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数字看发展
当前，随着农业的不断发展，农业包括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我国多年来通用的农业涵义，其范围包括农、林、牧、副、渔五业。
五业中所指的农业，就是指种植业，也就是指人们利用植物的生活机能，采用栽培措施，以取得产品的生产部门。种植业是人们取得基本生活资料的重要来源，又是农业内部其他部门发展的基础，种植业的生产水平愈高，农业中其他部门发展的基础也就愈坚实。在中国的农业中，种植业是比重最大的部门，对林、牧、副、渔生产都有重大的影响。其次，五业中所谓的林业，是根据树木生长繁殖的特点，通过种植或经营以取得木材和各种林产品，或获得森林所发挥的各种防护效益的生产事业。林业是我国国民经济中重要的生产事业。第三，五业中所谓的牧业，也即畜牧业，是指人们运用动物的生活机能，通过饲养繁殖以取得各种动物性产品或役用牲畜的生产部门。畜牧业是农业的一个重要部门，它和种植业都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五业中的第四类是副业，意指农业生产单位及其成员从事的为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服务的附属生产。我国乡镇企业的许多部门，都是从这些所谓副业中生长出来的。时至今日，也可以说它们之中有的已经远远超越副业而向当代工业迈进了。五业中最后一个是渔业，又称水产业，指人们利用水域养殖与捕捞水生动植物、微生物，以获得各种水产品的生产部门。渔业为人们提供营养丰富的食物，为食品、化学、医药等工业提供原料，并为农业提供优质肥料和畜禽精饲料。
农业是人类的衣食之源、生存之本，是一切生产的首要条件，是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得以独立化和进一步发展的基础。相互比较而言，在当前我国“三农”问题之中，农业令人稍感欣慰。
农业是立国之本，但发展后劲不足
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中国农业，自改革开放以来，不仅解决了中国十多亿人口的吃饭问题，而且为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提供了坚强的物质基础。然而，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入，农业的基础地位开始被不断削弱，农业的发展后劲也明显不足。细究其因，则是农民、农业和农村这一“三农”问题的错综复杂所在，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我国“三农”问题是相互关联、相互制约、不可撇开其一而求解的原因所在。
自我国农村实行改革以来，农业和农村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取得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粮食生产连上新台阶，目前已基本形成5亿吨的综合生产能力，从而结束了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供求长期短缺的局面，实现了总量供求平衡，丰年有余。
1.主要农产品供求实现总量平衡、丰年有余
2001年农业增加值达14610亿元，比1978年实际增长1.85倍，比1989年实际增长60.4%。农业生产总体上呈现稳定增长的态势。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高，实现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供求由短缺向总量供求平衡、丰年有余的转变。1989年以来，中国粮食生产连上4.5亿吨、5亿吨两个台阶。粮食产量于1996年突破5亿吨大关，提前实现“九五”计划确定的粮食产量目标，在1996～1999年间粮食生产连年丰收，四年间年平均产量超过5亿吨，表明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台阶。粮食供求实现由短缺向总量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目前国家粮食储备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2000年、2001年的粮食产量受严重旱灾和结构调整因素的影响减产，2001年产量仍达到了46218万吨，比1989年增长13.4%。棉花生产在适应纺织工业结构调整的同时，受到出口及库存变化的影响，年际间产量波动较大，但供需仍然达到了总量平衡有余；油料产量稳步增长，2001年产量达到2865万吨，比1989年增长1.21倍，年均增长6.8%，肉类总产量2001年达6334万吨，比1989年增长1.41倍，年均增长7.6％；渔业快速发展，2001年水产品产量已达4381万吨，比1989年增长2.8倍,年均增长11.8%。
农产品产量的不断增长，为社会提供了丰富的生产生活资源，大大提高了我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改善了生活质量。2001年，肉、蛋、奶、水产品的人均占有量分别达到49.8公斤、18.3公斤、8.1公斤和34.4公斤，分别比1989年增长1.12倍、1.86倍、1.38倍和2.44倍。
