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之名，大约相当于今日所说的意识形态，即利用集体历史、个体经验以及因果逻辑总结出一些理念、原则，并以此直接或间接的规束现实生活。欲达到规束的目的，除了刑罚等强制性手段，也要使用一些宣传推广的手段；之教，就是宣传推广。那么，所谓，就是政治思想宣传工作。 　　咸丰、同治年间，曾国藩幕府既是东南军事、经济的指挥中心，也是程朱理学的宣传中心，不如此，不足以“转移天下风气”。因此，入幕之宾，既有军事、经济方面的专才，亦不乏大量政工干部。其中佼佼者，乃有“三圣七贤”的品题；不过，这些人事，暂且按下不表，单说说幕客杨长年的“不动心”。 　　杨长年，安徽池州人。他在曾幕的理学家排行榜进不了前十，但是，他写的《不动心说》，却让我们在百年之后还忍不住吟诵一番，其中警句，云：“置之二八佳人之侧、鸿炉大鼎之旁，此心皆可不动”。按：吕洞宾诗：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间仗剑斩愚夫；杨先生却说，如果让“二八佳人”睡在我身边，我不会动心。“鸿炉大鼎”，热不可当，杨先生却说，如果让我靠近，我不害怕。他为什么不动心呢？因为他修的是正心诚意之道，不仅修了，还已修成正果。这种道行，集柳下惠、孙悟空的优良品德于一体，想来只应天上有，红尘无处著此人。 　　不过，宣传有优劣之分，修道也有高下之别。杨长年这种无赖标榜，实在缺乏技巧，适合自慰，而不足以感染读者。此文的第一个读者，与杨同幕为客的李鸿裔，便受不了这种低级趣味，大笔一挥，在文后题诗一首： 　　“二八佳人侧，鸿炉大鼎旁，此心皆不动，只要见中堂”； 　　凭什么李鸿裔能断定杨长年的心事就是“只要见中堂”呢？因为，只有多见几次中堂，才有可能睡在二八佳人之侧，才有机会接近红得发紫的名利场，才有条件进行“动心”实验的社会学研究。倘若不见中堂，则红粉变为骷髅，鼎沸顿成冰水，万事休矣。 　　杨文李诗，曾国藩都看到了。立召李至，正色道：“小李，你晓得什么叫作‘’么？”鸿裔一听：不得了，要责备我的轻率了。低头不语。孰料曾国藩微微一笑，缓缓道：“莫慌，莫慌。我告诉你，所谓‘’，就是他们以道学为‘名’，我顺水推舟，以此为‘教’而已。只是，这层意思，却不便说破。不说破，两得其宜，说破了，两败俱伤。以后，你就别管这些人名不名、教不教的闲事，安心做好本职工作就够了”。 　　闻言，李鸿裔恍然大悟，唯唯而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