿去,当了学校教材。

  于是,他在一个夜晚不告而别。如果说,他有什么收获,那就是懂得绝不能误人子弟,老师就得善待学生,这成为他的终生信条。

  若干年后,徐悲鸿已是画坛翘楚,一个名叫曾今可的评论家在《刘海粟欧游作品展会序》中提到“刘海粟和徐悲鸿这对师生”,徐悲鸿当即在《申报》发表启事,说当年上海图画美术院“纯粹野鸡学校”:“今有曾某为一文,指吾为刘某之徒,不识刘某亦此野鸡学校中人否?鄙人于此野鸡学校,固不认一切人为师也。”

  刘海粟在《申报》反唇相讥:“美专二十一年生徒遍海内外,影响所及,已成时代思潮,亦非一二人能以爱恶生死之。”他嘲讽徐悲鸿自命“艺术绅士”。

  但刘海粟的回击,激起徐悲鸿的更大反感。《申报》新发《徐悲鸿启事》毫不客气:“汝乃不及(除非撒谎),绘画之事,容有可为,先洗俗骨,除骄气,亲有道,用苦功,待汝十年,我不诬过。(乞阅报诸公恕我放肆,罪过,罪过)”

  这是徐悲鸿一生中极为罕见的勃然大怒。

  对于轰动沪宁的这一场笔墨官司,拥护徐悲鸿与拥护刘海粟的人,各执一词,有不同解读。其实很简单,这两位大师立身为人的个性不同。在徐悲鸿看来,对于一个学校而言,学生有没有教材之类,并不是什么大事。而对于一个学生,尤其是家境困苦的学生,根本学不到东西,等于一次被骗的经历。

  作为一个富甲一方的世家子弟,刘海粟则是另一种心态。后来邬始光退出,由刘海粟接手,继续主办上海图画美术院,又改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徐悲鸿的定语是“野鸡学校”,刘海粟却看作是以后上海美专的起点。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主教水彩画与函授的汪亚尘深感愧疚,“误人误己,两不相宜”。他在《四十自述》中说,“那时自己瞎画,还要用现在望平街一带还留着的擦笔画做范本,去教学生,连讲义都写不清楚,真是害人!”他不愿“莫名其妙地干下去”,自己赴日学画,还写信劝刘海粟也出国看看。他回国后在上海美专任教,又创办新华师范学校,亦为著名画家,培育人才无数,也是徐悲鸿终生挚友。

  一九一五年,回到宜兴的徐悲鸿并没有放弃做一个画家的理想,他还得走出去。一个在上海当教授的同乡回来探亲,看到他的绘画出众大为赞叹,一口答应帮他找份工作,他便再次辞职,去上海寻找人生出路。

  徜徉在黄浦江边的徐悲鸿,少年老成,踌躇满志。他的背囊里揣着砚台、毛笔和他的书画之作,长衫口袋里叮当作响的,除了几枚借来的银元,还有两枚自己亲手篆刻的方章,一枚曰“神州少年”,另一枚为“江南贫侠”。

  怀抱幻想的青年贫侠,很快感受到了生活的苍凉。那个当教授的同乡虽然答应帮他找份工作,而且给当时复旦大学李登辉校长写了介绍信,李校长也答应可以考虑,谁知考虑的结果却是拒绝。其他的出路没个头绪,宜兴老家又来人捎信,说他媳妇得了病,叫他赶快回去探望。他匆匆赶回老家一趟,但并不打算就此作罢。

  徐悲鸿弟媳任佑春说:“徐悲鸿回到家,他的妈妈陪媳妇到外面去看病了,不在家里。徐悲鸿买了一件皮背心带回去,和三十块钱摆在一起,他关照家里人说:我实在不能够等,有急事得到上海,我马上回去了,皮背心给老婆暖暖心,三十块钱给她去看病吧。以后徐悲鸿就回到上海,没有多少时候,他媳妇就病死了。”

