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从“西来说”说起
假如想真正破解汉字的起源，就必须首先打破一切思想障碍，解放思想，尤其是放弃以往所谓“中国文明独立起源”的过早“定论”。截至今天，中国文字的起源尚无定论，其实是连一点眉目都没有。我认为所有的人在探索汉字起源的时候都被“中国文明独立说”给误导了。假如我们肯把目光投向广阔的外部世界，一切就会豁然开朗，变得非常简单。曾经盛极一时的“西来说”许多人不了解它的起源，也不了解它的覆灭，任何有嫌疑支持“西来说”的言论或发现都显得“冒天下之大不韪”，汉字起源更是越不过这个槛。所以我认为，重新认识“西来说”，认识“全球文明同源”是解开汉字起源的关键。否则，揭谜汉字起源永无可能。
考古学对于中国是门年轻的学科，只有不到100年的历史，它是由一个叫安特生的外国人在中国开创的，当时他在中国的正式职业是工程师。这个起源似乎宿命一般预示了其他的一些东西，中国的历史是如此紧密地与西方人联系在一起。正是这个人根据中国仰韶文化的彩陶特色正式提出了“西来说”这一概念。这发生在八十多年前。有必要指出，“西来说”中的“西”与今天的“西方”概念并无联系，它是指地理上的“西”，具体指中亚和西亚地区。
诚然，“独立说”并非没有道理，比如中国自己的学者在中国广大的区域内发现越来越多的相互之间可以印证关联的文化，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在解释这些文化之间的联系时似乎在做着A=B，所以B=A，B=A=C=D的一连串封闭游戏，某些转晕了头的学者竟然认为中国的文明源头应该就在这些A、B、C、D之内了，完全无视中国新石器时期起源晚于“西方”这个大前提，也不看中国之内存在着大量的不能解释的汉代“丝绸之路”出现之前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证据，“独立说”就在这样薄弱的基础之上“定论”了。怎样定论的，谁定论的，谁都不清楚。大概是一种旧时代最常见的“引公一言，终成定论”吧，或者因为这样定论更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也是原因之一吧。
应该说“西来说”不了了之既有考古与历史学界内部的原因，也有当时中国学术环境的外部原因。但是它最直接说明了中国学术界科学观念的脆弱，在没有肯定的证据之下中国学术界就仓促地做出了“中国文明独立”说，并且灌输进所有中国人的思想之中。假如有人说他是中国历史“多元论”者，千万不要弄错，他的意思是说在中国地区之内的“多元”，比如有中国西北说、中国黄河说、以及长江说、中国东部与西部说，等等，这与中国部分自生与其他地区文明输入并列的“多元说”根本不是一回事。
殷墟大墓中的玉石来自新疆的喀拉昆仑山，这是我看到的近年来最为大胆的一次探索，因为他们的视点差点就出界到“西来说”所指的中亚地区了。今天人们普遍接受了新疆确实与商朝时期的中原是有联系的这一事实，因为那些玉石明白无误地告诉了这个真相。从新疆到中国腹地与新疆到埃及的开罗其间的距离基本相等，看不出来中国与“西方”交流还存在着什么障碍。并且从地理气候条件看，从新疆到中国腹地的道路更为艰险困难一些。这些条件说明了很多问题。假如我还不能证明商朝与古埃及有直接联系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推论，殷商人与古埃及的联系通过新疆地区的沟通根本不成为问题。或者说新疆人与古埃及人发生联系是肯定的。并且，考古发现上古时期的新疆人就拥有大量来自中国东南沿海的贝币，这个距离之迢遥已经足可以换取新疆人跑到中东的任何地区了。
假如还有人对于“时空”依然有所疑虑，那么上个世纪在澳洲的发现或许会使人对这个问题能够释怀，另外这个案例直接与文字有关：
在澳大利亚悉尼市北方大约100公里处发现250个古埃及象形文字，最后的破译是：这些文字描述了一支探险队的船难以及他们首领的死亡。而这个首领被认为是法老的王子，据说他可能是胡夫法老之后执政的Djedef的儿子Djes-eb大人。其时间被认为处于古埃及第三王朝时期（公元前2686-2613）。这个发现意义巨大。首先，“全球文明同源”的可能性有了进一步的证明；另外，这个证据说明了当时外出探险远征可能是个重大的常规活动。王子被派往海外说明了许多原本猜测的东西，甚至为中国地区的史前文明发展也给予一定的启发。最重要的是，从今天的世界地图上看，澳大利亚四周为茫茫大海，与任何大陆都相距遥远，但4600年前的古埃及人依然落脚这里，从古埃及的开罗到中国版图的任何一点都没有超过埃及人到达澳洲悉尼那样遥远。假如古埃及人曾经到达悉尼，从逻辑上讲他们也可以同期到达中国，甚至到中国会更容易一些。
