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称：《永乐大典》
创作年代：1403—1408年
类别：百科全书，是以辞典形式编排的大型工具书。它搜集、整理人类积累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科专门术语、重要名词（人名、物名、地名、事作名称等），分列条目，加以详细的叙述和说明，百科全书不论在内容上还是在规模上都超过其他类型的参考工具书。一部好的百科全书有较权威的学术地位，能全面、客观地反映学科的最新动态及科研成果。
流失时间：1860－1900年
收藏地：大英博物馆、英国图书馆、剑桥大学图书馆、牛津大学图书馆、伦敦大学东方语言学校等地。
流失原因：鸦片战争时期被英法联军抢夺，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后被焚毁，所剩部分遭到各国列强的瓜分。
编纂过程
《永乐大典》是我国古代编纂的一部大型百科类书，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1403年朱元璋第四子朱棣借“靖难”之名，赶走建文帝，夺取政权，年号“永乐”。为了消除朝野的不平之议，炫耀文治，效仿盛世修书的前朝旧例，准备修纂一部大型百科类书。明成祖朱棣召见翰林学士解缙、姚广孝、王景、邹辑等人，要求收揽天下古今各类书籍编纂成册。经解缙等147人一年多的努力，永乐二年（1404年）十一月编成上呈，朱棣命名《文献大成》。
朱棣翻检后，认为还没有把所看到的书都写进去，记载也显得简略，很不满意。于永乐三年（1405）命七十岁高龄的太子少师姚广孝等人重新修纂，并召集满朝文士、四方宿学鸿儒、僧道名医和擅书能画的人才共三千余人，分任编辑、校订、审核、抄录、绘图等诸项工作，在南京文渊阁开馆修书。历时三年，于永乐五年（1407年）十一月编写完成。
编纂完成后，明成祖龙颜大悦，将这部亘古未有的皇室巨著赐名为《永乐大典》，并撰写序文，称赞此书为“总历代之典”。随后，他又从全国征集一大批善书之人，开始清抄纂录，于1408年冬，全书大功告成。永乐十九年北京紫禁城建成，朱棣迁都北京，《永乐大典》随之运到了北京，作为皇家藏书，秘不示人，长期贮藏于宫城内的文楼（即文昭阁）。此后，《永乐大典》深锁禁宫百余年，少人问津。
据《明实录》载，直到弘治时期（1505年—1522年），明孝宗朱樘才有查阅的记录，他曾命人将书中所搜辑的药物、禁方抄出给御医药房，而且亲自书写书中的一些金匮秘方赐给太医院应用。明世宗嘉靖皇帝继承皇位后，为在大礼义中取胜，曾多次翻阅古礼义之书，以作为自己“继统”的依据。嘉靖皇帝对《永乐大典》颇为喜爱，他常把它放在案头，随时浏览。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四月，皇宫发生大火，午门、奉天门及三殿火势连绵，文楼离三殿比较近，情势危急。对《永乐大典》钟爱颇深的嘉靖皇帝一夜下了三四道命令，令左右登上文楼督促抢救，焦急失态，足见《永乐大典》在他心中的分量。幸亏抢运及时，《永乐大典》逃过这场浩劫。心有余悸的嘉靖皇帝萌生了将《永乐大典》再抄一部副本另外保存的念头。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秋，嘉靖面谕大学士徐阶，命高拱、张居正等人着手重录工作。为此，国子监特招收儒生109人专司重录工作。此次重录有严格的管理制度，誊写人员每天早入晚出，登记领取《永乐大典》，每册注明重录总校官、分校官、写书官等衔名，严禁私自带出雇人抄写。每天三页，不得挖补涂改。
历时六年，至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四月，副本抄录完毕。重录的《永乐大典》称为嘉靖副本，它的格式、装帧与原本一般无二，令人叹为观止。《永乐大典》重录之后，有关正本归贮的记载寥寥无几，从此正本失去所在，踪影全无，以至引起后人对此做出了种种猜测，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桩扑朔迷离的悬案。
