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潼关内讧




  安禄山自范阳起兵兴乱,仅用了短短35天的时间便攻陷了东都洛阳,几乎兵不血刃地控制了河北地区,虽然在河南地区遭到一些抵抗,但亦是所战皆捷,屡创唐军。此时对唐朝来说,形势十分严峻,各地勤王之师尚未赶到京师,长安守备空虚。因此,长安城中人心惶惶,躁动不安。然而,叛军进入洛阳后,热衷于掠夺财物和妇女,未能抓住有利时机乘胜攻打长安。而安禄山本人则忙于登基称帝,无暇顾及战事。安禄山的短视给了唐王朝难得的喘息机会。各路勤王之师相继赶到长安,相比与一个月前京畿附近无兵可调的状况,守备大为加强。

  看到叛军如此锐不可挡,玄宗才开始忧心如焚。他年青时也曾经经历过出生入死的冒险生涯,取得过辉煌的胜利和骄人的成绩,是个奋斗型的人物。追昔往日的风华正茂,所向披靡的雄图伟业,那残留的一点热血在这个老人身上重新躁动了起来。玄宗决定亲征,于是下诏,急令朔方、河西、陇右三镇劲旅除少数留守部队外,其余悉数由本镇节度使率领,在20天内务必会师于长安。廉颇虽老,依然能食。他要大展雄风,让世人知道,他依旧是那个威风凛凛的大唐天子。

  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二月十七日,玄宗不知怎么突然雄心勃发,决定率兵御驾亲征,下诏由太子李亨监国。玄宗对宰相杨国忠说:“朕在位垂五十载,倦于忧勤,去秋已欲传位太子;值水旱相仍,不欲以余灾遗子孙,淹留俟稍丰。不意逆胡横发,朕当亲征,且使之监国。事平之日,朕将高枕无为矣。”(《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

  只要看看在这之前玄宗对高力士说过的话:“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夫复何忧!”便可知道玄宗此时说传位给太子的话是言不由衷的。皇权下皇帝与太子关系微妙,这其中的利害玄宗还是太子时已经亲身经历,所以他宁愿将朝政托付给宰相。而且,他也从未明确地表示过想要传位于太子李亨。既然玄宗是故作姿态,那么御驾亲征自然也就是虚张声势了。

  杨国忠却因此而心惊肉跳,惊恐万状。杨国忠专权前,为了讨好巴结李林甫,充当了李林甫的“打手”,极尽陷害打击太子李亨之能事。二人之间的积怨极深,非死方能化解。杨贵妃姐妹恃宠飞扬跋扈,极大影响了朝政,太子李亨早对杨氏家族深恶痛绝。倘若太子李亨真的从此主持朝政,对于杨氏家族来说无异于大祸临头。所以杨国忠急召杨氏姐妹,神情紧张地说:“太子素嫉我家,若一旦监国,我等兄妹,都危在旦夕了!”经过紧急磋商,最后决定由杨贵妃出面,劝说玄宗收回成命。

  杨贵妃当然晓得此中利害,为了维护其家族的整体利益及其自身的地位,于是脱去簪珥,口衔黄土,匍匐至玄宗前,叩首哀泣,即所谓的“衔土请命于上”。此时的玄宗已非开元年间那个英姿勃发、励精图治、锐意进取的一代贤君明主,而堕落成倦怠朝政、沉溺声色、偏听偏信、亲近邪僻奸佞的昏君。他本来就没有真正的决心躬临前线,更乏传位于太子李亨的诚意,见杨贵妃如此“恳请”,令人心疼,便顺势作罢。

  大唐王朝正值生死存亡的危急之秋,倘若此时玄宗能以国家社稷的安危兴衰大局为重,毅然统领大军讨伐安禄山,无疑会使朝廷上下振奋精神,同心同德。亦会使前线将士士气倍增,无不视死如归,英勇杀敌,这对扭转整个战局,加速平叛进程,无疑会产生巨大的影响。然而,玄宗为了讨一个妇人的欢心,抑或他只是顺势下台,轻而易举地放弃足以改变大唐王朝命运与前途的重大举措。这件事后,朝廷上下更加痛恨杨氏家族的专横跋扈与祸国殃民。