考古专家陈星灿先生说：“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解释的变化，除了中原中心的传统中国史观和民族主义的影响之外，更直接的原因，是考古材料的变化，一切解释都要随材料的变化而变化。张光直先生在许多场合这样说过：过去考古学的经验告诉我们，‘新材料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出现，而建立在老材料上的假说一定会坍毁’。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也正是如此。”我认为这一认识是客观正确的。今天“老材料上的假说坍毁”的时候到了，因为从“西来说”被否定的三十多年前到今天积累已经够多了。首先要感谢许多默默无闻的考古工作者和历史学家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尽管他们许多人立场上依然坚持“中国文明独立说”，但他们小心翼翼故意避开给“西来说”可能支持的材料还是给我找到了，比如一些重大遗址的发掘，人种方面几乎都避而不谈。
2、两个分期分层
我认为中国史前史阶段主要大的分层为六、七千年前起源的仰韶文化和大约四千年前起源的夏商周文化这两个大的阶段，之所以集中说这两个阶段是因为它们的特征明显，其他零星的分支暂且不提。这两大板块之间的衔接在四千年前左右。由于它们本身来源于一个大的文明系统——中东，所以可以说衔接得严丝合缝，几乎难解难分。偶尔甚至会有人说，他们（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有直接的承续关系，这也是有道理的。仰韶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彩陶，其宗教符号以半坡的双鱼和三角符号等为主。其发展区域主要在中国西北地区，分布于青海、甘肃、陕西，以及部分山西、河南，其发展态势明显由西向东南倾斜，其来源通道可以考虑从新疆进入，也可以考虑从南亚跨越青藏高原进入。双鱼崇拜很可能来自天文学上的“双鱼座”崇拜。“双鱼”星座与“春分”这个节气有密切的联系。
仰韶时期的文字符号主要应考虑中东地区“两河流域”的象形文字与楔形文字，其主要依据为甘、青以及半坡彩陶之上的符号。两河地区的象形文字除了一般的象形文字特点之外，其主要特征还有许多圆点符号的排列，中国的几种古牌，比如“牌九”上面的红、白圆点排列，以及麻将上面的“筒牌”符号等都可以考虑为是其某种继承，甲骨文上面的圆灼点也可以考察是不是以前认为的只有物理作用而无意义，传说甚广的“具茨天书”全是圆点，也可以结合考虑。“牌九”这种似乎只有中国传统里才存在的古老赌具其实今天在中东的阿拉伯半岛南部地区的民间依然存在，比如也门就有。“两河地区”的象形文字我研究不多，但是由于古埃及的象形文字是从两河继承来的，其他方面可以参考古埃及的情形。
以陕西的半坡文化为主的陶器文字符号以及三角形演化而来的形状，应该着重对比两河流域后期的楔形文字——它是从象形文字发展而来的。当然了，由于“双鱼座”本身就是三角形状，也有可能仰韶文化出现的大量三角形是对于“双鱼座”这一天文星象的两重描绘而已，鱼就是三角，三角就是鱼。三角、六角都是“双鱼座”的符号，“双鱼座”还经常抽象为类似“H”的形状以表示“西鱼”与“北鱼”之间的联系，这一图形在仰韶彩陶里都可以找到对应。在最新的一次人口普查中，据说发现中国人有姓“H”的，假如可能的话对他们做出族源追溯或许会有些意外收获。许多专家曾经对彩陶上的符号做出过“鱼”与“三角符号”之间的过渡渐变关系，我也认为它们之间确实存在着这种有机联系。
“太阳崇拜”是整个中东地区新石器时期最主要、最普遍的信仰。无论“两河流域”还是红海沿岸的古埃及以及腓尼基人和希伯来人，全部遵循了这一传统。以前在正统的历史读本里畅行的“中国的字符号来自佛教”的“定论”可以说是完全错误的，中国在仰韶文化时期就有“”字符号，它是太阳崇拜的痕迹，中国上古时期不仅有“”字，而且有太阳符号的其他各种变体。这一崇拜不仅出现于中国的仰韶文化，还出现于中国的夏商周，都说明了它们来自同一个大的文明区域。