曲折经历
康熙年间的一天，徐乾学、高士奇等官员推开了北京南池子大街的皇史大门。这是一座古老的皇家档案馆，始建于嘉靖十三年（1534年），整个建筑用石头雕砌而成，防火防潮，能很好的保存各种皇家档案。让人意外的是，《永乐大典》嘉靖副本安静地躺在这些皇家档案中，这是自明朝之后《永乐大典》首次重现于世。但是此时的《永乐大典》已经残缺不全了，更令人痛心的是，这部无与伦比的世界瑰宝随着清王朝的没落而起伏变化，饱经劫难与摧残。
清朝雍正年间，《永乐大典》移放到天安门以南的翰林院敬一亭。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馆修篡《四库全书》时，准备从《永乐大典》中借用一部分，清查发现《永乐大典》已缺失2422卷，1000余册。乾隆皇帝怀疑康熙年间修书时，总裁徐乾学、王鸿绪、高士奇等人私自携带回家，便下令两江总督高晋、浙江巡抚三宝到两家查访。遗憾的是经过多方查找，一本也没有找到。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曾经发生一起《永乐大典》失而复得的案件。《四库全书》修撰官黄寿龄私自携带6册《永乐大典》回家阅览，途中腹泻下车，包裹被小偷窃走。乾隆听说后非常愤怒，下令严缉盗贼。因为追查急迫，盗贼无法脱手，一个月后又把6册《永乐大典》放在御河桥边。黄寿龄自然也就受到了处分，被罚了三年的俸禄。
《四库全书》修篡完毕之后，清政府对《永乐大典》的保管也大大不如以前。嘉庆、道光年间修《全唐文》和《大清统一志》时，被翰林院官员又偷盗出100余册。道光以后，《永乐大典》被束之高阁，蛛网尘封，无人问津，更引发一些翰林院官员偷盗之心，这一时间的丢失速度惊人。
《永乐大典》是其他书本的两倍大小，偷起来不是很容易。据清人缪荃孙记载：翰林院的一些官员偷书伎俩极为巧妙，他们一般选择在冬天进行偷窃。官员早上进翰林院时，随身携带一件棉袍，把它叠成形状如两本《永乐大典》大小的样子装在包袱里。当夜晚降临的时候，他们将《永乐大典》放在包袱里，却把原本在包袱里的棉袍穿在身上，看守人员见到早上曾带包袱而来，晚上带包袱而去，也就不起疑心了。
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侵占北京，翰林院遭到破坏和抢劫，英军把抢掠的《永乐大典》作为战利品运回本国，一些利欲熏心的官吏偷盗《永乐大典》，以1十两银子一册的价格售给各领事馆的洋人，此时丢失的《永乐大典》不计其数。光绪元年（1875年）清理翰林院藏书时，发现《永乐大典》仅存5000余册。光绪二十年（1894年），仅仅剩下800余册。有史料记载，光绪年间一位翰林侍读文廷式，一人就盗走100多本《永乐大典》。文廷式死后，这些书又被其后人出售，卖给洋人或者古董商。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坐落在东交民巷的翰林院成为战场，藏在翰林院的《永乐大典》也难逃劫难，侵略者对《永乐大典》肆意抢掠，有的被侵略者用来垫马槽，有的被放火一烧了之。幸存的一部分有的被侵略者作为战利品劫掠而走，有的被国内一些懂得此书价值的翻捡拾走。毗邻翰林院的英国使馆中有个叫翟理斯的官员，在余烬未熄的翰林院里寻觅，拾得一些残本，他特意把其中卷13345这一册作为战利品收藏（如今藏在大不列颠博物馆）。
经过这次浩劫，《永乐大典》副本损失殆尽，流失海外的残书，经数十年反复搜寻，目前，全部加起来也仅有300多册、约800余卷，也就是不到原书的4%，其他的96％不知下落。《永乐大典》惨遭浩劫，令人心痛。清朝末年的改良派诗人、著名外交官黄遵宪出使英法时，友人赠诗中就有“愿君勤搜访，寄我采遗目”的句子，对他到域外搜求《永乐大典》回国寄以厚望。
重聚过程