2.新一轮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增添后劲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经济结构进行了一次根本性的调整，这就是改变以粮食为纲，贯彻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实行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这次结构调整，使农村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种植业、乡镇企业都有了很大发展。近年来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进入受资源与市场双重约束的新阶段，突出地表现在农产品价格持续低迷，农业生产效益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为了适应新阶段变化的要求，农业生产以市场为导向，依靠科技进步，着力调整和改善农产品的品种、品质，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提高农业适应市场能力和综合经济效益，实现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经过几年的努力，农业生产结构调整所发挥的作用渐渐显现。从农、林、牧、渔业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看，农业比重不断减小，畜牧业、渔业所占比重不断上升。2001年，农业、林业、牧业、渔业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分别为55.2%、3.6%、30.4%、10.8%，与1989年相比，农业所占比重下降了7.6个百分点，牧业、渔业则分别上升了2.8和5.5个百分点。从各业内部看，种植业中大宗农作物调整力度较大，优质农产品发展迅速。2001年我国优质专用小麦面积占小麦总面积的比重已达25%；优质水稻面积约占水稻总面积的50%以上，优质油菜面积占油菜总面积的比重超过57%；优质专用玉米、水果“高接换种”、无公害蔬菜等优质农产品开发进程加快。种植业生产正逐步向专业化分工、区域化生产方向发展。全国已初步形成东北的大豆、玉米带；黄淮海地区花生带、小麦带；长江流域油菜带；新疆棉花产业带。据统计，2001年位于黄淮海地区的河北、安徽、山东、河南四省小麦种植面积占全国小麦面积的比重约为52%，小麦产量占全国的62%。
畜牧业生产适应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需要，由偏重数量增长向数量和质量并重的方向转变，畜产品结构逐步优化。猪肉在肉类产量中的比重由1989年的80.8%下降到2001年66.1%，牛、羊肉的比重分别由1989年的4.1%、3.7%上升到2000年的8.7%和4.6%，草食性家禽和家畜的比重不断增加。优质品种普及率提高，特种养殖规模扩大。据有关部门统计，“九五”时期，猪牛羊的良种覆盖率分别达到90%、30%和55%。
渔业生产结构调整重点是增加名特优新水产品的养殖面积和产量，从保护和利用资源的角度出发，近几年来渔业生产减少捕捞，进行伏季休渔。与1989年相比，2001年水产品总产量中，养殖产量比重提高12.3个百分点。
为保护生态环境，保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国家启动了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并开始实施中西部地区的退耕还林（草）战略性结构调整。2001年完成造林面积495万公顷，其中，重点生态工程造林331.4万公顷。
3.农村非农产业较快发展
农村改革以来，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农村非农产业异军突起，1987年乡镇企业总产值首次超过农业总产值，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1989～1991年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乡镇企业发展速度出现徘徊。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国家出台一系列支持和鼓励乡镇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乡镇企业再度出现高速增长。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发生后，乡镇企业发展所面临的宏观环境日益严峻，通过加快体制创新，依靠科技进步，乡镇企业逐步实现由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化增长方式转变，继续保持了一定发展的势头。据农业部乡镇企业局统计，2001年乡镇企业增加值达到29356亿元，比改革之初的1978年增长近140倍，比1989年增长13.1倍。1989～2001年年均增长24.7%，占到国内生产总值净增部分的34.5%。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一方面优化了农村就业结构、增加了农民收入，另一方面推进了国家工业化、城市化进程。2001年，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中，农业（农林牧渔业）所占的比重为67.3%，非农产业所占比重为32.7%，非农产业所占比重比1989年上升了11.9个百分点。农民从事非农产业所得到的纯收入由1989年142.4元提高到2001年的1066.4元，增长7.5倍。农民人均非农产业纯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由1989年的23.7%提高到2001年的44.7%。
