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丁
一、江青要以“文艺革命”的名义，找部队管文艺工作的同志开座谈会，得到了林彪的赞同。江青说：“我要请‘尊神’，请解放军这个‘尊神’支持我”
以批判《海瑞罢官》为突破口，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烈火的江青认为这还只是“前哨战”，“决战时机尚未到来”。她决心要进一步扩大战果。
1966年1月21日，江青从上海跑到苏州去找林彪，谈了她的一些想法和意见。她要以“文艺革命”的名义，找部队管文艺工作的同志开座谈会。她说：“我要请‘尊神’，请解放军这个‘尊神’支持我。”得到了林彪的赞同。林彪让叶群打电话给当时主管宣传、文化工作的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说，江青要找部队几个管文艺工作的同志谈谈部队文艺工作问题。参加的人不要太多，只要四五个人。去几个什么人，你同肖华商量，把名单报“林办”。刘志坚向总政治部主任肖华汇报后，两人研究，决定由总政文化部长谢镗忠、副部长陈亚丁、宣传部长李曼村参加，并由刘志坚带队。此外，还带秘书刘景涛、《星火燎原》编辑部编辑黎明，作为随员一同前往。名单经总政治部党委通过后，报给了叶群，叶群又报给了江青，江青同意这几个人去参加座谈。
江青为什么要召开这个座谈会，怎么个开法，与会者当时并不了解江青的意图。
1月底，江青秘书电话通知刘志坚说，会议确定在上海开，要他们2月2日就来上海。在刘志坚等人去上海之前，叶群又给刘志坚打来电话，说林彪有几句话要转达给江青，接着一字一句地念了林彪的话：“江青同志昨天到苏州来，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是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要满足现状，都要更加提高。”刘志坚一字一句记录后，并逐字逐句与叶群作了核对。之后，叶群又交待刘志坚同江青见面后，首先要当面把林彪的话转达给江青。
二、名为“座谈会”，实际上是江青一人谈。诬称文艺界在建国以来，“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是“座谈会”的主调
2月2日上午，刘志坚等一行6人乘飞机到达上海，住进延安饭店。据莅会者后来披露：
当天下午，江青派张春桥把刘志坚接到丁香花园住处谈话。刘志坚向她报到后，原原本本地转达了林彪的那几句话。江青听后微微笑了笑说：“请你们来，不是开什么会，主要是看电影，在看电影中讲一点意见。”这次见面是报到性的，江青没多说什么就结束了。下午5点钟，江青召集刘志坚、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等人到锦江饭店小礼堂见面并谈话，张春桥也在座。一开始，江青就宣布了几个不准：“不准记录，不准外传”，特别“不准让北京知道”。“座谈会”尚未正式开场，就透着一股神秘的氛围。
接着，江青向与会者介绍她的经历，说她是山东诸城人，十几岁从济南到青岛，以后到上海。同主席结婚后，在延安时当协理员，进了北京怎样给主席当“文艺哨兵”。讲她如何亲自买票下剧场作调查研究，“戴着大口罩到戏院看戏”，“发现牛鬼蛇神、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我们舞台，一塌糊涂”。她就把这些情况报告了主席，于是“才有了主席《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她说，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现在已24年了，就是推不下去，文艺界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统治着舞台，主席多次批评，他们就是不听，“文艺界基本上不听主席的，听周扬、林默涵、夏衍这些人的。”“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了很久，想通了，这是在文艺方面，有一条与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建国17年来他们一直在专我们的政。”这实际上是为“座谈会”和后来的《纪要》定了调子。江青讲话后，晚上同与会者一起看电影《逆风千里》。这样，“座谈会”就算开场了。
所谓“座谈会”，主要是看电影和听江青的“一言堂”谈话。
在十多天的时间里，先后看了30多部电影和3场戏。每天放什么电影、什么时间放，都由江青安排。在看电影、看戏过程中，她想起什么就谈什么，不让别人插话。因为江青规定谈话内容不许记录，只好看完电影之后凭记忆由陈亚丁作些追记，以备回去作汇报用。江青看电影的时候，看一部就否定一部，指责这些电影有的是不写正确路线，专写错误路线；有的是美化敌人，歌颂叛徒的；有的是丑化劳动人民和人民军队的；有的是颂扬战争苦难，宣扬和平主义；有的专写谈情说爱、低级趣味；有的不写英雄人物，专写中间人物；有的塑造起一个英雄形象，又让他死掉，人为地制造一种悲剧的结局；有的则是为活着的人树碑立传，等等。看了几十部电影，江青认为“没有一部满意的”。
除了看电影、听江青谈话，也还进行了几次个别交谈和集体座谈。不论是个别交谈还是集体座谈，也都还是听江青一个人谈。
三、“座谈会”结束后，刘志坚等人为准备回京后向总政党委汇报，起草了一个《座谈会纪要》。想不到江青看了之后说，这个材料根本不行，歪曲了她的本意，给她闯了大祸
“座谈会”开到2月19日，江青说，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你们可以回去了。刘志坚当时想，看了十多天电影，江青讲了那么多话，总得理出个头绪来，回去才好向总政党委汇报，于是同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一起，根据江青多次谈话的“追记”，逐段逐句进行了讨论，并由黎明记录，陈亚丁修改，写成《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这个《纪要》写了三个部分，约3000字。第一部分写召开座谈会的经过；第二部分写江青在座谈中谈的“许多极为重要的意见”；第三部分写为了使江青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工作上落实”，准备采取的措施。
这个《纪要》写好后，打印了30份。当时刘志坚等四人还研究要不要送给江青看的问题。考虑的结果，还是送给了她一份。
随后，刘志坚一行六人乘飞机路过济南，给住在南郊宾馆的林彪送了一份《纪要》，并简要地汇报了座谈情况。林彪听了汇报后说：“这个材料搞得不错，是个重要成果。这次座谈会在江青同志的主持下，方向对头，路线正确，回去后要迅速传达，好好学习，认真贯彻。”第二天上午，刘志坚一行由济南乘飞机回北京。
刘志坚等一行刚到北京机场，就接到了江青秘书从上海打来的电话，说这个《纪要》“根本不行，歪曲了她的本意”，“没有反映她的意思”，“给她闯了大祸”，还说“现在不要传达，不要下发”，并要刘志坚派人来上海，她帮助修改。她还说，她已告诉了毛主席，毛主席要陈伯达、张春桥来参加修改。当天下午，刘志坚立即将座谈会的情况和林彪及江青的意见，向肖华主任作了汇报。两人商定，派陈亚丁回上海参加修改。陈亚丁随即又返回了上海。