  乡村妻子病故不久,儿子劫生也因天花而去世。一年之间,徐悲鸿失去了他最亲近的父亲,也失去了虽然没有任何感情,却能给母亲带来安慰的妻子,还有年幼的儿子。尤其是失去父亲在艺术上的指教,让这位年轻人尝到了孤独的滋味。

  无尽的痛苦之中,他将自己的名字徐寿康改名为徐悲鸿,浪漫地将自己比喻成一只悲哀的孤雁,决心要穿越茫茫长空。

  再来上海的徐悲鸿,抱着最后的希望在街头奔走,依然四处碰壁。上海滩如此之大,却没人愿意收留他。幸运的是,他遇到了商务印书馆发行所的黄警顽。这个与他素不相识的热心人,在他走投无路的倒霉关头,拉了他一把。

  黄警顽说:“当时徐悲鸿穿了件蓝竹布长衫,对分的头发披拂在前额,手里拿着个纸卷儿,年龄同我仿佛,约二十多岁,但有些瘦弱抑郁。他经熟人介绍,到商务印书馆找《小说月报》主编恽铁樵,我代他打电话给恽铁樵的。徐悲鸿回来告诉我:‘商务出版教科书画插图,恽先生说,我的人物画得比别人好,十之七八没问题。’

  “过了几天,发行所刚下排门,徐悲鸿就带着满脸沮丧、憔悴的神情走进店堂,说是情况有变,人家不同意让他画,他难受地说:‘我无颜见江东父老!在上海,我举目无亲,只有你一个朋友,永别了!’说完,他快步走出门去。

  “最初我还不很介意,过后一想:糟了!他不会去自杀吧?我感情一冲动,连假也没有请,就跟了出去,由四马路向外滩赶去,怕迟了会出事。我在外滩找了好久,才在新关码头附近找到了他。他正在码头上不安地来回走着,连我走近他身边都没有发觉。我一把拉住他的手膀说:‘你想干什么?书呆子!’徐悲鸿一看是我,禁不住掉下泪来。我们俩抱头大哭,招引好些人围着看。徐悲鸿头脑清醒了,听从了我的话,跟我回发行所。

  “在路上,徐悲鸿告诉我,他因欠了旅馆四天房钱,老板在两天前就不许他继续住宿,并把箱子扣下了,铺盖已经当掉,他没有地方容身,只好在旅馆门前的台阶上过夜,还常常受到巡捕的驱逐。昨夜通宵风雨,他饥寒交迫,想马上自杀,但想到我多次诚恳招待他,这才来向我告别。如果我不赶上去,很难说他最后怎样安排自己。

  “我的人缘不错,就跟一个房间的同事和门房商量,让他晚上同我们住宿。我俩睡一张单人床,盖一条薄被子。伙食这样解决:中午他到发行所楼上饭堂,坐在我的位子上跟同事一桌吃。我熟人多,轮流上朋友那里吃。早点和晚饭呢,我每天给他一角钱,也就过去了。徐悲鸿每天到发行所店堂,看美术书籍,也看翻译小说。”

  当徐悲鸿给一个宜兴同乡送画时,又结识了吴兴书画收藏家黄震之。黄震之把一间棋牌室借给他栖身作画,不过和他约定,只能在他们不打牌时暂用。即便如此,对徐悲鸿也是雪中送炭。他后来曾用名“黄扶”,以示他对两个黄姓友人的感激。

  黄震之后来做生意破产,但徐悲鸿没忘记他。人们在以后出版的徐悲鸿画册中,可以看到一幅国画《肖像》,题目并没说画的是谁。画面是一位身着长衫的老先生,慈眉善目,神态安详,背靠着松柏,悠然坐于石上,旁边是翠竹与秋菊。落款是一行字“震之黄先生六十岁影”,原来是徐悲鸿为黄震之六十大寿画的祝寿图。

  徐悲鸿在祝寿图上题了一首长诗:“饥溺天下若由己,先生岂不慈!衡量人心若持鉴,先生岂不智!少年裘马老颓唐,施恩莫忆仇早忘!赢得身安心康泰,矍铄精神日益强。我奉先生居后辈,谈笑竟日无倦意。为人忠谋古所稀,又视人生等游戏。纷纷来世欲何为,先生之风足追企。敬貌先生慈祥容,叹息此时天下事!”

