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夷入于中国而中国之

  像历代中原统治者一样,明朝皇帝对周边民族采取了怀柔政策。

  明初从洪武到建文、永乐年间,北元由于明朝的打击和内部的纷争,势力逐渐衰弱,并且分裂为三个大的部分,即西部的瓦剌、中部的鞑靼和东部的兀良哈,但明朝人又将所有蒙古人习称为鞑靼。

  如何对待鞑靼和瓦剌的归附者,是明朝政府怀柔抚绥政策的重要内容。

  朱元璋在夺取全国政权的过程中,一方面称言 “北逐群虏,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 ,以民族革命相号召;另一方面,却又承认元朝正统,称蒙古人做皇帝是“帝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 。“元虽夷狄,然君主中国且将百年,朕与卿等父母皆赖其生养” 。并说“朕取天下于群雄之手,不在元氏之手” 。这显然是为了讨好元朝君臣,争取他们不战而降。他明确指出,如果元君能敬顺天道来归降的话,“朕当效古先王之礼,俾作宾我朝。其旧从元君仓卒逃避者,审识天命倾心来归,不分等类,验才委任。其宗伯王驸马部落臣民能率职来朝,朕当给换信印,还其旧职,仍居所部之地,民复旧业,羊马孳畜从便牧养”。“朕既为天下主,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字如一”。 “残元领兵头目”,“有能率众来归,一体量材擢用”。“朔方百姓及蒙古色目诸人”,“自归附之后,各安生理,趁时耕作,所有羊马孳畜从便牧养,有司常加存恤” 。他还批评元朝的民族歧视政策,说:“元朝出于沙漠,惟任一己之私,不明先王之道。所在官司辄以蒙古人色目人为之长,但欲私其族类,羁縻其民而已,非公天下爱民图治之心也……勿徇其弊也。” 又言:“州郡官吏不得其人,懦者不立,流于纵弛,强者急遽,发为暴横,又皆以胡为之长,不惟尸位而已,实为奸吏愚弄假威窃权,以生乱阶。” 在强大的和平攻势面前,北元官员将领纷纷归附明朝。朱元璋践守前约,量材录用,厚给官职爵禄。如洪武六年三月癸卯朔,“侍御史商暠招集王保保河南旧将士,得元参政副枢等五百八十余人,军士一千六百六十余人至京师,简其壮勇者为驾前先锋” 。洪武八年三月壬戌,以故元国公卜颜帖木儿为察罕脑儿卫指挥佥事,其镇抚千户、百户五十七人,俱以元平章知院等官为之 。

  朱棣继承了朱元璋这一政策,标榜任人唯贤,“不分华夷”,对于降附者的优礼厚遇,视洪武时期往往有加。

  永乐十年十一月癸卯,洮州卫所镇抚陈恭上言:“侍卫防禁宜严,外夷异类之人,不宜寘左右。玄宗几丧唐室,徽钦几绝宋祚,夷狄之患,可为明鉴。”上览毕以示群臣曰:“所言禁卫宜严甚是,但天生之才何地无之?为君用人但当明其贤否,何必分别彼此?其人果贤则任之,非贤,虽至亲亦不可用。汉武帝用金日■,唐太宗用阿史那社尔,盖知其人之贤也,若玄宗宠任安禄山,致播迁之祸,政是不明知人。宋徽宗自是宠任小人,荒纵无度,以致夷狄之祸。岂因用夷狄之人致败?春秋之法,夷而入于中国则中国之。朕为天下主,覆载之内,但有贤才,用之不弃。近世胡元分别彼此,柄用蒙古鞑靼,而外汉人、南人,以至灭亡,岂非明鉴!”

