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温：“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
自从疯狂陷于史前史之后，我的大半时间就是面对几张比例不同的立体地形图。看时间长了，我觉得地球就是一个由山河组成的迷宫，任何迁徙的人们就在这个迷宫里游走。
移民们大多数时候顺着优良的土地行走，然后定居，再过一段时间另外有一些人向更远的地方行走。他们尽量避开高山大河，偶尔个别人也可以越过高山大河，能登上珠穆朗玛峰没有几个人，所以能超越高山大河的也必将是少数人。大多数人将顺应迷宫的一般原则，将生命延展在漫长的弯路，走出一个又一个迷宫，向东再向东。
至于迁徙的原因，有的是扩疆，有的是为了贸易，有的是为了降低老家族的人口压力，还有的是避开仇敌、战争，甚至我们还可以设想一部分是为了情爱的私奔。总之，在我们难以置信的几万年里，一种叫现代人类的动物蔓延在整个地球，而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寻找出他们蔓延的规律以及具体途径，也包括来到中国土地上的最初移民的迁徙线路与可能。
一般而言，中国的新石器时期晚于西方的新石器时期，前后差距大约1000年。这个时差也正是世界几个大的不同文明之间的渐次晚近发展的错落时期，也就是说，世界几大文明之间的传递时间大约是1000年；或者再换句话说，迁徙到位与发展成型为一个稳定的文明需要大约1000年的时间。当然，这是我的粗略估计。从古埃及到印度，再从中国到美洲，推理基本上可行，可参见拙作《三星堆文化大猜想》最后的“历史年表对照”。
在中国境内，从新石器时期到三代时期是中国文明渐趋稳定的发育成熟期，也是一个迁徙活跃期。这个时期决定了中国的未来。在这段时间内，现在一般认为中国有3个相对集中的文明发达地区，一个是长江流域，一个是东北的辽河流域，另外一个是黄河流域。下面我们关心一下他们来到中国的途径，或者说看看他们是怎样穿越山河迷宫的。也有人提出过中国三集团：东部、西部，南苗。这两个划分稍有差别。可能各有道理，不过与依据的时期不同有关。
我相信大多数来到中国的人们并无特定的目的，只有少数的几次迁徙才是有目的的拓疆，因此，实际上在中国境内的居民是很杂乱的。
关于东北辽河一带的红山文化的起源，之前我比较强调海路对于这个文化的形成作用，比如从渤海湾他们就很容易登陆。目前看，其实他们北来的可能性也极大。从今天的哈萨克斯坦进入新疆伊犁或者塔城之后，一直到今天的包头这一带几乎没有任何的地理阻碍，只要避开一些季节性河流即可。他们本来可以从“河西走廊”一直进入肥沃的“关中平原”，但是黄河的出现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在大约7000年前甚至8000、9000年前，大的河流或许对于他们来说的确是困难的，所以他们选择了继续向东，沿着河套平原，穿过今天的包头，再经过呼和浩特一带，最后定居在赤峰附近。
为什么选择要定居在这里？这确实是个好问题。首先看赤峰这里有什么特别的。与沿路所有地方不同的惟一特点是这里最接近大海！然后是这里已经是“终点”，再没有退路；继续走，要么进入海洋，要么进入寒冷的蒙古高原。选取“近海”与无路可走都可能是他们驻足的原因。
从今天的地形看，赤峰这里距海有三几百公里，但是从地形图上也很清楚地看到，赤峰恰好在那条著名的中国版图的“大斜线”上，即便不临海，这个地方距海比较近的事实也说明，大海对于红山文化的族群来说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从某个角度是不是可以说，这些经过长途跋涉的人们其实来自海边，所以他们无论如何都要重新回到海边？当然了，假如是这个原因，那么当初他们避开黄河的原因只能是他们不愿意生活在河流旁边，而更愿意生活在海边。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在42的纬度之上，应该气候寒冷，他们适合这个地方吗？一个令人乐观的答复是这里地理环境很特殊，该地在7000年前或许并不那么冰天雪地。比如赤峰西部是高耸的七老图山，东南是“努鲁儿虎山”，并且临海，这里会不会曾经是一个气候特别的“小江南”呢？（“努鲁儿虎”这个山名不住地提醒我什么，我首先想到居住在日本北方的一个可疑为白人的少数民族“阿奴”人，另外，想到夏威夷的“火奴鲁鲁”，还有河北省的“卢奴”，他们之间有什么联系吗？它们在地理上真的很“接近”啊——我的意思是它们之间除了大海没有其他障碍。）不要忘记4000年前的中原还生活着犀牛大象，赤峰这里当初到底是什么气候还很难说。
