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硕
1966年，在中国大地上，卷起了“史无前例”的滔天恶浪，将人们一下子打入万丈深渊。叶剑英身处中国历史巨大逆流中，不只岿然不动，更能搏浪进击，其作用有甚于三门峡东岛之“砥柱”。这位无产阶级的政治家，以非凡的革命胆略和高超的斗争艺术，砥柱中流，力挽狂澜，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
一、天下大乱，军队不能乱。想尽一切办法稳定军队，稳住局势
这场空前“浩劫”始发于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相继通过的《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自此以后，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和所谓“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进行了错误的斗争，对党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错误的改组，成立了所谓“中央文革小组”，并让它掌握了中央的很大一部分权力。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乘机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全国陷入了混乱局面。
当时叶剑英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军委副主席兼任军委秘书长，负责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他身处逆境，重任在肩，心情一直处于紧张和矛盾之中。虽然从一开始就感到运动来得迅猛，处于“不理解”的状态，但他出于对毛泽东的长期信赖和浓厚情感，还是力图跟上毛泽东对运动的部署。他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曾一度负责保卫北京市的安全。然而随着运动的深人，越来越乱，问题暴露得越来越多，他觉察到运动的矛头所向不对，开始为国家与军队的命运和前途担忧，对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错误逐步进行抵制和斗争。
林彪、江青一伙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企图否定党的领导，制造天下大乱，同时搞乱军队。他们指使军内外“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和围攻军队领导干部，从乱中夺权，改变人民军队的性质，使之成为他们随心所欲地篡党夺权的工具。
叶剑英和军委几位领导人始终坚定地认为：“天下不能乱，长城不能毁”。人民解放军这支几十年来在党绝对领导下的革命军队，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无论天下怎样乱，一定要稳住阵脚。只要军队不乱，天下就保得住。因此，叶剑英要求军队必须保持高度戒备，听从统一指挥，并同徐向前、聂荣臻、陈毅、贺龙等几位元帅和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副主任刘志坚等多次研究，制定了一系列稳定军队的规定和措施。5月25日，向全军发出《关于执行中央5月16日通知的通知》。通知明确规定，全军各级党委对运动要“加强领导”，“在连队和一般机关干部中，着重进行正面教育”，并且规定要“点名批判”的人，由各大单位常委批准。5月14日，向全国县团级以上单位发出《关于部队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几项措施的请示报告》，明确规定在连队和师以下战斗部队中着重进行正面教育。军队一律不准游行，一般不参加地方的批判大会。而且把军内“文化大革命”限制在宣传、文化等少数部门。决定在总政设立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和文化革命办公室。同一天，叶剑英向毛泽东、周恩来作了《关于建立军委常务会议的请示》。经批准后，凡涉及军队的重大问题，由军委召开常务会议讨论决定，以加强军委的集体领导。6月21日，叶剑英批准下发关于军队“文化大革命”的六条指示。指示要求对各院校的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区别对待游行并决定“整风”的院校不开展“四大”，即不搞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7月8日，叶剑英在《部队文化革命动态》上以总政治部名义加上一个批语：军队“文化大革命”只限制在23所高等技术学校中进行。
但是，运动的发展是不以叶剑英的意志为转移的。8月7日，中共十一中全会印发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第二天，全会通过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文化大革命”横流一发不可阻挡。
面对这种严重形势，叶剑英于8月16日、23日主持军委常委会，继续强调军队与地方不同，军队运动一定要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不能乱，不能随便揪斗、处分干部。“罢官”总是要等运动后期处理。不能不经过批准查阅军委和总部相关档案，要严格控制。