宣统元年（1909年）筹建京师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时，《永乐大典》从乾隆年间的万余册流失到只剩下64册。这一部分被同治十三年（1874）状元、清末大臣陆润痒运回府中。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周树人（鲁迅）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图书馆、博物馆等部门的工作。在他的建议和努力下，教育部咨请国务院，将翰林院所存《永乐大典》残本送归教育部，交由京师图书馆储藏，获国务院批准。教育部当即派员前往陆润痒处，将64册《永乐大典》运至教育部。除4册置于教育部图书室展览外，另60册送往京师图书馆，这是国家图书馆入藏的第一批《永乐大典》。
京师图书馆在细心整理，妥善保护这60册《永乐大典》的基础上，四处征集，广为搜罗其他遗散的《永乐大典》。中国著名学者叶恭绰在1920年曾从伦敦古玩肆中发现并购回了一卷散失在外的《永乐大典》。经过各方人士的共同努力，到1934年，馆藏《永乐大典》已达93册。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多灾多难，《永乐大典》也随着国家的命运颠沛流离，饱受战争之苦。
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国宝便已牵动众人心。国难在即，政府下令将故宫第一批精品文物移送到南京。1933年5月，教育部电令北京图书馆（京师图书馆改名为北京图书馆）选送一部分古籍南迁，以防不测。接到电传后，北平图书馆立即将3000册（其中有经过精选的60册《永乐大典》）善本典籍运往上海，存放于公共租界仓库，并成立“国立北平图书馆上海办事处”负责管理。
上海沦陷以后，为了保证这批文物的安全，当时代理馆长袁同礼先生和上海办事处钱存训先生通过驻美国使馆与美国联系，决定将这批善本再做挑选之后运往美国寄存。1941年的上海海关已经被日军封锁，所有进出物品都要经过日军的检查和许可。国人要想将物品安全送出上海海关，困难重重。经过精心的布置安排，钱存训找到一位在海关工作的中国人做内应。送到海关后，这批箱子并不开启，而是由这位内应人员直接签字放行。这批善本就这样在战火中被运到美国，并且一去就是24年。1965年，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保存的这批善本安全转运台湾，60册《永乐大典》也在其中，目前存于台湾中央图书馆。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更加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多方全力搜求《永乐大典》。1951年，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把11册《永乐大典》赠还给中国政府。此后，我国许多公私藏书家慷慨解囊，将珍藏的《永乐大典》贡献国家。周叔先生率先将家藏的一册《永乐大典》无偿捐献给国家，在张元济先生的倡议下，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一致通过，将商务印书馆所属东方图书馆所藏的21册《永乐大典》赠送北图（国家图书馆前身）。
此后，北京大学也将4册《永乐大典》移送北图。广东文管会也移送3册。赵元方、徐伯郊等著名收藏家也把自己精心收藏的《永乐大典》拿了出来。《永乐大典》的捐献工作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在周总理出使印度参加了亚非会议以后，和许多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国际社会也给予我国《永乐大典》收集工作很大的支持。苏联先后三次归还《大典》共64册，1955年，德国把原收藏在莱比锡的3册《永乐大典》通过图书交换的方式送还我国。1960年，在我国国情非常衰落的情况下，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力排众议，特批专款从香港著名藏书家陈清华手中购回了一批珍贵古籍，其中就有4册《永乐大典》。时至今日，国家收藏的《永乐大典》由110册增加到了216册，这其中，包括台湾故宫博物馆的60册。由于至今只能见到这点残本，因此更显得弥足珍贵。