  这是徐悲鸿成名后的画作,说明徐悲鸿曾上门答谢恩人。

  而黄警顽到四十年代生活无着,徐悲鸿请他到国立北平艺专主管总务,后来转入中央美院。五十年代初美院学生,还会记得这位个头瘦小的老头。

  我原先以为,黄警顽不过是徐悲鸿偶尔认识的一个普通店员。到上海查阅老杂志《良友》,在“现代成功人士自传系列”栏目中,意外地发现一篇人物专访《二十年社交经验谈:交际家黄警顽自述》,照片中的黄警顽极其英俊而潇洒。

  黄警顽居然有上海滩“交际博士”的雅称。他读过私塾,也读过小学,正愁没钱念中学,商务印书馆附设书业补习学校招生,录取标准除国文与算学,还要应对敏捷、态度活泼。他一考即中。当年朝夕相处的老同学,就有留法的著名画家颜文梁。十五岁派往商馆发行所做学徒。辛亥革命成功之时,他报名参加北伐先锋队,曾在临时政府当过宪兵。解甲归来,商务印书馆看中其才能,委以干事一职,专门负责与外界交际。

  黄警顽说到他所交际的人物,提到“画家徐悲鸿和我曾有过困苦的生活”。但他绝对博爱,并不以为徐悲鸿的成功,就可以记在自己的账上。“我帮助别人,只是出于一点至诚的心,并不希望人家的酬报。至于我要扶助的人,我更不分畛域,无论是老小贫贱,男女各界,我也一视同仁。一切的人物,在我眼中都是一样的。”

  黄警顽可以不在意,但徐悲鸿在意,他终生未曾忘却黄警顽的一臂之力。当年考入国立北平艺专的杨先让教授说:“抗战胜利后,徐悲鸿先生由重庆回到上海,了解到黄警顽当时处境不佳,为掩护抗日地下工作者,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入狱,备受苦刑,心身受到了极大摧残。徐悲鸿先生到国立北平艺专上任,也请黄警顽到北平来,让他当了管发学生助学金的出纳员,逢年过节还必接黄警顽到家同聚。”

  黄警顽生前写过《记徐悲鸿在上海的一段经历》,他说:“在徐先生逝世前半年,徐先生曾约我到院长室谈过一个多小时,他提到当年经历时说:‘如果我先死,你给我写出来,如果你先死,我给你写。’我的一生没有什么值得写的,他这位在凄风苦雨中成长起来的大艺术家,才应该把事迹留下来给后人知道。由于这一段事迹离不开同我的关系,有些地方容易形成喧宾夺主,但我毕竟是配角,我保证不夸大不渲染。”

  黄警顽遵守对徐悲鸿的承诺,如实记述他在上海与徐悲鸿的交往,发表在全国政协的文史资料丛书中。徐悲鸿并不忌讳自己穷困中想要自杀的惨痛经历,也愿意将黄警顽救他于水火的恩德留存于世。黄警顽在老上海广为交际的能力,帮助过许多人,包括感念不已的徐悲鸿,但在阶级斗争风暴来临之时,并不能保护他。

  一位当年徐悲鸿的学生说,“我一九四八年入学住校,黄警顽先生就住在楼上,给了我们新生很多的照顾。那时他孑身一人,未老先衰,走路驼背,全校师生他都能叫出名字来,哪个人有困难,他都会帮忙,好人一个啊。徐悲鸿先生念旧,亲自来看黄警顽先生的起居,逢年过节请他到家吃饭,都派汽车来接的,一谈就谈到半夜。可惜在徐悲鸿先生逝世后,一九五七年黄警顽被划为‘右派’,最后惨死于‘文革’中。”