这时，全国各地连续发生红卫兵和“造反派”冲击领导机关和军事机关、揪斗领导干部的事件。求救电函纷至沓来。为了稳定局势，叶剑英于9月3日批准总政治部及时发出不准军队院校师生来京串连的三条指示。9月4日，叶剑英参加周恩来召集的中央碰头会，商拟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并告西北局的两个特急电，强调伊犁、塔城、阿尔泰等边境地区的“文化大革命”，由区党委负责，通过自上而下领导，不要采取群众直接“罢官”的做法。特别要劝阻外地学生进入这些地区串连，已去的外地学生应劝他们离开。新疆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加强维吾尔民族的团结。叶剑英根据民族政策，对赛福鼎、王恩茂等非常关心，尽力要部队加以保护。9月23日，叶剑英主持军委常委会讨论通过《关于干部战士亲属被斗被抄情况及处理意见》，在会上提出，各大军区目前工作重点应转向抓好部队工作，保证部队正常秩序，在此期间，叶剑英还派出联络小组出席海、空军常委扩大会议，交代联络员“只带耳朵，不带嘴巴”，进行大量调查。当发现林彪暗中指使李作鹏等人搞派性，制造混乱，妄图夺取海军领导权时，叶剑英即报告刘少奇、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常务联席会议上，对海军总部作了专题研究。他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亲自到海军党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明确指出：萧劲光等是好同志，有错误可以批评；军队不能罢官夺权，会议本身作决议撤换领导是错误的；要按照党的民主集中制办事，不准搞地下活动，强调分清是非，搞好团结，并批评了某些人“抢班夺权”的错误。对空军也是如此，他亲自打电话给空军司令部参谋长何廷一，告他“不要卷进去”，要站稳立场。从而有效地抵制了林彪一伙夺取海、空军领导权的阴谋活动。
由于及时采取了这些措施，在“文革”初期，军队开展“四大”仍由各级党委领导，在党委领导下设立文化革命小组及其办事机构具体掌管，并限定“四大”只在宣传、文化、院校、科研等少数部门和单位开展，从而使军队基本上保持了稳定的局面。
二、面对林彪一伙的指责和反扑，正气凛然，针锋相对予以反击
林彪、江青一伙出于乱军夺权的卑鄙目的，对叶剑英等抵制“文革”、稳定军队的做法怀恨在心，多次密谋要搞乱军队，惟恐天下不乱。在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的一次碰头会上，陈伯达叫嚷：军队已经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江青质问列席会议的总政治部负责人：你们军队为什么按兵不动？对军队那些“走资派”为什么不揪？我看就是有人压着。她说的“有人”，首先指的就是叶剑英。叶剑英大义凛然，毫无惧色。他们经过精心策划，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由第二军医大学群众组织“红色造反纵队”的一个头头向毛泽东、林彪告状，说军队镇压群众，与地方做法不同，搞了许多条条框框，限制太多等。于是林彪下令要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立即发一个紧急指示，让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按地方的做法搞，于10月5日发布了《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紧急指示》。这个“指示”写道：“根据林彪同志的建议，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束缚群众运动的条条框框取消”。明令取消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以及不在军种、兵种院校范围外的地方院校串连等其他许多规定，要求军队院校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开展“四大”。同一天，中共中央向全国转发了这一文件，指示：“这个文件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要求全国大中学校坚决贯彻执行。10月6日，中央文革小组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全国在校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会上。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宣读了这个紧急指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中，说“紧急指示”适用一切单位。由此，军队院校和某些机关中的“造反派”得到了“令箭”，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到处乱冲乱闯。各级党委基本上陷于瘫痪状态。
叶剑英目睹“造反派”自毁长城的破坏活动，又无力制止，十分焦虑。他在西山住所同军委、总政的领导同志个别接触，商量对策。随后，即以总政治部名义，起草了《关于各总部、国防科委、军种、兵种机关必须经常保持战备状态的通知》，要求“我军必须经常保持高度的警惕和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对付敌人的突然袭击。各总部、国防科委、各军种的主要领导同志，在完成上述任务中担负着重要的责任。必须保证他们对部队实施经常的指挥，不能中断。未经军委许可，他们不能离开指挥岗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院校的革命师生，向他们反映情况，要求他们解答问题，对他们提批评意见等，应该和接待机关商量，根据领导同志的工作情况，安排接待时间、地点，每次谈话或开会的时间不要太长；对于机关的办公室、通信设施、保密设备要妥为保护，以免影响他们对部队的指挥和日常工作的进行。”这个通知，林彪看后转送给“中央文革”，被陈迫达以“借战备压革命”的罪名加以扣压。为了控制由于林彪下令炮制的“紧急指示”所造成的日益混乱的局面，刘志坚根据叶剑英的指示精神，曾先后起草过5份电报，但都被陈伯达扣压了。