  在这一场好戏中,最失望的人大概就是太子李亨。他从这件事上应该能够看出,不除掉杨氏兄妹,他或许永远登不上皇位。太子的心情越来越紧张。多年的压抑生活造成了他隐忍的性格,但到了这个时候,几近生死存亡,他再也忍不住了,心中开始酝酿新的计策--不是对付叛军,而是如何对付杨氏兄妹。上天眷顾了他,6个月后,他如愿以偿,计划顺利实现了。

  就在大唐最高统治者上演御驾亲征的闹剧时,安禄山看到洛阳宫阙尊雄,心情急欲僭号。于是,他在洛阳苑中的凝碧池旁大宴百官,迫不及待地地称帝僭位了。安禄山自称雄武皇帝,国号燕,建元圣武。任达奚殉为左相,张通儒为右相,严庄为御史大夫,还设置了百官。安禄山身穿衮袍头戴珠冕,由侍从官簇拥,登上宝座。安庆绪、安庆恩两个儿子侍坐两旁,文武官员、各部酋长左右分席,依次列坐。一切看起来都有模有样。

  因为安禄山长子已经为唐朝所杀,二子安庆绪在同一天被立为太子。但是,他的宠妾段氏和段氏所生第三子安庆恩却因为此事相当不高兴。各人的心思各有不同,祸根却也因此在这天埋下了。

  安禄山称帝后,便一直滞留在洛阳,醉心于花天酒地的享乐。而唐朝廷的勤王军逐渐集结到潼关,据守天险,唐军与叛军双方形成了对峙之势。

  就在这期间,名将郭子仪和李光弼率领唐军在河北接连取得大捷,截断了叛军的后路,唐军士气大振,叛军军心开始动摇。安禄山自起兵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此时见唐军开始了反攻,而三军统帅正是他的大仇人哥舒翰,不禁开始惊慌起来。他后悔不该起兵造反,招来谋士高尚、严庄,斥责说:“几年来,你们一直劝我起兵造反,说是万无一失。现在西进之军打潼关,几个月也打不进去,北归范阳之路也被截断。朝廷的军队从四方云集,我们所占者只有汴州、郑州等几个州郡,困守在这里,叫什么万全!你们的谋略何在?自今以后,不要再来见我!”大发了一通脾气。

  高尚与严庄之后极为害怕,好多天都不敢去见安禄山。这时刚好田乾真从潼关回来。田乾真小名阿浩,文武双全,是叛军中有名的骁将,很受安禄山器重。田乾真知道事情经过后,便为高尚、严庄说话,劝安禄山说:“自古以来,凡是要成就大事业的帝王,却都有胜有败,怎么能够指望一举成功呢!现在朝廷军队虽多,都是新募的乌合之众,没有经过战阵,根本敌不过我们的劲锐之兵,用不着忧虑。高尚与严庄都是佐命元勋,你如果与他们断绝关系,诸将领知道后,就会上下离心,情况就会更危险。”安禄山听后高兴地说:“阿浩,你真懂得我的心事。”于是重新把高尚与严庄召来,摆投宴席招待。安禄山还为他们唱歌以劝酒,仍像以前那样对待他们。

  安禄山很快忘记了这件事,但严庄并没有忘记。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对安禄山起了异心,将主要精力用在奉承太子安庆绪上。正是此人,在后来叛军的内讧中起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此时安禄山的处境非常困难。潼关久攻不下,他既不能进入关中,又无法向南面突破。而唐军一占领河北,就会切断他与北方的联系。他经过认真的考虑,计划放弃东都洛阳,北逃回范阳老家去。但又舍不得洛阳的花花世界,所以还没有彻底下定决心。

  唐朝廷这时明显处于有利的地位,如果安排得当,完全可以在几个月内平定叛乱。这是天赐良机。十分可惜的是,政治阴谋决定了事态朝相反的方向发展。唐朝因为内讧,自己为进退两难的安禄山打开了潼关的大门。

