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年，一个时常漫步南京城墙的年轻才女闯入了徐悲鸿的情感世界。她叫孙多慈，祖籍安徽寿县，蒋碧微回忆录中称她孙韵君，据说是她的原名。 　　徐悲鸿对刻苦而有才华的学生非常欣赏，其中就有女学生孙多慈。 　　这是一个令无数后人感叹与疑惑的美丽悬念。 　　孙多慈如何由“敬爱吾师”延伸成“平生知己”？而徐悲鸿又如何由欣赏之情转化为刻骨之爱？究意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促使他们冲破年龄差距与世俗藩篱？ 　　性格即命运。简单地以情人来形容，实在是太表面化了。 　　孙多慈与蒋碧微一样是大家闺秀，不同的是性格有天壤之别。蒋碧微刚烈如火，她想得到什么，就会舍命争取。孙多慈则柔情似水，她会为别人着想，宁可委曲求全。 　　一九二九年，毕业于安徽省立第一女中高中部的孙多慈，到南京投考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没能录取，转而到中大艺术系作旁听生。孙多慈写诗作画的天赋加之勤奋，使她在学生中脱颖而出。徐悲鸿只要发现哪个学生才华不凡，就毫不吝啬地加以赞扬，愿意多给些指导。 　　次年暑期，孙多慈投考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阅卷的徐悲鸿给她的绘画作业打了95分，孙多慈以本届考生最高分被录取。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中央大学校园，中国的顶尖学府，孙多慈的出众也不难理解。命运把美貌、聪慧、善良、温婉都给了她，加上贵族家世和优雅举止，塑造了一个冰清玉洁的女子。其祖父孙家鼐，清末进士，官至光绪年间工、礼、吏、户四部尚书。其父孙传瑗，国学教授，古诗文造诣浓厚，对长女多慈疼爱有加，自称“平生爱女胜爱男”。 　　大户人家的见识，使孙多慈幸运地逃脱旧式女子的命运，可以不缠足，可以从小跟男孩子一样上学念书。如果说美貌毕竟与生俱来，那么学识与教养无疑是后天的。有的人家虽然有钱，也不愿送女孩子读书。而孙多慈家人却有些现代教育理念，对女儿同样栽培，这也影响到孙多慈的人生态度，对父母言听计从，恪守孝道，不敢越雷池一步。 　　徐悲鸿发现孙多慈内秀而外美，像发现一块璞玉，对她备加呵护。他画孙多慈肖像素描，题道：“慈学画三月，智慧绝伦，敏妙之才，吾所罕见。愿毕生勇猛精进，发扬其艺Mire实凭式之，噫嘻！其或免中道易辙与弛然自废之无济耶！” 　　课堂上的素描课，徐悲鸿关注着孙多慈的动作，细心地给她修改习作。看徐悲鸿做绘画示范，本身就是一次艺术享受。而在徐悲鸿的画室，孙多慈有时是一个观摩者，有时是一个被画者。他们从艺术谈到人生，从写生谈到油画，孙多慈对恩师的点拨心存感念，但她毕竟出身书香书门，并无非分之想，而徐悲鸿，也不曾有舍弃家庭的念头。 　　风言风语传到蒋碧微的耳朵里，她大怒，甚至大吵，不能容忍。她有她的判断：“尽管徐先生不断地向我声明解释，说他只是爱重孙韵君的才华，想培养她成为有用的人才。但是在我的感觉中，他们之间所存在的绝对不是纯粹的师生关系，因为徐先生的行动越来越不正常。我心怀苦果，泪眼旁观，我察觉他已渐渐不能控制感情的泛滥。” 　　在徐悲鸿与孙多慈相识初期，并没有超过师生之情，应该是真实的。