10月9日至28日，在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伯达作了题为《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斗争》报告，点名攻击刘少奇和邓小平，大肆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林彪亲自讲话，抛出了所谓“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的谬论，说：一个是群众路线，一个是反群众路线，这就是我们党内两条路线的尖锐的对立。“并把斗争矛头对准刘少奇、邓小平，说刘、邓搞了另外一条路线，对抗毛主席的路线。”
反调越唱越高，会议气焰十分嚣张，但是并未压倒叶剑英。他得到毛泽东同意，在会议期间连续作了7次发言，针对林彪、陈伯达的谬论，提出一系列质疑：军队怎么搞？农村搞不搞？小学如何搞？哪些可办，哪些一时不好办？……他在发言中极力坚持军队师以下单位不搞“四大”，进行正面教育；要抓组织纪律抓思想，抓政策，主张对干部的缺点错误，要靠后期自己整风纠正，总结经验教训。他坚决反对“造反派”随便揪人和抄家。他强调指出，不论是社会上抄家，还是对机关干部抄家，都要提到政策上考虑。他的发言得到周恩来等的赞同。
三、利用两个十万人大会的讲坛公开对抗，实行“反冲击”，争取教育广大师生
林彪、陈伯达无视周恩来、叶剑英等的正确意见，利用手中的权力和工具，向全国印发他们的“报告”和“讲话”，流毒甚广。自从他们提出了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林彪、江青一伙的追随者们到处煽风点火，迅速在全国各地掀起批判所谓“资反路线”的浪潮。军队的形势急转直下，院校师生和部分机关“造反派”纷纷外出串连，参与造反夺权活动。总部和各军区机关不断被冲击，许多负责干部被揪斗。到11月，进入北京的军队院校师生达10万人。林彪、江青一伙唆使并纠合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带头冲击国防部，冲击中南海。
全国混乱局面如何收场，如何稳定得住？叶剑英感到，事态的发展越来越严重，如果听任年轻学生盲目的行动，可能酿成更大祸害，使军事首脑机关完全陷入瘫痪状态。因此，当务之急，必须迅速采取措施，扭转这种局面。他同军委、总政的领导同志紧急磋商，决定动员军队院校师生员工离京回校复课闹革命。经报毛泽东批准，11月13日，以总政治部名义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大会(即“第一次10万人大会”)，周恩来、陶铸、贺龙、徐向前、陈毅、叶剑英、萧华、杨成武以及各总部负责人同时出席。大会由总政主任萧华主持。周恩来和陶铸提前退场。几位军委副主席作了重要讲话，强调稳定军队，军队不能乱，对“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许多错误做法提出了严肃批评，动员大家离京返校。
叶剑英在讲话中，向大家反复说明军队院校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任务和方针、政策。他说，同志们要掌握党的政策，使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你们顶得住，坚决斗争，我们不仅同情，还支持。但是真理是有限度的。列宁说过，真理跨过一步就成了谬误。越过了一定的量就发生了质变。叶剑英指出一些单位揪斗领导干部，外出串连，搞打砸抢，败坏军队的名声等错误行为以后，继续说，我们睁着一个眼睛，闭着一个眼睛。闭着一个眼睛放手，睁着一个眼睛看情况。
他引证毛主席的话说，鲁迅的《阿Q正传》中有个人，是不准别人改正错误的，不准人家革命。毛主席讲过，要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允许人家革命。毛主席说，过去旧戏是《三娘教子》，文化大革命是“子教三娘”。我们要向青年学习。但是我们奉劝青年同志们，不要把毛主席著作当圣经念，不要再犯教条主义错误。
叶剑英劝大家要有阶级感情。他对有些“造反派”不顾老干部心脏病发作，不管人家死活，硬把人家抓去批斗的做法，表示十分愤慨!他批评这些人没有无产阶级的感情，不是无产阶级的军人!要大家警惕少数别有用心的人，不要受坏分子利用……
正当叶剑英讲话时，解放军某大学“红色造反团”的一名“战士”(学员)递条子给会议主持人萧华，责问这个大会“林副主席批准没有？”、“你们四位副主席的讲话是不是林副主席批准的？”叶剑英在主席台上当众宣读了这张条子，气愤地问大家：“同志们，他怀疑我们大会是偷偷开的，同学们相信不相信我们？”台下回答：“相信军委。”叶剑英接着说：“我代表军委的全体同志感谢同志们信任我们，请同志们信任我们。”他告诉大家，四个人的讲话是军委集体讨论过的。他重复说，现在“文化大革命”是“子教三娘，儿子教育老子、教爷爷”。他希望递条子的那个学员也要接受教育帮助。
这次大会在全国范围内，尤其在北京引起巨大反响，陈、叶等元帅的讲话迅速传播四方。受迫害的老同志和一切正直的人们，无不表示赞同，而林彪、江青一伙及其追随者们，则认为陈、叶的讲话违背了“十六条和紧急指示”，是“镇压群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猖狂反攻”。有几个院校成立“批资筹备处”，准备批斗几个元帅。“陈毅、叶剑英讲话必须批判”的大标语出现在街头。
