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心
如果把人生比作长河的话，相伴55年，可算是度过大半辈子了。
1943年4月，西北局从延安大学中学部抽调一批青年同志到绥德师范和米脂中学以学生身份开展工作，当时，我是带队人之一。而正是在我经西北局到绥德地委转党的关系时，知道了习仲勋的名字。
那是在绥德地委所在地“九真观”大院里，崭新的红绿标语贴满了墙上，上面写着“欢迎习仲勋同志来绥德地委领导工作”等。由此而知，仲勋同志就是刚刚到任不久的绥德地委书记。
当时，绥德地区是1940年解放的新区，被国民党反动军阀何绍南统治的时间较长，反动影响很深，加之受王明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致使学生对共产党缺乏认识，政治思想比较混乱。有的人还幻想着反动军阀何绍南卷土重来，学校在组织政治学习讨论对国共两党的看法时，甚至反派占上风。我们这些从延安派去的同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展开扩大党的宣传、树立党的光辉形象工作的，使受蒙蔽的同学逐渐有所觉悟。那时，我被编在绥师思想最活跃的秋三四班级学习并担任支部书记工作，我们的级任老师杨滨是总支委员，书记是何仁仲。由于党总支对此项工作的重视，学校很快就出现了新气象。
就在绥师刚有新气象的时候，发生“贴黑头贴子”(写恐吓信贴在校内墙上)等事件。后来听白炳书讲是自己打伤的。此时正值全边区开展防奸运动之际，绥德地委对此十分重视，决定派地委宣传部长李华生来学校蹲点，就在仲勋来校作动员报告的大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他。
和仲勋的相遇是这一年的夏天。那是一个星期天，我正从集体宿舍经教室走过时，突然看到迎面而来的仲勋，他正从杨滨住所的半山坡上走下来，突然见到习书记，我赶紧给他行了一个军礼。他看到了我，亲切地向我微笑着，点了点头，虽然只是匆匆而过，那一瞬间却给我留下了一个很深的印象。
随着防奸运动的深入和康生在延安大搞“抢救失足者运动”的影响，一时间，逼供信、假坦白的气氛也笼罩在绥师的上空。上述案件被视为特务公开破坏案件。有的还被作为重点审查对象。结果，全校学生不被怀疑者所剩无几，在社会上造成民心不安，尤其是学生家长，意见很大，甚至对党不满，习仲勋对此非常重视，为了加强绥师党的领导，把绥师运动当作地委的重点来抓，地委调绥德县委书记宋养初担任绥师党总支书记，在这前后，仲勋把我和姚学融、白树吉等学生代表叫到地委谈话。
在仲勋工作的窑洞里，我们第一次看到挂在墙上的毛主席给他的亲笔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那题词是用毛笔写在漂白布上的。仲勋用深入浅出的话语提醒我们，应该对在抢救运动中出现的“偏差”进行抵制。并循循善诱地对我们说：“如果这样下去，连你们几位也会被怀疑”，他让我们总结经验，实事求是地做学生思想工作，帮助地委扭转假坦白造成的混乱局面。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因为我早已感受到了直接的压力，心里正为之苦闷。这次谈话，仲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态度以及独特的语言魅力。
为了安定民心，挽回党在学生和家长中的影响，仲勋邀请学生家长到绥师，一面安抚他们，一面召开家长及干部、群众参加的3000人大会，进一步宣传共产党“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的防奸政策。从那以后，绥师的运动走上了稳步发展的轨道，绥师从此成为边区培养革命干部的党的坚强阵地，平稳地转入审干整风，从而影响和带动了全地区的运动。绥德地区在习仲勋的直接领导下，审干整风的甄别工作进行得扎实、果断、有力，在抢救运动中，保护了大批的外来知识分子干部，只办了一个整风学习班，他在作整风报告时说：“对党要忠实要坦白，要说真话，谁要是乱说，比特务的罪还重。”与此同时打电报给中央和西北局，建议立即制止“逼供信”，纠正“左”的偏向。这在当时的形势下，是冒着政治风险的。他还说：“我们常讲党性，我看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因此，在“抢救运动”中，整风班坦白出来的为数众多的“特务”，经过甄别，除一人被挂了一段之外，其他人全部平反恢复了名誉。