  玄宗不问青红皂白地杀了封常清和高仙芝后,各地的援军不断赶至京师,但主帅一直没有和适的人选。这时,玄宗想起了正在京师养病的哥舒翰。

  哥舒翰生平好纵酒,官场得意后又开始恣情声色,以至身体非常不好。一次,他到土门军中视察,竟然体力不支,在洗澡时晕倒,很长时间才苏醒过来。这件事让哥舒翰感慨很多。之后,他回到长安,抱病不出,在家中静心修养。这时候,他已经50多岁,以为戎马生涯从此结束,预备好好颐养天年。然而,天不遂人愿,安史之乱爆发了。

  对于此时的哥舒翰来说,他只是个身患重病的老人,再无当年提枪跃马的英姿。他也看到了名将封常清和高仙芝的连连失败,非常清楚唐军的失败不可避免,因为安禄山的叛军是天下最精锐的军队。哥舒翰还能做什么呢?他最大的愿望,不过是能够安享晚年,但他的内心,却隐隐有不详的预感。

  圣旨就在这个时候来了。玄宗拜哥舒翰为兵马副元帅(元帅由太子李亨挂名),要他统领20万大军出征御敌,去前线镇守潼关。哥舒翰不愿意接管这样一个乱摊子,以身体不适坚决推辞。但玄宗想凭靠哥舒翰的威名号令三军,又因哥舒翰一向与安禄山势同水火,怨恨极深,任用他对付安禄山,玄宗也觉得放心,因此迫令哥舒翰一定要出征。为表示恩宠,玄宗同时任哥舒翰为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政事,可以执行宰相的职权。玄宗又以田良丘为御史中丞,充行军司马,起居郎萧昕为判官,以王思礼、钳耳大福、李承光、高元荡、苏法鼎、管崇嗣为属将,以蕃将火拔归仁、李武定、浑萼、契苾宁等为麾下,又将调集来的河陇、朔方兵马及蕃兵、高仙芝旧部统归哥舒翰指挥,号称20万,进驻潼关。同时还令各地四面进兵,会攻洛阳。圣旨大如山,哥舒翰万般无奈之下,只得接受副元帅的称号,扶病上马,率军前往潼关。

  出师的那天,场面极为壮观,哥舒翰一生的荣耀达到了顶峰。玄宗亲自在勤政楼犒劳哥舒翰,为他饯行,并命满朝文武百官至郊外相送。

  当哥舒翰跨上马的那一刹那,他的心情是极为复杂的,毕竟,前途不容乐观。再一次回望长安,他的心头不由自主地涌起了一丝悲壮。出于对强敌安禄山的了解,他相当清楚,这也许是他最后一次看到这座天下最繁华最宏伟的城市。于是,为了让自己没有任何遗憾,哥舒翰想到要趁皇帝恩遇正浓时做一件事:除掉不共戴天的仇人安思顺。只是,他万万想不到的是,这件事直接导致了潼关迅速失守,随之而来的就是大唐以及他个人的最大灾难。

  潼关在商代时隶属定国,称桃林。周代时为畿内地,隶虢国,称渭。春秋隶晋,称桃林塞,战国时隶魏。秦惠文王六年(前332),设宁秦县,潼关为宁秦县辖地。汉高祖五年(前202)设船司空衙门,专管黄河、渭河的水运事项及船库工作。之后就以官名设县称船司空县。新莽建国元年(9年),改船司空县,为船利县。东汉时又复名船司空县,属华阴。北魏太和十一年(487年),属华州华山郡的定城县。西魏时撤定城县,改属敷西县,直到北周。

  潼关在东汉以前还没设关城,建安元年(196年),曹操为预防关西兵乱,改山路于河滨,当路设关,并废弃函谷关。有记载说:“自渑池西入关有两路,南路由回阪,自汉以前皆由之。曹公恶路险,更开北路为大路。”始有潼关。

  潼关因水得名。据《水经注》记载:“河在关内南流潼激关山,因谓之潼关。”潼浪汹汹,故取潼关关名,又称冲关。这里南有秦岭屏障,北有黄河天堑,东有年头原居高临下,中有禁沟、原望沟、满洛川等横断东西的天然防线,势成“关门扼九州,飞鸟不能逾”。