但中国的夏、商、周文化显然有别于仰韶文化，其特点为善青铜和玉石雕刻，陶器并非他们所长。这些都符合古埃及及其周边红海国家的特点。中东的两河流域尽管在大约5千多年前已经有了青铜，但由于缺石的这个地理特征遏止了玉石以及青铜的工艺发展，陶器反而成为其专攻首善，这一点也符号仰韶文化的特点，更何况中国与他们两个地区的陶器如此相象，从造型到颜色再到花纹无一不是如出一个娘胎。夏商周的所谓龙山文化陶器也比较发达，但明显可以看出与仰韶文化的特点不一样，在制陶方面也不如仰韶文化兴盛。从殷墟发掘看，他们的陶器主要是灰陶而不是红陶①（也就是彩陶），纹饰也截然不同。这些主要区别决定了他们分属不同的具体源流。
夏商周的发源地应着重考虑红海一带，并且他们在中国的登陆地点尽管不排除与仰韶人一样从西部而来的可能，因为“玉石之路”的探索似乎已经说明了这样的可能。但是同样有一个可能不能忽视，例如殷人很可能主要来自海上，并且是在山东附近登陆，然后发展壮大后开始向夏人发难。也有可能夏从西部进入，后来夏商东西汇合于中原。许多专家提到中国境内的几个文化层之间关系犹如“叔侄关系”（指夏、商），既统一又有区别，这个特点可以从中东几个地区之间的关系读解中得到启示，尤其是拙作《向东向东，再向东》的提示，即便其中描写的不是历史的确切事实，但是那种复杂关系已经给中国境内文化的复杂性做出了合适的类比。夏商周器皿上的宗教符号明显呈现出与古埃及的全面一致性，除了“太阳崇拜”同样外，牛、羊、猛兽、鸟、蛇皆是古埃及与夏商周两地共同敬仰的神灵。
假如说后世12星座的起源与流行代表了两河流域文明的影响力，那么以“双鱼”为代表的这个12个星座系统很可能在中国的三代时期转化为了剥除中东色彩的12属相，显示出当时农业社会的特征，它也标志着神秘曼妙的原始社会的结束，中国与全人类基本同时进入无趣的“现代社会”。它也说明了中东南部地区的埃及文化在中国最终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取代了“两河”文明。这个在中国地区的文明转化也符合中东地区的历史发展。“两河流域”从大约4000年前将最强大的文明古国让位于南方的古埃及。
两河流域至少在4000年前就有了12星座的占星术。其操作符号与代表是：白羊座、金牛座、双子座、巨蟹座、狮子座、处女座、天秤座、天蝎座（又叫摩羯座）、射手座、山羊座、水瓶座、双鱼座（2月20-3月20日）。中国的12属相则是：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这一转变标志着具有辉煌天文历史的两河流域文明在中国的式微。这12属相清一色陆地动物（包括两栖动物如蛇、龙）；双鱼、宝瓶等标志着两河的符号彻底从主流社会消退，中国人从夏商周开始不再如仰韶人那样重视天空的神秘。其实，这可能还反映了另外更多的信息，天文星座的被抛弃说明大规模的人类全球迁徙活动基本上就要结束了，各个地区的国家民族基本到位就绪。以上两个系统的特点在“仰韶文化”与三代时期各有表现，所以可以看出古代彩陶以及礼器的雕刻符号，多与天文和信仰体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毫无疑问夏、商、周整体上最终融合了仰韶文明，不管是通过友谊还是战争，总之，中国人就在这两重文明之上诞生了。中华民族的文明正如文字一样，就在这复杂多变的环境中诞生。
3、文字的产生过程
从现有的仰韶彩陶上看，其符号与两河流域的象形文字有很大关联。但是大多数的符号都应该看作一种文字或者符号的艺术化处理或变体，而不是直接的文字。鱼的图腾大量出现说明了这支文明不属于古埃及文化，而只能是两河流域文明，因为古埃及文化里少见鱼崇拜。我曾经一直为中国西部流行的双鱼崇拜找不到根据，有一天我登上一家介绍两河楔形文字的美国网站，首页上赫然画着巴比伦人手提双鱼的画像，我恍然大悟：假如不典型或者没有根据，这个网站不会挑选双鱼作为两河人的首要标志。
