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四年三月——洋人的复活节后不久，中国兼驻法国公使郭嵩焘终于携翻译张德彝及严复等人由伦敦渡海赴巴黎之任。 　　这之前，郭嵩焘已听张德彝对法国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法国已由君主改为民主，这事发生在7年前的同治十年（1871年）。其时，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正与普鲁士开战，在拿破仑眼中，普鲁士不过一四分五裂的国家，打败它是轻而易举的事，用他的话说是“去柏林作一次军事旅行”。不想色当一战，大败亏输，自己也做了俘虏。此役成全了德国的统一，成全了铁血宰相俾斯麦的个人功业，却因此导致法国国内的大动乱，平民无产者在暴动中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的政权——巴黎公社。 　　此举在欧洲掀起了一场大风暴，各国震动，这以后，类似的运动此起彼伏。不过，此时的大清朝廷对这一切全无知觉。上年因“天津教案”，朝廷派户部侍郎崇厚为“谢罪使”赴法国巴黎向拿破仑三世道歉。待崇厚一行风尘仆仆赶到法国，法皇拿破仑已在色当做了俘虏，普鲁士军已包围了巴黎，法国已“乱成一锅粥”了。 　　张德彝此时正在崇厚身边充当翻译，因此得目击“巴黎公社”的全过程——当大清使团在马赛上岸后，他奉命乘火车先行去巴黎租旅馆。他是正月二十七日进入巴黎城的，此时巴黎已人心惶惶，旅馆都已歇业，其中不少“乱党”藏匿其间。第二天，也就是西历的三月十八日，巴黎街头终于响起了“乱民”的枪声——巴黎公社终于诞生了。张德彝随崇厚在巴黎住了十几天，想“谢罪”却找不到“受主”，加之巴黎被普鲁士军包围，物资匮乏，鸡鸭肉鱼全无。他们于是去了凡尔赛，那里有法国临时政府，他们的首脑梯也尔和法夫尔可接受“谢罪使”的国书…… 　　回想起那一段日子，张德彝仍激动不已，在渡轮上，他滔滔不绝地向正使谈起往事，说起他在巴黎亲眼目睹“乱民”的街垒战，“乱民”组织的“红头军”如何英勇抗击普鲁士和梯也尔的联军，“红头军”的女兵如何勇敢地和男兵一道杀敌，最后“乱民”虽被镇压，许多人遭惨杀但他们顽强不屈的身影，至今仍留在张德彝这个对共产主义毫无知识的东方人的记忆中。 　　想不到7年后，也是早春二月，他们又一次来到巴黎。屈指算来，前后相距7年，巴黎街头那兵燹之气已一扫而空，此刻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是宽敞的街道、繁华的市肆，虽没有伦敦那高达12层的高楼，但房屋比伦敦更整齐划一。 　　使馆租在罗马大街27号。这是一幢路易时代的豪宅，有四层，比伦敦的使馆面积略小，但装饰的豪华与舒适一点也不逊于伦敦使馆。 　　黎庶昌已从柏林来到了巴黎，他和马建忠一道在码头上迎接郭嵩焘一行。数月不见，黎庶昌非常亲热，郭嵩焘到达使馆后刚安顿好，他便和马建忠一道来到了郭嵩焘房中，见面便恭贺他得子与履新。 　　“老师，恭喜恭喜，恭喜你双喜临门。”黎庶昌进门，连连拱手称贺。 　　马建忠也说：“当今世界，英法都属一等强国，筠公得兼使两强，足见朝廷器重。” 　　“不行不行。”一想到朝廷不分青红皂白的作法，郭嵩焘不由心灰意冷，乃连连摇头说：“乞浆得酒，原非本意。我哪怕像苏秦一样佩六国相印，只要广东生在，我便羞与同列。” 　　“广东生”自然指的是刘锡鸿，黎庶昌已从姚若望口中得知上谕告诫及郭嵩焘再次对刘锡鸿提起弹劾的事，心想，看来郭嵩焘已下定决心，要与刘锡鸿纠缠到底、不两败俱伤是不会罢休了，觉得实在不值，忍不住又劝道： 　　“已不在一处共事，有什么同列不同列的？得饶人处且饶人呵。” 　　郭嵩焘眼一瞪说：“纯斋，你就是喜欢打和牌、和稀泥。岂不知薰莸不同器、忠奸不并存？我知道你对我好，可在这事上却不如刘和伯。” 　　一听郭嵩焘在夸奖刘孚翊，黎庶昌不由哑然失笑——刘孚翊到柏林不久，即被刘锡鸿保荐为商务参赞，虽然国内尚未批复下来，但刘孚翊已对刘锡鸿佩服得五体投地且感激涕零了，于是天天咒骂郭嵩焘无耻，可郭嵩焘却茫然不知，反认恶人是好人，这真是被人卖了还在帮人数银子。 　　黎庶昌开始还有些犹豫，眼下终于忍不住了，乃从靴统子里抽出一张纸交与郭嵩焘说：“筠公，刘和伯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你看看这个便明白了。” 　　郭嵩焘不知黎庶昌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乃疑疑惑惑地接过来，展开一看，上面抄的是刘锡鸿弹劾他的十款大罪，他的心跳立刻加速了——原先的猜测是对的，刘锡鸿最先指责他的三条大罪果然列在这十款中，只是没有摆在首位，摆在第一的大罪是说他私下非议朝政，指责朝廷不修政务，固步自封，长此以往，将会步印度、波兰后尘，为英俄所吞并；第二大罪则说郭嵩焘始终以未能杀云贵总督岑毓英为恨事；接下来又说他与威妥玛勾结，常在一起密语；才读完三条，郭嵩焘已心惊肉跳，待一口气读完这份奏稿，不由冷汗淋漓，人都几乎要虚脱了。 　　“哼，这个小人！”郭嵩焘终于骂出声来。 　　黎庶昌至此也不由叹了一口冷气——刘孚翊是个小人，难道还要待到今天才看出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