这条行进路线的旁证之一是，我们发现在“河套平原”上，尤其是今天包头、呼和浩特一带，是新石器时期的一个发达地区，他们留下了清晰的迁徙发展线。或者说，很多人在沿着这条道路迁徙，部分人定居了下来。
从西域到辽宁一带的这条道路一定被古人长期使用，并且也被后人使用。西晋末年（公元310年前后），鲜卑慕容氏吐谷浑从今辽宁地区迁徙到阴山、陇山，逐渐经甘肃南部，进人青海湖环湖地区，他们兼并羌人等大片土地，建立了吐谷浑王国，管辖青海的广大区域，前后达350年之久①。想必吐谷浑使用的正是同一条道路，只是这次方向倒转了。同时这个远距离迁徙例证也给古代地理不便作为否定“西来说”以有力的一击：距离根本不是问题。古人似乎在广大的区域内自由穿梭，远比今天方便得多，又是海关又是身份证户口本的，即便到另外一个城市还要办理暂住证，“文明”使我们的迁移变得如此“啰嗦”。
换一张世界地形图看，上、下古埃及版图给了我另外一个启示。古埃及文明自从出现之后一直以“上埃及”、“下埃及”（也就是南、北埃及）来表示分别，并且常常以此为界立国，而不是以尼罗河东、西河为界。这就是说，起码在古埃及文明时代，河流并没有成为地理上的天堑。无论古埃及人使用了什么方法，是船还是绳索，总之他们解决了这个地理上的隔阂，使埃及两岸的人在很早就可以方便地交流。所以，河流没有真正阻挡住人类的脚步，反而训练了那些沿河而居的人们具有了涉水的高超本领。当然，大多数古代人肯定还是不善水的，即便有了涉水技术我相信工具也是个大问题。所以在涉水问题上应该辨证地看待。
想必中东北部的“两河流域”地区也是同样的情况，许多著名的城市都是夹河而立的。所以这里的人们也会有涉水的办法。
在中国内地，甚至在甘肃和山西等地，都能明确地感受到“河”作为分界的作用，甚至“河西”、“河东”的人们都有很大的分别。本来同一个民族，河流的分割也逐渐使他们在口音、服饰、习俗上发生了变异，最终甚至成为两个民族，这个很容易推断。我们完全可以设想，一些善水的民族侥幸越过了大河，他们可以穿过波涛汹涌的黄河在类似陕西“关中平原”这样土地肥沃的地方发展，而另外一些由于没有掌握涉水技术的人们，或者是一些小股游民，只有委屈地滞留在一些地带苟且偷生。4000年前许多人聚集在中国西北的青海以及甘肃等地基本上可以考虑为受制于河流又利用了河流的一个表现。
整体说，大河，在古代确实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在新石器时期，涉河技术不是个非常稳定的文明因素，所以除了特殊情况下部分勇敢的人可以涉河越海之外，大部分人将采取保险的方法绕河而行。在这个思路之下，我们不得不再次说，确实从南部海域进入中国的人将是比较小而且晚的一个群体，而从新疆等地进入中国腹地的将是绝大多数人。我们可以简单地看看江海在南、北两条道路上的分布就明白这个道理。这个推理适合7000年前，我认为涉水或航海技术在距今4000年前后有迹象表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使得这个时期的地球上到处遍开文明之花。
能漂洋过海不一定就能方便地过河，还要区别这个技术，两者尽管都是与水打交道，但是工具方面根本不是一回事。所以不要一味认为海上民族就一定能够穿越江河，江河意味着崇山峻岭的伴随。从“海上民族”到“山民”的过渡有着巨大的困难。这是分析南方民族必须要注意的一个环节。
相比之下，北方的路线假如你选择“正确了”，几乎可以赶着牛车就轻松地来到中国的腹地。从埃及到地中海东岸，为了绕过两河可以到小亚细亚半岛兜个圈，再到里海、巴尔喀什湖一带，然后选择从塔城进入新疆地区，沿着阿尔泰山南麓一直向东，或者进入不会有高原反应的蒙古高原（海拔一般不超过2000米），或者进入塔里木盆地和柴达木盆地也可以。里海周边在古代是文明发达地区，可能说明了部分问题。
从蒙古过来的人们可以沿着“河套平原”进入山西境内，也就是中国古文化的发达地区晋南和豫西，比如渑池、仰韶村。为什么人们不停留在晋北发展有着明显的地理上的因素：我说过那里是个交通不便的地方。很多人靠穿迷宫的运气可以到达中原这里。更多的人盲目从贺兰山这里被迫走入青海，不过那里有一条适合人类居住的大川，几百公里，一直从兰州通向西宁，终点是美丽的青海湖——这就是有名的“湟水谷地”。这个地区的新石器时期文化发达说明了这个判断，因为这里是许多人最终的落脚地，他们不自觉地走到了一个“死胡同里”，所以停留在那里发展，造成了一个特别发达的古文化带。其实这个“死胡同”，可以沿“青海南山”南麓与柴达木盆地相连，故而人们说，这里是古“丝绸之路”的一个分支与通道，或许通了这口“气”才是这里活跃下去的一个原因。