夏商周文化的首端是夏文化，从考古发现的符号上看主要是“眼睛”与一些类似于地中海东岸的迦南文字、腓尼基字母的符号。“眼睛”符号的传说主要流行于古埃及一带，比较著名的有两条线索，其一为哈特尔女神，她是太阳神“拉”的眼睛，同时还常常表现为一头母牛；另外一个“眼睛神话”来自哈特尔的丈夫：何露斯——他在与叔叔的殊死搏斗中产生了著名的“何露斯之眼”典故。这两个有关眼睛的神话对于古埃及以及附近地区都影响深远，人们日常生活中最简单的使用是把“眼睛”符号作护身符。而所有的埃及法老也都认为自己是“何露斯神”在人间的再现。这个文化现象连带解决了“三星堆”遗址的源流问题，因为那里出现了大量的“眼睛”符号与牛头像，所以说，无论“三星堆”来源于山东还是来源于商朝，其最初的文明根源依然应该在中东红海附近。
夏文化无论从器物造型与质地上还是从其他的一些痕迹来看，都应当与商有更多联系。但是夏文字与仰韶文化符号的接近却也让人十分疑惑，可以肯定地说他们几乎采用过同一种文字符号。所以夏是仰韶文化与“三代文明”的一个明显过渡，夏的文字符号①中已经出现了一些象形文字特点，而不仅仅是迦南文字或腓尼基字母。夏的两者特色兼具似乎让我们把它的起源放置在地中海东岸地区最为合适，或者说他们的通道更多选择了北方陆地也会有这个影响。用《向东》一书里的“夏甲”最方便解释这个现象：就丈夫的男性家族方面他们确实与两河流域有着更密切的关系，并且他们居住在地中海东岸地区，但是由于“夏甲”本人是埃及人，决定了夏甲所代表的这个文化兼有几种文化的特色。但总的来看，夏更多倾向于“三代”的共同特点。
腓尼基文字按照正统的说法应该成熟于大约3800年前，所以夏晚期以及半坡晚期出现腓尼基字母是可以从逻辑上解释得通的。当然，还有之前出现的原始迦南文字的影响也不能忽视。一种文字的产生需要一个过程，很可能需要几百年的长期孵化，不同地区的人们加入了这一孵化过程也并非不可能。起码我们从半坡和夏以及腓尼基人同时出现了一种共同的符号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地中海东岸的几种文字非常接近，都可以考虑进行更加详细的对比。甚至我们也可以怀疑：所谓的迦南字母或腓尼基字母真的是腓尼基人发明创造的吗？为什么我们不可以猜想是从中国半坡或者夏文化这里发展出来的呢？这要靠考古证据说话了，哪里发现的最早哪里就是真正的发源地。
中国区域内至今没有发现4000年前的成熟文字体系其实说明了另外一个问题：当时的中国区域内的生产力处于一个相对落后时期，中东数个地区产生文字其实都与他们的文明程度、生产力发展水平有很大的关系。希伯来这个民族发展出自己民族的语言就说明他们曾经有着很强大的政治势力，并不是今天人们看到的这样一个“小”民族。我认为中国汉字的起源的真正成型不应该超过商朝。当然勉强也可以说从半坡时期就开始了，那些陶器上的符号都可以称作中国汉字的起源与雏形。至于一些宗教符号的产生怎么来定义不属本文讨论的范围。
中国境内真正强盛的“国家”是从山东大汶口发展起来的商朝，证据是他们发展出了完整的文字系统。文字的定型一般与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密切相关，但是语言可以在任何条件下发展。山东大汶口发现的文字符号具有鲜明的象形文字特点，并且与古埃及的文化联系最紧密。把山东作为一个古埃及文明到中国再到美洲的中转站是值得考虑的①。大汶口的类埃及象形文字给我们提供了殷商晚期甲骨文起源的直接暗示。
实际上，夏、商、周取代“尧舜文化”意味着金属时代的到来，陶器时代被取代。生产工具的改变使整个中原地区治水的进程加快、力度增强，所以人们随着新文明的到来，由可以避水的红陶文化聚集的黄土高原渐进中国的东部平原地区，这可以从海拔高度的变化上看出：黄土高原多在海拔1000米左右，而平原地区海拔多在海拔200米上下。东部大片的肥沃平原曾经是一块烫手山芋，4000年前没有人敢定居那里；但是有了新型的治水工具，那里马上成为一块人人垂涎的肥肉。这一重大改进直接催生壮大了后来的中华文明。
在甲骨文形成之前（约公元前1300年）中国人由于在一个特定而相对封闭的区域内早已融合发展出了一种独特的语言，在此之前人们面临的问题只是寻找何种文字把他们的语言表达出来。他们是可以随意选用一种文字符号来表达与之毫无联系的语言的，也就是说尽管他们采用了一种文字，但却未必与原文字属于同一种语言。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例如一百多年前从中国陕西逃到中亚地区的东干人，现在就使用着俄罗斯字母标注传统的陕西方言——这种文字尽管东干人使用无碍，但是无论陕西人还是俄罗斯人都不会懂。