农村非农产业尤其是乡镇工业的发展改变了我国工业的布局。据乡镇企业局统计，2001年乡镇企业工业增加值达20315亿元，比1989年增长12倍，年均增长23.8%，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47.8%。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发达地区出现城市工业和农村工业优势互补、产业协调发展的格局，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农村工业化带动了农村城镇化发展。各类乡镇工业小区的建设与完善，促进了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改善了农村基础设施条件，乡镇企业与小城镇互为依托、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开创了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我国城镇化水平由1989年的26.2%提高到2001年的37.7%。
4.投入增加，农业生产条件得到改善
为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和生产条件，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力，国家逐年加大对农业投资的力度。1999年，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支出达到1085.8亿元，比1978年增长6.2倍，比1989年增长3.1倍。在努力增加财政农业支出的同时，通过社会筹资、资本市场融资、吸引外资等形式多渠道增加农业投资。1999年中央在新增的1000亿元财政国债中，有375亿元用于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水利设施、保护天然林、治理生态环境、节水灌溉工程等。农业生产条件明显改善，农田排灌能力大大提高，2001年农田有效灌溉面积达5425万公顷，其中机电排灌面积3621万公顷。与此同时，大力实施农业综合开发，改造中低产田；有计划、有步骤地建设重要农产品商品生产基地，已建成商品粮基地县1000个左右，优质棉基地县200多个，以及“双低”油菜籽、糖料和“菜篮子”产品生产基地，在全国形成了稳定的农产品商品供应体系；种子工程、动植物保护体系、农业防灾减灾体系建设取得明显进展，重点地区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十大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全面展开。这些都极大地增强了农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促进了农业生产的稳定增长。
为启动内需，政府加大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鼓励集体和个人投资。2001年，农村集体和农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达到7212.3亿元，比1989年增长4.7倍，年均增长15.5%。农村基础设施得到极大改善。2001年，在全国的行政村中，自来水受益村所占比重达到47%；全国农村有95%以上的行政村通了公路；87%的行政村通了电话，农村电话用户2001年达6843.1万户；95%以上的行政村通了电。农村交通、通讯、水电等公共事业的发展，改善了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方便了城乡经济、文化交流，为农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
1.我国农业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
（1）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
自然经济是与商品经济相对立的。商品经济以社会分工为基础，它的发展趋势是把每一种产品的生产，甚至把一种产品的每一部分的生产都变成专门的部门。自然经济与此相比，则很少社会分工，每一个生产者或经济单位利用自身的经济条件，几乎生产自己所需要的一切产品。列宁说：“在自然经济下，社会是由许许多多同类的经济单位（父权制的农民家庭、原始村社、封建领地）组成的，每个这样的单位从事各种经济工作，从采掘各种原料开始，直到最后把这些原料制作得可供消费。”(《列宁选集》第1卷，第164页。)
在我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制度中，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农民不仅从事农业，而且从事手工业，“男耕女织”就是这种自然经济的生动写照。毛泽东指出，中国封建经济制度的第一个主要特点就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地主和贵族对于从农民剥削来的地租，也主要的是自己享用，而不是用于交换。那时虽有交换的发展，但是在整个经济中不起决定的作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3～624页。)我国在解放前，商品经济很不发达，广大农村的绝大多数农民，还处于自给半自给的小生产状况。在实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集体农民基本上还在从事手工业式的劳动。小生产者的习惯势力，以及轻视分工协作，轻视商品交换，有意无意地追求单位自给的思想，都是和实现国民经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要求不适应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逐步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商品生产，已不同于过去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商品生产，农业生产也已基本上实现了上述根本性转变。