青海是中国最大的两条河流长江与黄河的源头地区，所以来到青海的人们沿着河流东去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
在河流组成的迷宫里，我一直在寻找人们是怎样进入“关中平原”的。某些来自文明地区的族群可能掌握了涉河技术，部分人进入了今天陕西地区。还可以设想黄河改道，甚至黄河某年出现断流也可能使大批人进入关中平原。新石器时期文化发达的痕迹在今天陕西榆林到延安一带就能发现。但同时期更为发达的地区却是从青海湖一直到西宁，他们的脚步在嘉陵江上游这个地方被“阻挡”，很明显人们喜欢“河南”胜过“河北”（指渭河上游），因为寒冷的冬天人们可以方便地南下避冬。然后这条文明线继续在西安附近的“渭河平原”大放光彩，一直延续到郑州基本打住。
嘉陵江的源头在甘肃天水，也就是伏羲与“大地湾文化”附近，黄河的支流也从这里经过。明白了这个道理，天水为什么是新石器时期活跃地区也就大概不奇怪了，一个小小的地区跨越了长江、黄河两个流域，所谓“左右逢源”之利是也。古代人们之所以喜欢河流，除了用水方便，是否与“以水带路”有关。毕竟古代大多数人并不会都善于观测星云，眼前哗哗的流水是惟一可以在到处乱跑寻找猎物之后带他们回家的路标，我们在森林里万一迷路，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跟随河流走出去，河流一定能将我们带出迷途。
这些上古文明的发展路线清晰地指出了河流与中国古代人生活之间的紧密关系，河流是某些人无法逾越的天堑与心头之患，河流更是他们的生存命脉。
从青海湖到郑州有一条明显的新石器时期发展线，是因为这里气候与土地适宜人们轻松地生活。而在郑州之后黄河沿岸的居民点趋于散淡，说明了黄河曾经大规模改道的事实存在，因为黄河一出郑州就彻底失去了约束，进入广大的平原地带；而在郑州之前，黄河一直被牢牢夹在一些大山或高原中，改道只能在相对小的范围内出现。正是了解了这些地势条件，古人才可以在青海湖一直到郑州之前的那条文明线上安然繁衍。
在“大斜线”与长江、黄河交叉的地方前者是宜昌、后者是郑州。一般人知道距离郑州西南大约200公里的洛水流域（实际上也就是偃师）才是上古文化密集地点，这里发掘出了疑为夏城和商城的遗址；奇怪的是，中国另外一个更早期的城址也出现在距离长江出山口宜昌西南的澧水区域。这两个上古遗址的共同地理特征是，都既在小的支流上面，同时又在山区或临近山区，并不在大平原上。这样的选择一定有他们的道理。山水，既是上古时期人们的冤家，又是他们必须依赖的命脉。在生活手段脆弱的古代，所谓“风水”是必须要预先考虑的，所以“风水”也一点都不神秘。
为佐证这些，我们可以拿中国境内古代岩画的分布来说明。岩画一般时间为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为多，下限基本上在文字出现和成熟之后，所以其时间性基本与人类避居高原、高山有一定关系。我们发现中国的岩画恰好集中在多山或高原地带：云南、贵州、广西、四川、内蒙、宁夏、甘肃、新疆、西藏等多有发现，其他平原省份罕见。河南这些地方没有发现大规模的岩画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所谓的自然地理“大斜线”约略正是今天中国东西部的分界线。众所周知中国今天东部发达、西部落后闭塞，这个现象其实揭示了另外一个问题：东部平原临海的自然条件更符合今天农业或商业社会发展，而西部高原多山地带却适合农业生活之前的文明发展。三千年河西，三千年河东！
假如来到中国南方的人群是中东的人们，那么北非的人与中东新月地带的人们面临着同样的地理条件。假如不选择走海路，绕过两河流域之后人们碰到的第一个大难题将是印度河，然后是密密麻麻的恒河支流。请特别注意从西面的印度河文明发展到东部的恒河文明时间大约经过了3000年，这个时间的延长其实很可能就是因为河流为患阻止了文明的畅行。假如有人在印度半岛这里向北，他们还会碰到令人绝望的喜玛拉雅高山。不过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总会有许多人被迫或自愿选择了进入青藏高原，适应的人就永远留在了那里，部分人幸运地在有生之年走出了世界屋脊，来到中国的腹地四川、甘肃或青海，甚至新疆盆地；还有一部分人不能适应高原反应，他们或者留在印度半岛，或者苦练渡河技术，终于有一些人穿越缅甸的大河伊洛瓦底江①，进入云贵高原，比如佤族。