大约3500年前在经过摇摆之后生活在中国地区的商人最终选择借鉴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作为当时语言的表达符号，起码在表面上看是如此。甲骨文没有照搬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也没有照搬其他的中东文字。甲骨文应该说融合了至少三种以上的文字才最后达到一个初步的实用体系：两河流域的文字（包括象形与楔形）、古埃及象形文字、腓尼基文字。要清晰地区分它们是项复杂的长期任务，现在只能从文化角度简要地说明此三者与甲骨文之间的联系。一旦发现在古埃及象形文字与甲骨文中间还有亲缘关系更近的一种文字体系，那毫不奇怪。
4、走近语言文字
我们主要做3个方面的文字对比：两河流域的字母符号、腓尼基字母，以及古埃及象形文字。
大约4000年前的“两河流域”文字体系中，“眼睛”加“水”就是“哭”，中国汉字的构造逻辑可以说恰是同样，“哭”转为“泪”就能看出端倪①。另外，他们的“星星”发音为“eng”，而中国的“星”在今天发“sing”，从历史语言学的研究规律看不能排除它们之间的可疑联系。实际上，尽管现代汉语里并无发音为“eng”的字，但是在中国一些地区就有“eng”这个读音，比如在嵩县，我们一般读“硬”这个字为“eng”，而实际上在词典里“硬”发“ying”，也可以看出来“ing”与“eng”在汉语里原是相通的对应关系，只是声母的有无是个问题。中国的“sing”来自两河流域的“eng”并非没有可能。再补充一个来自家乡的启示，嵩县人一直把“牛”（niu）发音为“ou”，也同样省略了声母，与今天的普通话有一定的差距。嵩县的“ou”却与英语的“牛”（ox）有接近的地方，英语的源头是可以追踪到中东那里的，所以这条信息不应该放弃。由于嵩县人是从西北的甘肃迁徙而去，很可能有一些印欧语系的影响也未必，英语——“吐火罗”语——嵩县土话——两河楔形文字，这条线索值得考虑。
我对于两河流域的信息掌握很少，所以就不多说了。但是，被破译后的两河文字被一些人指定为汉藏语系，这很有趣。因为语系通常指向亲密的族源这是公认的，不过我并不奇怪这个发现，本来就应该如此的。这个线索倒是同时为我们提供了交通方面的信息，比如聚集在青海、甘肃、陕西一带的彩陶制造者们，很可能当初除了其他途径外，主要是通过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等地穿过青藏高原进入中国。今天的游客们在藏区会很容易地发现很多藏民高鼻大眼，与内地的汉人即相似又有一定差异。我怀疑这些高鼻子的藏民正是5000年前左右滞留在这条通道上的古老的族群。而内地的汉人则由于广泛的杂交，使得他们的特色更多具有古埃及人的特色，鼻子低了下来，五官也柔和多了。
今天横亘在中国与“两河流域”之间的是印度半岛以及伊朗高原，这里的人们多属于印欧语系，这一横插进来的语带说明了历史上的许多变迁与战乱。首先，印度半岛与伊朗高原历来都是高度动荡地区，作为世界核心中东的边缘地带他们是人种与政治的受到直接冲击的一个特殊地带，其不稳定甚至超过中东核心地区，直到今天依然如此。比较著名的如早期雅里安人从欧洲的入侵，其年代发生在大约4000年前左右，这是汉藏语系第一次被冲断的可能，第二次比较著名的应该是亚历山大的远征军。今天的两河流域并不在汉藏语系，他们讲阿拉伯语。最古老的东西因为一个奇特的经历而被保留在远离世界中心的东亚地区，以隔绝保护了他们“纯净”的是高耸入云的青藏高原与大海，更重要的还是“时代”，因为大约3000年前全球人类的自由大迁徙时代随着国家与一神教的确立而结束了，人类进入了“新时代”。我认为5000-4000年前的两河语言以汉藏语系的形式保存在了中国这片土地。
5、中国甲骨文与埃及圣书体比较
目前看比较集中的甲骨文出土在殷墟，并且时间推定为大约距今3300年前后。这里是不是甲骨文最早的产地，现在很难肯定，需要考古发现才能断定。殷墟的甲骨文字我认为很“初级”，属于初创阶段，不会时间过久。
仓颉假如真有其人，我觉得应该是商朝人，这是个对文字进行综合考虑、进行重大组合改革的一个人。从多方面看“仓颉”这个人具有开放的国际眼光，他既综合了几种语言的特点，遵从了中国当时的历史语言现状，又调查了当时盛行的国际语言的规律，他肯定熟知中东的几种主要文字体系，最后他选取了单线条的象形文字——这是一种中和与妥协。甚至还可以说仓颉真的很与时俱进，因为单线条是一种讲求效率的文字，他选取单线条本身就是对新出现的字母文字的一种接纳，但是整体构字逻辑上还是多少参考了古埃及的特色。我认为他截取的是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与“僧侣体”①的中间形态，既选取了单线条的方便与简单，同时又保留了象形文字——“圣书体”的特点。