这个阶段，我作为党员学生参加了绥师总支委开会，经常作为学生代表担任主席团成员。由此我和仲勋在工作中见面的机会就增多了。即便是见不到面时，他也经常给我写信，仲勋对我的信任，无疑是对我的一种鞭策和鼓励。
这年冬天，他正式向我谈到了婚姻大事，写信说：“一件大事来到了”，“我一定要解决好”，并请李华生、宋养初和我谈话，帮助我打消心中的顾虑。仲勋还告诉我，抗大总校教育长何长工同志曾写信向他介绍我，说他认识我的姐姐，而且见过我的父亲，说我是到延安后才长大的。仲勋让我写了一个自传直接交给他。当时的我，用我姐姐齐云的话说：“我妹妹是一张白纸”，因此，“自传”也就相当的简单。
有趣的是，当仲勋看到我的自传中写到我为早日参加革命队伍，曾盲目地从家里偷跑过两次，而两次都被父亲追了回去时，他笑了，说：“我年轻的时候也和你一样”。但在当时，我对仲勋的历史却不了解，他只在信中轻描淡写地告诉我，他是陕甘苏区创建者中最年轻的一个。不久，经组织批准，我和仲勋在绥德结婚了。
1944年4月28日，星期六，在绥德地委后院的一个窑洞里，举行了我们的婚礼。这天上午各方人士来了不少，都向我们表示庆贺。其中有我们的证婚人，时任抗大总校教育长，曾是抗大一分校校长的何长工，李井泉(抗大总校负责人之一)，独一旅旅长王尚荣，政治部主任杨琪良、绥德专署正、副专员袁任远、杨和亭，地委副书记自治民等。那天，时任绥德地区保安处长，被称为“中国的福尔摩斯”的布鲁同志还给我和仲勋拍了两张相片留念。婚礼上我和仲勋及以上几位来宾同桌吃了一餐饭。这在当时的条件下，可算得上是很隆重的婚礼了。
婚后，仲勋对我说：“从此以后，我们就休戚相关了。但是，我不愿意陷在小圈子里”。我理解他的意思，在艰难的岁月里，作为革命的夫妻不可能要求彼此的过多关照。这一年的夏天，我在绥师刚毕业，就去农村基层工作了。
1945年，仲勋在“七大”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继而又调任中组部副部长、西北局书记。而我除在中央党校六部学习外都在农村基层工作。直到解放后，我才回到西北局机关政研室农村组任研究员。现在回想起来，在我一生中有两段受益匪浅的经历令我终生难忘。一是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经受了战火的考验，抗大熔炉艰苦充实的战斗生活培养了我革命乐观主义的情操，坚定了革命斗争意志，树立了共产主义人生观；另一段是在陕甘宁边区农村工作的8年，经历了解放战争和土改斗争，幸运地参加了绥德县几个乡和延安老区的土改工作。在时任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直接领导下的土改，使我在贯彻毛主席的土改方针政策，抵制“左”的情绪，有了切身的体会。比如，不许采用挖底财、使用肉刑、侵犯中农利益、查三代等做法，保护了开明绅士和工商业者等。虽说我和仲勋经常相距几百里之远，但他经常鼓励我，要我安心基层工作。在给我的信中说：“农村是一个大学校，是学之不尽的知识宝库，用之不竭的知识源泉。”还以他自己过去开辟陕甘苏区根据地时一家一户做群众工作的切身体会指导我，让我重视基层经验：“如能做好一个乡的工作，就能做好一个区的工作。”最初，我在绥德地委和县委重点乡(绥德县沙滩坪区第一乡)当乡文书，后来在绥德义合区担任区委副书记、延安市北关区区委副书记，也常以一个乡或村为重点进行调研，并因此兼任《群众日报》的特约通讯员，及时报道基层情况。这个阶段，我和仲勋虽然多是分在两地，但我们的思想感情却日益深厚。
