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使馆，郭嵩焘等人对改约一事更有了信心，想到第一步——国内交办的两件交涉案尚无回信，正准备派人去催问，不想就在此时，邮差送来当日报纸，《泰晤士报》第四版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报道了“禁止鸦片协会”开会并上书国会的消息，其中有清国公使的即席发言一节，另外却在左上角用醒目的字体发了一条消息，谓清国公使自己即是一个鸦片吸食者，每日在使馆吞云吐雾、一榻横陈云云。
使馆之人听凤仪念出后不由大哗，郭嵩焘更是气得绕室徘徊——平日认《泰晤士报》立论公允，不偏不倚且常发表同情大清的文章，不料今日竟如此黑白颠倒、信口雌黄，洋人的反复无常，与市井小儿何异？
这中间刘锡鸿表现尤为激烈，他立刻把马格里找来，将报纸往他面前一扔说：
马清臣，你们英国人怎么血口喷人呢？”
马格里不知刘锡鸿气从何来，也不明白大厅里的人为何个个对他竖眉瞪眼，像审案一般，乃捡起报纸仔细浏览一遍，终于看到那篇文章，不由淡淡地一笑说：
“原来是这么回事，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黎庶昌说：“我们使馆上下无不洁身自好，才到此地便约法五章，其中之一便是禁食鸦片烟。这是你所看到且也应该遵守的，正使大人对鸦片更是深恶痛绝，这也是你天天看到的，可报纸居然如此颠倒黑白，这可不是一般的污人清白，而是别有用心呢！”
于是众人纷纷质问，就像文章是马格里写的一般，马格里无奈，只好说：
“大家还是少安毋躁的好。”
刘锡鸿说：“这是何等大事，叫人能不气愤？”
马格里说：“我们大英帝国一向讲究言论自由，凡各有所见，均可在报上撰文发表，就如你们朝廷的御史可风闻奏事一般，不必件件落在实处的。尤其是在竞选的时候，为诋毁对方，极尽造谣诽谤之能事。你若认真，那可会气死呢。”
张德彝也闻讯赶来，代为宽解说：“这《泰晤士报》原名《每日天下纪闻》，创刊约在乾隆初年，属汤姆森报业集团，所载文章均是自由撰稿，并不代表政府。我看可能是正使主张禁烟的话触怒了一些鸦片贩子，于是他们便造作出这等谣言来。”
经他如此一解释，众人认为合理。但这事不但关系今后修约之议，且事涉正使脸面，甚至是一国之名誉，岂能小看？大家议来议去，决定紧急约见威妥玛，先看他有何话说。
“啊呀呀，就为了这件事？”
威妥玛风风火火地赶来，大概在路上已听黎庶昌说了，进门便用十分轻松的口吻说：“小事一桩，去一封信让他们更正并向郭大人道歉就是。”
郭嵩焘听他说得如此轻松不由更加有气，乃说：“如此信口乱喷，假如是发生在你们身上，不知当作何处置？”
当作何表示，威妥玛其实心中有数——自从《烟台条约》签订后，国内外反映不一，因条约规定鸦片在中国的销售必须税厘并征，大大地伤害了东印度公司鸦片贩子的利益，故他们对此群起而攻之，加之俄法诸国也对英国单独与中国的商定不满，故有不少人从中作梗，今日报上发表此文，决非无因。不过此时此刻，他怎么好对郭嵩焘说呢？只好笑了笑，说：
“也不过一笑了之。”
自从得知英国国会迟迟未能批准《烟台条约》后，郭嵩焘早已明白其中底蕴了，眼下他见威妥玛期期艾艾，知他的难言之隐，但此事牵涉到个人名誉，他终不能释怀，乃说：
“这里才说本人在夏弗斯百里家发表禁烟的演说，那里又说本人吸食鸦片烟，如此反复无常，那我成了什么人了？”
