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们
这是一篇基于作者丰富人生阅历的“三亲”作品，它至少告诉人们这样三点：一是冤假错案的严重危害性，它给受冤者本人、家庭、亲友、同志及国家、民族、军队和党的形象造成了巨痛和损失。二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正确决策的极端重要性。铁的事实反复证明，产生冤假错案的主要原因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决策上的失误，能够进行我党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也是主要领导人端正路线政策的结果。逼供信是造成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三是牢记历史教训。图们是一个18岁就参加革命，终身从事政法工作的老干部，“文化大革命”时被打成阶下囚，粉碎”四人帮”被平反恢复名誉后，又参加了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以及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和清理党内“三种人”的工作。他非常重视和珍惜这些难得的机遇，以丰富的生活积累同年轻人合作写成了《共和国最大冤案——刘少奇蒙难始末》、《康生与内人党冤案》、《特别审判》等有影响的著作，全方位地记录了他的奋斗、成功、磨难和反思。
一、我的蒙冤经历
1966年5月，中共中央下达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时，我正在昭乌达盟农村参加“四清”运动。7月，我接到通知，返回内蒙古军区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当时，华北局召开的“前门饭店会议”刚结束。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乌兰夫在这次会议上受到批判，之后再没有回军区主持工作。我回到呼和浩特的时候，内蒙古的党政军机关已经掀起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高潮。有一张大字报把骑兵十三团、十四团当年到某地平叛剿匪，说成是“土匪打土匪”，我当场火冒三丈，脱口而出说：“这简直是颠倒是非，胡说八道!”这句话使我引火烧身，招来一批大字报，说我是“乌兰夫、廷懋黑帮的爪牙”，还说我污蔑群众运动，反对“文化大革命”，要我交代与乌兰夫、孔飞、廷懋的关系，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被大字报点名。接下来，我的任务就是写检查，接受群众批判。经过半年多时间的内查外调，什么问题也没查出来，就让我“靠边站”了。
1967年5月，我被中央军委派往内蒙古公安厅主持军管。半年多的军管工作，我一直处于一个上下夹攻、左右为难的境地。既要处理派系斗争，又要抵制不合理的批斗活动。我的行为遭到造反派的不满，不断有人告状，说我是乌兰夫黑线上的人，要进行批斗。上面也认为我右倾，不信任我。
1968年1月5日，军区造反派突然将我从公安厅揪回军区机关批斗。这时，谢富治的“砸烂公检法”和彻底揭批彭真、罗瑞卿黑线人物的“指示”传达到内蒙古。我开始在保卫部接受群众批斗。27日，军区步兵学校的造反派组织“东方红”将我抓走，要我交代同彭、罗及其在内蒙古代理人的关系。我被隔离在步校的一间房子里，不准打电话，不准通信，不准家属亲友探视，不准同专案组以外的任何人接触，从此完全失去人身自由。1968年11月8号，转到内蒙古财贸干校的“内人党”学习班以后，被隔三差五地刑讯逼供，动不动受到“掰猪蹄”、“翻跟斗”等刑罚，遭受着比战争年代更痛苦的折磨，但我始终没有承认强加的罪名。
12月26日，是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军管会关于“内人党分子”向政府登记期限的最后一天。由于我仍不屈认自己参加过“内人党”，专案组对我进行了最严重的毒打。几个小时后，我被打得躺倒在地，再也爬不起来。专案组负责人叫打手们到别处休息，自己则过来进行诱供。我这才知道，他们完全把共产党的组织和活动当作“内人党”的组织和活动来对待。
我继续遭受着批斗，过着囚犯生活。直到1969年5月22日晚9点多，内蒙古军区开了一个重要会议。军区政委吴涛宣布：伟大领袖毛主席今天中午对内蒙古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作了重要批示：“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内蒙已经扩大化。”散会后，我终于可以回家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二次解放。我的脊梁骨被他们打断过，后虽治好，但留下严重的后遗症；由于长期被迫在黑暗中写材料，一出来时，眼睛什么也看不见，心脏功能也受到严重迫害。幸亏我身体底子好，又正值壮年，否则很难生还。
回想起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被扣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如“三反分子”、“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成员”、“彭真、罗瑞卿黑线人物”、“新内人党骨干分子”、“格、白大字报的漏网右派”。1969年7月，从“内人党”学习班放出来以后，虽然参加了工作，但这些政治帽子一直扣压在我头上，直到1979年才相继被摘掉。