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向陕北发动进攻后，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面对10倍于自己、且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在彭德怀和仲勋的指挥下，正确地运用了毛泽东所制定的“蘑菇”战术，在取得了延安保卫战的胜利后，又接连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使蒋介石“三个月解决陕北问题”的企图化为泡影。当时，我正在绥德备战，因承担了临时任务，才回到西北局机关，5月14日正赶上西北野战军在安塞县真武洞召开5万军民参加的祝捷大会，组织上为了能让我和仲勋见个面，也让我随同以西北局副书记马明芳为首的慰问团去安塞参加祝捷大会，同去的还有马明芳的夫人马淑良。当仲勋惊讶地见到我时，他非常生气，当着众人严厉地批评我说：“这么艰苦，你来干什么!”我为之一怔，但马上意识到自己实在不应该来这里，影响太不好了。随后，他还对我说：“如果战争十年，我宁可十年不见你。”此时，我不仅心悦诚服地接受了他的批评，而且暗为他的伟丈夫的气概而自豪。
1949年3月1日，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出世了，仲勋的秘书黄植立即电告正在西柏坡参加七届二中全会的仲勋，庆贺我们得了一位千金。这就是由我母亲亲自取名为“桥桥”(她出生在延安桥儿沟中央医院，原鲁迅艺术学院校址)的女儿。二中全会结束以后，仲勋跟随毛主席进入北平，并参加了入城式。这一次，他还见到了我的父亲(原傅作义部队起义人员)以及我的姐姐齐云(她从东北调北平参加筹备全国第一次妇代会)。回延安后，仲勋为我带来了姐姐写的家信，那一天，我高兴极了。
仲勋同志非常爱女儿，工作之余常常把未满月的桥桥抱在怀里，记得有一回，一不留神孩子拉尿了他一身，见此，我尴尬得不知所措，仲勋却笑着说：“子屎不臭，子屎不臭”。
自从桥桥降生以后，只要仲勋工作稍有间隙，就会把女儿抱来看看，有时他还亲自为孩子拍照片。当桥桥稍大一点时，仲勋如有机会就带着她外出活动了。尽管仲勋非常疼爱孩子，但他对孩子从不娇惯，记得我在参加长安县“三反五反”试点时，仲勋曾在一个星期天带桥桥(两岁左右)到长安县检查工作，顺便让孩子看看我，因为女儿总要找妈妈。傍晚，当他们就要回西安时，桥桥扑到我的怀里大哭起来，一定要我也一同回去。看到女儿满是眼泪的小脸，我动心了。想想晚上没有什么活动，第二天一大早我可以坐大车赶回县委所在地，不至延误工作。但仲勋考虑影响没有同意我一同回去，硬是抱着哭喊着妈妈的桥桥离开了我。
1952年秋，仲勋先到了北京，任中宣部长，我带着桥桥和安安(尚未断奶的小女儿)于年底来到北京，一家人终于团聚了。1953年，我们把4岁的桥桥送入北海幼儿园，原因是我已在马列学院学习，照顾不了孩子。可是，每当周末结束往回送孩子时，桥桥就会哭个不停，有一次竟哭晕在爸爸的怀里，但等她一缓过气来，仲勋还是送心爱的女儿去了幼儿园。我那时的感受，凡是做过母亲的人是能够想象到的。为了我能安心工作和学习，仲勋硬让小女儿靠吃奶粉长大。
来京后，我又生下两个男孩儿近平和远平，他们都是10个月就断奶送回家，由仲勋照顾的。当有人称赞仲勋是一个好爸爸时，仲勋便补充说：“我不仅是个好爸爸，而且是个好丈夫。”我在马列学院学习后被留在中央党校工作，单位离家较远，所以和家人总是离多聚少，尤其是在孩子们放寒暑假时，我更是管不了他们。尽管每个星期天晚间去上班时，我都是伴着孩子们依依惜别的“妈妈再见!妈妈再见!”声离开家的，但我却从没考虑过是否和孩子们多呆上一会儿，甚至是否调换一下工作，离家近一些。那时，我心里想的就是服从组织安排，不能耽误工作，甚至孩子患了重病，我也没有请过假，而对于时任副总理兼国务院秘书长职务的仲勋来说，他宁愿在业余时间多照管孩子们一些，有时还要给四个孩子洗澡、洗衣服，那时我们的孩子都在住校或全托，这期间家里没有请保姆。对此，他视之为天伦之乐，尤其是当孩子们与他摔打着玩时，仲勋总是开心极了。也许是仲勋特爱孩子的缘故，所以他特别重视从严教子。我们的两个儿子从小就穿姐姐穿剩下的衣服或者是花红布鞋，记得近平因同学笑话而不愿穿女孩子的鞋子时，仲勋却对他说：“染染穿一样”。就是在仲勋的影响下，勤俭节约成了我们的家风。
50年代，在参加一次晚会的时候，我听见有人在我身后议论说：“习副总理的夫人穿着怎么那么土啊!”我听了，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回家后对仲勋说了，他听后笑着说：“土比洋好!”