国宝内涵
《永乐大典》初名《文献大成》，它是我国古代编纂的一部大型百科类书，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全书包括正文22877卷和目录60卷，装成11095册。《永乐大典》在书籍中可以称得上是庞然巨著，每本相当于现在普通书籍的两倍大小，全部用毛笔工楷书写，总字数约3.7亿字，体积达40多立方米。《永乐大典》的装帧独具一格，全书采用上等白宣纸书写，印有朱丝栏，每半页8行，大字占一行，注文等小字抄成双行28个字，用正楷抄写。凡是有关名物器什、山川地形等，均用白描手法绘制，堪称佳品。凡单字注释、引文之书名、作者，皆用红字写出，非常醒目。成段或全书采录文献则一字不改，每册书长50.3厘米，宽30厘米，厚2厘米左右。书面硬裱，外用黄色丝织品包裹，显得庄重大方。
《永乐大典》编纂之初，定有二十一项制度，对材料的取舍、分类、排比等都有明确规定。全书按《洪武正韵》的韵目编排，以韵统字，以字系事。凡是和天文、地理、人伦、国统、道德、政治制度、名物、奇闻异见以及日、月、星、雨、风、云、霜、露和山海、江河等均随字收载。全书分门别类，辑录上自先秦，下迄明初的八千余种古书资料，大凡经史子集与道释、医卜杂家之书均予收辑，并加以汇聚群分，非常详细。凡入编书籍，不许任意删节涂改，必须按原书一字不差地整段、整编、整部分类编入。这种编辑方法虽有紊乱无序的缺点，但宋元以前之佚文释典，赖其多得而传世。它保存了明代以前的大量的哲学、历史、地理、语言、文学、艺术、宗教、科学技术等方面丰富而可贵的资料。
《永乐大典》所征引的书籍，都是根据明朝文渊阁所藏宋、金、元精本摹写，与今天的通行本相对照，足可订正今本之文字讹误。《永乐大典》中地方志各州、府、县的山川、气候、物产、风俗、人物、艺文等资料，尤为详尽可信，并可弥补其他书之所缺。以浙江省富阳市文物馆的《永乐大典》副本为例，此册副本是按照《洪武正韵》之“京”韵分类汇辑与“京”有关的地理、事件等内容。“卷之七千七百一”的内容为“京南京”，涉及南京的山川、庙宇、官署、桥梁、街市、邮铺、园圃等地理分布及南京的历史变迁。
例如，《永乐大典》中的医学部，不仅编纂精审，而且征引医籍特别多。现存《永乐大典》至少还可辑出五十多种，这些医籍都是李时珍《本草纲目》之后的宋元医学名著，内容包括内、伤、五官、儿、妇、产等诸科，所记验方，均切实可行。其中还有不少医案验方，对治疗疑难杂症，亦颇有功效。它对研究古代中医学、药物学以及继承和发展中医事业，都有值得参考和借鉴之处。
《永乐大典》内保存的许多唐人诗歌，其中如著名诗人王维、韦庄、王贞白、李群玉等人的一些作品，都是《全唐诗》没有收录的。也就是说，大典中的每一部分记录，不仅严格按照历史记载，而且全面详细，对于研究明朝以前的社会、文化各方面提供了很好的资料，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国宝价值
《永乐大典》完全是保存古代的典籍，在编篡时，不改古书的一字。可以说是“包括宇宙之广大，统会古今之异同”，对传统文化的一次空前规模地系统整理，也是世界上最早、最宏伟的百科全书。被誉为古代类书之冠，同时也对后人了解历史原貌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有人这样形容这部经典巨作：它就像一条船，曾经如此庞大和华丽，把中国14世纪以前的文化统统装入它的仓中。可如今，人们只能通过露在水面上的小段桅杆来猜测这艘沉没宝船中所包含的一切了。
《永乐大典》作为明初以前珍品秘籍集大成的旷世大典，比法国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和著名的《大英百科全书》还要早三百余年。它是一部古今中外所罕见的大型书，是中国古代最成熟、最杰出的“百科全书”。因此，《永乐大典》不仅在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中名声显赫，在世界文化史上也享有崇高的地位。
