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贝尔们走了以后，那条蓝旗国的外洋大船，也姗姗地来到了黄埔。雍正年间的古黄埔港，位于现在广州市海珠区黄埔村一带，在珠江的南岸。那个地方，根据番禺的地方志——《番禺县志》记载，明代的时候，便称为黄圃；雍正十年，是否已经称为黄埔，不得而知；好在黄埔和黄圃发音相同，外国的贸易者，把这个重要的地方，或者称为Vampo，或者Wampo，甚至是Whampoa，不一而足。
雍正年间，古黄埔港水域条件良好，一是平均水深达十七英尺，超过五米多深；二是河床下面的泥沙，特别适合于抛锚。如此良好的水域条件，离广州城又有一段相当的安全距离，因此外洋船向来准许停泊于黄埔。粤海关衙门，也在黄埔建造了一个关口，专司征税。湿淋淋的蓝旗国大班们，找到海关衙门，并且在那里喝了热茶，自然便是设在黄埔的海关关口，这也是粤海关监督衙门直属的正税口之一，称为黄埔口。
古代的黄埔港，周围的风景很好，岸边经常能望见金黄的稻田。往前不远，古黄埔港有个游离于陆地的小岛，因为形如琵琶，所以称为琵琶岛。琵琶岛上面，建了一座高塔，称为琶洲塔，据说是建于明朝万历年间。迷信的说法，琶洲塔一带的珠江水面，常常有金鳌出没，光芒四射，所以琶洲塔也称金鳌塔，既镇妖孽，也是为行船导航的明显标志。对于欧洲人来说，首次到中国，看见这样的高塔，自然觉得十分稀罕和有趣，所以欧洲人但凡记录广州风物，必定提到这座美丽的高塔。有绘画才能的军官水手，也必定将这座琶洲塔，描绘下来。风景虽然很好，但是官府曾经有过明文规定，外洋船到黄埔，只能留在船上，不能自由下岸行走。想来黄埔这个地方，最早的时候，也是比较荒凉的。外洋船一来，海关衙门一造，渐渐地便有许多靠外洋船谋生的人，特别是买办和通译等人，迁住于此。荒凉的时候，洋人下船走走，大概也不成问题。但是一热闹起来，便有事情滋生出来，中外之大防，多少有点不牢靠。
雍正二年，上谕命两广总督孔毓珣，调查耶稣会士在内地传教，以及外洋船上的外国人和中国居民混杂的情况。孔毓珣彻查之下，发现洋人们在黄埔和当地民众打成了一片，显然是关系良好。为了让雍正皇帝大大地放心，孔毓珣发布命令，规定外洋船上的一应人等，在黄埔期间，一律留在船上，不得下船。另派军队守卫于船边，以防本地人上船。
禁令发表后，奏折递到雍正皇帝手中，雍正皇帝又有点担心起来了：如此一来，似乎对外洋来人，过于苛刻，毫无天朝大国的大度可言。何况皇帝本人，向来对洋人没有任何敌意。孔毓珣这个马屁，并没有拍得龙心大悦。他是否按照雍正的意思，略加放宽控制，也不得而知。反正从雍正二年起，理论上讲，外洋船上的洋人，是不许下船的。
第二年，这位总督大人再次给雍正皇帝写了奏折，说明当年共有三条英国船、一条法国船和四条港脚船港脚船称为Country Ships，虽然也是欧洲船，但是在印度注册，不拥有欧洲船那样的垄断贸易特许状，因此也没有明显的国别。到黄埔停泊；奏请派一支专门的军队，看守锚地，以严防普通的中国人上船。黄埔对于洋人的规矩，自此确立，有清一代，基本沿用。当然，从当时洋人的记录来看，规矩是理论上的，具体操作，则要宽松得多。
外洋大船在黄埔，不能靠岸停靠，而是在江中抛锚。一条大船购买的货物，至少有几百吨之多，货物如何入舱，对于当年这些靠风帆作为动力的木船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为了行驶的稳便，必定要将重的货物，比如生锌和瓷器放置于底舱，而将轻的货物，比如丝绸放在最上面。所以外洋船不能买了什么货物便立即进舱，必须于岸边建立一个仓库，待货物买得基本齐整，才能分门别类地入舱。
这一情况，总督大人孔毓珣是否清楚，不得而知。如果他清楚这一情况，却给皇上写奏折说，外洋船上的一干人等一律不许下船，多少有点欺君之罪。当然这种欺君，无非是让皇上放心，并且开心。当官当到广东总督这个份上，哄皇上开心，自然是拿手好戏。所以孔毓珣不管实际情况如何，给皇上写报告，却是写得斩钉截铁：一干人等，一律不得下船。
严防中国民众上船，肯定是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从实际情况看来，不让洋人们下船，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除了皇上以外，大家都知道，洋人必定要下船，在岸上建造一个仓库，用于存放进舱之前的货物。既然是仓库，所以船上总是要派一些军官或者水手，看守仓库。生病之人，不适宜住在船上的，一般也都允许住到陆地上的这个仓库里来。
有趣的是，也许正因为总督大人向皇上撒了个谎，所以使得这些岸上仓库，一律不得建造永久性的建筑。每年夏秋，外洋船来，便开始建造，至秋冬之际，外洋船满载货物归国，又必须拆除。“1790年，英国公司的一位大班向海关监督申请建立永久性的岸上仓库，结果海关监督衙门予以拒绝。”如此年复一年地拆了建，建了拆，不亦乐乎。其实这种仓库，因为存放的货物很多，要求的面积也很大，如果建成永久性建筑，每个贸易季度出租给外洋船，自然要经济得多。但是也许正是因为总督大人的小谎言，因此变成了一个必须瞒过皇上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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