（2）由单一的农业生产结构向多种经营和农工商综合结构转变。
所谓单一的农业生产结构，是指只从事或基本上从事一个门类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单一经营还可分为自然经济性质的单一经营和高度商品化的单一经营两种。
我国农业生产，长期以来在结构上属于自然经济性质的单一经营，重视种植业，主要是粮食作物的生产，忽视林、牧、副、渔业的生产，以致整个农业生产得不到发展。建国初期我国农业的产业结构一如建国前长期以来的情况，在农、林、牧、副、渔五业中，种植业产值一直占着绝对的优势，占80%以上，而牧业只占12%左右，其他三业合起来只有8%。这样，不仅种植业排挤了其他农业的发展，而且种植业自己的发展也非常缓慢。这种结构不合理的现象直到20世纪80年代农村经济进行体制改革才得到逐步改进，从1984年起种植业的比重已落到70%以下，到1996年已落到58%，而牧业却达到30%，渔业也达到8.6%。到了2001年，农业、林业、牧业、渔业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则分别为55.2%、3.6%、30.4%和10.8%，农业比重不断减小，农业产业结构正在优化。
以上统计数字说明，我国农业生产随着自然经济性质的单一经营的改革，逐步向多种经营的方面发展，同时某些农村还会向高度商品化的单一经营发展，这在有些农村已见端倪，但总的趋势仍然是向商品化和专业化的方向转变。在这个过程中，往往首先通过开展多种经营来改变那种落后的自给性粮食单一经营的状况，发展商品经济，然后再根据市场需要和自身最有利的条件，确定和发展自己的专业化方向。在发展专业化方向的过程中，有的将形成具有明显专业化方向的多种经营类；有的则形成高度商品化的单一经营。
另外，农工商综合经营的方式，也是我国农业近年来发展的热点之一。在多种经营和专业化发展的基础上，把农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以及为之服务的有关经济单位联成一体，或组建一条龙的若干层次的经营公司，这是农业产业化的更高发展形式。许多乡镇企业其生产组织就是围绕着这个组织方式取得了较大发展的，这是农业现代化社会化发展的产物。20世纪50年代这一方式在美国和西欧一些国家开始建立，后来逐渐在其他国家推行。各国农工商结合的程度不尽相同，到现在我国在这方面的发展已经走在世界的前列。我国各种不同性质的农业公司已如雨后春笋，形成了我国农业新的生长点。我国农业生产发展之所以能有今天这样的成就是由于农业结构优化的结果。
2.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
首先，农业是人们赖以生存的主要物质生产部门。人是人类社会得以延续并发展的核心因素，而人总要活下去才能工作，而要活下去总不免要吃粮食，要穿衣服等等，因此农业不发展或农业生产遭受到损失，就会直接间接地影响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发展，但就是这样浅显易明的常识，因为太平凡了，却常常被人们所忽略，特别是被有些国家行政人员所忽略。建国以来，往往这一年农业丰收了，下一年各项事业就好办，但往往一丰收了，人们嘴里吟着“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美好诗句，而其行动就忘乎所以，大吃大喝、铺张浪费，甚至吃光用光。这就是说，这虽然是一个最简单的、常识性的道理，但却往往最容易被人们轻视，从而犯了错误。因此，粮食安全必须时刻谨记。
其次，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人类能够进行工业及其他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活动的先决条件。马克思从他的剩余价值学说的角度申明：“重农学派正确认为，一切剩余价值的生产，从而一切资本的发展，按自然基础来说，实际上都是建立在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的。如果人在一个工作日内，不能生产出比每个劳动者再生产自身所需的生活资料更多的生活资料，在最狭窄的意义上说，也就是生产出更多的农产品，如果他全部劳动力每日的耗费只够再生产他满足个人需要所不可缺少的生活资料，那就根本谈不上剩余产品，也谈不上剩余价值。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885页。)
第三，农业是最早出现的生产部门，在人类社会的初期及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曾经是惟一的生产部门。恩格斯说：“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现在它更是这样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49页。)