四、陈伯达把“文艺黑线专政”的问题从理论上作了阐述，江青高兴地说：“伯达的意思很好，帮助我们提高了，击中了要害，很厉害”，“这一来有些人就不好过了。”
陈亚丁返回上海后，张春桥把他接到锦江饭店，商量修改《纪要》的事。江青见到陈亚丁就说：“你来了，很好。我把你们搞的那个东西，请伯达、春桥推敲了一下，伯达有些意见很好，我要他写出来，他一会就来，一起商量一下。”陈伯达到后，江青就主持讨论修改问题，陈伯达拿出写好的几张纸，谈了修改意见，主要是两点：第一，陈伯达说：“17年文艺黑线专政的问题，这很重要，但只是这样提，没头没尾。”“要讲清楚这条文艺黑线的来源。它是30年代地下党执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继续”，“把这个问题讲清楚，才能更好地认清解放后17年的文艺黑线，这条黑线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了。”第二，陈伯达又说：“江青同志亲自领导的京剧革命，搞出了像《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等，这些，真正是我们无产阶级的东西，这些都要写一下。这样，破什么立什么就清楚了。”江青听后高兴地说：“伯达的意思很好，帮助我们提高了，击中了要害，很厉害。这一来有些人就不好过了!”
陈亚丁根据江青的意见，连夜把陈伯达写的和张春桥改的，还有他根据“追记”补充的，改写在一份稿子上。第二天和第三天，又讨论过两次和多次修改。这次修改稿，题目仍叫《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结构仍分三个部分，但内容作了很大增删、改写，加进了许多座谈时没有谈过的东西。全文由3000字增加到5500字左右。
这次最重大的改动，是按照陈伯达的意见，对“文艺黑线专政”作了理论上的阐述。修改稿在“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的后边，增写了“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30年代文艺的结合。‘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等等，就是他们的代表性论点。而这些论点，大抵都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早已批判过的。电影界还有人提出所谓‘离经叛道’论，就是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经，叛人民革命战争之道。”这实际上是不公开点名地点了夏衍、秦兆阳、邵荃麟等人的一些论点。接着在下边还加了一段：“在这股资产阶级、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想逆流的影响或控制下，十几年来，真正歌颂工农兵的英雄人物，为工农兵服务的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是中间状态的作品；还有一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
对30年代的文艺，也专门增加了一大段论述：“要破除对所谓30年代文艺的迷信。那时，左翼文艺运动政治上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组织上是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文艺思想实际上是俄国资产阶级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以及戏剧方面的斯坦尼斯拉夫的思想，他们是俄国沙皇时代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们的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思想。”“那时左翼的某些领导人在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下，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这里又是不公开点名地点了周扬等人的“问题”。
根据陈伯达的意见，修改稿还增写了江青亲自抓样板戏的内容，全文近900字。
这次修改，还有一个重要的改动，就是将“江青同志极为重要的意见”，改为与会者的“共同认识”或“座谈的成果”；把落实“江青的意见”改成了落实“座谈会的成果”。
江青当时在党内没有担负任何职务，但是她早有政治野心，处心积虑想从文艺战线打开走向政治舞台的通道。尽管她打着毛泽东的旗号，以特殊的身份出现，但还是遭到了党内不少同志的抵制。用她当年的话来说：“我们没有什么权，说话没人听。”召开这次“座谈会”，她是要借“尊神”之口，说出她要说出的话，这才是她的“本意”。
江青为什么说刘志坚等人起草的那个《纪要》，“歪曲了她的本意”、“给她闯了大祸”呢?原因盖出于此。
五、毛泽东三次阅改《纪要》，他不但同意建国以来有一条“文艺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而且发挥说：“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将《纪要》作为中央文件批转全党，预示了“文化大革命”急风暴雨的来临
《纪要》稿修改结束后，江青把它铅印后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很重视，对《纪要》亲自作了修改，修改了ll处之后，又批示“请陈伯达同志参加，再作充实和修改。”在陈伯达参加下，江青、张春桥、陈亚丁又对稿子逐条进行了修改和补充，全文由5500字增加到10000字左右。这次的修改稿印出后，江青又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再次作了修改，在十几处作了内容的增删和文字上的修改之后，又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
当时林彪就住在上海，根据毛泽东的这个批示，立刻让人为他代笔起草一封给军委常委的信，并向刘志坚等人交待，把他的信和《纪要》“分别送给军委各位常委，看常委有什么意见，如果没有意见就送给中央，由中央来批发。”
在这期间，毛泽东对《纪要》又作了第三次修改。这次修改，又改动了四处。