一般传统认为山东省泰安市的大汶口文化是商文化的一个“源头”，我同意这个承续关系是正确的，但是并不认为那就是真正的“源头”。大汶口文化陶器上发现了一些双线条的符号，它们明显处于图画阶段，这不仅给商人创造的甲骨文提供了一个源流参考，而且也提供了一个时间上限。因为这些符号明显处于甲骨文的初级阶段，或者说它们根本不在同一时期，前者尚处于图画阶段，后者已经是标准的体系文字，所以再往前不应该有比这个更成熟的文字体系。
我认为，大汶口符号（见292页）来源于古埃及，推测主要有二：外形上与古埃及“圣书体”（俗称“埃及象形文字”）书写构造逻辑一致，为双线图画；某些符号可以直接在古埃及找到描状物原形，如“斧头”（见下图与294页图）。斧头在远古首先是一种礼器，甚至是王权的象征，所以它的形状以及出现都不是偶然和随意的，所以这里举出“斧头”也不是出于随意。这是早期的象形符号。
我认为大汶口符号与甲骨文之间有联系，但很明显还不能称为3300年前的甲骨文“源头”。它们之间有本质的区别，前者为符号，后者是文字，其间应该有其他的过渡。
一般人会把中国汉字的构造规律总结为“六书”，即：象形、指示、会意、形声、转注、假借。我不得不说中国的“六书”与古埃及象形文字“六书”相合，没有差异。这个规律很明显，就不总结了，只举一例。毫无关联的象形文字组合出另外的抽象意义来，所谓“会意”是也。如古埃及文字中的兔子下面画上“水纹”表示“离开”的含义，取自“水”的流动性与“兔子”快速奔跑的特性。类似的逻辑看中国文字，如“人言”为“信”。
这个总体的规律本身肯定不是偶然的，而是中国古人向埃及人直接借鉴的结局。
除了“六书”，他们的书写顺序也都一样。一般多为由右向左书写，从上到下书写也很多见。但是由于当时没有规范意识，所以从下到上书写顺序以及从左到右的依然可以找到偶例。由于原始性，甚至字的方向也不整齐划一，偶尔“乱来”似乎也是允许的。
我不准备使用传统“严谨”的学术手法来说明中国汉字与中东文字之间的联系，我准备使用“牵强附会”的方法，因为中国汉字是把几种文字融会在一起重新分配读音和拼写之间的关系的，所以只要寻找到字形的运用和读音的某些接近，就可以从量上说明问题。全部的对应那不可能。这一点值得提出，甲骨文抛弃了古埃及圣书体的审美功能，提炼了文字的实用功能。应该说尽管有一些甲骨文书写确实不难看，但是整体看这些文字真的并不美丽，充满了最初的“捉襟见肘”的感觉，某些字简直不能叫“字”，是标准的拼凑 。
古埃及象形文字字母表①
这是从一个台湾网站直接下载的一个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字母表，准确地说，是“发音字母表”，没有发音的符号是大多数，没有放在这里。但是这些为数不多的发音字母依然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有趣的通向甲骨文的以及以后汉字的发声线索。遗憾的是，并非我们可以找到所有令人满意的对应。埃及象形文字一般讲只有辅音没有元音，按照中国语言讲就是有“声母”无“韵母”，后面的“元音”是人为加进去的，最“正确”的发音方法是“接近”就可以了，至今没有证据说它们除了那些辅音外应该带怎样的元音读出来才是正确的，所以读者可以随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是必须的。“严谨”与“准确”在这里行不通。在中国的南方，尤其是粤语地区，至今许多语言里似乎还保留着多辅音少元音的现象，比如“端午（节）”在粤语中就是“Tuen Ng”，类似现象是否是古埃及语言发音的遗风呢？可以研究讨论。
汉语、甲骨文与发音埃及象形文字的简要对比如下（亦可参考本书144页字母表）：