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赴法留学十年的老同学盛成回国，去看望徐悲鸿。巴黎一别，南京再见，畅谈甚欢。徐悲鸿一本正经地问盛成，成家了没有，盛成给了他一个否定的回答。徐悲鸿一听连忙说道：“中国的情形与法国不同，在法国单身生活不足为奇，在中国可不行，很不方便。我给你介绍一位最得意的女学生。” 　　徐悲鸿向盛成介绍孙多慈的身世，拿出孙多慈的诗作，盛成一看，字迹漂亮，文采飞扬，果然是一个少有的才女，也非常赞赏。徐悲鸿告诉盛成，明日他为孙多慈画像，蒋碧微去宜兴了不在家，请盛成也过来，大家一起聊聊。 　　盛成说：“第二天，我如约来到丹凤街中大宿舍的悲鸿寓所，一上楼见悲鸿正在给孙画像。因为昨日同悲鸿通了消息，我就坐在一旁，注意观察孙多慈的言谈举止，但直到结束，我对她也没有产生什么好感，至少我感到她是个没有个性的人。头脑中产生了第一个印象后，我就起身告辞了。第二天没有再去丹凤街。” 　　盛成与孙多慈无缘，徐悲鸿的媒人没有当成。这也说明，徐悲鸿当时对孙多慈只限于一个师长的关怀，也许他欣赏孙多慈的内在之美，是年轻的盛成无法体会的。徐悲鸿为孙多慈画肖像，画出的眼睛美丽无邪，清净如水。 　　我在重庆采访了一位九十八岁的老教授，他是孙多慈的同班同学。 　　对徐悲鸿的敬重，老教授是由衷的，说起徐悲鸿对每个学生的关爱，可以举出许多生动事例。但他说到孙多慈，就是不承认孙多慈比其他学生画得好。只是说：“徐先生看中孙多慈画，还不是因为喜欢她这个人，孙多慈画的画，也就是这样啦。” 　　虽然过去这么些年，我似乎仍感觉到小男生的醋意。 　　徐悲鸿对孙多慈的偏爱很公开，他说孙多慈聪慧绝伦，无人能比，惹得个别男生暗生不满。其实做徐悲鸿学生，早已习惯老师对尖子的夸赞，可孙多慈受表扬却让人妒忌。班上难得有个美女同学，本该是男生梦中情人，却不给同龄异性一点机会，自然叫人酸溜溜的。有人跑去找徐师母蒋碧微告状，说徐先生和孙多慈太近乎，别人像在陪公子读书。 　　学生们是冲着徐悲鸿来报考中大艺术系的，指望老师广布恩泽，确也无可厚非。找徐师母打小报告的学生并不知道，蒋碧微听来并不新鲜，徐悲鸿确实对孙多慈极为喜爱，已经当面向她坦陈了一切。显然，徐悲鸿开始在感情旋涡中挣扎了。他的坦陈说明他做人的真诚，也期待蒋碧微的理解和宽慰，他说：“你不信，我可以和你一起再到国外去。” 　　徐悲鸿太天真了。他以为坦白是个契机，能弥补他与妻子情感的空白。蒋碧微的大声哭骂，像一盆凉水劈头盖脸，叫徐悲鸿幡然猛醒，内心的愧疚随之冲去。他懂得蒋碧微不会知道他需要什么，彼此隔阂更加深刻，渐行渐远。 　　而对孙多慈的无辜牵连，徐悲鸿尤为焦虑。他绝非怕事之人，拔刀相助的个性使他不会抽身而退，反而点燃了他久违的激情。一团死水的家庭气氛，是怜香惜玉到萌发爱意的催化剂，难舍难分的情愫冲击着横亘于师生之间的道德之藩。 　　试图给孙多慈与盛成牵线一年后，徐悲鸿与孙多慈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这又是一段众说纷纭的史实，幸而徐悲鸿自己给出了答案。 　　如果说，徐悲鸿与孙多慈之间，开始并非一见钟情，有徐悲鸿友人为证。但他们后来超出了师生之情，这也是一个事实，而且也有人证。他不仅是一个父亲和一个丈夫，也不仅是一个画家和一个教授，他还是一个情感充沛、有血有肉、义字当头的七尺男儿。 　　