  此时,徐悲鸿被迫在大上海的马路上游荡。他在绝望中挣扎,脑子里成天琢磨着百折不挠、狂放不羁的奔马形象。他把这匹马画在了宣纸上,直接投给了商务印书馆对门的《真相画报》社。这真是一个有趣的挑战,把一匹马投给叫做“真相”的画报,好像穷困潦倒的自己,真正面目其实是一匹不为人识的千里良驹。

  在上海滩众多报刊中,《真相画报》是著名岭南派画家高剑父、高奇峰创办的美术刊物。高剑父早年赴日本学画,加入孙中山的同盟会,曾负责主持同盟会广州分会。高氏兄弟据说是受孙中山嘱托,在上海传播先进思想。这本杂志,是众多画家孜孜以求、登堂入室的专业画刊,选稿标准十分苛刻。

  在广州盘福路高剑父纪念馆,王坚研究员告诉我:“上海审美书馆出版《真相画报》,负责人是高剑父,编辑和发行是高奇峰。高剑父看到徐悲鸿寄来的那幅马,回信称赞他比古代画马大师韩干还过之,审美书馆要印刷出售。”

  徐悲鸿赢了。他卖出了一生中第一匹马。

  似乎这是天意。他想去考大学,正为学费发愁,一匹马使他时来运转。其后,徐悲鸿成为审美书馆的特约作者,稿酬可以支付学费。徐悲鸿报考的是震旦公学法文系,他看到法国油画复制品,直接读懂法国大师原作的渴望愈加强烈。

  一匹弩马和一匹千里良驹,根本区别就是志向迥异。

  徐悲鸿没上过一天正规学堂,但他父亲给他开的乡土大学,比任何学堂都来得丰富扎实,尤其是日积月累的深厚国学修养,使他与生俱来的艺术天分疯狂生长,有一天真的走出家乡,就是一个出口能诗、提笔能画的奇才。

  生活的玫瑰花似乎开始向他绽开了微笑。

  哈同,犹太人,声名遐迩的大班,威震上海滩的西方冒险家。当时上海最大的私家花园爱俪园,即为他的公馆,就在今天上海延安中路的上海展览馆一带。公馆建成伊始,这位一掷千金的阔佬即行善举,在公馆附近开办了一所仓圣明智大学,登报征求仓颉画像。

  在纷至沓来的应征作品之中,夹杂着出自徐悲鸿手笔的画稿仓颉像。

  仓颉乃中国传说中创造汉字的仙人,谁也没见过,因而各式各样的相貌不一而足。而徐悲鸿笔下的仓颉颇有人间气息,像一个邻居家的大爷,不同的是长着四只眼睛。也许是与众不同,也许只是看着顺眼,评委们一致选中了它。不仅如此,主办方还特地派了一辆小汽车,专门接徐悲鸿去他们那儿讲授美术。

  大千世界,冷暖皆不为个人所知。徐悲鸿自己也没想到,创造汉字的仙人,居然成为照耀他绘画之路的太阳。从此,他似乎变得前途无量。

  其实,人生之路最要紧的,就是那么几步。在此时出现的康有为,成为徐悲鸿成长道路上的一个关键人物。寓居上海的康有为,在经历了戊戌变法、亡命东洋、周游列国之后,此时已对政治心灰意冷,似乎只剩下学贯中西的艺术素养。在一次爱俪园举办的名流沙龙的聚会上,康有为意外地见到了年轻的徐悲鸿。

  当时,沙龙名流们带着各自收藏的碑贴古画,相互炫耀赏玩,惟有徐悲鸿怀揣带着体温的自家手卷。康有为一眼就为这个年轻人的画中透露的极大潜质惊叹,从而另眼相看。而徐悲鸿也为结识康有为深感庆幸,专门行了拜师礼。上海滩招徒称师的人太多,徐悲鸿根本看不上,这才是他第一次拜师。

  康有为对徐悲鸿与其他弟子不同,聘请徐悲鸿到自家斋馆担任图画教师。从此,徐悲鸿自由出入康家府宅,可以随时翻阅大量碑贴和藏画。康有为主张“合中西以求变,开拓中国绘画新纪元”的见解,令徐悲鸿为之一震。