事情没有完结。11月29日，在工人体育场再次召开了军队院校师生大会(即“第二次10万人大会”)。这次大会比上次大会气氛更为紧张。“造反派”在林彪、江青一伙指使下，决定利用这次大会，进行“反击”。他们在会场贴满了大字标语，声言陈、叶上次讲话有“严重错误”，必须“彻底批判”。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对大会非常关心，亲自到会场看望大家，绕场一周。陈毅第一个讲话。他在讲话中说，满腔热忱地鼓励和教育青年军人，要他们学会正确对待路线斗争，“应该弄清思想，团结同志，共同对敌”。
在陈毅讲话之后，叶剑英挺身而出，再次作长篇发言。他首先念了几张台下递来的条子，回答了所提的问题。对有人提出要为上次递条子的学生恢复名誉问题，叶剑英耐心地讲明道理，明确表示了否定的态度。
接着，叶剑英着重阐述了毛泽东对青年一代的亲切关怀和殷切希望，以及军队院校培养学生的重要意义。他肯定绝大多数师生是革命的，是好的，同时对少数人不守纪律，“住大房子”、“坐小汽车”，讲排场、摆阔气等破坏解放军优良传统等不良倾向提出了严厉批评。他说，有一些人煽动一部分群众到毛主席办公的地方猛冲、猛打，这行吗？这些人如果不改，就是废品，将来不能用的。有人说我又挑动群众斗群众，不是!我不敢挑动群众斗群众。这样的人不是群众，是废品，要洗涮!有人冲我们的国防部是个大错误，严格讲是反革命!最后，他苦口婆心地劝说同学们返校闹革命，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
就在这次大会的同一天，叶剑英针对一些“造反派”提出怀疑中共中央某些领导同志的问题，明确指示军事博物馆要保留刘少奇和邓小平在各个革命历史时期的照片。
叶剑英和军委其他几位领导同志两次出席“十万人大会”并发表讲话，是对“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的第一次公开抵制，也是对解放军院校师生进行的一次深刻教育。叶剑英和其他几位元帅理直气壮的讲话，使党内外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受到了鼓舞，也促使一些发狂的青年学生听到了不同的声音，开始重新思考问题。有相当一部分院校师生接受了叶剑英等的劝说，离京返校，甚至宣布退出“造反”队伍。这对林彪、江青一伙是一次“反冲击”，正因为这样，他们掀起了疯狂的反扑浪潮，诬蔑叶剑英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是“军内资反路线的代表”，为刘少奇、邓小平“树碑立传”等等，挑拨不明真相的学生和群众对叶剑英进行“火烧”、“油炸”、“炮轰”。江青和康生等秘密策划，煽动“造反派”再开一个“10万人大会”批斗叶剑英和陈毅。
四、稳坐西山，攻读马列，“全心全意一为公”
叶剑英顷刻之间陷入了更大更深的逆境。眼前看到的是满地满墙的“大字报”，耳旁听到的是“造反派”指责“老机”、“老右”的一片叫嚣声。但他稳坐西山住所，保持着冷静的头脑，继续坚持不屈不挠的斗争。他公开说：“大字报尽管贴，该讲的我还是要讲。”不是说，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吗？好，这位著名“儒将”，排除一切纠缠和干扰，埋头攻读马列经典著作，希望从“老祖宗”那里得到新的启示。面对当时社会上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他特意从书架上取下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重新研读，并要秘书帮助摘编有关论述，温故知新。他联想俄国当年革命的情形，越来越感到当前这场运动确像列宁说的那样：“否认党性、否认党的纪律”，“无政府主义往往是对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罪过的一种惩罚”，“无产阶级政党的内部需要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才能抵制这种恶劣影响……”他从马列著作中吸取了力量，增加了斗争的智慧和勇气。陈毅元帅来到西山叶剑英住处，看到他和办公室同志认真研讨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情景，连声叫好，表示了极大兴趣和钦佩。
但是，叶剑英并不是“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他人在西山，心在山外。
1966年12月8日，他冒着挨批斗的风险，照常出席军委召开的13所军队院校师生代表座谈会。他针对有人攻击他和陈毅在“10万人大会”的讲话，严正地提出“反批评”说：“有人不是要搞大民主吗？他们有讲话的自由，我也有讲话的自由!”他驳斥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攻击军事首脑机关的流言蜚语，斩钉截铁地说：“军委、总政没有反动路线问题”，“军队自上而下不存在一条黑线，不但没有反动路线，而且经常是同错误路线作斗争的。”
迎着漫天风雪，叶剑英和聂荣臻在西山常和陈毅、徐向前、刘志坚等会晤，谈论形势，商议稳定军队的大计。陈毅气愤地说，把老干部都打倒了，军队和国家能保住吗？叶剑英深有同感，说：“这样搞，把我们的老传统都搞乱了，军队和国家能保住吗？”，“军队无论如何不能乱”，并谈了继续稳定军队的办法。陈毅听了，举起了双手说：“我到阴曹地府也举双手赞成你!”有一次，几位元帅在西山聚会，年高体弱、双目失明的刘伯承元帅也来了。他激动地问大家：“我的眼睛看不见，现在是什么样了？”他边说边走到其他的元帅身边，伸出双手，一个一个地从上到下抚摸着老战友。大家握着他的手，热泪盈眶，舍不得放开。陈毅沉痛地说：“现在看不见最幸福，看见了更是揪心!”