威妥玛被他问得无言可答，只好说：“报纸纯一家之言，并不代表政府立场，若硬有侵犯名誉之事，可以请律师和他打官司，不过，据我国法律，像这类事也无法科以大罪，无非是道歉了事。但不打官司国人或许知之不多，一旦打起官司，反弄得举国皆知。不如依我所说，倒可得息事宁人之美名。”
郭嵩焘尚在沉吟，威妥玛又连连好言劝解，并说自己将亲自去报馆交涉，保证更正与道歉的文章第二天同时见报，郭嵩焘才稍消其怒。
威妥玛走后，马格里又反复劝解，据他说泰西的言论自由，确有为东方人所不能理解者。他说了一件往事：一日女王与一班文学侍从之臣在宫中举行宴会，席上有人提议即席编故事，要求是一要简短，以一句话为宜，二要关于女王，三要牵涉到风流韵事。各人临场发挥，都有作品，最后选定的一篇众人皆说好，你说这篇是如何写的？原来他竟写道：
“女王身怀有孕，谁干的？”
你想想，谁都知道女王与丈夫感情甚笃，居孀十余年仍为丈夫服丧，怎么会有这等事呢？当时大家都捏了一把汗，可女王听了也不过一笑了之。
眼下众人听马格里说起，一个个都觉得匪夷所思。在中国，普通人就是确有其事，别人也不敢说，又何况事涉宫幄内秘呢？
郭嵩焘却始终轻松不起来——此事不管怎么说，都有些蹊跷。因为一面是他发表关于禁烟的演说，一面却诬蔑他本人吸鸦片烟，而且，绘影绘声，什么“一榻横陈”、“吞云吐雾”，哪有如此巧合呢？
第二天上午不到送报的时候，威妥玛便带个随员来了，手持一张尚散发油墨香的《泰晤士报》，见人便扬了扬。郭嵩焘闻讯迎出来，在台阶前与威妥玛相遇，威妥玛得意洋洋地说：
“郭大人，这下放心了吧？”
郭嵩焘让张德彝把更正的文章口译与他听，张德彝念道：
“昨日本报记者琼斯所写谓大清国公使吸食鸦片一文，采自传言，与事实不符。大清公使郭大人立身端正，从无不良嗜好，为一体面君子。本报特予以更正，并向郭公使道歉，且保证今后不再发表此类文章，望郭公使宽大为怀，不咎既往云云”。
文章措词还算得体，郭嵩焘及闻讯下楼的刘锡鸿等人听了，这才脸上露出了笑容。台阶上不是说话处，郭嵩焘乃伸手肃客，把威妥玛和随员让进客厅，又让佣人摆上水果点心，且端上咖啡，接下来谈第二件事——昨天是气头上不想说，今日正好接续前言：
湖口的盐船案、镇江的趸船移泊案，照会到外交部已一个星期了，何以不见回复？
到得此时，威妥玛的面色立刻凝重起来，头一偏，口气颇为倨傲地说：
“这两件事发生时，本人尚在贵国，首尾都十分清楚，简言之，不就是死了一个水手么？你们的照会也才到5天，急什么呢？”
“死了一个水手”仅指湖口的盐船案；而镇江的趸船移泊关系江堤可能坍塌，危及垸内数十万人的生命，却避而不提，再说“死一个水手”就是小事么？“马嘉理案”也才死一个翻译呢，可你威妥玛却掀起翻天浊浪，百般恫吓，险些就发动一场战争。
想到这里，郭嵩焘把心里想的委委婉婉地说了出来，并说：“我们的照会虽只发了几天，可案子已拖了两年了。”
威妥玛正在喝咖啡，闻言放下杯子说：“要说两年也事出有因——此案敝国派在上海的领事麦华佗博士本已作了了断，可你们原告不服才拖下来。眼下交涉到了外交部，外相慎之又慎，要派大员专办，这就必先调集案卷，派员复核。须知我们是法制国家，听讼时为免出偏差，手续十分繁复，怎么能在近日就能答复呢？”
其实这也就是答复。可发生在大清的事，为什么大清的官员不能根据大清的法律作出裁决，而要交由洋人审理，官司拖了两年，又从上海转到伦敦来，何以舍近求远呢？话说到这份上，自然归结到中英间的不平等条约之一的领事裁判权了。
郭嵩焘想把话说得委婉些——在这件事上，威妥玛是关键人物，他是现任驻华公使，有关大清的事，外相以他的意见为主。
