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了解点甲骨文，结果很难在网络上查找到相关资料。一个朋友说，怎么不到文物书店看看呢。结果，如愿以偿。除了甲骨文的书籍，顺便还买到了搜求已久的何新的《诸神的起源》，还有张光直的一些书籍，最后拿到的是陈星灿的《考古随笔》。
分三几天把《考古随笔》看完了，回味是一种静静滋润的舒畅，没有想到一本随笔竟然可以达到此种效果，足见作者的功力。印象比较深的是作者的眼光相当开放。
这里摘取陈先生的部分案例以充实我的文明同源考。需要说明的是，从书上的逻辑看，陈先生本人未必赞同我的思路，尽管他的考古案例处处显露出人类同源的痕迹——因为这恐怕就是事实真相。他到底怎么想的我并不知道，但我可以肯定的是这个人不会保守。只有那些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的人才会保守，大概也与年轻有关。
在《上古以皮毛为目的的渔猎工具》以及《再说古代的非尖类镞》两篇中，从如何获取不受箭头损害的完整皮毛说到非尖类镞，或者圆头镞、带毛镞等，时间从尧舜到龙山文化，陈先生认为这“实在是一个可以研究的题目”，并且“安阳市博物馆就陈列有圆头镞”，汉晋时的新疆有更多实物。接着，惊喜地看到最后：“圆头的镞，在古代的埃及和欧洲也有众多的发现”。陈先生认为：“使用非尖类镞，是人类长期以来在生活实践中摸索出来的经验，未必有从此到彼的传播”。但我是否也可以猜想：也许就是从此到彼的传播。
头骨穿孔问题也是陈先生关注的，如《头骨穿孔的奥秘》、《世界上最早的颅外科手术》、《四千年前中国人已成功实施开颅手术》，以及书中惟一的论文（而非通常的随笔）《史前时期的头骨穿孔现象研究》，都是探讨这一问题的。对于这些考古发现中的头骨是否真的实施了“外科手术”，我本人没有任何专业资料参考，连猜想也不敢，不过还是持怀疑态度。但对于其中大面积多发的头骨穿孔中包含宗教信仰方面的诉求的观点，本人是极力赞同的。
陈先生认为，“头骨穿孔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化现象”。中国境内从新石器时代的广西桂林到青海马家窑、新疆天山阿拉沟墓地、新疆哈密不拉克等多个墓地，也“据说在河南贾湖裴李岗文化遗址中”都发现了头骨穿孔现象。史前时期的欧洲（如法国）等地也有头骨穿孔现象，近百年来更是在除了欧洲之外“太平洋岛屿、南美、北美、亚洲与非洲等地发现了数以百计的头骨穿孔事例”。“民族学家则发现，一直到上个世纪，头骨穿孔手术还在北非、南美、西伯利亚、美拉尼西亚、波利尼西亚等地广泛地流行。从考古学上看，欧洲与南美是头骨穿孔现象发现最为集中的两个地区”。欧洲地区的这一发现的数目之多，令人咋舌，地区则散布于法国、瑞士、捷克和斯洛伐克、德国、丹麦、瑞典、英国、比利时、葡萄牙、西班牙等。”
对于这个现象的流向，陈先生说：“皮乏特认为似乎存在着一个从法国南部的洛泽尔省向北传播到巴黎盆地，再向东向北向西传播至中欧、东欧和北欧以至于英伦三岛的这样一个过程”，“亚洲的头骨穿孔相对于欧洲要少一些”。至于在美洲则“主要发现是在南美的印加和早期印加文化中”。文中没有阐述几个地区间的传播流向，比较肯定的是这些发现既涉及欧洲白人，也有蒙古人种。比较统一的是，时间较早，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二千多年前。