糟心的事果然是接踵而来。叶剑英和几位元帅以及军委各总部的负责人遭到越来越猛烈的围攻。陈毅元帅首当其冲。周恩来出面保驾、“陪斗”也无济于事。眼看着老战友遭此厄运，叶剑英无力制止，心焦如焚。在陈毅遭到“造反派”连日批斗，处境最困难的时刻，叶剑英特书《虞美人》词一首相赠：
串连炮打何时了？
官罢知多少!
赫赫沙场旧威风，
顶住青年小将几回冲!
严关过尽艰难在，
思想幡然改。
全心全意一为公，
共产宏图大道正朝东。
这首响彻京都、脍炙人口的小词深刻表达了处在逆境中的两位老战友肝胆相照、热情相助的真挚友谊。它是老革命家发自内心的正义之声，是对“文化大革命”的一篇檄文。正当“炮轰”风暴席卷全国之时，它却不胫而走，流传各地。陈毅读后，提笔写道：“绝妙好词!陈毅拜读。”从中得到了最大的慰藉。
斗争未有穷期。林彪、江青一伙指使“造反派”无尽无休地纠缠陈、叶在两次“十万人大会”上的讲话，硬逼他们继续检查。后来周恩来把此事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有意开脱两位元帅，说：“检讨一下，了此一案。”12月31日，年末岁尾，叶剑英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被迫到军队院校所谓“师生代表”会议上违心地进行“检讨”，算是“送旧迎新”。但是此事并未了结。
五、在“夺权”与反夺权斗争中，竭尽全力保护老干部和知识分子
1967年是中国走向深重灾难的一年。新年伊始，从上海开始向全国各地卷起的“一月风暴”猛烈地冲击着人民解放军的机关和部队。为了配合“造反派”的夺权斗争，林彪等人抛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军内造反派在“中央文革”一些野心家的策动下，成立“批资反筹备处”，确定1967年1月5日联合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指名要陈毅、叶剑英到会检讨。开会的“通知”有两种颜色、两种写法，发给陈毅、叶剑英的是“到会接受再教育”，给其他人写的是“到会指导”。叶剑英接到通知后，向周恩来总理作了汇报。周恩来听后，当即质问：是谁同意他们开这个大会的？为什么不报告？他果断地说，不能叫他们开这个批判大会，即使开，老帅也不能参加。然后，他亲自出面在人民大会堂连续三次接见群众组织代表，强调指出：“把批判全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矛头指向叶剑英、陈毅两位副主席是指错了方向”，是“不符合实际的”，并明确表示不赞成开这个会，经过耐心说服，制止了这次批判大会的召开，又一次保护了陈、叶两位老帅。
但是保了元帅，保不住将军。1月4日，总政治部副主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被打倒。紧接着林彪在中央军委常委会议上宣布关锋任总政治部主任。1月10日，江青授意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王力等人起草了一个《关于〈解放军报〉宣传方针问题的建议》，进一步抛出“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具体纲领和措施。经过林彪批准“完全同意”。于是林彪、江青一伙明目张胆地抛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把斗争锋芒直接指向叶剑英等几位元帅和军队各级领导干部。1月11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军委改组为全军“文革小组”，由徐向前任组长，萧华、杨成武、王新亭、徐立清、关锋、谢镗忠、李曼村等任副组长(后又增补谢富治)，江青任小组顾问，组员有叶群、王宏坤等10人。新的全军“文革小组”由中央军委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直接领导，不再隶属于解放军总政治部。林彪、江青、叶群等攫取了直接干预军队“文革”的权力，全国刮起了一股更猛烈的反军乱军的妖风，飞沙走石，天昏地暗。北京、沈阳、昆明、福州、广州、南京、兰州、成都、新疆等军区和各总部、各军兵种的许多负责同志遭到揪斗，被逼得东躲西藏，奔赴异地。告急的电报、电话纷至沓来，要求叶老帅给以保护。有些无路可走的，如刘志坚、刘震、成钧、苏振华、赵永大、王恩茂、赵尔陆、许世友、李达、杜义德、王诤等同志，直接找到叶剑英住地求救。
