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李世民的错觉：“天下英雄都被我装到口袋里了” 　　一人浑身是铁，能打几颗钉？如何选拔利用知识型人才来构建一个官僚团队，“选拔天下之才，为天下之务”，是历代帝王的梦想。天才的隋炀帝创立了科举制，宣布公开向社会吸纳人才。于文人和统治者而言，科举制都是一件的温和的、可以接受的文治工具。文人向来反对暴力，通过考试来谋取功利，比起血酬，自然成本很低。聪明才智人士为了从这一条窄窄的缝隙进入政府，把全部生命消磨在儒书之中，就没有精力谋反作乱了，统治者因此很省心。但是因为隋朝的短暂统治，这一发明没能得到很好的实践应用。后起之秀的唐代继承并大大发展了杨广的这一伟大设想。 　　当年，唐太宗李世民从宫殿高处望到进士们鱼贯而入的肃穆行列时，曾兴奋地表达了他对科举的看法：“天下英雄都被我装到口袋里了。” 　　科举制度确实有很多好处，它冲破了世家大族垄断仕途的局面，起到抑制门阀的作用；扩大了官吏的来源，大批门第不高的庶族地主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考试参加了政权，扩大了唐朝的统治基础，也使士族制度逐渐消亡。科举考试把读书考试和做官结合起来，从而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科举取士把选拔人才和任命官吏的权力，从地方豪族手里集中到中央政府，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有利于政局的稳定。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斛粟。 　　安居不用架高楼，书中自有黄金屋。 　　——古谚 　　然而李世民真的能够通过科举考试这个口袋搜罗下所有的天下豪杰吗？ 　　让我们先来看看科举考试的实际情况： 　　科举考试很辛苦。考试时间持续24小时到72小时不等。考生需要长途跋涉去参加考试，有时候整个村落会集资资助一名考生。考试的时候，考生在一间非常小的房间里，一张休息的长椅、一张答卷与吃饭用的桌子和一盏照明用的油灯，这就是数天智力劳作的道具。科举考试的通过率大约2%，落榜考生为了终身前途，不惜连年重考。有很多因为心理脆弱者为此而自杀。 　　唐政府为了避免因一次考试失误，遗漏人才，故有试前品评的惯例。此法初衷虽好，但衍生出不少毛病。考生为增加中仕机会，皆行“公卷”，就是先把平日作品送呈京师名人品评。杜甫就曾以三大礼赋供人品评，李白也上书韩朝宗称自己“身长七尺，心雄万丈”。士人此举，用意是争取名人品评，先博得考官美言，增加中试机会，甚而在应考前已定名次。 　　由于试前推荐的重要，考生争相要求名人品评，甚而不顾廉耻。先是为登访名人，奉上大量金钱要求接见，进而呈上自己的文章望得好评，名为“求知己”，若名人不阅不评，则再投，谓“温卷”，甚至温卷亦不得品评，更会当路拦截，要求接见。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孟郊 　　此外，当时还有相当于破格录取的“通榜”，即考官取士，仅取品评者或考生名声，不问应试答题的优劣。如韩愈因负文名，经其好评的士子便多被录取；又如陆贽知负责主考，梁肃、崔元翰所推荐者皆予录取；再如裴思谦更凭宦官仇士良推荐而得状元。这就违背了最初的公平准则。 　　科举考试设计上也有一个致命缺陷：习非所用。唐初进士、明经、明算、明法等科并行；其后以进士，明经二科为主，实用性科目不复受重视。人们皆以当官为荣，实用技术既不能凭之入仕，学习者自然减少。唐初所开的科目，如明法、明算，明字诸科，颇能切合实用，拔取真才，但其后仅重明经，进士二科，明法科更随之而废，流弊因而产生。影响所及，实用之学渐受轻视。客观上造成了中华民族之后长时期在自然科学方面底气不足。明代以后，中国科技发展日渐放缓，与此不无关系。 　　因为明经科重视帖经，考生于是对经籍努力背诵，久之“试学者以帖字为通经，而不穷义旨”，进士科则重诗赋创作，久之“考文者以声病为是非，而唯择浮艳”，不论明经或进士科，演变至后期，都各走极端。所有这些机械的学习和记忆并不能鼓励学生质疑和反驳所学习到的知识。 　　与之相对比的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创立的大学，重在鼓励学生进行辩论和质询。所以，文艺复兴全盛时期，诞生了许多天才：米开朗琪罗、达·芬奇、莎士比亚、哥白尼和伽利略等等。