恰是中东人的缺失，我认为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探寻话题，我们是否可以设想有一个族群在大约5000年前开始有这个习俗（被认为是开颅手术的时间则早在公元前7000年前的乌克兰就有发现），并且从他们的分布上来追寻他们迁徙的痕迹，事实上，在史前时期从欧洲到中国腹地，一直到南美都有白人的存在，迁徙传播了风俗不能排除在外。最初这一风俗的根源在哪里，我没有答案，但我依然觉得这是个有趣的话题。中东地区是否真的没有这个风俗，我们也期待最终的确定，不必事事都一定从中东传出。大多数文明与传统发源自中东就足以说明问题。
姜太公钓鱼的历史故事据说发生在中国的西北，但是陈先生却根据今天的民俗发现西南地区确实有无钩钓鱼的事实，他们就是云南布朗族和芒人。其主要原理是利用某种鱼咬食的凶狠。直钩并非不可以，但是需要饵食，必要时还需要网兜补充。许多今天看来怪诞的古代奇闻，未必不可信，尤其是生态环境的改变，会使今天的人们对于古代人的生存能力和生活方式产生许多误解。书中类似的趣文还有《民族志中所见的石烹技术》，读此文我马上想到的是著名的云南小吃——用石头放入汤中煮熟鱼片的“英雄救美”，还有就是由“保暖的小屋”想到的蒸汽浴——从中东到北欧十分兴盛。
《也探马的起源及其他》中，“就目前的研究来看，乌克兰草原无疑是最早发现驯马证据的地区”。我觉得有关马的起源问题可以与头骨穿孔一起讨论，以方便绘出族群的迁徙路线，因为早期的迁徙动力肯定是大同小异的，所以同期的文化传播也应该有某些相似性。美洲无马的问题其实长久以来也总是缠绕着我。据说最早美洲其实是有马的，后来的消亡似与冰河时期有关。这个要确定在什么具体时期消亡才有头绪，因为这样我们可以对美洲人群的大规模迁徙做出初步考虑。很重要的一个细节是，马是可以通过大陆迁徙的，但是人类的迁徙可以不受陆地的限制，木筏船具都可以让人自由迁徙，人类只要依靠水中的鱼虾就可以解决食物问题；但是马属于草食动物，所以只利用船只和木筏是不能带去马匹的。从这个特殊的例证上，或许可以推断出白令海峡冰原消失的年代。
上文中有一段题外话引起了我的高度注意。在谈到北方草原文化的一致性以及对于商周的影响时，陈先生说：“殷墟发现的贝，来源于我国台湾、南海甚至阿拉伯半岛的阿曼湾和南非的阿果阿湾等地；殷墟的玉料，则有一部分是从我国新疆和阗来的；至于占卜用的龟甲，来源更为广泛，一些特别的种类，分别产自我国海南岛、东南亚和马来西亚甚至日本等地，其范围之广，远远超出我们想像之外”。老实说，它们没有超出我的想像，但殷墟的贝壳竟然有南非的产地还是让我目瞪口呆。看来我还是猜想得不够大胆，远没有事实本身走得更远。事实上，可以看到周朝时期具有明显的非洲人特征的玉器，并且殷商墓地也挖掘出过白人尸骸①。所以人种上的迁徙是一定有的，最终的问题只是“数量”这个关键问题。仅从壁画上看古埃及的统治者就很让人兴奋：既有高鼻子的拉美西斯二世，也有黄种人，如阿蒙，还有示巴女王等黑人。这些事实说明3000年前的全球人种杂居，不是今天的格局。今天的人种如此明显集中，也验证了我的理论：大约2500年内迁徙渐趋停止，使人种局面在上古与今天完全不同起来。换句话说，远古人类是非常开放的。因为民族国家以及宗教的缘故，人类越来越封闭隔绝起来。
不管陈先生是否同意，这本书补充并解决了我的许多问题。从《埃及的玦形耳饰》中我得知这样一条信息：“玉玦或其他质料的玦形耳饰，常见于我国及东南亚地区的其他国家。根据现有的考古发现，亚洲大陆自西伯利亚向南、经过我国东北、朝鲜半岛、华北、华南至印支半岛以南，西达印度半岛的东面，岛屿由日本北海道至九州、中国台湾、菲律宾，南部最远可达爪哇及新几内亚，在史前和历史时期都出土有玦饰”。
文中说：“玦饰是一种环形带有缺口的器物”，“长期以来，它差不多成为中国古代饰物的一种代表。可是，这种独特的耳饰并非中国和东南亚地区独有，古埃及人也把它作为饰物使用”。古埃及的该种饰物饰“是埃及新王国时代（第18-20王朝，约前1567-前1085）最流行的装饰品。材料包括肉红玉髓、碧玉、雪花膏石、玻璃、釉彩陶和贝类等等，用途据说也是把它的缺口紧紧套住耳垂”。“如果说玦形饰物是单一起源的话，……显然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高兴！