为了抢救这些革命将领，主管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经过请示周恩来，竭尽最大努力，采取紧急措施加以保护。来者不拒，既来之则安之。叶剑英在军事科学院内的二号楼和西山住地，一时成了老干部的“庇护所”。这里住不下就送到京西宾馆。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叶剑英还特意关照要做好他们的医疗保健工作，护理好每个老同志。当时，躲进大别山的许世友打电话呼救，叶剑英设法把他接来住进京西宾馆，保护起来。后来，许世友在南京摆家宴，请叶剑英和西哈努克，以报答“救命”之恩。叶剑英还与地方有关部门打招呼，尽最大努力保护钟惠澜、薛愚、谢铁骊、华君武、袁世海、谢芳、马玉涛、李维康等知名人士，这些同志念念不忘叶帅的亲切关怀和爱护。
为了抵制造反派反军乱军，迫害老干部，叶剑英从1月8日开始多次主持开军委碰头会、军委扩大会议，与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同林彪、江青一伙展开激烈的斗争。同时通过会议研究对策，稳定军队。在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叶剑英针对全国、全军混乱不堪的局势，气愤地说：“他们主张越乱越好，什么党、政府、军队，他们一概否定，都要推倒重来，说这是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夺权。我们的各级干部，他们给扣上走资派、黑帮、反动权威或其他什么罪名，企图一律加以打倒，说这才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怎么行呢？这怎么会是毛主席的思想和路线呢？”叶剑英讲到这里，有人当场高喊：“他们有野心!”“我们要和他们辩论!”会场上对江青等人的愤怒情绪达到了顶点。但是，作为会议的主持者叶剑英还是开导大家冷静下来，要加强团结，加强组织纪律性，搞好战备，只要军队自己不乱，就不怕别人钻空子。
这一期间，叶剑英在参加和主持军委的一系列会议的同时，还经常出席周恩来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议上，只要有机会，就同江青等进行面对面的交锋。在一次政冶局会议上，叶剑英针对搞乱军队问题，再次强调指出：“地方越乱，军队越要稳，不然敌人乘虚而入怎么办？”列举了大量事实说明全国13个军区，有7个区在搞运动，全军157所院校都在搞运动，到处抓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目标就是抓各个军区、军种、兵种的领导人。三个总部，总后瘫痪了，总政几乎瘫痪，总参部分瘫痪，海军瘫痪了，空军瘫痪了。凡瘫痪了的单位，所有的办事机构、会议室、招待所全部被占领。领导人来一个抓一个。他激动地说：“现在空军指挥部只好转移到战备工事中去。如果全国空中有情况，指挥中断了，事情谁去办!”叶剑英据理力争，手里拿着一张全国军分区以上单位受冲击的统计表指给江青看，严肃地说：内忧必然引起外患，稳定军队是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
由于叶剑英等与林彪、江青一伙反军乱军篡军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又得到周恩来的大力支持，中共中央于1月14发出了《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通知”强调军队担负备战和保卫国防的任务，不许任何人、任何组织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这个“通知”对稳定军队发挥了重大作用。
1月18日，叶剑英又主持制定了《关于各军区开展文化大革命步骤问题的决定》，继续强调一定要保持军队的稳定；各大军区、省军区机关运动必须分期分批进行，不要与地方同时展开；规定济南、南京、福州、武汉、广州、新疆、昆明七个军区推迟或暂停“文化大革命”。叶剑英还经常听取军委总参谋部作战、情报等部门汇报，掌握部队动态，加强战备，保证部队的稳定。他还抽空视察部队，主持军委常委会听取导弹、核武器的试验、军工生产等情况的汇报，并作了大量指示。
六、拍案而起，“大闹京西”，陈伯达检讨说：安眠药吃多了！