  隋大业七年(611年),移关城于南北连城间的坑兽槛谷,即禁沟口。唐天授二年(691年),又迁隋潼关城于黄、渭河南岸。自东汉以来,潼关便是易守难攻的要塞,正如后世诗人张养浩写尽了潼关地势的险峻:“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

  “山河表里”还有个典故。《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晋楚之战前,子犯劝晋文公决战,说即使打了败仗,晋国“山河表里,必无害也”。这里用此成语,意为潼关形势异常险要。

  潼关是唐帝国首都长安的大门。哥舒翰率军进驻潼关后,立即加固城防,利用潼关险要的有利地形,深沟高垒,闭关固守。天宝十五年(756年)正月十一日,安禄山派儿子安庆绪率兵攻打潼关,被哥舒翰击退。哥舒翰微微舒了一口气,开头总算还是不错。初战大捷后,哥舒翰立即将矛头指向了长安的安思顺。

  前面提过,安思顺此人在安禄山谋反前便多次奏报族兄安禄山将要谋反。安禄山起兵反叛后,玄宗因为安思顺先已奏报,所以不加问罪。安思顺此时已经被解除了节度使的兵权,任户部尚书。安思顺也乐得在长安享清福,然而,哥舒翰却不想放过他。哥舒翰素来与安思顺有矛盾,此时又大权在握,于是就故意伪造了一封安禄山给安思顺的信,让人假装送信,然后在潼关城门口抓住此人,献给朝廷。同时还列举了安思顺的7条罪状,请求玄宗处死安思顺。

  玄宗对哥舒翰与安思顺的旧怨相当清楚,甚至还充当过和事佬让二人和解过。此时,他不是不明白安思顺是被哥舒翰诬陷,但此时正值需要哥舒翰之时,就不得不牺牲安思顺了。安思顺自然也不甘心坐以待毙,派人贿赂巴结杨国忠,请杨国忠出面求情。然而,玄宗为了笼络哥舒翰,已经下定了决心。天宝十五年(756年)三月初三,安思顺和他的弟弟太仆卿安元贞都被处死,家人流放到岭南。

  哥舒翰受命于危难之际,却利用国家的危难来对付政敌。如此胸襟之人任唐军主帅,唐军不免危矣!后世史学家评论说:“哥舒翰废疾于家,起专兵柄,20万众拒贼关门,军中之务不亲,委任又非其所。及遇羯贼,旋致败亡,天子以之播迁,自身以之拘执,此皆命帅而不得其人也。”(《旧唐书·卷一百零四·哥舒翰传》)

  杨国忠出力营救安思顺不成,开始意识到哥舒翰已经对自己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从此开始畏惧哥舒翰。

  当时天下人都认为安禄山叛乱是因为杨国忠骄横放纵所致,无不对杨国忠切齿痛恨。甚至连安禄山起兵也是以讨杨国忠为名,可见杨国忠声名狼藉到了何等地步。部将王思礼力主杀杨国忠以谢天下,曾经暗中劝哥舒翰说:“安禄山起兵是以诛杨国忠为名。我们应该用汉挫七国之计(指汉景帝杀晁错一事),您只要留兵3万守关,率领其余精锐回京师诛杀杨国忠,大事可成!公以为如何?”哥舒翰摇头不应。王思礼又道:“若是给皇上上表请求诛杀杨国忠,皇上未必会同意。我愿意率领30骑人马,回长安劫取杨国忠到潼关,如此,公可斩之。”哥舒翰愕然道:“若如此,真是哥舒翰反,不是安禄山反了。此言何可出诸君口?”于是,王思礼不敢再说。事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

  不久,王思礼与哥舒翰密谋一事便传到杨国忠的耳朵里,有人对他说:“现在朝廷重兵都在哥舒翰之手,如果哥舒翰回军西指,你的性命就难保了。”杨国忠闻言后大为恐惧,急思对策,然后对玄宗说:“兵法'安不忘危',潼关虽有重兵把守,但后面再无兵,万一失利,京师就很危险,请选监牧小儿3000于苑中训练,以防万一。”玄宗觉得这话有理,立即让杨国忠去办此事。杨国忠迅速招募3000精兵,日夜训练,由他的亲信剑南军将李福德、刘光庭分别统领。杨国忠还是不放心,又奏请招募10000人屯兵于灞上(今陕西西安东南),由心腹将领杜乾运统领,名义上是抵御叛军,实际上却是为了防备哥舒翰。