在《南美洲考古所见操蛇神像及其他》一文，陈先生开篇即断言：“美洲文化源于欧亚大陆，这是考古已经证明了的。但是对于其间文化传播的时间和方式，则迄无定论。关于亚洲东部，特别是古代中国与美洲古代文化的相似性，张光直先生用‘环太平洋的文化底层’释之，这是充分认识到两者在深层次上的相似类似的一面，而目前又没有办法认定传播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使然。最近，新的线粒体DNA研究，认为南太平洋新西兰岛上的毛利人，系距今5000年前后自中国东部沿海辗转而来。这至少说明在白令海峡沉入海底以后，亚洲大陆的古代居民不可能就此放弃向太平洋以及美洲的迁移和开发”。
有关这里的“南岛人”推论似乎还可以有别的猜测，如在澳大利亚发现的古埃及文字出现于4000年前①（见本书第38页），似乎可以推测为真正的推动源泉在古埃及那里，当然那些古埃及人在到“南岛”区域的同时也到了中国沿海。
陈先生把三星堆出土的人像归为“大耳青铜头像”，以前人们只关注到眼睛，这次考古学家们看来也注意到了耳朵。在《三星堆大耳青铜头像与古代耳部变形风俗》一文中，陈先生认为三星堆的“硕耳”从何而来不好确定，“因为无论是中原还是楚地，抑或中亚、南亚，考古上都不见这种独特的耳部造型”。而我认为那里的“硕耳”很可能来自“牛”，并且那里本身就出现了许多牛头似乎也可以佐证。我的解释是，三星堆群体流行古埃及的哈特尔女神崇拜，她的表现通常为“眼睛符号”或者牛头牛面，两者三星堆都不缺乏。并且在一些哈特尔的人头像中“牛耳”是特别得到夸张的一部分。
在《吃的悲剧》一文中，从现代环保观念出发，对人类的自我中心和无止境的吃喝，作者摘取了前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先生的一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人类必将毁于自己之手”！我深以为是。
说到“飞去来”器，一般人就会想到澳洲土著，在我书桌对面的墙上就挂着一只“飞去来”器，是老公从澳洲带回的，因为太精致了所以从来不舍得一试身手看它们是否真的会“飞去来”也。无疑这个器具确实具有这个“飞去来”的功能，只是操作者恐怕需要一定的训练。作者提到古埃及也有此种宝贝，并且一般为富家子弟所拥有。查阅网络资料发现，1922年在埃及的图坦卡蒙坟墓里挖掘出过“飞去来”器的记录①。两者的共同功能都是用来猎取水鸟，看来是在水上使用了。埃及出土的“飞去来”器是制作于公元前1330年前后，但发明与使用的时间恐怕可以追溯到更远。
《再谈飞去来器》中，作者谈到中国3000年前的新疆也有此物！我后来在新疆的博物馆里也确实看到了实物。这个物品之奇巧，一般人连使用都不会，更不用说独立发明了，所以我认为“飞来去”地区在史前的文明联系是肯定的，至于通过什么途径带入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骑马术与印欧语系的兴起》中谈到两者之间的联系时是这么说的：“传统认为马的驯化与印欧语系的起源有密切关系”，方法自然是使用语言生物考古学，“因为印欧语系的词根，包括马、家畜和马车的字眼，但却少见谷物的名称。很多研究者由此推测印欧语的祖先擅长畜牧，最初是从乌克兰草原迁移印欧各地的。”自从我接触文明源探索以来最让我惊奇的事情莫过于语言生物考古学的介入了。