这是一条标准的与山水抗衡的道路，非常艰险，我们可以想像他们是九死一生才来到了中国境内。不过我们也可以说，他们并非是在一代或者两代之内快速游动过来的，而是经过无数代的努力才走过来的，并且不一定带着什么伟大使命，只不过为了部落或家族的生存而已。或者战争或者自然灾害，或者其他原因这些人不停地流动，就这样渐渐离开他们祖先的大地。
中国南方在古代一直落后于北方的事实似乎也在证明着南方通道的艰险。确实会有一些善水之人可以一直沿中国南部海域一直向中国的北方行进。但是，假如从长江源头一直走到长江的出海口河姆渡，并非没有可能。
尽管新石器时期中国地域内的不同文明区域有自己的特征，但这样一个特点也是很明显的：无论相距多远它们之间都有着明显的“交流”，或者说有一些共同的文明因素。这是中国历史学界的一个共识，由于这个结论依然可以使中国人保持“独立说”所以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同。我对此的解释是：要么它们之间确曾进行过接触性“交流”，要么它们在中国地区里根本没有“交流”过，即便各自孤立与世隔绝，但由于它们来自同一个相当接近的文明源头，所以完全可以看起来像是“交流”过的。假如是“交流”，则人们不可能只在中国地区内交流，当时没有国界，他们不可能不自由地也与其他地区“交流”，这是个很简单的道理。同时每个时期的古代人类平均的“交流半径”到底是多大呢？这必须有一个详细的统计。只有当这些问题明确之后才能对中国文明是“独立起源”、“多源”、还是“同源”做出定论。
四川的天府之国是个值得注意的地方。这里按说应该是个古文明发达地区，但是与北方相比还是稍逊。这不能不说是地理位置的限制。很可能四川盆地经常受到大规模的水淹，所以对于四川盆地的选择会是与郑州之东的平原地区的选择一样，是“等而下”的选择，这个状态一直维持到大水得到初步遏止的“三代时期”，所以新石器时代与四川盆地的关系并不十分密切。但是把四川盆地作为一个大湖看待的话，根据湖边肯定有文明的规律在盆地四周的山区能够找到发达的早期文明或许是可以期待的。不过除了三星堆我至今也不太了解四川，只是推测而已。
假如是“本地说”或者是南方渠道占主流的“西来说”，似乎就不太好解释中国在新石器时期的发展为什么会倾斜于中国的西北，所以总体我认为在所有的通道中应该特别重视北方西来通道的研究。作为直截了当对于北部“西来”更方便于南部西来的证据之一，一千多年前的唐僧并没有抄“近路”从直线距离更近的西安南下直到印度，而是绕道新疆这么个大西北进入印度，足见一般情况下人们是不会从南部跋山涉水西去，北方“丝绸之路”是上选通道。反之，东来的人们首选应该是西北，而所谓“丝绸之路”也只是因为在汉朝名气大了而已，实在并非当时新的开辟。这个判断尤其适合在5000年前航海并不是特别发达的时间，在中东的“海上民族”强大之后，南方的海上“丝绸之路”才通畅起来，并且我认为中国的商朝与中东的“海上民族”代表了这个发端。有关唐僧的例子特别适合陆路，并不适合海路。
我怀疑后来人们航海能力的降低有着许多的复杂因素：其一可以考虑海平面的浮动改变了一些航线；其二，与陆地上一样由于国家、民族、宗教的林立后来的航海线路比原始条件下反而困难多了，因为他们的靠岸补给会遭遇到疑心重重的群体，不能安全靠岸就意味着必须停歇。假如这个休眠期够长，航海作为一项复杂的技术是会在隔几代以后就消失了，要知道古代人的寿命又比较短，所以荒废中断的可能性增大了，还有的就是观念问题，很可能在远古的时候人们比现在更豁达与勇敢。所有这些因素的综合使今天的人们，尤其是中国人认为，除了明朝的郑和远航到阿拉伯与非洲，谁会在5000-3000年前可以在两地之间航行呢？为什么不呢！
再回到古代的中原。我们可以推断，某个善水的民族，或者是善于舟船，或者是善于治水工程的民族，在大约新石器时代末期最终掌握了中国的主动权。不管他们是否是最先来到中国，但是假如他们有与水战斗的经验，他们就能轻而易举地获得统治权。因为他们洞悉走通中国山河迷宫的秘密。河流是古代中国的大事情，河流意味着中国的政治命脉，大禹治水，大禹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人，是十分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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