二、在二连浩特平反冤假错案
1969年10月，为防止苏联发动突然袭击，当时的国防部长林彪下达一号战备命令。内蒙古军区边防二团驻守在二连浩特，为避免战争初期遭受损失，从二连浩特后撤。这一军事调动属绝密性质，既不能通报当地政府，更不能向当地群众公开，于是引起居民内迁。二连浩特是中蒙边境上惟一的口岸城市，原有5500多人口，内迁后只剩下几百人，商店关门，学校停课，医院停诊，路灯失明，基本上成了空城。中央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由总参谋长黄永胜批示：“告内蒙滕海清、吴涛同志，动员边防部队和派人做工作，动员内迁群众回去，并在边境群众中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即使发生中苏战争情况，也应留在边境配合部队开展游击战争，不应内迁。”
当时，滕海清是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主任、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吴涛为军区政委。他们接到批示后，从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机关和内蒙古军区机关各抽调20余人，共42人组成二连浩特市工作队，我被任命为队长。10月11日，工作队抵达二连浩特。只见二连浩特只有火车站、发电厂、边境检查站仍坚持工作。工作队迅速进入工作状态，由我全面负责，副队长杜雨主要抓革委会内部联合团结的工作。二连浩特原有干部职工859人，内迁784人，占干部职工总数91.3％，坚守岗位的只有75人。干部职工家属共428户，1517人，内迁407户，1458人，占总户数96.5％，未走的仅21户。内迁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因为边境紧张的战争气氛；二是从1968年9月以来，二连浩特在挖“内人党”运动中大搞逼供信，严刑拷打，在这样一个小城市的1012名干部职工中，挖出所谓“内人党”及其他变种组织竟达21种之多，370余人被打成“内人党”分子。我们赶到时，中央“五·二二批示”已下达4个多月，但二连浩特市蒙冤的干部职工都尚未平反。
情况摸清后，我们认为只有从平反冤假错案、解放干部入手，才能稳定人心，调动积极性。我们与二连浩特革委会达成共识后，统一行动，调整了市革委会领导班子，举办落实政策学习班，召开整人的人和被误伤人员的座谈会，以市革委会的名义，召开了全市干部工人大会。市革委会主任刚敬宗宣读了平反决定，做了自我批评。我代表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和内蒙古军区工作队讲了话。会后，当众烧毁冤假错案的专案材料。
从平反冤假错案着手，二连浩特的局面得到迅速扭转。我们大力动员内迁和外出的干部职工立即返回工作，以市革委会或单位领导名义，向所有迁往各地的人发了信函，并动员在家未上班的职工上班工作。除一些有特殊原因(例如通信地址不详)暂时未归，在很短的时间内，1012名干部职工返回937人，407户内迁的家属返回195户。
奋战55天，二连浩特市的秩序基本恢复正常，停工、停课、停诊局面根本改变。
三、到总政上访
1969年12月19日，中央决定对内蒙古自治区实行军管，内蒙古军区也被列为军管对象。军管会负责人到内蒙古后宣布，前一时期给“内人党”平反工作犯了扩大化错误。这就使落实政策的工作受到阻碍。1971年6月，我被派往内蒙古农牧学院“支左”，实际是打算以此为名义将我调离部队。林彪事件后，中央决定“支左”干部逐步从地方撤回。1973年，我被调回军区。1974年1月，我被派往军区后勤部任副政委，分管机关和保卫工作。2月的一天，新华社记者侯军到后勤部采访我。我向记者反映了内蒙古军区的情况，包括内蒙古军区的历史沿革，“文革”中的情况，挖“内人党”运动，还特别对军区政委提出了意见。
1976年，“四人帮”垮台。11月，军区政委在一次会上讲，1974年批林批孔时，新华社记者是秉承“四人帮”的旨意而来的，在军区搞了不少非组织活动，号召凡是接触过他们的人都要写揭发材料。我也写了材料，但上交后没有回音。1978年3月，后勤部部长齐德宽突然找我，说侯军是“四人帮”线上的人，已隔离审查。上级要我们立即召开后勤部常委扩大会帮助你，希望你端正态度，老老实实交代。我听后非常反感。接着召开了为时4天的常委扩大会，齐德宽在会议总结中说：图们向侯军反映情况不属于阴谋活动，是说错话办错事。然后，便按这个口径向内蒙古军区党委正式写了书面报告。我保留意见。在此期间，我觉得要想摆脱目前的处境，必须依靠上级机关，于是决定上访。
会议结束后的第四天，我以兄长住院做手术的名义，请假到北京，向总政治部要求予以澄清。郝苏副部长立即派人到新华社找侯军作调查，结果得知，侯军本人与“四人帮”毫无牵连。郝苏看了侯军当年的原始记录后说：“图们在1974年的政治气候下敢于讲那样的话，说明他有胆有识!”我鉴于内蒙古军区主要领导人的那套作法，向总政提出调离内蒙古军区的请求。8月，总政发下借调工作的通知。临行时，出乎意料地发现，呼和浩特火车站站台上已聚集了近百名内蒙古军区的老干部、老战友，他们自发地来为我送行。在他们看来，我能调到军委总部工作，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事，而且是总政对内蒙古军区干部，尤其是对少数民族干部的信任。赴京后，我在全军落实政策办公室工作。
四、参与平反冤假错案与落实政策