第一列与第二列中的“羽毛”发音都接近中国的“羽”（)。中国的“羽”字可以说也借鉴了腓尼基字母（)，这不奇怪，腓尼基字母本来就是来自古埃及的象形文字。这里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个词的发展轨迹，甚至可以看到发音接近。由于英语的根源在希腊语或者腓尼基语，所以我们可以说英语的字母“E”与中国的“羽”或者说“习”原本是同源的，从这里可以看到中国曾经在4000年前差点与西方语言文明融为一体的可能，另外也为汉语中的某些文字与西方文字中奇特的关联感到实在有趣，中国的“羽毛”与英文“E”之间的“象形”与历史转变让我们也深切感受到历史的“疯狂”！让无数人头疼的“外语”曾经是或者差点成为我们的母语，假如不是层层破解谁会相信。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在2003年初出版了一本名字为《形象分析巧记英语3000词》的书籍，竟然讲的是英语的“象形”根源，我是不奇怪这一思路的。
发音为“w”实际表示为“鸟”，这为中国古代的“鸟”、“乌”同源找到了根据。从图画上看，这确实是一只鸟，但是它确实发“乌”的音。“金乌”在中国话里本身就是“鸟”的意思，“太阳鸟”。这个图形常常被中国人称为斡旋纹，从这里我们或许看到了它的“吉祥”，因为它与“太阳鸟”在一起。起码我们知道这个“斡旋纹”读“w”，不过确实它与“斡旋”的“斡旋”有点关系，因为“斡”读“wo”。
接下来的读B，中国的“步”（bu）正是“脚”，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
这个形状读P，确实汉语里找不到联系，但是作为一个偏旁部首“口”却是中国人再熟悉不过的了。居心叵测之“叵”（Po）不知道是否可以联系上。
是一条蛇，读“f”。在中国字中，恰有“蛇”是读“fu”的。蝮：别称“草上飞”，土公蛇，爬行科，蝰科，一种毒蛇。除此之外，中国古代还有“肥遗”，指双尾怪蛇，很明显“肥遗”是一个外来语，并且请注意第一个字母读“f”。
这是个猫头鹰，在埃及读“m”。到底中国的“猫头鹰”是后来的象形说法还是古来从埃及人就叫猫头鹰，这是个疑问，但这个鸟在中国也开头读“m”毫无疑问。
这个符号在中国的新石器时代大量存在。所以我对这个符号尤为关切。我甚至在彝族今天使用的一些鸟形符号里还看到过它的出现①。现在我终于知道它的发音了：“n”！我猜想它在书写的时候并不太注意到底打几道折才算正确，总之根据视觉效果有三道以上的弯都算这个字了。这个字经常与其他符号合在一起使用，但它还有本身的意义，表示“水”，尤其是三道并列的更为常见，大概那表示“大水”了。有“水”的意义，加上发音“n”，怎么都脱不了与“尼罗河”的干系。所以会经常抽象出来表示其他的一般“河流”与“江水”，在中国最初的文字里，“泥”（ni）这个字恰是“河流”的意思。《说文解字今释》②：“从水，尼声”，“泥，水名，泾水支流，即今甘肃省庆阳地区的东河及其下流马连河”。受这个启发，我也突然想到那条著名的屈原沉身的“汨罗江”，其实很可能就是“尼罗河”在中国的再命名，“m”、“n”之音在中国的互转现象非常普遍。而中国《诗经.新台》中的“新台有，河水弥弥”恐怕“弥弥”正是如“尼罗河”一样。浩大的意思。
这个字母在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中念“H（喝）”，中国的甲骨文“”不仅取其发音而且采用了其形：桓、 徊。或许由于“轮回”的宗教理念，这个符号自古在中国的各种器皿上大展宏图，到处都可以看到它的形状，但是中国人似乎多称呼其为“云纹”。其实这个字所演化出来的符号根本不是中国独有的，从古代的地中海东岸到大漠北方，它都很常见。
很明显中国字的“丝”（)来自埃及的，从甲骨文就会看得很明确。但是“丝”读“si”，这里发“h”，中国字里是不存在“hi”这个字的，但是我怀疑这里的“si”是曾经在古音里读过“hi”的，中间加一个“x”的过渡就比较容易看清之间的联系了。
这个圆形的东西在埃及人那里发“q”，中国这里“圆形”为“球”（qiu），可谓音形皆备！
这个埃及字母作为中国甲骨文的偏旁部首出现时几乎所有的有关皆与“走动”“站立”有关，表示与腿的动作有关的意思，比如“迁徙”的“徙”（)，不过这里确实有牵强附会的嫌疑，因为我认为变形演化为了之后才普遍出现的这个意思。
这像个“草筐”，中国的“筐”确实发音“kuang”，所以来自“”应该说有一定根据。
这个埃及字母读g，它的形状表明是个“搁架”。中国古代的甲骨文里应该有个字与它对应，那就是形状丑陋的“鬲”。这是我见过的最难看的古代器皿，用奇形怪状来形容它最好不过，据说外国还没有发现过，只有中国才有。但是甲骨文中的“鬲”（）读“li”，但我认为它应该念“ge”。推测依据是，“隔”这个字就应该是个形声字，否则它不能读“ge”，那么就可以推测出来“”本来是应该读“ge”的，与同。查《辞海》，“鬲”确实可以发音“ge”！其实我更认为中国的浅腹盛器“簋”（gui）也是来自古埃及象形文字，因为它们看起来主要的功能都是“搁架”。