我工作在颐和园附近的中央党校，家却住东城区。因此，我每周末回家一次，等到了家多已是8点钟了，星期日晚上还赶回单位上班，也就不能和仲勋一起参加周末的文娱活动了，常常是他独自带着孩子们去参加周末活动。周恩来总理十分关心仲勋(仲勋任国务院秘书长长达十年之久，可以说多数时间都是和周总理在一起的。)每当见到仲勋独自带着孩子们参加活动时，总理就要问：“怎么见不到齐心同志呢？”
后来，在一次节日晚会上，我见到了总理，他一见到我就高兴地说：“哪里像35岁，4个孩子的妈妈呢？”并决定让我参加外事活动。但我只在此之后陪同仲勋参加过一次接待蒙古总统泽登巴尔夫妇的外事活动，以后也很少参加涉外活动。直到如今，我还没出过国，连港澳也没去过，最远只去过深圳沙头角。
1962年秋，康生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对仲勋搞突然袭击，诬陷仲勋勾结《刘志丹》小说作者李建彤，授意抛掷《刘志丹》小说为高岗翻案，说仲勋是挂帅人物，是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康生还在全会中给毛主席写了一个条子：“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个大发明。”毛主席只不过是在大会上念了一下条子，康生就以此来作为毛主席语录并广为流传。
对于缺乏斗争经验的我，听到这一消息后，有如晴天霹雳一般，顿时吓懵了，欲哭又不敢哭。仲勋看到我难以承受的样子，立即要我安静下来，正确对待。尽管他对这突如其来的不白之冤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关于仲勋参与此书的情况，山西党史文献有过记载：习仲勋曾参加过该小说创作组的两次会议，第一次他在会上了解写作过程；第二次，他明确表态说，要明确陕北根据地是坚决执行毛主席正确路线的。据我所知，仲勋连这本书的初稿也没看完就交给秘书田方了，后来发表的一些章节，他连看也没有看过。
众所周知，康生迫害仲勋，是事出有因的。在1943年“整风运动”中，康生搞“抢救运动”，大搞逼供信，把在白区工作的地下党打成“红旗党”等，仲勋曾坚决地予以抵制；解放战争中，康生又在土改中推行“左”的路线，仲勋再次以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予以抵制。
在“党的利益在第一位”面前，仲勋违心地承担了责任。他在检讨中沉痛地写道：“36年的恩情毁于一旦”。(他从1926年参加革命到1962年整整受党的恩惠36年)由于承受了莫须有的罪名，他的内心所受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当小女儿安安看到爸爸一个人坐在没有开灯的客室中默默思忖时，就问：“爸爸，你怎么啦？”小儿子远平也问：“爸爸你怎么不去中南海啦？”此刻，年幼的孩子们还不知道，他们的爸爸正在承受着常人难以承受的苦痛。
当时，我深深地处在矛盾之中。一方面要完全站在党的立场上，把他视为“反党”，接受八届十中全会对他的批判。另一方面，我对仲勋怀有深厚的感情。为此，我主动要求参加“四清”去了。
1963年，仲勋受隔离审查期间，组织上安排他在中央党校(独居在“西宫所”)学习。他认真阅读马列、毛主席著作，自觉改造世界观，并利用空余时间在后院空地上种了一大片玉米、蓖麻和蔬菜等，收获多半交公，他曾对我说：“革命不是为了当官，种地同样可以革命。”他准备回农村做个农民。为此，仲勋上书毛主席要求到农村去。主席让中组部长安子文回复他说，农村太艰苦，还是到工厂去。1965年，组织上安排仲勋到洛阳矿山机械厂担任副厂长。在仲勋看来，这是他向工人阶级学习、熟悉工厂工作的宝贵时机。我当时正在北京海淀区搞四清，只请了一天假，回家给他拆洗了被褥，就这样为他送行。不想，从此一别就是8年。回想起来真是一言难尽，不由自主的潸然泪下。
紧接着便是“文化大革命”，所以，仲勋受迫害长达16年之久。“文革”中，仲勋不畏权势，不仅自己坚持真理，而且为其他受株连的同志澄清事实，突出表现了他坚强不屈的性格。
