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咸丰十年五月开始，曾国藩过了大半年生不如死的日子。他刚被任命为两江总督，并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办江南军务，是江苏、浙江、江西、安徽四省的NO.1；本应呼风唤雨，拳打脚踢，马到功成。可是，那会儿的他，却处于“百感交集，怫郁忧烦”之中，到了“以速死为乐”（左宗棠语）的地步。什么事弄得总督大人如此之烦？ 　　原来，他呆错了地儿，他不该将湘军大营驻扎在安徽祁门。登录祁门政府网，我们能看到这么幾句：祁门县，境内群山环抱，森林覆盖率达81.3%，被称为“森林王国”。这有什么不好么？若来探险、旅游、考察，确实没什么不好，可要将幾万湘军驻扎在此，问题就来了。据曾国藩亲自定下的湘军营规：营地务必靠近水边，以解决饮水和运输问题，水师和陆军最好能同处驻扎，便于互相接应。此前，大营驻地便都选择宿松（近长江）、湖口、建昌（近鄱阳湖）这些靠近大江大湖的地方。可是，祁门边上只有一条小河，水师无法停泊，只好停靠在一百多公里外的长江，运兵运粮都不方便。其时，曾国荃正围攻长江边上的安庆，隔这么远，哥俩互通情报也很麻烦。更可怕的是，“环祁皆山也”，从军事地理的角度看，湘军大营驻扎于斯，特像瓮中待捉的鳖。我都能三言两语讲清楚祁门地势的不利，太平天国名将李世贤就更不用说了，因此，短时间内他就调派大批兵力来围剿曾国藩。 　　打战，不是你围着我剿，就是我围着你剿；本是一件平常事。但是，人家来围剿你，你若外无精锐救兵——曾国荃攻安庆、左宗棠打浙江、鲍超防皖北，都脱不开身，内无可以死守的地利——例如城墙、壕沟、背山面水，那好，我告诉你：你死定了。更糟糕的是，这时，曾国藩身边竟没有一个拿得出手的将领！包括他自己在内，全是一帮善于运筹却无法决胜的文人，好容易挑出一个曾经“躬亲军旅”的李元度，派去防守徽州——徽州处于太平军进攻的必经之道，也是祁门的最後屏障——不到三天，竟就城破人逃。李世贤站在徽州城头遥望祁门，说不定已脱口讲出这三句话：我来了。我看见了。我征服了。 　　下围棋有个理论：应不好时不应。棋迷曾国藩想起这条理论，灵机一动，索性不琢磨如何突围，而是从幕客冯卓怀那里借来《红楼梦》，开始研究红学。当然，此前他已写好了遗嘱。 　　咸丰四年，曾国藩在靖港战败，自杀，未遂。两年後，在湖口战败，他再次自杀，未遂。四年後，在祁门，眼看要被围捉，他又一次想到了自杀。三次自杀，在细节上有些改进：第一次，他先自杀，未遂，再写遗嘱，再自杀，又未遂。第二次，他先写遗嘱，然後立即自杀。第三次，则提前很久写了遗嘱，静静等待太平军的到来，表现得很从容。好朋友欧阳兆熊曾简练评价曾国藩的“一生三变”，说他一开始是个拥护程朱理学的激进分子，出山治军後变成现实主义的法家信徒，最後，升华为讲究“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的黄（帝）、老（子）之学的忠实拥趸。若就三次自杀的不同表征来看，欧阳先生的话很有道理。 　　欧阳先生在事过境迁之後固然可以从容评论，但是，当日身在祁门军营中的诸人是否也能像领悟了黄老之学的曾国藩那样平心静气看待将要来临的变故，实在是个问题。前述王闿运事，已讲过他在祁门被围时作了“逃兵”的经历；多年以後，他回忆这件糗事，依然秉持可贵的自我批判精神，老实写道：“直惭携短剑，真为看山来”——文人幕士的腰间“短剑”也好，如椽之笔也好，在硬碰硬、较真儿的时候，大半只可用来点缀“看山”的风景，并起不到实际作用，套用时下流行的话语，这也算是“人文精神的失落”罢。