  哥舒翰得到消息后,知道杨国忠的部署都是针对自己,怕遭暗算,背后受敌,决定先下手为强。于是上表,奏请将驻扎在灞上的军队归潼关军队统一指挥。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初一,哥舒翰以商讨军情为由,将杜乾运召到潼关,随后借故将其斩首,由此吞并了灞上军队。

  经历这次事件,哥舒翰和杨国忠二人的矛盾已经公开化了,由暗斗发展到明争。杨国忠得到这一消息,愈发恐慌,对儿子说:“吾无死所矣!”近在咫尺的哥舒翰的存在,使他有如芒刺在背。而哥舒翰同样终日不安,但却始终无法下定决心诛杀杨国忠。后世有句著名的话:“自古未有权臣在内,大将能立功于外者。”(《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三》)哥舒翰的迟疑不决不但害了他自己,也害了大唐的天下。

  前线主帅与后方宰相的内讧,消耗了宝贵的精力和时间。哥舒翰忧心忡忡,“恐为国忠所图”(《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病情也因此加重。他心有余而力不足,难以处理日常军务,只好把军政大事委托给行军司马田良丘,田良丘不敢专断。哥舒翰又让部将王思礼主管骑兵,李承光主管步兵。王思礼、李承光二人则忙着争权夺利,难以配合,全军号令不一。加上哥舒翰到了晚年,因位高权重,军纪虽然一如既往,但却不关心士卒疾苦。监军宦官李大宜在军中时,不但不管事,还整日以与将官赌博、饮酒、弹琴为乐,而普通士兵却连饭都吃不饱。玄宗派人慰劳军队时,士兵反映缺少衣服,玄宗特意做了10万战袍赐予军队,但哥舒翰却压住不发,以至兵败之后,衣服仍藏在库中。士兵冒着生命危险征战,却连最根本的温饱问题都得不到解决,自然心中充满怨恨,由此导致了上下离心。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哥舒翰统兵“用法严而不恤,士卒皆懈弛,无斗志”。有威无恩,正是哥舒翰后来失败的原因之一。

  就在哥舒翰固守潼关、与杨国忠明争暗斗的这段时间,战场的形势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由于叛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激起当地百姓的无比愤怒,大失人心。平原太守颜真卿、常山太守颜杲卿等率军民奋起抗击叛军,河北多郡相继响应。河东节度使李光弼与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先后率军出井陉,入河北,在九门、嘉山等地,接连大败史思明部,切断了叛军前线与范阳老巢之间的交通线。叛军东进、南下又被张巡、鲁炅阻于雍丘和南阳。安禄山前进不得,后方又受到威胁,军心动摇,打算放弃洛阳撤回范阳。战争形势出现了明显有利于唐军的转机。

  这期间,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曾向玄宗建议:发兵北取范阳,迫使潼关、洛阳一带的叛军主力回师援救范阳,以减轻潼关叛军重兵临关的巨大压力。这是非常高明的战略,能够唐军使实现转守为攻。但玄宗不知道出于什么考虑,没有同意郭子仪的建议。

  自从安禄山叛乱开始的一刹那,玄宗便开始一杆子打死地不相信手握重兵的将领,这就是他为什么不分青红皂白地杀了封常清和高仙芝的根本原因。之所以重用哥舒翰,最根本的原因不是因为哥舒翰有多么能干,有多大的威名,而是因为哥舒翰是安禄山的死对头,他绝对不会转身跟安禄山联合。对人事的任命竟然基于这样一个出发点,足以证明玄宗本人完全失去了盛唐时期的英锐。而郭子仪本人后来的几经沉浮,也充分说明皇帝们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生怕统兵的将领们兵权和功劳太大,以致出现第二个安禄山。这也直接导致了唐朝廷开始任用宦官来执掌兵权,成为后来唐朝灭亡的重要因素。