徐悲鸿感情的丰富层面，实在是太复杂了。 　　一九三○年十二月十四日，徐悲鸿给上海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舒新城写信，谈到了他不能不面对的矛盾感情。舒新城是著名出版家，也是徐悲鸿极其信赖的挚友。他们之间无话不谈。徐悲鸿说：“小诗一章写奉，请勿示人，或示人而不言所以最要。”此诗为孙多慈而写：“燕子矶头叹水逝，秦淮艳迹已消沉。荒寒剩有台城路，水月双清万古情。” 　　在正式出版的《中华书局收藏名人书信手迹》长卷中，我查到徐悲鸿给舒新城写的这封信原件。舒新城理解友人的苦衷，他自己也经历婚变，似乎并没有太多麻烦，可能在他看来，是徐悲鸿太多愁善感了吧。于是，复信作答曰：“台城有路直须走，莫待路断枉伤情。” 　　读来怅然，不知是劝告，还是鼓励。 　　诗以言志，画以抒怀。徐悲鸿少有的委婉柔情，一泻无遗地倾注在油画布上，完成了人物油画《台城月夜》。可惜，我们无法看到这幅徐悲鸿创作鼎盛时的画作，只有蒋碧微回忆录中有文字记载：“画面是徐先生与孙韵君，双双地在一处高岗上，徐先生悠然地席地而坐，孙韵君侍立一旁，项间一条纱巾，正在随风飘扬，天际，一轮明月。” 　　这是一幅真人大小的画作，当初是想送给盛成的，徐悲鸿很满意，摆放在学校自己画室最显著的地方。蒋碧微陪着朋友到学校找徐悲鸿，徐悲鸿在画室泰然自若，倒是蒋碧微颇为尴尬。徐悲鸿给朋友看别的画，蒋碧微动作很快，把《台城月夜》和另一幅孙多慈肖像拿来，请旁边一位学生替她送回家，等于把画没收了。 　　蒋碧微说的这件事，有另一个当事人，就是徐悲鸿的老同学盛成。 　　盛成晚年回忆说：“过了很长时间，我从北京回到南京，还住在友人欧阳竟无先生那里。悲鸿来看我们，谈话间欧阳竟无先生提出想观赏一下悲鸿新近创作的画，悲鸿也很高兴，约定翌日在中大等我们。第二天早上，我陪同欧阳竟无先生坐车来到丹凤街见到了蒋碧微，我们邀请她一起去中大参观悲鸿的画室，她欣然表示赞成。 　　“到了中央大学，一行人先参观艺术系的画室，里面放着不少悲鸿的作品。欧阳先生说希望看看悲鸿刚刚完成的新作《田横五百士》。悲鸿一面答应着，一面从口袋里掏出了钥匙，蒋碧微上前一把拿了过来，转身向后面的画室走去，我跟在她后面也走了出去。打开后面画室的门，蒋碧微一步跨进去，四下寻找，发现了那次悲鸿为孙多慈画的半身像，还有一幅题着《台城月夜》的画，她的脸色一下子变了，把两幅画抓在手里。 　　“我一见这种情形，赶紧向她讲：碧微呀，这幅画是悲鸿为我画的，他已答应把它送给我了。她抓住不放，我正要动手向她抢，欧阳先生和悲鸿一行人进来了，我见悲鸿的气色很不好，只得放手做罢。我们又陪着他们回到了丹凤街。第二天，我去看望悲鸿，一上楼蒋碧微就对我讲，悲鸿病了。我问她，人在哪儿。她板着脸说，在他房间里。我疾步来到悲鸿的房间，他一见我就拉着我的手，开始唠叨孙多慈如何如何之好，对这些我感到无力去劝解他，只得支吾其词。将近一点钟的光景，我退了出来，对蒋碧微说：你们不要再闹了，这件事都怪我。她硬邦邦地顶了我一句：这里哪有你的事体！我听她的话头不对，马上离开回家了。” 　　塞在家中角落的《台城月夜》，无疑是蒋碧微大发脾气的导火索。 　　徐悲鸿当时画在一块大的三夹板上，当他要给一位老友的父亲画像时，忍痛把油彩刮掉，重新画了新画。这幅可能成为一幅名画的杰作，就这样香消玉殒了。然而，另一幅孙多慈的肖像画，画着一位坐在竹椅上的青春女子，却保存至今。 　　