第四，农业生产的发展，是整个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反过来说，这一条也可以看做是农业对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制约作用。其表现为：(1)农业是发展工业和其他事业所需劳动力的主要来源。只有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才能从农业中解放出更多的劳动力，并把他们输送到工业和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去。(2)农业既然是粮食等基本生活必需品的来源，那么，农业能提供多少商品粮，不仅关系到城市人民生活的改善，而且直接影响到工业和其他事业发展的速度与规模。(3)农业又是工业，特别是轻工业所需原料的重要来源。当前中国轻工业所需要的原料大部分来自农业。随着工业和生产技术的发展，由工业本身提供的原料的比重将会逐步增加，但农业原料在可望的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占重要地位。(4)农村是工业的重要市场。随着农业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特别是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农村不仅是轻工业品的重要市场，它们作为重工业产品重要市场的作用将会日益显露出来。(5)农业是国家资金积累的重要来源。发展国民经济需要的资金来源有很大一部分同农业直接间接相关。(6)农业是出口物资的重要来源。建国五十余年来，我国出口商品构成，虽然工业制成品的比例逐渐增加，初级产品的比例逐渐减小，但如果从农业产品为内容看，在工业制成品和初级产品中都有以农产品为生产原料的制成品或直接以原料出口的农产品，这些项目为食品、饮料及烟草、动植物油脂、纺织品。农业产品在出口比重中，建国初期约占80%左右，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逐步降低到40%～50%，目前则进一步下降到10%以下。但比重的降低并不表示出口绝对数量的降低。例如农副土特产品是我国传统的出口商品，品种繁多，并在国际市场上享有盛誉，如我国出口的猪鬃、猪肠衣、羊绒、兔毛、兔肉、羽毛等三十多种产品，长期居世界出口第一，其中猪鬃的出口占世界出口总量的70%～80%，兔肉占70%以上，猪肠衣和兔毛也占到一半以上。农副土特产品一般是出口成本较低，换汇率高，国外又无配额限制，竞争对手也少，在国际市场上我国占绝对优势。
总之，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农业是稳民心、安天下的战略产业，任何时候都要抓得很紧很紧。”(1998年1月10日《人民日报》第1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江泽民主席会见代表时的讲话》。)
3.现时农业对我国国民经济的贡献
要说明农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就不能单就农业论农业。“三农”问题之所以放在一起也是因为每个都不是独立存在的。
（1）国内生产总值的城乡分解。
对国内生产总值进行城乡分解的基本方法，采用生产法将国内生产总值按三次产业分解为城市和农村两块，包括城市第二、三产业和农村第一、二、三产业五个部分。
2002年，农业实现增加值14883亿元，按可比价格比上年增长2.9%，增幅比上年提高了0.1个百分点，但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之间的差距有所扩大。本年度农产品价格仍然处于低位运行。与上年相比，按现价计算的第一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下降了0.7个百分点，为14.5%。2002年，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52982亿元，按可比价格比上年增长9.9%，在现价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比上年有所提高，为51.7%；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34533亿元，比上年增长7.3%，在现价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略有提高，达33.7%。
2001年以前的国内生产总值三次产业结构数源于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2）》。2002年三次产业比重根据统计公报等有关数据计算。
资料来源：《2002～2003年：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
2002年，由农村各部门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占整个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估计为49.2%，比上年有所下降。其中，第一产业所占份额为14.5%，比上年下降0.7个百分点；农村第二产业所占份额为23.1%，比上年提高0.1个百分点；农村第三产业所占份额为11.5%，比上年下降0.2个百分点。
长期来看，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持续下降，而农村非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则稳定提高，特别是农村工业和建筑业的发展速度一直维持较高的水平，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明显提高。
但是，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由农村各部门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占整个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基本上处于稳定并略有下降的态势，主要是因为农业份额的下降速度快于农村第二产业份额的提高。而且，近几年由于农民收入增长有限、农村消费乏力，农村第三产业增长受到制约，不如城市第三产业增长迅速。
（2）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份额。