  哥舒翰在潼关始终采取了固守的策略,据守天险,阻叛军于潼关之下。叛军主力徘徊潼关于之下,长达半年之久,却始终无法逾越天险,西进一步,成为令人难堪的胶着状态。哥舒翰担心玄宗怪他不肯出战,之前多次向玄宗上言,强调自己固守的策略:“禄山虽窃河朔,而不得人心,请持重以弊之,彼自离心,因而翦灭之,可不伤兵擒兹寇矣。”(《旧唐书·卷一百零四·哥舒翰传》)

  安禄山见强攻不灵,便命部下崔乾祐事先将精锐部队隐蔽起来,率4000名老弱病残的部队屯于陕郡,想诱使哥舒翰弃险出战。但哥舒翰不为所动。他心中非常清楚,尽管他手握所谓的20万大军,但都是临时拼凑起来的队伍,人多而不精,且全无斗志,所以他坚持闭城。但哥舒翰忘记了,在他背后,还有一双虎视眈眈的眼睛在盯着他,正寻找机会除掉他。

  天宝十五年(756年)五月,玄宗接到叛将崔乾祐在陕郡“兵不满四千,皆羸弱无备”的情报,此时满朝文武正为郭子仪、李光弼在河北取得的大捷而兴奋,玄宗乐观地估计了战局,求胜心切,下令哥舒翰转守为攻,立即出兵,收复陕郡、洛阳一带。为此,玄宗还特意卜了一卦,卦相显示说:“贼无备,可图也”。

  哥舒翰闻讯大惊,立即上书玄宗,认为:“安禄山久习兵事,现在公开叛唐,欲攻长安,不可能不设防。一定是用羸弱之兵来引诱我们,如果出兵,正中其计。再说叛军远来,利在速战,我军据险扼之,利在坚守。何况叛军残虐,失去人心,兵势日蹙,将有内变,那时乘机攻击,可不战而胜。现在诸道兵还未集,形势对我们并不十分有利,应该缓以待之。”

  从奏表上看,哥舒翰与当初高仙芝、封常清二人守潼关时的观点完全是一样的,都是主张坚守潼关,然后派朔方军北取范阳,占领叛军老巢,促使叛军内部溃散,这一据守险要、持久疲敌、伺机出击的策略在当时是切实可行的。

  不仅是哥舒翰,就连身处河东前线的朔方军主将郭子仪、李光弼也持相同的观点。二人在奏书中说:“翰病且耄,贼素知之,诸军乌合不足战。今贼悉锐兵南破宛、洛,而以余众守幽州,吾直捣之,覆其巢窟,质叛族以招逆徒,禄山之首可致。若师出潼关,变生京师,天下怠矣。”(《新唐书·卷一百四十八·哥舒翰传》)主张派大军直捣安禄山老巢范阳,俘获叛军妻子以为人质,叛军内部必溃。颜真卿也上言道:“潼关险要之地,屏障长安,固守为尚。贼羸师以诱我,幸勿为闲言所惑。”其它反对哥舒翰出战的奏章也如雪片般飞向玄宗的案头。

  就在玄宗迟疑不决的关键时刻,杨国忠却怀疑哥舒翰不肯出兵是意在谋己,为了调虎离山,立即对玄宗说:“贼方无备,而翰逗留,将失机会。”(《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玄宗久处太平盛世,不懂军事,于是轻信了杨国忠的谗言,连续派遣中使催促哥舒翰出战,以至往来使者“项背相望”。不久,又下手敕严厉指责哥舒翰说:“卿拥重兵,不乘贼无备,急图恢复要地,而欲待贼自溃,按兵不战,坐失事机,卿之心计,朕所未解。倘旷日持久,使无备者转为有备,我军迁延,或无成功之绩,国法具在,朕自不敢徇也。”并派宦官边令诚前去督战。玄宗已经完全失去了年青时的精明头脑,急于求成,对敌我力量对比作了错误的判断,加之听信谗言,刚愎自用,驱使唐军自寻死路。