1966年冬天，正在与工人们谈话的仲勋被冲进工厂的红卫兵围了起来。工人们见状，想保护仲勋也把仲勋围了起来。为了防止武斗，仲勋对工人们讲：“你们打伤了红卫兵是我的责任，红卫兵打伤了你们也是我的责任”。然后又对红卫兵们说：“要走就快走。”于是，仲勋被带到西安，批斗后被关入西北大学。当他看到了一些打砸抢的行为后劝阻说：“难道革命就是为了抢几部汽车吗？”并希望他们自觉地维护正常秩序，不要妨碍生产，并上书毛主席，对“文革”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提出了多项建议。因此仲勋深得一些群众的信赖、保护和关照。
仲勋被押到富平老家批斗时，那里的乡亲们却说，我们不是来批斗习仲勋的，多时不见，我们是想来看看他，要不是他在困难时期拨粮食给我们，我们早就饿死了。那次，乡亲们还自发地给仲勋做了一顿家乡饭。这种来自故乡的亲情，令他终生难忘。
康生仍然不肯放过仲勋，阴谋把他拉到兰州和延安进行批斗，然而最终还是被身处逆境中的周总理制止住了。但此时仲勋的身体已有些支撑不住了。1967年4月5日，他写信给周总理：“我的反面作用起完了，现在只是陪人挨斗了。”1968年1月3日，周恩来采取特殊保护方式，用飞机将仲勋从西安接回北京，交给卫戍区监护。
在仲勋受审查和受迫害的日子里，我和孩子们也都受到了株连。“文革”中我因没有和习仲勋划清界限一直在受审查，被列入康生的500人黑名单。仅在“五七干校”劳动就有7年之余。三个大一点的孩子尚未成年就去兵团或插队，留在身边的小儿子远平在普及高中时，被剥夺了升学的权利，还是在老战友的帮助下才当上了车工学徒。这段时间对我和孩子们来说，可以说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全家人都很坚强。
1972年冬，姐姐给我来信说：我们的母亲将不久于人世，希望能见上一面，请求干校批准我回京探亲。我得到了准许。同时，我的孩子们也因此有了机会从各地返京，在姐姐家中团聚了。我和孩子们商量，决定给总理写信，要求见仲勋。我们在信中提出了几点请求：(1)我和孩子们已经多年未见到仲勋了，请求总理让我们母子早日见到他；(2)我们在北京已无住房，要求解决住房问题；(3)存款早已冻结，希望解冻一部分存款维持生活。周总理很快对我们的要求作了批复，满足了我们的要求。
我们终于见到了关押中的仲勋，我早有思想准备，心里一次次地嘱咐自己“一定要坚强”，但是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当仲勋见到我和孩子们时竟流了泪。他连连地说：“这是高兴的”。由于多年的分离，他分不清桥桥和安安，更认不得已经长成小伙子了的儿子们。在临回干校前，我又要求会见了仲勋一次，并借此机会将他穿破的旧衣服全部更换了一下。从那以后，我每年都可以回京探望仲勋，和孩子们也有团聚的机会了。
1975年春，仲勋被解除监护，组织上派我跟他一同去洛阳，是河南省公安厅的两位同志把我们接去的。他被安置在耐火厂的宿舍区，在两间房子里，度过了三年的流放生活。
没有想到的是，这段时间是仲勋感到最为舒畅的日子。因为他又有了和广大工农群众在一起的机会。虽然深受冤屈，仲勋却深深地感受到了来自人民的温暖，他的心灵获得了莫大的安慰。
这时的仲勋已经年过花甲，况且在单间牢房里被关押了近8年的时间，因此恢复身体健康是他所面临的第一项任务。我由衷地佩服仲勋所具有的超人毅力。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天气，每日早上，他都要去郊区散步两小时。上午和工人一同在浴池洗澡，然后读书看报，下午又到郊区水库散步。时间长了，他和看护水库的邓老头儿及郊区的农民交上了朋友，每每凑到一起的时候，他们总是谈笑风生，好像有说不完的话。
当人们发现我们的子女因往返看父亲缺少路费时，耐火厂的老工人师傅们便默默地拿出自己微薄的工资主动地借钱给我们。矿山机器厂的老工人宋福堂(1965年，仲勋下放该厂当过副厂长，在下车间劳动时拜的师傅)曾请我到他家里去吃鲜美的猪肉韭菜饺子，还捧出山东老家的大花生，在那个时候，再没有什么比这更温暖的了。如今，每当我回想起那些曾视我们如亲人的工农朋友们，心底里总是充满了感激之情。