蒋碧微曾经动不动就拿离婚说事，她对徐悲鸿不能说没有爱，但她的优雅是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徐悲鸿总是一味退让，而不去跟她争辩。当孙多慈被中央大学艺术系录取后，蒋碧微怒不可遏，焦虑异常。她担心这位才貌双全的女生在中大一念四年，可以与徐悲鸿天天见面，那可能真是分不开了。她对徐悲鸿说：“你和孙小姐的事情发生之初，你曾亲口承诺，让我们设法到国外去，你该实践诺言，辞职，出国吧。” 　　徐悲鸿当然听出蒋碧微的言外之意，他不再声辩，沉着脸，写了一封辞职信，叫她转交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蒋碧微舍不得放弃教授夫人的地位，没把这封信交出去。徐悲鸿这回是铁了心。当晚他们一同赴友人宴，徐悲鸿说他胃痛，提前退席了。等她回家，佣人告诉她，徐悲鸿匆匆回家，把衣服装进一只小箱子，没说什么话，就不告而别。 　　徐悲鸿在南京离家出走后到了哪里？又发生了什么？研究徐悲鸿生平的王震，找到了一段当时的文字资料，可作翔实的补充。 　　“舒新城日记里记着，徐悲鸿跑到上海，第二天中午，徐邀请几个留法的老同学，搞文学的，在舒家吃饭，蒋碧微追到上海舒家。她说，不许中央大学收孙多慈这个学生，或者你辞职到法国去。徐说：你跟着我在外面闯了十几年了，你应该自立于社会，我每月三百大洋，给你一百五十大洋。蒋不同意。看到蒋打上门的泼辣性格，舒新城担心地说，这样下来，必然成为悲剧。” 　　不知何故，蒋碧微回忆录中没有提到这件事。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以往徐悲鸿与蒋碧微的争执，总以徐悲鸿的默然作为结束。而徐悲鸿竟然出走，令一贯占上风的蒋碧微措手不及。蒋碧微自己回忆说，当她托友人四处寻找时，徐悲鸿从上海寄了封信给她，诉说他离家的原因。信中说：“我观察你，近来唯以使我忧烦苦恼为乐，所以我不能再忍受。吾人之结合，全凭于爱，今爱已无存，相处亦已不可能。此后我按月寄你两百金，直到万金为止。总之你在外十年，应可自立谋生。” 　　据说，在上海舒新城家聚会的几位友人，包括舒新城在内，随着社会地位的变化，婚姻生活都有了变故。有的是在上海结识富家小姐或者知识女性，有的是在异地遇到红颜知己，好在西风东渐，离婚并不是难事，他们快刀斩乱麻，无一不与原配夫人离异，组建了新家庭。他们看着百愁莫解、坐拥愁城的徐悲鸿，劝他尽快作一个了断。 　　徐悲鸿却说：“我没有想过跟谁离婚，也没有想过跟谁结婚。”他在上海舒新城家这么说，回到南京对蒋碧微也这么说。上海友人笑他太书生气了，而蒋碧微则认为他心口不一。其实徐悲鸿是典型的艺术家思维，他任凭情感泛滥却不愿伤害别人的初衷，是发自内心的真实。而他处理感情与家庭的方式，未免书生气，又新潮又守旧，一败涂地。 　　一场家庭暴风雨过后，没有雨过天晴。 　　徐悲鸿蒋碧微所执掌的家庭之舟，似乎偏离方向之后，又进入以往的生活轨道，他们仍成双成对地出入社交场合，在众人面前带着微笑的面罩。徐悲鸿继续走在成功的路上，而蒋碧微也并不拒绝徐悲鸿成功带给她的一切。但是冷漠在他们之间默默滋长。只有他们心里明白，他们曾经有过的爱已是昨日黄花，比争吵更无情的是日益增多的冷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