  备受压力的哥舒翰见皇帝降旨严厉切责,知道势不可止,于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初四领兵出潼关。出关前,哥舒翰似乎已经预料到此战必然失败,不禁抚膺恸哭。兵法云:“将能而君不驭者胜。”而现在哥舒翰处处受到朝廷的掣肘,明知不该轻易出关,却因被诏命所迫,不得不出战。可以说,他是怀着视死如归的悲痛心情踏上了征程。从根本上说,失败将不可避免。唐军主帅的阵前痛哭,昭示了一个王朝无可奈何的没落。

  六月初七,哥舒翰军与叛军崔乾祐部遭遇在灵宝西原(在今河南省西部)。六月初八,两军交战。灵宝南面靠山,峰峦陡峭;北临黄河,波涛汹涌;而中间是一条70里长的狭窄山道,可谓是用兵的绝险之地。崔乾祐预先把精兵埋伏在南面山上,自领老弱病残兵与唐军交战,且战且走,以为诱敌之计。

  哥舒翰与行军司马田良丘乘船在黄河中观察军情,看见崔乾祐兵少,就命令大军前进。王思礼等率精兵5万在前为前锋,庞忠等率10万大军殿后,哥舒翰自己率领3万人在黄河北边的山头上观战,并击鼓助威。两军一交战,叛军故意示弱,偃旗息鼓而逃。

  王思礼见四周地势险要,不敢贸然前进,只是步步为营,节节推进。叛将崔乾祐竟带着羸兵前来挑战。他们队列不整,东一堆,西一簇,三三五五,散散漫漫,简直就像从未习过队列的百姓。唐军土兵见此境况,不由地发起笑来。不待王思礼发令,唐士兵就抢先突进。眼看追及叛军,叛军却马上偃旗退避。王思礼于是挥兵直追,庞忠等接应部队亦随后跟进。于是两军争先恐后地拥入山峡,只见两旁都是悬崖峭壁,中间只有一条越来越窄的隘路,令人毛骨悚然。王思礼感到不妙,停下观望。

  此时,哥舒翰一见地形,便立即发现中了崔乾祐的奸计,想要摆脱困境,却已经来不及了。于是,他乘浮船在黄河中流指挥战斗。当时制高点为叛军所占领,情况十分危急,唯一的出路只有奋勇向前,冲破前面叛军的堵截,杀出一条血路。哥舒翰见崔乾祐兵马不多,便督促将士奋勇前进。由于山道狭窄,唐军如同滚竹筒中装满的豆子,只能一个挨一个前挤后拥地向前滚。

  此时,叛军伏兵突起,居高临下,从山上投下滚木擂石,唐军将士全部拥挤在隘道,兵力难以展开,死伤甚众。哥舒翰急令用毡车在前面冲击,试图打开一条通路。为了活命,唐军将士开始夺路冲锋,队伍一下子全乱了套。哥舒翰指挥失灵,人心涣散,士无斗志。

  到了下午,天气骤变,东风劲吹。崔乾祐眼见时机到了,急令部下将几十辆装满干草的大车纵火焚烧,堵塞通道,使唐军无法前进。顿时烈焰腾空而起,浓烟弥漫,唐军被烟焰迷目,看不清目标,还以为叛军在浓烟中,便乱发弩箭,直到天黑时矢已射尽,才知道烟雾中并没有敌人。

  这时,崔乾祐命同罗精锐骑兵从南面山谷迂回到唐军背后杀出,唐军腹背受敌,首尾不能相顾,顿时乱作一团,互相排挤践踏。有的弃甲逃入山谷,有的被挤入黄河淹死,号叫之声惊天动地,一片凄惨之状。唐后军见前军大败,不战自溃。而守在黄河北岸的唐军见势不利,也纷纷溃散,几乎全军覆没。哥舒翰只带数百骑得以逃脱,从首阳山(今山西永济)西面渡过黄河,进入潼关。当时潼关关外挖有三条大堑壕,均宽二丈,深一丈,逃回的唐军人马坠落壕沟中,很快就将沟填满,后面的人踏着他们得以通过。

  灵宝一战,唐军出关将近20万军队,逃回潼关的只有8000余人。到了此刻,即便有潼关天险,唐军也无足够的兵力可守。六月初九,崔乾祐率兵攻陷潼关。此时,离哥舒翰痛哭出关不到5天时间。