  这一段话议论得十分透彻,全面地表述了朱棣对鞑靼、瓦剌归附者的政策。在这里不仅显示了朱棣的恢宏度量,而且表明这项政策的提出是总结了历史经验,经过深思熟虑的。他把元朝“柄用蒙古鞑靼,而外汉人、南人”视为其灭亡的直接原因,在这一点上超过了朱元璋,是很有见识的。

  同洪武时期一样,朱棣对漠南北归附者,“官其长为都督、都指挥、指挥、千百户、镇抚等官,赐以敕书印记,设都司卫所” 。这就是所谓“羁縻卫所”。对于腹里的归附者,或是归附后迁入内地者,或授以官职,或给以爵禄,或令充军伍,这就是所谓“鞑官”和“鞑军”。永乐时期,鞑官和鞑军的数字空前地扩大了。

  朱棣与鞑靼人 的关系,渊源甚深。早在为燕王时,他的军队中就有很多“鞑卒”。建文帝曾指责朱棣私纳智谋壮勇之士图谋不轨。朱棣辩解说:“盖臣府中有鞑军百余人,悉是洪武间归附。朝廷处于北平,皇考命于护卫岁给衣粮,以备御虏防边之用。” 其实,燕府中的鞑军当不止百人。“靖难之役”中,朱棣还与蒙古私相往还。建文二年二月,“鞑靼可汗坤帖木儿,瓦剌王猛哥帖木儿款北平……鞑靼国公赵脱列干,司徒刘哈利帖木儿等自沙漠率众至北平助,燕王大加赏赍” 。建文三年十一月,“北虏通燕,寇铁岭卫,杀百户彭城” 。这些鞑靼将士英勇善战,在战斗中“胡骑军官最近左右” ,“每简其精锐使从征伐,得其死力” 。朱棣夺取皇权,得鞑靼将士之力甚多。

  夷入于中国而中国之

  朱棣即位之后,出于政治需要,更加强了对鞑靼人的笼络。对归附者,除根据原有地位授予官爵,赐予布钞袭衣外,有时还给予牛羊孳畜。如:永乐三年六月乙丑朔,朱棣命令甘肃总兵官左都督宋晟说:“前归附鞑官阿卜都罕等八人,鞑民十九人,令尔给予畜产,官牛十,羊五十,民牛六,羊二十。” 在普遍给赏时,对鞑靼人的赐予要比汉人多。永乐九年十二月庚戌,礼部尚书吕震言:“京卫官军俱锡棉花棉布为冬衣,各卫寄居鞑靼官军宜准此例赐之。”朱棣说:“待远人当厚,命赐都督、都指挥、指挥,皆织金■丝衣,千百户卫所镇抚■丝绫衣,舍人头目■绢衣,旗军人等胖袄袴鞋。” 但是,大部分鞑官在平时没有实际工作,只是在战时让他们从征。比如,永乐元年十月,朱棣对兵部尚书刘俊说:“武臣中有鞑靼人,多不识字,难委以政,故只令食禄,遇有警急,则用以征伐” 。又如永乐三年九月丁酉,“陛陕西都指挥赵忠脱列干为后军都督佥事。脱列干食禄不视事”。己亥,“陛散骑舍人朱秃儿为锦衣卫指挥佥事,赐金带,食禄不视事” 。由于鞑官的待遇优厚,而又悠游无事,因而有的汉人反“冒鞑靼名以避政事”,致使皇帝不得不下令兵部“晓谕其改政,不改政者罪之” 。对于边外归附的鞑宫,为了便于控制,明廷鼓励他们进入内地居住,或居住京师。永乐七年九月壬申,“鞑靼虎力罕等率家属来归,奏愿居京师,赐钞币衣服,布绢鞍马牛羊米薪居第,及日用什器皆给之。自是有来归愿居京师者,赐■准此例。若元之故官,则第高下授之职,食其禄而不任事” 。永乐十年二月乙丑,朱棣命令甘肃总兵官宋琥说:“其诸虏及新附者,尔与丰城侯李彬熟计之,悉送京师,预法提备,毋致■窜。” 除归附的鞑军外,也有垛集鞑靼百姓为军的情况。永乐三年六月乙丑朔,宁夏总兵官左都督何福奏:“灵州鞑靼宜垛集为兵,以足边备。”朱棣命之“斟酌人情,可行则行”。