李鸿章以翰林身份在祁门大营作参谋，他的“人文精神”也因此次危机“失落”了一回，不过，他的身法比王闿运要强上许多。 　　其时，被曾国藩派去防守徽州的李元度（也是文人），不到三天便丢了防地，羞惧交并之下，竟不敢回祁门复命，而在外游荡一个多月，玩起了失踪游戏。曾国藩不禁大怒，于是，命李鸿章起草奏折，参劾李元度。于情于理，身为曾幕第一公文高手的李鸿章都不应推辞这个指令，孰料他竟冒出一句：“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曾国藩闻言，先是一愣，又一转念，以为李鸿章和李元度交情太深，不忍动笔，乃说：“我自己写。”话音未落，李鸿章竟又说出一句：“若此，则门生亦将告辞。”曾国藩傻眼了，没想到二李的交情深到这份上，兼之正在气头上，乃说：“听君之便！”李鸿章再不说话，卷铺盖就去了江西。明年，祁门解围，朝廷让曾国藩保举江苏巡抚人选，多人推荐“才气无双”的李鸿章，曾国藩大摇其头：“此君难与共患难耳”。 　　正在万分紧急关头，北京方面又传来坏消息：英法联军进攻都城，咸丰帝急命曾国藩、胡林翼派遣鲍超率三千精兵北上“勤王”。其时，胡在皖北，曾在皖南，正在施行对太平天国的“四路进剿”，鲍超率领湘军中最精锐的游击部队在其间策应；陡然要调开鲍超的队伍，曾、胡的战略将完全落空。更重要的是，被困祁门的曾国藩已经通知鲍超放弃在皖、赣交界地区所有的军事行动，火速南下救援；倘若他中途转向，北上勤王，那曾国藩除了长叹一声“我命休矣”，随即挥刀自刎，就再也找不出其他应景的姿态。 　　局势之混乱，恰如刘姥姥入大观园後面对一桌佳肴，不知何处下箸——彼时，曾国藩每日读《红楼》，不妨有这般感触。不过，咸丰这道命令实在是病急乱投医，除了让曾、胡加重思想负担，并无可操作性。英法联军距京不过数十公里，而鲍超距京“五千馀里”，且全是步兵，即能不眠不休、日夜兼程，也要三个月後才能赶到。届时，北京必已被敌军攻占，难道指望鲍超以三千远道疲惫之师，使用大刀长枪等冷兵器，去克复由“船坚炮利”的夷人所控制的王城？但是，自古以来，超现实主义的圣旨、天命多了去了，身为人臣者早已习惯，故此，奉旨後，曾国藩“且愧且愤，涕零如雨”，也写了一篇超现实主义风格的奏折，聊作报命。他说，鲍超率军勤王，固然远水救不了近火，但是，“此次北行，专言君臣之大义”，重要的是表明心迹，不要管有没有实效；于是，他建议，勤王之师应由自己（或胡林翼）亲自统带，人数也应增加，以纾解大难。 　　方寸一乱，笔下就未免荒唐：祁门之围能否解除，尚未可知，他却建议由身在围城的自己代替鲍超，率兵北上去帮皇帝解围。当然，荒唐正是超现实主义的妙处，以荒唐奏折回复荒唐圣旨，更是为人臣者必修的功课。而且，形式上的荒唐往往可视为常识（或称真理）的镜像——正着看，反着想——“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嘛。咸丰帝年纪小一点，性格冲动一点，但并非一味使性的“无道昏君”，待看到曾国藩的覆奏，心下自有了幾分明白，于是，不再不切实际指望曾、胡的勤王大军，而是乖乖去热河“扫墓”，免去了亲眼看到圆明园大火三日不息而导致的“情何以堪”。 　　毋庸北上勤王，鲍超军队以“生死时速”赶到祁门，救出了曾国藩。 　　徐枫、丁进军《新发现的曾国藩遗折钞本》：“曾国藩之遗折，以往《曾文正公全集》等有关书刊均未见刊录，故有人认为曾氏由于在两江任所病逝突然，并无遗折上奏。近于我国著名钱币收藏家、中国钱币学会理事徐枫先生家藏之历史文献中，见到一件曾国藩遗折的钞件，系曾国藩之幕僚于同治十一年二月末钞存”（载《历史档案》199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