利用往年的不变价数据和各个产业的年度增长指数，可以将国内生产总值以及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数据折算为不变价数据，然后，利用上面有关第二、三产业的城乡分解比例对以下变价计算的第二、三产业增加值进行分解，衡量城乡各部门的增长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份额。
200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8%。在本年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中，农村部门贡献了3.27个百分点，贡献份额为40.9%，比前两年有所减少。在农村部门中，第一产业贡献了0.42个百分点，贡献份额为5.2%,比上年有所下降；农村第二产业贡献了2.42个百分点，贡献份额为30.2%，比上年有所提高；农村第三产业贡献了0.43个百分点，贡献份额为5.4%，比上年有所下降。
近年来，农村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对当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份额逐步下降，而农村第二产业对当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份额也一直徘徊在30%左右。由此导致农村部门对整个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份额持续下降，由1997年的57.3%下降到目前的40.9%左右。
严峻的发展环境
1.国际环境影响
2003年开始，世界经济总体上将趋于好转。尽管世界经济运行存在着通货紧缩加剧、需求缺乏热点、伊拉克战争及SARS等不利因素和一些不确定因素影响，但一些国际性权威机构都预计2003年世界经济总体运行将好于2002年，经济增长速度继续保持加快的态势。世界经济进一步好转将为我国经济发展、尤其是农产品出口创造一个更加良好的外部环境。
尽管世界经济总体上可能呈现出恢复趋势，但不同国家经济走势，尤其是我国主要农产品贸易伙伴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走势不确定性还很大，它们的实际经济状况对2003年我国经济运行，尤其是农产品进出口会产生一定影响。
目前，日本、韩国、美国、欧盟和香港是我国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地，美国、澳大利亚是我国农产品的主要进口地。日本、美国和欧元经济区作为世界三大经济区，它们的经济恢复不确定性因素很多。据2003年初美联储对美国经济增长的预测，通过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赤字政策，2003年美国经济增长率在3.25%～3.5%之间。但伊拉克战争后，至少在短期内可能会阻碍经济扩张，美国经济能否全面恢复仍然是个未知数。日本一直没有走出经济萧条困境。欧元经济区经济近年来形势也不好，增长呈现下降趋势，失业率出现上升势头，财政赤字逐渐加重，通货膨胀水平继续走高。世界三大经济区的不确定性对我国实施全方位开放的影响可能是双重的。从积极意义上来说，我国吸引外资形势可能继续保持良好势头，这对于发展农村经济，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会产生有利影响。
其次，国际农产品价格对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形势会产生直接影响。估计2003年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多数农产品价格会沿袭2002年的走势。2002年，国际市场上一些农产品价格大幅度波动性上扬。国际市场粮食品种的现货价格都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在经历了2001年的价格低迷后，国际市场棉花价格自2002年第二季度开始回升，目前已经走出低谷；植物油品种价格涨势强劲，全都达到了1999年以来的最高点。
价格的波动，与国际农产品供求形势的变化密不可分。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等机构预测，2002～2003年度，由于谷物产量下降，全球期末库存将下降19%，小麦、玉米、大米等品种的库存下降幅度更大；由于产量下降、需求旺盛，全球棉花期末库存下降18%；全球植物油产量上升，库存下降，下降幅度为12.2%。
在国际供求形势影响下，估计国际市场上部分农产品价格的波动方向短期内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据美国农业部估计，谷物品种价格将继续上升，小麦贸易量将受影响而下降；大米贸易有望持平，粗粮品种贸易由于需求旺盛继续上升。在全球棉花大幅度减产的情况下，棉花价格还有继续上升的空间，贸易量将上升。植物油价格将在高位波动，糖料价格将继续在低谷徘徊。从总体上来说，目前国际环境有利于我国农产品出口形势进一步发展和乡镇企业外向型的发展。
2.国内的大经济环境
2003年是党的十六大召开后的第一年，也是政府换届的第一年，各地发展经济的积极性还会进一步高涨。据国家信息中心对2003年经济预测，全社会投资将增长16%左右，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有望达到8%。从目前来看，上半年尽管受到SARS危机的影响，经济增长速度仍保持了8.2%的幅度，因此，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完全可能。