在《毛利人来自中国——DNA讲述的故事》中，作者再次告诉我们，“语言学的证据”“直接指向中国东南部地区的台湾海峡两岸”。毛利人传说，他们是大约一千年前从新西兰东北部3000公里的库克岛过来的，并且不是偶然漂流而去，而是在“有目的的旅行中”发现澳洲大陆的。在此篇文章中提到著名的DNA推理：人类来自非洲。线粒体DNA是只能通过女性遗传的特殊基因，80年代就是根据线粒体DNA技术把人类的起源推测到20万年前的一个非洲老祖母的。同样根据这项科技，科学家竟然推测到最初到达新西兰的妇女是50-100人。由此陈先生推测说：“仅就女性的人数，就不能用波利尼西亚的渔民偶然漂流发现新西兰的说法来解释，因为不可能有乘载100个妇女并且还是由女性驾驶的大渔船。由此看来，毛利人传说的有计划的发现大概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文中还提到1970年代新西兰的探险家已经证明人类能够利用简陋的小渔船，在太阳和星星的指引下横渡太平洋之间的岛屿。并且一些植物也证明了这次迁移的可行。
这后面的几篇文章也很有趣，是深入考古之后才能感受的一些问题。正是这些手段和方法使考古学之下的历史成为“专业”。
《尼安德特人不再是人？》谈到著名的欧洲早期居民，对于他们是现代人的祖先还是已经灭绝的人类旁支，已经争论了许久。中国人最常向我提出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古代已经存在了那么多的古人类，发现了那么多化石，怎么可以说中国人是外来的呢？其实欧洲的尼安德特人现象部分解答了这个问题。
德国和美国的科研小组都得出了20万年前在欧洲生活的尼安德特人在3万年前灭绝的结论，他们使用的技术依然是DNA。那么中国的古人类为什么就不会遭受同样的命运呢？事实上，上海复旦大学“人类群体遗传学及多基因疾病课题组”已经做出了DNA测试，表明今天的中国人与北京“山顶洞人”没有联系。许多人怀疑尼安德特人消失这个结论，并且怀疑DNA的技术，“但是最近这次德国和美国科学家的工作程序是经得起考验的”。根据人类进化树的时间表，根据DNA技术，专家推断尼安德特人不可能是现代人的祖先之一。
在《史前的石刀刃有多锋利》中，陈先生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古代人的门，它让我们知道古代生活中隐藏了多少我们所不知道的奇迹，比如石刀的锋利程度可能就远远超过了一般人的想像。
陈先生的大多数文章都让我这个考古的门外汉大长见识。尽管我也一直声称自己是个业余考古爱好者，看来一直停留在口头水平。在《从食物质量的变化研究农业的起源》一文中有一个奇怪的结论：从狩猎采集到农业社会的变化结果竟然是“食物质量变差了”。陈先生说，这“提醒我们农业社会的部分因素确实可能是因为人口压力造成的”。更有甚者，美国学者戴蒙德认为“农业的产生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失误”。原因是“在限制人口和试图生产出更多的食物之间，人类被迫选择了后者”。我认为事实有可能正是如此。每一步深入历史，我都发现以往的自己是多么无知，今天的人类是多么不了解他们的祖先以及祖先的动机、心理和曾经所处的环境与难题。由于考古学的技术支持条件的改善，确实在20世纪许多旧的结论正在改写。但是面对如此多的人在对我的文明源探索面前的茫然甚至愤怒，看来大多数的中国人实际上并没有意识到技术革命在考古学中的运用是一定要推翻他们部分熟悉的历史条文的。中国人似乎还没有做好知识与心理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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