在得知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之后，仲勋恢复工作的心情十分急切。党的“十一大”召开之后，仲勋便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提出想在有生之年继续为党工作的请求。与此同时，我在女儿桥桥的陪伴下，多次往返于北京、洛阳之间，也多次找过王震，他非常关心仲勋的“问题”，结果，还是王老第一个出面为仲勋恢复名誉说了话。随后我们也找到了胡耀邦同志和叶帅。
1979年8月4日，中共中央批转中组部，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中发［1979］53号文件。文件中说，刘志丹(送审样书)不是反党小说，而是一部比较好地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描写革命斗争史的习作。习仲勋同志关心这部小说的创作，对如何改好这部小说发表过意见，是完全正当的，根本谈不上什么反党、反政府活动。“所谓利用写《刘志丹》小说进行反党活动一案，是康生制造的一起大错案。”
我第一次见到耀邦同志时，他从资历、经验、工作能力、水平、威信等几方面称赞了仲勋同志，而叶帅则是坚决支持仲勋出来工作。仲勋于1978年2月22日作为全国政协特邀委员出席了五届全国政协会议，4月初便被恢复了工作。在小平同志和仲勋谈话之后，中央决定派仲勋同志去广东工作，“把守南大门”(耀邦同志原话)。
仲勋去广东工作，是肩负着党政军各方面领导及同志们的深切期望的，对此，他深知责任重大。所以，在广东工作期间，他夜以继日，每天都要到凌晨2点左右才肯休息。值得一提的是，仲勋在广东近三年的工作，还得到了叶帅的亲切关怀和许世友的大力支持。
仲勋恢复工作后，我由在清华读书的儿子近平陪同先去河南洛阳办理手续，后又在万里邀请下随广东省黄静波副省长去安徽取经，学习农村经济政策。当万里谈到仲勋在广东面临的形势时，十分关切。尤其是当他得知仲勋随行没有带一名干部的时候，急得拍了大腿。这一次，万里让我看了发挥农民积极性的农村经济政策情况。
仲勋由于受命仓促，中央领导同志决定让我们的女儿桥桥陪同他前往广东。当时广东所面临的形势是很严峻的。“以粮为纲，一网打尽”的极左路线使农业的优势难以发挥，素有“水果之乡”美誉的广东，缺少水果，副食品极缺；因为割资本主义尾巴，老百姓连“三鸟”(鸡鸭鹅)都不敢多养；菜篮子里多是单一的“无缝钢管”(空心菜)。作为经济基础的农业尚且如此，工业状况就可想而知了。由于长期受“左”的路线的干扰，原本是广东省一大优势的“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等，已变为劣势，海外关系变成了“黑关系”，这样一来，受损的就不仅仅是经济了，因此，在沿海一带，外逃风一浪高过一浪。
同年4月6日，仲勋去广东，他一下飞机便赶赴中共广东第四次代表大会闭幕会会场，出席会议。
在去广东之前，耀邦和李昭请我们去他家吃了一顿饭，并嘱托我转告仲勋同志，要调动干部的积极性，抓好副食，特别是青菜。廖承志也约我去过家里，专门和我谈关于广东省的华侨政策问题，要肃清“海外黑关系”等“极左”遗毒造成的不良影响。他曾提到海关把得过紧，有的华侨进关连衬衫多几件也不行，这样怎么行？总之，领导们都很关心仲勋到广东的工作。