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2003年我国仍然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建设国债和基础货币的发行规模可望维持甚至超过2002年的水平，国民经济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将继续以较快的速度增长。而且政府将在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就业和增强社会保障能力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
我国经济发展中也存在一些制约因素，如消费需求不足、就业压力较大、投融资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尤其是2003年通货紧缩趋势估计不会根本改变，物价可能会保持低位运行。2002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又下降了0.8%，表明通货紧缩压力仍然存在。
国民经济继续保持较高速度增长、通货紧缩，以及采取的财政金融等政策会对农业农村经济产生影响。如果能够有效地避免不利因素影响，在各种有利因素的主导作用下，加上促进出口的有效措施的逐步到位，我国部分农产品的需求会增长，这虽然无法改变农产品价格低位运行的局势，但将有利于农产品销售量的增加。国民经济若能进一步扩张，无疑会给乡镇企业发展带来更好的机遇。
3.现行农业政策带来不少弊端
近年来，国家为了解决“三农”问题做了不少探索，也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就当前来讲，针对我国农业的各项政策措施弊端不少，改革尚未到位，深度远远不够。
（1）农业结构调整需要体制创新。
从国际范围看，发达国家的农业一般都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运行和发展的，市场机制发挥了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其农业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发达、完善和规范的市场体系。我国改革二十余年的实践也充分说明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有效性，市场化改革是农民增收的主要动因。考察二十多年农村改革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诸如家庭承包制的普遍推行，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产业化的蓬勃发展，等等，都是以减少计划控制和以市场化为取向的改革的结果。相反，一些违背市场化改革的逆向操作，如对粮食市场的垄断控制，对农民进城的不合理限制，结构调整中的行政命令，等等，都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影响了农民收入的增长。
近几年，政府解决农民增收问题的主要思路是进行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业的整体素质和效益。然而，在事实上，体制因素比结构因素对农民收入影响更大。农业结构调整需要一系列的体制创新，也可以说结构的深处是体制。很显然，如果市场机制得不到应有的发育，那么以市场为导向的结构调整就失去了最重要的基础，区域化布局和比较优势的发挥也就无从谈起，结构调整就容易陷入数量框架内的增减变化，并随时可能反弹，不可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
（2）向城市偏斜的财政政策导致农业发展滞后。
从国际范围看，随着农业形态由低级向高级的转变，物质和资本投入量将大幅度增加，尤其是进入现代农业发展阶段，投入增长速度都快于产出增长速度。农业发展的过程表现出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单位产出所需要的资本量不断提高，而所需的劳动量明显减少。
在外部投入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从国外的成功经验看，在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政府一般都承担了主要投资主体和组织者的责任，发挥着主导作用。在这方面，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20世纪韩国的新农村运动。1970年开始的新农村运动中，韩国政府不仅是强有力的组织者，而且是积极的直接参与者，政府为新农村运动的顺利进行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到1980年4月的十年间，政府投资总额达到了27571亿韩元，兴建了大量的农村基础设施，包括农田水利设施、乡村道路、农村市场体系、能源设施等，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结构的高级化进程。
为了改变农业相对于其他部门的不利地位，保证务农者与其他就业者大致相当的收入水平，美国和欧盟对农业部门给予了巨额补贴。比如2002年5月美国颁布的新农业法，以为农场主“提供可靠的收入安全网”为主要目标，出台了一揽子支持措施。据美国农业部测算，新农业法规定，今后十年（2002～2011年）政府补贴农业的资金为1900亿美元，比1996年法定农业补贴增加约830亿美元。2002～2007年六年间，按1996年农业法，法定农业补贴为666亿美元，2002年农业法在此基础上增加了519亿美元，六年总计达1185亿美元。(数据来源于美国农业部网站。)