正想缓缓进言，不想刘锡鸿先发言了。
这些日子，刘锡鸿也研究了不少外交文件及国际法准则，故开口也有理有据。他说：“这事归根结底错在领事裁判权上，根据国际公法，外交豁免权是正当的，领事裁判权是不合理的。为什么你们的传教士、商人在我国犯了法，我们官员不能管呢？所以，我认为，要想两国永远相安，应该重新考虑修改中英条约。”
话未说完，威妥玛立刻站了起来，手一挥，打断了刘锡鸿的话。
自从日本公使提出修改不平等的条约后，外相德尔庇已料定清国公使必然效尤。尽管英国与欧美各国的条约都无领事裁判权这一条，他们也料定清国公使已掌握了有关情况，但仍一脚踩定条约不能修改。威妥玛已接受外相这一训令，故当刘锡鸿才开口马上堵他道：
“郭大人、刘大人，你们今天究竟是为了两件具体的案子提出商讨，还是要公开指责我们的前任政府呢？如果要撕毁前任政府已定的条约，那正好，才签订的《烟台条约》墨迹未干，我们的国会尚未批准呢。”
一见威妥玛突然变脸，郭嵩焘认为刘锡鸿出言太陡，忙用和缓的语气说：
“不要急，威大人还是坐下来吧，都是老朋友了，见面何必激动？我们算是朋友之间的谈心吧。”
威妥玛见郭嵩焘态度从容，相比之下，自己却是急躁了些，于是坐下来，但仍用咄咄逼人的口吻说：
“谈什么？谈你们不想履行条约？”
郭嵩焘说：“此话从何谈起？要毁约我们何必来？须知本公使来到贵国就是为了履行条约的。不过，中英之间历次所订条约确有不完善之处，应该斟酌、修改，刚才刘大人的意思便在这里。”
威妥玛一听，鹰眼直逼郭嵩焘，连连追问道：“斟酌？修改？条约就是为了约束双方行为而签订的，订者，定也，怎么还可修改？反复无常、信口雌黄怎么能取信于人呢？”
郭嵩焘望他冷冷地一瞥说：“阁下不必把话说得太绝了。其实，中英之间自第一个非正式条约——《穿鼻草约》起到眼下的《烟台条约》止，其间屡有更改，《南京条约》就是在《穿鼻草约》的基础上有所增加，《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又是在《南京条约》上层层加码，只不过每修改一次，更加有利于贵国，敝国则更加不堪罢了。再说，条约每十年修改一次本是列国的规矩，也不是我们兴起的。”
威妥玛经郭嵩焘一反驳自知失言，但仍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说：“本人认为英中之间所有的条约都是根据当时的实际而订，十分合理，且经两国元首盖印，经敝国国会批准，毋庸再议。”
熟悉中国朝章典故的威妥玛此番终于用了一个“毋庸再议”了，但郭嵩焘从他话语中看出了心虚和强词夺理。事情既经刘锡鸿点明了，他决心率性说下去，于是说：
“不然，这以前敝国尚未开放，在事大臣不谙外交，也不知一些外交原则，故不该答应的事也答应了，就如领事裁判权，据本人所知，这是针对野蛮国家而设立的，并不针对文明国家。我中国为五千年文明古国，当今皇上、太后为一代仁厚之主，内修法治，外睦友邦，贵国视我大清为野蛮国家，乃是不友好的行为。”
郭嵩焘原想这一番话入情入理，应可折服威妥玛，不想威妥玛竟连连冷笑道：
“既然阁下有此一说，本人不妨把话挑明。不错，领事裁判权确是针对野蛮国家而设，因为敝国法令乃根据耶稣基督的教义——要拯救有罪之人的灵魂而不是惩罚肉体而设。故一向宽大人道，敝国人民也习惯在这种宽松法律下生活。贵国自诩文明法治，据本人所知，法治极不完善，严刑峻法、贪污卖法，种种不人道的事屡有所闻，凌迟、腰斩、宫刑、幽闭等等骇人听闻的条文更载入堂堂律例，如果我们不用领事裁判权来保护我们的侨民，一旦误触刑法，难道让我们大英帝国的公民也遭受凌迟、腰斩的酷刑么？”