乱军与稳军、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在继续进行。1967年1月19日，北京京西宾馆硝烟弥漫，摆开了“战场”。这天下午，军委在这里召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军委领导，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负责人，以及中央文革成员共40余人。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以“主角”自居，逐个发言，大叫大嚷：军队一定要支持革命群众开展“四大”，要和地方一样搞“文化大革命”，不能搞特殊。叶剑英和军委其他领导同志持反对意见，力主军队不搞“四大”，坚持维护军队的稳定。叶剑英旗帜鲜明地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战备任务很重，负有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重大责任。军队稳不住，一旦敌人入侵，就无法应付。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和建军路线的一个根本原则，纪律是执行路线的根本保证。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如果开展“四大”，必然发生无政府主义，什么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都将变成一句空话。这样搞下去，怎么能执行党的路线？怎么担负起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重任？军队没有铁的纪律，松松垮垮，打起仗来“放羊”，军队就不成其为军队了。
会上，两种意见针锋相对，争论十分激烈。叶群、陈伯达突然向萧华发起攻击。他们捏造种种罪名，强加在萧华头上，要他当晚向军队院校师生作检查。接着，陈伯达摆出中央文革组长的架势，指责萧华是“绅士”，不是“战士”，“要把人民解放军变成资产阶级军队”。江青旁敲侧击，竭力帮腔，对萧华进行辱骂攻击。她指着萧华的鼻子问：今晚工人体育馆召开的10万人大会，你敢不敢去？逼迫他到会上说清问题。萧华以沉默表示对抗。江青、陈伯达一伙围攻萧华的险恶用心是妄图从总政打开缺口，搞乱军队，以便他们进而打倒叶剑英等元帅，夺取军权。叶剑英、聂荣臻对此看得非常明白，极为愤慨，未等会议结束，就退出会场，以示抗议。叶剑英回去后，立即将会议情况报告毛泽东、周恩来，要求制止批斗萧华，周恩来支持叶剑英的态度。
这一天，军委扩大的碰头会散会时，会议主持人徐向前宣布：会议的内容严格保密，不准外传。这是条纪律。但是，会后杨勇在传达会议精神时不慎失密，走漏了消息，总政一位副主任的笔记本也被劫走，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等单位的“造反派”连夜向萧华发起“突然袭击”，到景山东街抓他。萧华听到风声，从后门跑到傅钟家，乘车飞驰到西山叶剑英住所躲藏。
1月20日上午，军委扩大会议在京西宾馆继续进行，江青、陈伯达、叶群、王力等人气势汹汹。叶剑英坐在第一排，江青在他的左侧。会议开始，就追查昨晚泄密走漏消息事件。气氛非常紧张。她明知“造反派”抓萧华的事，看到萧华没有来，故意阴阳怪气地发问：“总政治部主任失踪，到哪里去了？”叶剑英正气凛然，不予理睬。过了一会儿，萧华来了，徐向前问他，昨晚到哪里去了？萧华没有作答。徐向前生气地对萧华说：“你是胆小鬼!你怕什么？他们能把你吃掉吗？”江青等装腔作势紧追不舍。这时，一直冷静沉默的叶剑英，对江青等人的查问，大声地说：“他昨天半夜里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收留下来的。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担当!”他按捺不住满腔怒火，猛击桌子，伤及右掌。散会回家以后，他端茶杯觉得右手无力，秘书陪他到军事科学院门诊部拍了片子，才发现右手掌骨远端骨折。可见他当时用力之猛!一向和蔼可亲的叶剑英发了这么大的脾气，江青等人一下子被镇住了。但是，他们并不罢休，加紧密谋确定在工人体育馆召开十万人大会批斗萧华。叶剑英得知后，立即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斗争和江青等密谋揪斗萧华的情况报告周恩来。周总理即电话转叶剑英：“没有我的命令，萧华不能到大会检查!”陈伯达也不再提抓萧华了，他当晚写了一张纸条，通过军委办公厅转告叶剑英：昨天因为安眠药吃多了，讲萧华是“绅士”，不是“战士”，这个话要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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