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弹劾何金寿、刘锡鸿的奏章由李鸿章转奏上来后，李鸿章致恭王的一封信也同时递到了恭王手中，恭王一口气读完，不由陷入沉思…… 　　郭嵩焘此时这反击来得真不是时候，须知眼下清流就如一头发了情的疯骆驼，见人便又踢又咬的，谁也无法近身呢。 　　可郭嵩焘的弹劾之外，李鸿章的来信也发尽牢骚——言路如此嚣张，办洋务动辄得咎，明明是富国利民的事，偏偏不能办，明明是正直君子，却屡屡遭人误解，长此以往，人人只求免责，缩手缩脚，规行距步，人才哪得脱颖而出，又哪天才能做到强兵富国？ 　　恭王清楚李鸿章牢骚的由来，可也明白自己力量有限，他只好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等待着上头的召见。 　　“看来，这郭嵩焘果然是不满刘锡鸿。” 　　这天两宫太后召见军机时，才开始慈安太后便提到这事。又说，“那个刘锡鸿不是已放了驻德国的钦差吗？” 　　“圣母皇太后圣明。”恭王马上叩了一个头说，“刘锡鸿虽已出任驻德国公使，但去德国尚须时日，郭嵩焘奏劾中所举各事，便是其在伦敦时所为，总之，刘锡鸿以副使帮办外交，自应以正使之意见为意见，正使之是非为是非，不应事事掣肘，处处与正使为难。尤其是将言官的弹章及京师传言在同寅中公布，致使正使名声扫地，更为不该。须知使臣身在国外，稍有不慎便贻笑外人。眼下刘锡鸿又出使德国，独当一面，若仍意气用事，难免误事。所以臣以为太后、皇上应严旨责督，令其自省。” 　　“不过，郭嵩焘奏疏中颇多怨恚之词，似不止针对何金寿、刘锡鸿而发。”一边的慈禧太后是不太轻易开口的，但她开口便一针见血。因为郭嵩焘的奏疏确从咸丰末年主张办外国语言文字学馆受攻击一事说起，且再次扯上了舆论看好的云贵总督岑毓英。他不知上次为了日记事件时，李鸿藻等人仍在提他弹劾岑毓英的事，须知这是犯清流大忌的。恭王是个明白人，他的本意是回避这些，就事论事，以免引起李鸿藻等人的不快，不想慈禧却指了出来。 　　“正是这话。”慈禧话音刚落，李鸿藻马上接言——恭王收到李鸿章的信的同时，李鸿藻也收到了刘锡鸿给他的信，对伦敦的情形已了如指掌，他知道李鸿章、郭嵩焘等人不会善罢甘休，已作了反击的准备。眼下见恭王起了头，立刻也叩了一个头从容说道，“臣以为郭嵩焘此奏确对朝廷多有怨恨。论起来，有远因也有近因。这以前云南发生马嘉理事件，是非已有定论，郭嵩焘却为迎合洋人，对岑毓英横加指责，守正之士自然要迎头痛击，这又何来误解之说；此番他造作日记，无耻吹捧洋人处处优于中国，自然要遭人弹劾，若依公论，郭嵩焘用夷变夏、离经叛道之举，该遭严谴，朝廷传谕申饬及何金寿之弹劾、刘锡鸿之指责，正是其罪有应得，又何来动辄遭人攻击之说？臣以为郭嵩焘以先帝旧臣，出使在外，不能以弘扬东方圣学为使命，却甘心中洋毒而不知自省，朝廷应立即将其撤回，交部议处。” 　　恭王一听，哪里肯依，马上出奏道：“郭嵩焘的日记本无大错，朝廷传谕申饬，便也罢了，若仍处处纠缠，恐负朝廷广开言路之苦心；再说刘锡鸿身为副使，也不该与言官互通声气，开攻讦之端。” 　　李鸿藻又马上反唇相讥说，郭嵩焘此番的弹劾，才是首开攻讦之端。 　　慈安太后见此情形，乃说：“这个郭嵩焘，出外不过年余，已为他会议了三次，当初六爷在介绍他时，说他洋务精透了，后来召见时，我看他模样还是很厚道的，现在看来，这究竟是怎么个人呢？” 　　慈禧说：“此人的履历我还记得，是道光二十七年丁未科中的进士，与沈桂芬、李鸿章是同年。只是后来在粤抚任上被人弹劾落职，在长沙当了很久的寓公。这其间王文韶一直在湖南任职，应对他的情形清楚，王文韶你说说，这郭嵩焘究竟人品如何？可否容人纳物？” 　　王文韶于是清清嗓子响亮地奏道：“是，据微臣所知，郭嵩焘的为人，曾国藩生前对他有一句评语，谓其乃著述之才，非繁剧之才。据臣私心揣摸，曾与郭为姻亲、为挚友，此评语可谓不刊之论，一语定终身。郭嵩焘其人，心性急躁，凡事急于求成，有时竟责人太苛。然办理洋务时，又确有些迁就。在臣看来，以其秉性，到了外洋，见了洋人一些奇技淫巧，未免不能自持，若刘锡鸿立身刚正，不肯附和，只怕就会有些难容了。” 　　有李鸿藻发难，王文韶紧跟，景廉等便纷纷附和，竟又重提将其撤回的老调。 　　沈桂芬一见这阵势不由慌了神——上回因态度游移，被恭王将了一军，私下更受到了恭王的数落，眼下若赞成撤使，岂不又要重蹈覆辙？于是他赶紧奏道： 　　“臣以为郭嵩焘此奏虽迹近负气，但他自履任后，就外务交涉，颇能奔走效力，于改约事宜发表个人之见，语多中肯，足见其对洋务确很精熟。眼下朝廷已向德国遣使，驻法公使尚缺，为此，总署正拟奏请由他兼任驻法公使，若遽尔言撤，一时尚无人可替代他；再说近年洋务繁难，外务交涉匪易，人才诚然难得；且郭嵩焘已晋谒英国女主，颇受尊重，若易生手，恐洋人不知就里，又要生出什么事来。” 　　沈桂芬此说，算是摸透了李鸿藻一班人的心理而说的，虽也说郭嵩焘负气使性，却把洋人搬出来摆在前头，他明白清流虽恨透了洋人，却又对其无可奈何，既硬不起来，却又不愿示弱，尤其忌讳与其打交道，要李鸿藻举一个能替代郭嵩焘、并兼使两国的人是举不出来的。所以，一提洋人“要生出什么事来”，李鸿藻果然不作声了。 　　一边的宝鋆一见这情景，明白是该自己出来做这个和事佬了，于是出班奏道：“臣以为曾国藩有何评语，纯属道路传闻，不足为信；至于郭嵩焘负气使性，事出有因。既然使事繁难，与其临阵易将，莫如仍用其人。对其负气使性之举，严诏可也。” 　　李鸿藻还要再争，这里慈安太后已看出恭王对郭嵩焘曲意保全之意，想到外交确实乏人，李鸿藻虽然雄辩，却也举不出一个可替代的人，她明白，为了铁路之争，恭王已受了不少闲气，不便再驳恭王，于是说： 　　“我看不须再争了，郭嵩焘、刘锡鸿同为公使，自应和衷共济，共恤时艰，不该辄以他人之言为意，更不该负气使性。他的奏疏，确有些无的放矢，一下是应该的，就依宝鋆之议可也。” 　　慈禧太后见慈安太后将此事作了了断，自己不好再说不是，再说，她于郭嵩焘也无所谓好恶，于是也连连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