回归难题
2003年是《永乐大典》纂修600周年纪念年，在国内外学者和留学生的协助下，终于取得了国外17卷《永乐大典》的复制件，并且在上海图书出版社出版，为《永乐大典》的百年纪念增添了一丝亮色。这17卷遗失海外的《永乐大典》中有16卷是首次公之于世，另有一卷，上世纪60年代中华书局影印本已收，但有缺页，这次觅得全帙而重新刊印。这个出版项目已引起学术界的普遍期待和关注，也是我国珍贵历史文献一次重要回归。
几十年来，海内外仁人学者不辞艰辛，一直致力于永乐大典的回归工作。复印卷宗虽然填补了我国《永乐大典》的一些空白，但是它们的原件现仍然收藏在国外，其中美国二卷、日本二卷、英国五卷、爱尔兰八卷，国家更加关注的是文物实体的回归，在《永乐大典》的回归工作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正本失踪之谜
《永乐大典》带给人们太多的惊奇和赞叹，它的毁灭带来了强烈的悲伤和遗憾，留给后世许多有待探寻的不解之谜。《永乐大典》重录之后，有关正本归贮的记载隐晦不明，在明末清初之前就已成为中国文化史上最大的谜团。
我国文学泰斗郭沫若署名的《影印〈永乐大典〉前言》中主张《永乐大典》正本毁于明清交替的战火之中。崇祯十七年（1644年）3月19日，李自成的大顺军攻入北京，崇祯帝在煤山自尽，明朝灭亡。不久，吴三桂、多尔衮的满汉联军在山海关和大顺军展开激战，4月26日，大顺军败退北京。4月29日，李自成匆忙即位称帝，翌日晨便撤离北京，走之前放火焚烧了宫殿和各门城楼，文渊阁被焚，正本可能毁于此时。
当代历史学家王仲荦认为，正本没有销亡，有可能藏于皇史夹墙之内。作为皇家档案库，皇史建筑奇特，门、窗、大梁全用砖石，殿基耸出地平，具有防火防水功能，东西墙壁厚3.5米，南北墙壁厚6.1米，有藏贮巨物的可能。
另外一种便是葬于永陵的说法，这也是最近呼声比较高的主张之一。中华书局资深编辑张忱石在1986年出版的《〈永乐大典〉正本之谜》中首先提出了这种意见，得到了多人附议。
据史料记载，嘉靖帝最器重的文官徐阶已向他奏明，重录不可能很快完成，只能对本抄写。嘉靖则明确强调，“重录”是为“两处收藏”。四年后，嘉靖驾崩，三个月后下葬。葬礼刚结束，隆庆帝便宣布《永乐大典》已抄成，赏赐重抄的儒臣。一般情况下，中国古代皇朝修典既成，在大肆张扬进呈褒奖，并在官修书目中记录，以标榜皇恩浩荡，这已是历代皇帝修典的定式。《永乐大典》重录后却没有这样做，成为仅有的特例。
按照惯例，在《永乐大典》编写完成后，应该明确记载正负两部书的收藏地点。但是当时的记载很模糊，到了明末，熟悉宫廷内情的宦官刘若愚写了一本《酌中志》，书中以记述明末宫闱旧闻秘事著称。据书中记载，明末时期已经没有听说关于《永乐大典》的记载，更不知道《永乐大典》贮藏于何处。乾隆九年至四十年间，清政府曾把宫中藏书清理过，所有善本典籍全部集中在一起，编成了《天禄琳琅书目》，但是这部书里面并没有关于《永乐大典》正本的记载。
古代常有以死者生前所爱之物随葬的风俗，嘉靖皇帝生前对《永乐大典》珍爱有加，作为万民之主，出于一己之私，将《永乐大典》正本殉葬极有可能。历时12年建成的永陵是十三陵中仅次于长陵的一座，建于明代国力最强盛的时期，地宫规模很可能在长陵之上。它在环境上可能对珍藏《大典》正本作了充分的考虑，规制壮丽的永陵玄宫也为殉葬提供了有利条件。
直到现在，流失海外和国内陆续搜集的残本也都是嘉靖重录副本或其他抄本，而《永乐大典》的正本至今一卷也未发现，并且其下落也一直不见准确的记载。尽管众说纷纭，说法不一，但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是，几百年来，《永乐大典》正本却从未现身过，所有的正史野史也找不到关于正本的准确记载。正本的究竟所在还需要更多的资料或是考古发现等新的线索去考证。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