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旗国的外洋船在黄埔抛锚以后，也和其他的外洋船一样，第一要紧的事情，便是要找一个供应商，一是负责造这样的一个仓库，二是要采买大量的食品，既供应船上的船员，又要为返航作准备。这种供应商，也不是随随便便任何人都可以充
当的：他们是一些特殊的商人，当地人称之为买办，洋人则一律称为Comprador，这个词汇在葡萄牙语或者西班牙语当中，就是采买的意思。当买办，大概算不上是非常上台面的事情，因此要当买办，倒是不需要向海关监督衙门申请许可。但是想要当买办，必须要有一个通译，也就是领有海关监督衙门执照的专业翻译，“具结”担保。具结担保的意思，就是让一个已经在衙门登记在案的通译，写张愿意为之担保的保证书，这样出了事情，一体承担责任。
找了愿意具结担保的通译，到海关监督衙门的书办那里办过担保手续，买办的业务才能开张。在黄埔的买办，主要业务有两种，一是帮外洋船上的洋人造岸上仓库，二是给大船上的洋人，供应日常的食品，至外洋船离港之前，还得准备大量的返航食物。他们通常被称为“黄埔买办”。“黄埔买办”和在广州给夷馆供应食物，并且负责把货物从夷馆驳运到黄埔的夷馆买办，是不同的。瑞典学者歇尔博格在其著作中，明确地把“黄埔买办”和“夷馆买办”给区分开了。但是买办真正要接到业务，却多少要给衙门里的老爷们一些好处，尤其是海关监督的家人、书办和胥役；同时为了接到业务，也要和行商与通译们打成一片。后者和洋人接触最多，故此能够给买办介绍业务。手下则要有一帮人，通称苦力（Coolies），能够迅速地建造仓库，并且帮助洋人把货物进舱。
为瑞典公司的这条外洋船充当买办的，是坎贝尔到了广州以后，通过广州的行商找到的。坎贝尔和他谈妥的主要生意，就是让这位黄埔买办，在瑞典船停泊的岸边，先建造一座岸上仓库。双方谈妥的价格是九十两银子，大概是包工包料，一揽子的工程。照坎贝尔的话说，这比其他外洋船建造同样的一座岸上仓库，要便宜得多。
前来广州贸易的洋人，通常把这种仓库称为Bankshall，意思是“岸上的大厅”。岸上的大厅也好，仓库也好，总之是个简易的大棚子：大致的尺寸，长是三十五米半到四十一米半，宽是十米半至十二米半，面积有四五百平方。偌大的一个仓库，建造的材料，则全部是毛竹和草席。一般说来，这么大的面积当中，也隔出两个小的空间：一间用于守卫的住房，另一间，则是守卫队长的办公室兼卧室。
想来如此简易的大棚子，建造并不复杂，时间也不需要很长，何况外洋船急等着要用。那外洋船，万里迢迢，从欧洲远道而来，一路上也不知经历了多少艰险和风浪。到了目的地以后，自然要进行全面的整修。整修伊始，先要把船上的来货、压舱铁、船帆，甚至枪炮，都要卸下来，放在这岸上仓库里。如果船上有患病的船员，这个时候也会让他们住到岸上，一是岸上生活毕竟对健康有利，二是可以把他们隔离起来，免得传染给其他的船员。
雍正十年，外洋船上的枪炮是不用卸除的。有趣的是，和洋人不许下船的事情一样，船上是否需要卸下枪炮，也变成了一种哄皇上的游戏。是年两广总督鄂弥达在奏折上称，他如何命外洋之船，到港后即卸下大炮；如何禁止外洋之人，把火器带入广州，云云。在皇上面前大大地表功。
事情过了四年，到乾隆元年，刚继位的乾隆皇帝问起这件事情来，说是外洋船到港，一向是把枪炮卸下，这个办法好，应该继续实施下去。
皇上一开始较真，当大官的只好实话实说。乾隆元年还在两广总督任上的鄂弥达，这时候想方设法要自圆其说，承认卸下大炮的事情从来没有实施过。理由有两点：一是彼时珠江水面颇多海贼，外洋船需要枪炮，以震慑海贼；二是很多船上，大炮根本是固定在船上的，不能卸下。这第二点理由，多少又有点糊弄皇上。那个时候的大炮，基本都是可以卸下的，比如瑞典船上的大炮，就可以轻易卸下。
这次蓝旗国的外洋船，带来的货物，只是一些呢绒布，而且数量不大。这且不说，长时间的航行，船身多少有点损坏，船帆也需要修补。这些事情，都要在到黄埔以后，抓紧时间完成，因为购买的货物，很快就会源源不断地从广州运到。黄埔村那个地方，曾经有专门帮助“修整鬼船”的木匠铺和漆匠铺。见《世界目光两度驻停琶洲岛》，刊于《羊城晚报》2004年4月29日。但是雍正十年的时候是否已经有了这种服务，不得而知。想来早期的修船补帆的活，还是船上的瑞典海员自己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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