  吴允诚和金忠是鞑官中的突出例子。

  吴允诚原名把都帖木儿。是鞑靼平章,于永乐三年七月自塔滩率部属五千余人、驼马三万余匹诣甘肃归附。总兵官左都督宋晟留其家属于甘肃,遣人送到京师。为了表示对归附少数民族人员的宠异,朱棣往往要赐以姓名 。朱棣赐把都帖木儿名吴允诚,授右军都督佥事,赐赉甚厚,令其仍率部属居凉州,谕兵部榜谕缘边将士毋有侵扰,并给牛羊孳牧。都督牛二十,羊一百五十;都指挥牛十四,羊七十;指挥牛十二,羊六十;千百户卫所镇抚牛十,羊五十;其随来军民每户牛六羊二十,家属给衣鞋布钞有差。朱棣命宋晟加意抚绥,俟吴允诚等居住既定,选其中壮勇或二百三百五百,参以官军三倍,于塞外巡逻,侦察。“非但耀威,亦以招徕来附者” 。朱棣厚待吴允诚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吴允诚受朝廷厚恩,因而对明朝颇为忠诚。永乐六年二月,吴允诚领军队从征卜哈思之地,以“捕虏”功升右都督。九年四月升左都督,与中官王安追“叛虏”火脱赤至把力河,获“虏”人口马驼牛羊而回。十年正月封恭顺伯。十二年从征沙漠 。永乐八年吴允诚从征沙漠,其时,凉州鞑官千户虎保等叛,并协允诚所部同叛。允诚妻与其子管者及所部都指挥保住卜颜不花等不从,遂率众擒获叛者。朱棣赐敕褒奖说:“以妇人而秉丈夫之节,忠以报国,智以脱患。”陛其子管者,并厚赍赏之 。永乐十五年吴允诚卒。其子孙亦多有功,封侯伯,赐美谥 。吴允诚归附之后“降附者益众”,“边境日安,由允诚始” 。永乐七年七月乙未,鞑靼丞相咎卜王亦儿忽秃典住哥及平章都连脱儿赤及司徒、国公、同佥等“各率所部来归”,其众“三万”,“牛羊驼马十余万” 。这说明朱棣对鞑靼的抚绥政策很成功。

  金忠,原名也先土干,因在漠北受忌于阿鲁台,于永乐二十一年朱棣北征途中归附。朱棣说:“鸟兽穷则依人,黠虏亦然。彼既来归,我须之以恩。”“宜厚意抚绥其家及部属。其资财孳畜一毫勿有侵损,庶不孤远人来归之心。”又对也先土干说:“尔以诚心归朕,朕以诚心待尔。君臣相与,同享太平之福于悠久。”然而,当时也先土干的归附,并非尽为“慕义”,不过是想借用明朝的力量对阿鲁台进行报复。朱棣北征不见敌人踪迹,得也先土干如获至宝,大加宠异,超乎常格。他对也先土干说:“华夷本一家。朕奉天命为天子,天之所覆,地之所载,皆吾赤子,岂有彼此?”于是,赐也先土干名金忠,封忠勇王,与铁券金印,玉带绮衣金币,时时侍从。赐宴时,坐于侯之下,伯之上。“御前珍羞悉辍以赐之”。行军时“上乘马,金忠一骑后随”。金忠部下的官属,都被授为都指挥、指挥、千百户镇抚。在朱棣的感召下,也先土干等皆叩头呼“万岁”,且曰:“大明皇帝真吾主也。”

  优待鞑官,甚至对其归而复叛亦不甚罪之。如永乐八年十一月,凉州鞑官千户虎保亦令真巴等叛,朱棣“以其惑于流言,非其本心,挈家远遁,遣指挥哈剌那海等赍敕往宥其罪,使皆复业。在感召之下,虎保亦令真巴等率妻子万二千余来归罪,“上悉赦之” 。九年九月,甘肃“土鞑”官军叛而复归。朱棣说:“土鞑官军比因人言鼓惑,惊惧逃叛,盖非得已。今既复回,罪亦可恕,亦善加抚绥。待之如前。” 可以说是来去自由,至为宽大了。