  在康有为看来,眼下的中国画是没有前途的,似乎只是书斋玩味,笔笔都要仿古,处处都有来由,画来画去的题材也无非是深堂琴趣、柳溪归牧、寒江独钓、风雨归舟、秋江暝泊、雪江卖鱼、云关雪栈、春江帆饱……他认为,国画要想有前途,必须融入到世界文化的潮流中,完成自身的丰富和改造。

  康有为对徐悲鸿说,你一定要出国,去西洋,去看看人家的绘画!

  当初,听说徐悲鸿后来给康有为画过一幅油画肖像,但是没发表过。为此,我开始了寻找。几经周折,在上海博物馆书画部,我看到了这幅徐悲鸿给康有为画的肖像油画,这是康有为女儿康葆庄、康葆娥捐赠的。康家姐妹的名字,和上万名捐赠者的名字一起,烫上金色,镌刻于博物馆前厅一面大理石墙上。

  给我讲解的书画部主任单国霖也与徐悲鸿有缘,他上世纪六十年代毕业于中央美院,那一所渗透着徐悲鸿心血的高等学府。他虽是著名文物专家,但他说,他的绘画鉴赏基础,得益于中央美院延续徐悲鸿的那一套训练方法。

  在康有为的肖像画前,单国霖说:“这幅画作于一九二六年,到现在七十多年了,色彩还是非常地鲜艳。留学回来的徐悲鸿在上海办画展,为康有为画了这张肖像。康有为鼓励徐悲鸿到西方学画,因为他在欧洲看到文艺复兴三杰的写实风格大为惊叹,而徐悲鸿为恩师作画,也就是用学到手的写法功夫。他画得非常用心,画的是康有为作为学者的那种风度与神态,似乎在倾听徐悲鸿的慷慨陈辞。”

  在上海博物馆,还有一幅未曾发表的油画《康有为夫人像》。康有为请徐悲鸿为夫人何旃理画像时,何旃理已经去世。单国霖说:“这是根据照片画的一张像,它与康有为肖像画一样,记载了他们很深的一种友情。”

  徐悲鸿为康有为的学识而倾倒,他曾在“自述”中写道:“南海先生,雍容阔达,率直敏锐。乍见觉其不凡。谈锋既起,如倒倾三峡之。相与论画,尤具卓见。”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水天中说:“康有为影响了一代人。康有为对中国绝对不是虚无主义的,对中国传统文化各方面都有非常深的研究。他提出中国画衰败极矣的观念,不是他个人创造,而是清末以来有识之士共同形成的观念,整个中国传统文化需要改革。”

  至今沉寂已久的画像,似乎验证了这两位大师当年的对话。绘画是有生命的,似乎不难感觉到画家与画笔下的对象水乳交融的情感。

  此时徐悲鸿不再留恋于十里洋场的上海,出自恩师的指点,他把目光投向了西方的绘画之都巴黎。然而,人生困惑不在于旅途的遥远,而常常在于鞋子里的一粒沙子。欧洲正在发生战事,况且徐悲鸿也没有钱。康有为建议他先去日本,那里资费低,还题词鼓励:“写生入神悲鸿仁弟于画天才也”。

  资费再低,也不能没钱。仓圣明智大学的管家给了徐悲鸿两千块钱,代价是留下他的画作和一些收藏。说好了画作由那位管家暂时保管,后来却没能取回。徐悲鸿当时画作仅有几幅流传至今,有风景,有人物,还有三匹马,马的神态临摹于古画,不是以后的“悲鸿马”,但能看出运笔挥墨相当老到。徐悲鸿一生酷爱藏画,对于自己早期画作也非常珍惜,似乎自信会有出头的一天,用画来换旅差费实出无奈。

  只有康有为对他的前途深信不疑,而那位管家只是附庸风雅,证据是徐悲鸿留下的画不知去向,这些画的价值远不是数字可以换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