  由于此战的失败及潼关的失守,人地两失,使平叛战争的形势急转直下,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其他战场唐军的失利。此前,由于潼关驻有唐朝近20万大军的牵制,尽管河北史思明连吃败仗,安禄山也不敢大量抽调部队增援,南阳、雍丘唐军也得以固守。哥舒翰大军失败后,叛军没有后顾之忧,可以大量抽调精锐支援其他战场。在河北战场,郭子仪、李光弼部被迫退出河北,河北诸郡得而复失,叛军后方得以巩固。唐军的士气也因为灵宝之战的失败而大受影响。之后,唐军在各战场之间难于互相呼应与支援。自灵宝之战后,唐军完全陷于被动的局面。

  哥舒翰逃到关西驿站后,张贴告示,收集残兵败将,打算重新夺回潼关。然而,其部下蕃将火拔归仁等人见唐军大势已去,便暗中商议劫持哥舒翰以投降安禄山。之后,火拔归仁率百余心腹围住驿站,进去对哥舒翰谎报说:“叛军已到,请你上马。”哥舒翰上马出驿站后,火拔归仁率部下叩头说:“你所率领的20余万大军被叛军打败,有何面目去见皇上。难道看不见高仙芝、封常清的下场吗!我们还不如向东投降安禄山。”哥舒翰不同意,说道:“我宁可像高仙芝一样死。”说完便要下马。火拔归仁立即将哥舒翰的双脚捆绑在马腹上。凡是不愿意投降的将领,也都捆起来。此时,叛军将领田乾真赶到,火拔归仁顺势投降了他,与哥舒翰等人一起被送往洛阳。

  安禄山见到哥舒翰后,骂道:“你平常看不起我,现在如何?”此时的哥舒翰,不过是一个风霜残雪中的老人,饱受了病痛的折磨、权臣肘制的愤怒、皇帝不信任的寒心,心中的愤懑无处可泄,已经气慨全无,面对多年的仇人,再无半分锐气与争雄之心。为了活命,当即伏地谢罪说:“臣有眼不识圣人。但现在天下还未平,李光弼在常山,李祗在东平(今山东郓城),鲁炅在南阳,请让我写信招之,他们就会投降。”安禄山听后大喜,立即拜哥舒翰为司空、同中下门下平章事。火拔归仁自夸其功,安禄山大怒说:“你叛主,不忠不义。”将其斩首。

  哥舒翰果然写信招降其他将帅。但诸将接到书信后,都复书责骂哥舒翰不死节,有失国家大臣的体面。安禄山早知道哥舒翰招降其他唐将不会有什么效果,只不过要借此炫耀征服哥舒翰的胜利而已,便把哥舒翰囚禁于禁苑之中。

  哥舒翰屈节求生,也仅仅多活了一年。至德二年十月十月(757年),安庆绪为唐军所败,逃跑时将哥舒翰等30余名被俘的唐将全部杀死。

  哥舒翰晚节不保,令无数人无比惋惜。史书上因此评价他说:“丑哉舒翰,不能死王。” (《旧唐书·卷一百零四·哥舒翰传》)但他是胡人出身,对汉人所谓的气节之类并不是特别看重。无论如何,瑕不掩瑜,哥舒翰依旧是天宝中后期出色的军事将领,他早年战功赫赫,无人能及,所以同时代大诗人李白认为名将卫青与他相比都黯然失色。正因为如此,唐朝廷也没有因为哥舒翰被俘投降而将他一棍子打死,为哥舒翰追赠太尉,谥曰武愍。唐朝廷为哥舒翰追谥一事,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了大唐开放、宽宏、博大的精神。然而,安史之乱后,大唐这种一览天下的气质便逐渐远去了。

  潼关失陷了。纵观潼关内讧的经过,几乎就是大唐王朝衰落的一个缩影。

  此刻,日已西落,险峻如铁的潼关模糊了刀剑的铿锵和马嘶,只剩下死者的浓血,生者的眼泪。关墙巍峨,在群山拱卫之下显得雄壮而悲凉。在它怜悯的目光中,似乎已经看到长安华丽的金宫银殿,即将化作一捧焦土。开元的千秋伟业,将要一朝烟消云散。自古多难的山河,又开始了万千哀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