  但是,由于鞑靼、瓦剌对中原时有侵扰,明廷也对鞑靼、瓦剌时有征伐,因此,作为封建统治者,不管朱元璋还是朱棣,对其归附者不得不有所戒备。

  朱元璋说:“吾虑其难处,或昼遇敌,或夜遇盗,将变生不测,非我之利。盖此辈初绌于势力,未必尽得其心,不如遣之使来,处我宦属之间,日相亲近,然后用之,方可无患。”

  永乐二年冬十月庚午,朱棣对镇守大同江阴侯吴高说:“鞑靼率多来归者,虑有诈谋。古云受降如受敌。其悉调山西都司、行都司,并太原三护卫骑士赴大同操备。” 永乐三年八月癸未,敕甘肃总兵官左都督宋晟曰:“比闻鞑官伯克帖木儿率众来归,可遣人慰抚,导之入境,然须密察其意。若有诈谋,易为制驭。语云,受降如受敌,不可不慎。” 永乐十年五月己丑,敕镇守兴和都指挥王唤等曰:“今指挥岳山自虏中还言,鞑贼有为阿鲁台划计者,欲缘边副掠,宜谨守城池。或有以进马以归附来者,须详查其实,勿遽纳之。”

  对于鞑官则不授以重权。丘浚说:“仰惟我祖宗朝,凡诸归正而建功者,往往赐之以封爵,膺之以显任。惟于五府诸卫之长诸边总戍之任,则有此限制,而不得以专。盖有合于唐人不用番将为正将之意。夫于任用之中,而寓制驭之意。” 王世贞说:“祖宗时番将有功,虽累封至侯伯,不得五府都司卫所印及总兵镇守,或入奉朝请,或于各镇住牧。惟有征行,则遴所部精骑以从,或别将则副大帅耳。” 朱棣对鞑靼、瓦剌人的优厚礼遇,是建立在他们承认明朝的宗主权、臣服于明皇朝这一基础之上的。既然这样,他们受到的待遇,就不可能完全与汉人平等。

  一些大臣也担心在辇毂近甸安置大批的鞑靼人会带来不安定因素,要求朝廷给予限制。自洪武时期起,为了消除元朝的影响。促进蒙古族人和汉人的同化,明朝采取了一系列强制性措施,以使蒙古人忘掉自己的民族传统,做明朝驯服的臣民。洪武元年禁胡语胡姓 ;洪武四年禁胡礼 ;洪武五年再申民间妇女服饰之制 ;同年,又令蒙古色目人不许与本类嫁娶,违者治罪 。朱棣即位后,继承了这一政策。无疑这种强制性的同化措施,是包含着对蒙古等少数民族的歧视的。这与前述的对鞑官的不尽信任,是不利于对他们的怀柔和争取的。致使有的鞑官与明朝貌合神离,“犷悍如故” ,一遇变故“甚至乃有为虏乡导者” ,“有因事欲北徙者” 。

  然而总的说,朱棣对鞑靼、瓦剌的怀柔政策是成功的,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不论是边外羁縻卫所的首领军士,还是腹里的鞑官鞑军,大都忠于明朝,并为之效力。他们对明朝授予的封号官爵十分重视,把它看作是极高的荣誉和统辖本部属的依据。他们将朝廷颁发的玺印诰命辗转相传,世世宝之。直到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蒙古土尔扈特部挣脱俄国的羁绊重归祖国时,仍保有“伊祖所受明永乐八年汉篆敕封玉印一颗”,并将其献给清政府。 永乐时期北部边境的大体安静,这种怀柔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然,大批的鞑靼人入居内地也带来一些新的问题,如给鞑官的俸禄过高,以致供鞑官一人之禄可瞻京官十七员半 。因而正统时有“以有限之粮,而资无限之费,欲百姓富庶,而仓廪充实,未之有也” 的感叹。但这与制驭鞑靼、瓦剌的大略宏图相比,毕竟是次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