郭嵩焘不料威妥玛竟有如此一说，正要反驳他，刘锡鸿却抢先说：
“凌迟腰斩为大辟之刑，乃处置谋逆大罪的，哪会用在你们侨民身上。”
黎庶昌等人也一齐驳斥威妥玛，可威妥玛一看这阵仗，他又“通”地一下站了起来手一挥说：
“既然是朋友谈心，我可告诉你们，这种场合是不适合谈这种话题的。再说，以贵国眼下的法治状况，要我们放弃领事裁判权是决不可能的。”
说着不宵地一耸双肩，手一扬，便和随员跨出了客厅……
威妥玛一走，正副二使气得连连摇头叹气，众人气愤，齐声大骂威妥玛嚣张。刘孚翊说：
“什么公使入觐不分国之大小，一律平等，看来全是表面文章。”
姚若望长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谁让我们打不过人家？强权即公理，弱国无外交。”
这中间，最失望的莫过于郭嵩焘。威妥玛的专横，让他心中那“洋人有情可揣度，有理可折服”的观念彻底破灭了，女王虽谦虚有礼，外相虽温文尔雅，看来，这全是表面文章，洋人其实是笑面虎。在他们面前，有什么公理可援引，又有什么情义可揣度呢？
张德彝于一边听众人争论，乃回屋里找出一部英文书，翻了几页说与大家听：
“其实，泰西各国法律也是不断完善的，就说严刑峻法和不人道之举，他们也未尝没有过。”
说着，他便根据书本，说起了洋人以前的不人道处。原来他们也有绞刑、火刑、溺刑和磔刑，磔刑就是中国的五马分尸，英国的大法官托马斯•莫尔就死于磔刑，而众人熟悉的布鲁诺即死于火刑，都惨不忍睹。尤其令人发指的是杀人喝血。据记载，英王亨利二世被处死后，许多士兵就抢着喝他的血。还有法国的路易十六世被斩首后，血也被人抢着喝，且有人说，国王的血很咸。只不过随着社会的进步，他们逐步废除了这些酷刑，仅保留了断头台一种而已，就是监狱，也是近世纪才有了改变。
刘孚翊说：“既然洋人也有不仁道之举，凭什么便在我们面前装出一副善人的面孔呢？原来是假善人。”
于是众人纷纷骂洋人伪善。黎庶昌听后，若有所思地说：
“不过，威妥玛虽强横，洋人虽确实伪善，但人家毕竟现在废除了严刑峻法，这是我们在香港、在新加坡等地亲眼看到的。所以，我们便也不能说威妥玛的话毫无可择之处，这就是我们的法律确也有待完善，仅凭一部现存的《大清律例》是无法判审目前涉外案子的，比较香港、新加坡的监狱和法庭，我们也确有亟待改进的地方。”
这句话算是平心而论，众人不由一齐点头称是。只有刘锡鸿不受用，但他尽量保持克制，故也只翻了黎庶昌一眼，没有反驳……
就在这时，门丁送来当日报纸，张德彝因有气，只懒懒地把《泰晤士报》翻了一下。见与威妥玛送来的一般无二便丢在一边，却又随手捡起了《斯坦得》报，才一浏览，不想一行触目惊心的大字标题一下映入他的眼帘：
“上海已试通车的淞沪铁路行将被毁”。
副标题则是：
“清国简讯：这就是清国的洋务”。
众人一见这情形，忙央张德彝细读正文。
原来通篇皆是讽刺文字，谓清国的两江总督费二十八万五千两白银买下一条铁路，原以为是要由皇家营运，却不料是要拆了扔到海里，送与龙王作寿礼云云。
张德彝一口气读完这一段文字，郭嵩焘听了不由仰靠在沙发上，又长长地叹了一口冷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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