这一年的盛夏，最怕热的仲勋竟顶着酷暑一连跑了23个县。我心里明白，仲勋是在拼命，但是，作为他的妻子，我很能理解他的心情，他是想把失去的16年时光夺回来，多为党和人民做些实事。为了不负中央的重托，让广东人民尽快过上好日子，充分利用广东毗邻港澳的优势，仲勋和广东省委省政府一班人，在大刀阔斧地抓紧落实政策工作，平反“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和历史遗留问题的同时，积极推行改革开放。在农业上，从化试办了责任田，工业上肯定了清远县的扩大企业自主权的经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为了让广东能够大干快上，他向中央为广东省要来了“先走一步”的政策。1979年7月19日，中发［50］号文件批准了出口特区在珠海、深圳试办，为广东经济特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我常说，仲勋英雄一世，坎坷一生。他胸怀宽广坦荡，为党的事业历尽艰辛，但他从不计较个人的恩怨得失。“文革”结束恢复工作后，他为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建立经济特区是付出了心血的。
1980年11月底，仲勋调回北京后出任五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特别是在协助耀邦同志工作期间，白天，勤政殿的工作结束后，回家要继续接待来自各地的要求落实政策的同志。由于长年养成的“当天事当天做完”的习惯，所以，仲勋仍然是工作到深夜。然而即便如此，他还要关心时在中纪委工作的我，怕我熬夜。直到现在，仲勋仍保持着每天读书看报的习惯。
我与仲勋值得回顾的事情很多很多，令我始终不能忘怀的还有仲勋在统战方面所做的工作。张治中的秘书余湛邦曾撰文称张治中与习仲勋是“党与非党交往的典范”。其实，凡是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横山起义”，这就是仲勋在西北局任书记时，在党中央、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西北局执行统战方针的成果。解放前后，仲勋与张治中、邓宝珊、傅作义间的个人情谊都十分深厚。文艺界的人士梅兰芳、程砚秋、苟慧生、尚小云也都是仲勋的好友，当他们的家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仲勋如果不能出面，就让我去帮忙。比如荀慧生的夫人生病，仲勋就是让我代表他去探望的。在众多的友人当中，仲勋与班禅大师的情谊也非同一般。仲勋到广东不久，班禅去广东休息，一见仲勋便说：“我是奔着您来的啊!”对于祖国统一，仲勋也是做过努力的，他借曾深受蒋家两代人信任的同学、同乡陈建中返乡探亲访友之际，希望他能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尽一份力量。
时间飞逝，转眼间我和仲勋相伴整整55个春秋了。去年4月28日那天，在南方休息的仲勋给我打来了长途电话，庆贺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他在电话里问：“我们结婚多少年啦？”我回答：“55年啦!”他说：“我祝你健康长寿，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我感到他的祝词分量很重，激动地说：“我对你照顾得很不够啊!”他听后着急了，说：“怎么这么说呢？你对党对人民忠诚，一生为革命做了很多的工作，也为我做了大量的工作，有些是很重要的……我们的这次通话你要把它记录下来，告诉孩子们，让他们明白事理……”通话之后，仲勋对伴在身边的桥桥说：“你妈妈是个优秀的共产党员!”我按照仲勋同志的嘱咐，记下了这次通话的内容，并把它抄给了儿女们留作纪念。
在我和仲勋相伴的日子里，我一直把他对我说的“工作好、学习好，一切事情都处理好”当作人生的座右铭。年轻的时候，我对他的这三句话不能完全理解，有时甚至感到太抽象。可到了现在，当我将步入75岁高龄的时候，回想起仲勋的话来，才深深地领悟到了这些话的含意。我觉得能够和我崇敬的师长、丈夫和挚友——习仲勋同志生活在一起，过一辈子，是无比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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