毛泽东三次对《纪要》的修改，都是非常认真、字斟句酌的。在三次审阅和修改中，他不但同意建国以来有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艺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而且增写了“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所以，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这同他后来多次说过的“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多次，七八年搞一次的观点是一致的。此外，他还单独加了一段：“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地系统地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这同他于1963年和1964年《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的精神也是一脉相承的。因此，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来搞掉这条“黑线”，夺回被“黑线”占领的阵地，就势在必行了。这反映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和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决心。
在《纪要》原来的标题上，毛泽东加了“林彪同志委托”六个字。标题就变成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林彪当年名声显赫，被称作是“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座谈会”是“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纪要》又经过毛泽东三次审阅修改，这不仅使江青变成“师出有名”，而且提高了《纪要》的地位和权威性。在那个个人崇拜盛行的年代，当然不会再有人提出异议，《纪要》很快就履行完最后手续，作为中共中央“红头”文件——“中发(66)211号”文件，于1966年4月10日下达全党。
《纪要》作为中央文件下达全党，标志着江青作为领导“文化革命”的“旗手”，在全党正式亮相，预示了“文化大革命”急风暴雨的来临。《兵临城下》、《抓壮丁》、《红日》、《舞台姐妹》等一大批好的和比较好的影片，按照《纪要》的调子，在全国各大报纸上遭到连篇累牍的错误批判。一篇篇批判文章，无疑是置人于死地的政治判决书。军内外一大批文艺工作者，包括影片的编剧、导演，被打成了“黑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姚文元抛出的《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长文，挥舞“左”的大捧，诬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艺黑线”的总头目就是周扬；胡风、冯雪峰、丁玲、艾青、秦兆阳、林默涵、田汉、夏衍、阳翰笙、齐燕铭、陈荒煤、邵荃麟等等“都是这条黑线之内的人物”。其调门之高，文风之霸道，令人震惊。《纪要》抛出的“文艺黑线专政”论，不仅否定了建国以来文化艺术界的巨大成就，并使“黑线专政”论很快蔓延到教育界和其他各个领域，为整个否定建国后的17年，进行一场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提供了论据。
六、彭真主持起草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力图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加以约束，由此引发了对彭真的严厉批判，最终导致了以摧毁被称为“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为目标的十年浩劫
1966年2月3同，与江青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相隔一天，彭真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召开了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会议针对姚文元一伙批判《海瑞罢官》引起的思想界混乱而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性的意见，起草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这个五人小组是1964年7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为了加强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而专门成立的。因为会议是在二月召开的，这个提纲又被简称为《二月提纲》。《二月提纲》明确提出：
在学术讨论中，“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军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采取严肃和与人为善的态度”；
“在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领导机关批准”；
“左派学术工作者”要“反对自以为是，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
很明显，这些话是针对姚文元一伙在批《海瑞罢官》时专横武断、以势压人的恶劣作法而发的，力图把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加以约束，引向正常的学术讨论轨道。刘少奇主持政治局在京的常委开会，通过了《二月提纲》。随后，又派彭真、陆定一等人专程飞往武汉，向毛泽东汇报《二月提纲》的形成过程及其内容。毛泽东问了一些问题，但并没有提出不同意见。于是，彭真就在武汉代中央草拟了关于转发《二月提纲》的批语，在京的政治局常委传阅表示同意后，就以中共中央文件把它批转全党。然而，这个提纲，并不符合毛泽东要通过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的战略意图。后来的事实证明，他对《二月提纲》没有发表不同意见，并不等于同意这个提纲。3月下旬，毛泽东同康生、江青等人多次谈话，批评《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是错误的，指令向全党下达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于是就产生了由陈伯达等人起草、经毛泽东先后八次审阅修改、最后经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因为讨论通过的时间是5月16日，这个通知又被简称为《五一六通知》。《通知》除点名批判彭真外，还宣布撤销《二月提纲》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彭真也由此而被打到。“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由此在神州大地熊熊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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