相比之下，我国多年来一直实行的是向城市偏斜的财政政策。按WTO协议计算口径，将支持贫困地区发展的财政支出、粮棉油糖价格补贴计算在内，1996～2000年，我国财政对农业支持总量分别为1083亿元、1267亿元、1826亿元、1709亿元和2200亿元，分别占当年农业总产值的4.9%、5.3%、7.4%、7%和8.8%。按照相同的口径，发达国家约为30%～50%，巴基斯坦、泰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约为10%～20%。在WTO规则允许的12种“绿箱”政策措施中，我国使用了6种（政府的一般服务支出、食物安全储备、国内食物援助、自然灾害救助、生态环境保护和地区发展援助）。“黄箱”支出在1996～1998年计算基期内年均297亿元，占农业总产值的1.23%，与谈判允许的8.5%（1740亿元）相比，我国“黄箱”政策的支持空间还有1443亿元。而且我国的农产品补贴主要在流通环节，其中相当一部分又用在了国有粮食企业身上。1998年以来，每年用于粮、棉、油、糖流通的补贴在500亿～700亿元之间，占农业支持总量的30%～50%。2001年我国财政农业支持总量（预计执行数）2047.58亿元中，农业基本建设、农业综合开发和扶贫支出合计占33.1%，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农业水利气象部门事业费支出合计占34.6%，流通补贴占30.1%，其余占2.2%。
这种政策偏差直接导致了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滞后，使得城市面貌日新月异的同时，农村的社会经济却缺乏活力；也使得城市居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农民收入却陷入了低迷状态，城乡收入差距被显著拉大。可以说，离开了政府的保护和支持，我国千家万户的小生产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就不可能顺利地对接，也很难应对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冲击，他们的处境必然会相对地日益恶化。
（3）政府部门控制多、服务少的计划经济做法甚浓。
国际经验表明，一国农业竞争力的高低与政府的行政管理体制和效率密切相关。发达国家一般都建立了结构合理、分工明确、运转高效的农业管理体系，这首先体现在政府管理机构完全是按照市场体制下农业产业运行特点和政府调控需要而设置的，各部门有明确的工作范围和严格的权力边界，同时有规范的行政程序；其次，与农业有关的各部门之间，分工也很明确，关系比较协调，较少发生摩擦、冲突和相互争利或推诿；最后，政府部门有较强的服务意识，能够为农民和企业提供便利的金融信贷服务以及信息和技术服务。
我国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年的市场化改革，但政府部门中计划经济的做法仍然是不绝如缕，甚至是根深蒂固的，因此，必须对政府管理体制进行改革。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应当是减少控制，增加服务。
其中，特别重要的是以下两个方面：首先，重建和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其次，加强市场信息服务体系建设。
（4）农民组织不被重视，难以满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
综观国际经验，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高度重视民间的力量。政府、市场和民间组织是现代社会相互作用又各司其职的三驾马车。民间组织又称“社会部门（SocialSector）”，它对维护社会公正和社会公利，弥补市场缺陷和政府调控的不足，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所以，其声誉日隆，有的学者甚至指出“21世纪是社会部门的世纪”。
由于农业的产业特性和农民的分散性，民间组织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具有比在其他产业和部门更为重要的作用。所以，许多国家都鼓励农民组织起来，提高自我服务的水平，以期能够节约交易费用，降低成本和市场竞争的风险，增加获利的机会。在发达国家，农民普遍参与了合作组织，在购买、销售和市场开拓、加工、贸易、信贷等多方面实行联合，已形成了一套健全的组织体系和有效的运行机制，对降低成本、减少风险和提高效益，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与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的是，由于历史和体制因素，我国农民自己的组织一向不被重视，得不到扶持，部分地区甚至出现限制农民协会等民间组织的成立。这使得我国农民自己的组织发育程度很低，难以满足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迎接WTO挑战的需要，也显然难以满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为此，需要借鉴国外的经验，鼓励和支持农民组织起来，促进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和各种专业协会的发展，并在农民组织发育的基础上，成立各种全国性的协会，为农业生产、贸易和国外市场开拓提供技术指导、市场信息和贸易政策等方面服务。这样，就可通过合作机制，在不改变农户家庭经营这个微观基础的前提下，一定程度上解决小规模农户经营与社会化大市场之间的矛盾，在体制转型和结构调整过程中，为广大农民提供以较低的成本和快捷的方式与市场对接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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