自由、创新、质疑的学风，为后来社会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科举考试的质量与预期效果如何，我们姑且不去再多讨论，我们来探讨一下它的长期后果，看看它与唐王朝衰落的关系。 　　史学大家钱穆曾指出：“科举制让人自由应考，就是广泛的开放政权。这一制度也容易引起士人充斥、官少员多之患。” 　　据史料记载，高宗时刘祥道在奏折中说：“今内外文武官，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五员。年取五百人，三十年得一万五千人。”武则天当政时，魏玄上书说，“诸色入流，岁以千计。群司列位，无复新加。官有常员，人无定限。玄宗时，每年通过人数过两千，“过明经、进士十倍”。可见每年的录取人数只增不减。玄宗时已经是人择官，而不是官择人。“官倍于古，仕十于官，求官者又十于仕。于是，仕无官，官乏禄，而吏扰人。”政府只好论资排位，发放俸禄。职位有限，资格无穷。论资排位便具有一定的“弹性”，于是有了朋党之争。 　　朋党的形式之一始于“座主”与“门生”的关系。座主就是主考官员，经其“提拔”中仕的考生，成为他的门生，门生对座主多有知遇之感。主考官为将来得到协助，也必尽力提携其录取的门生。同年及第者，为求友朋，则互称年兄，彼此结合，于是师生、同年很自然的结成团体，甚至虽不同年而同为及第进士的，也因声气相同而结合而互助，由感情结合的朋友，进而成为福祸相同的朋友。 　　朋党的形式之二始于贵族联谊。进士固然是做官的正途，但是做官的不一定全由进士出身，出于辟举(推荐)者有之，由隐逸而召用者有之，由上书而得官者亦有之，但为数均不多。比较多的则为门荫。所谓门荫，就是借其先人之功，循例而得官的。这些借其先人之功，不由进士出身而得官的门荫们，又以出身于世族的为多。这些世族，也称世家大族。科举精神，虽是把政权向人民开放，颇有打击门第之意，然而，考试的一些技术问题，令门第始终占优：首先是品评方面，能否得到名人品评，则视其与京中名人的交情及联系，这便与家世有关，形成门第在科举中占优。其次，门第在教育机会上条件优越。唐初的学校颇为完备，寒门子弟亦可入读州县学。安史乱后，唐室无力支持教育发展。中唐以后，学生人数大减，据韩愈记载，中唐的国子监学生只有以往的八分之一(274人)；宪宗时只有650人，可见开元以后，教育渐渐衰落。只有大门第拥有经籍及家庭教育的条件，故门第中人于科举始终占优。其三，在科目方面，唐代科目多涉经义，而明经科重视诵习经籍尤甚，门阀士族在此的优势更为明显。此外，唐代重视吸收民意，各科多考“策论”，就是考生对时事的意见。而当时了解时事的捷径有二:一是官僚家族子弟，可以预闻各地政治动向；二是居于首都者，因首都的资讯比较灵通，这两项条件，多是门第中人享有，使策论时门第占优。 　　世家大族与及第的进士，都要求官，而官的名额又不能容纳，势必发生竞争，竞争时个人力量有限，需要结纳志同道合的人彼此相助，自然要结合。世家大族因长于经学，就主张科举应注重经学，进士们仗着他们及第的诗文，就主张科举应注重诗文。对科举的见解不同，进而至于对政治的见解不同，党争遂无法避免。 　　朋党之争的突出表现就是宪宗元和二年（808年）开始的牛李党争。李党以世族为主，也有由进士出身者，重要人物有李德裕、李绅、郑罩；牛党以进士为主，也略有出身世族者，重要人物有李逢吉、牛僧孺、李宗阂。李党代表世家士大夫，出生高贵的门第。牛党代表寒门上大夫，出身平民，但并非绝对的泾渭分明。 　　他们所要争的目标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相位，和中央的重要官职。又因当时宦官专政可以左右皇帝，所以两党都要结纳甚至侍奉宦官以为援助。牛党利禄心较重，不得志时尽力钻营，得志时又要排除异己引进同类，因之在政治上难有建树。李党具有事功心，得志之后，对内对外都有政绩表现。但为求得建树事功的机会，又不得不以击败牛党为先决条件。所以两党都难免意气之争。 　　李党为建立事功，必须强化中央的权力，所以对内部的藩镇和国外的外患，都主张用武。牛党为适应他们的理想(把持政权过其浮冶生活)，就对内对外一概主张息兵和平。 　　牛党、李党水火不兼容，自宪宗时两党开始结怨起，互相倾轧计四十年。两党的人士，因精力多用于排挤异党，对国家政治大事不能专力，导致政治混乱，间接促成唐亡。清代王夫之《读通鉴论》指出:“朋党争衡，国是大乱，迄于唐亡而后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