全军落实政策领导小组组长由总政黄玉昆副主任兼任，我被任命为办公室一个部门的负责人。我感到责任重大，决心不负重任。到任后，我抓紧学习党中央、中央军委关于落实政策的各项方针和规定，边工作边摸索，向熟悉情况的同志请教，很快进入角色。
1979年1月，解放军军事检察院重建，我被调到检察院任职，但每周只去那里上两天班，其余四天仍在全军落实政策办公室工作。1986年4月，我调到解放军军事法院任副院长后，仍分管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参加过最高人民法院召开的专题研究纠正冤假错案工作的长春会议、北京房山会议，我还到总后勤部、成都军区、昆明军区等单位检查落实政策工作，对军内的这方面情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在前后长达7年从事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政策的工作中，我思考了许多问题，诸如：我们国家为什么自1957年反右派以后冤假错案越来越多？林彪反革命集团在“文革”期间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仅军队内部就有8万多人遭到诬陷迫害，1169人被迫害致死。黄永胜在广州军区制造集团冤案，诬陷副司令员文年生等人“夺权搞政变”，株连700多名干部，文年生等被迫害致死；吴法宪在空军直接诬陷迫害了174人，南京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前、空军学院副教育长刘善本被迫害致死；李作鹏在海军直接诬陷迫害120人，海军参谋长张学思、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等5位将军被迫害致死；邱会作等人在总后勤部直接诬陷迫害462人，卫生部部长傅连璋等8人被迫害致死。
为加强进度，总政办公会议对全军落实政策的工作作了分工。全军落办抓全局和军职以上干部的政策落实，反右派中的冤假错案由总政保卫部主管，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的落实政策工作由总政联络部主管。全军落实政策工作，大体包括八个方面：
1、对“文化大革命”中全军受迫害的8万多名干部全部作了平反。
2、对1959年反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右倾错误的人员，除去找不到下落的都已作了平反纠正。
3、对1957年定的“右派分子”纠正了98.5％，对定为“中右分子”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人员已全部改正或撤销了原决定。
4、对1955年肃反运动以及其他时期，被定为反革命分子、坏分子、托派分子、阶级异己分子的人员，凡有申诉的都进行了复查处理。
5、对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按被俘后的表现进行了复查，作了复查结论。
6、对金门和东南沿海岛屿战斗中被俘归来人员，除少数未找到本人下落外，其余都作了复查结论。
7、对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的落实政策，总政根据中共中央(1979)6号文件和1980年1月5日中央6部《关于落实对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的若干问题的说明》，在全军共复查了3819起判刑案件，已平反纠正2680起，占复查总数的72％。
8、对建国以来，全军各级军事法院判处的刑事案件都按有关文件规定，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考虑当时的历史背景，具体案件具体分析，有的依照当时的政策法律处理，有的依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政策法律处理，全部作了复查。经查，“文革”中判处的反革命案件90％以上是冤假错案，普通刑事案件中的冤假错案约占1/4。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根据党中央凡冤假错案一律都要平反的精神，全军各级党委、政治机关在党中央、中央军委、总政的领导下，经过全军几万从事落实政策工作的同志的努力，成绩是巨大的。然而，对这些案件进行复查，工作量极大，时间跨度也很长，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从冤假错案发生的背景来看，既有“文化大革命”运动时期、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时期、反右派时期的，也有肃反、三反时期的。处理这样长时间内发生的冤假错案，做复查平反工作的许多干部，对当时的历史情况不了解，加上机构多次变动，有些人的案卷材料也找不到，究竟哪一件是冤假错案，需要把所有有关的案卷材料翻一遍才能知道。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在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召开前基本完成这项工作。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冤假错案同过去相比有许多特点，主要有：第一，从受冤对象来看，领导干部多，老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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