是一个土堆，发音t，符合中国“土”（tu）的发音。而且中国表达的“土丘”的甲骨文“”和这个古埃及象形文字极其相似，只是土堆更高些而已，“”稍微有些变形。另外，古埃及的象形文字有两种“山”字，其中发音的这个念“丘”，而另外一个“山”字和汉字的“山”一模一样。
尽管在今天完备的注音系统下我们可以字正腔圆地把每个字给念出来，但是我认为在当初“创造”这些字的时候未必有今天的规范，事实上当然不会有这些规范，甚至它们是否有今天的元音还是一回事。所以无论是声母还是韵母能够找到一半已经是万幸，在一个字母表里能够找到如此多的雷同已属幸运。
，有关这个符号我本来想绕过去，但是本着抛砖引玉的精神，我还是说两句，或许对其他的研究者是个启发。这个物体看起来像一截东西，或者一个小棍子。它发音为“t”。我老家话里对于植物的“茎杆儿”一般称呼“ti”，而从来没有人说“茎”，实际上一般极其短小的杆儿我们都称呼“ti”。
最后说说，很明显这也是个“蛇”，“j” 怀疑转音为“y”，这个转音是常见的。“蛇”这个字在古代可以读“yi”，比如“委蛇”这个词组中即如此。甲骨文中的“乙”很可能是由这个字转变而来的。甲骨文中的“甲”来自“太阳”，甚至可以直接写为“十”，说明了“甲乙”这个排序是与信仰系统有关的，假如头号是“太阳”的话，那么“乙”的位序是“蛇”最恰当不过了。不仅因为“蛇”就是“龙”，蛇本身在古埃及的信仰体系中占据了极高的位置。中国道教中的最高首脑“太乙真人”实际上有可能就是“主持太阳与蛇崇拜系统的大祭祀”的意思。
在这个古埃及字母表中，24个字母中18个与中国的汉字有密切联系，占四分之三。甲骨文与古埃及象形文字之间的联系可见一斑。
6、更多对甲骨文的怀疑与比较
中国管理文书档案的人在古代叫“兰台”，实际上我怀疑它与英语中的“letter”这个词根有着密切的联系。推测是，古代中东人可能对于“书写吏”如此称呼，故而中国人取其最初的发音命之为“兰台”，而西方经过字母化的人们也将其拼写化为“letter”，意思为“精通文学文字”、“有学问的”、加上“er”后缀则成为“字母刻写人”。
“⊥”男性生殖器的象征，所谓“男根”之形，即“势”的本字，如雄性阉割就叫“去势”。卜辞中从士之字如字之左半，吉字之上部等（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中恰好有一模一样的表示吉祥长生的符号①）。甲骨文中还有、等字，都可隶定为“牡”，即雄畜，其“⊥”形正表示雄形生殖器官，因此“士”字的初始意义就是指雄形（男性）。但后来因其涉嫌不雅，初义于是隐晦不显，而借以称呼贵族等级中最低的一级。”②。
“T”和“♀”以及太阳符号“十”，之间有着复杂的原始联系，都与“生命”和“轮回”有关。
“♀”在古埃及象形文字中表示“生命”、“永生”。我们看到甲骨文中有无数的“♀”与“生命”、“生育”、“人命”有关的组合，如“孕”（）、“育”（)。由于“♀”表示“新生命”，所以它在甲骨文里直接表示了“子”的意思。但有必要说明，这个符号在古埃及上面是个圆圈或者椭圆，但是在中国的甲骨文里多表示为方圈，偶尔才能见到圆圈，这是其惟一的差别。另外这个符号在西方还是“金星”的代表符号，也就是中国人熟悉的启明星的代表符号，多少是代表了“新生”的意思，表示新的一天开始了。
有些前期夏人或者仰韶人使用过的腓尼基和其他字母，竟然出现于初期的甲骨文里面：“虎”（）字归整的头部，清晰地看出，这是个字母“A”。起码这里“A”是作为一个比较规范的部首来使用的，因为还有其他的甲骨文使用了它们，如“”。另外的中东早期字母在甲骨文中的使用还有“N”、“I”、“P”、“X”等腓尼基字母等，甚至我怀疑还有阿卡德字母以及希腊字母的痕迹：（）旋、（）正，（）武，（)剐，（)工、（)任。尤其是这个甲骨文“”，由于最初的“I”在腓尼基字母中发音为“zayin”，很可能中国人取其尾音为韵母，所以转化为“壬”之后它成为一个带“n”的韵母，比如今天的“任”、“妊”等发音可能与“zayin”有关,这里的“z”与“r”之间的转换可以从普通话与吴越地区的差别中得出类似的结论，比如“人”在普通话中读“ren”，但是在东部浙江一带就近似读“zen”，也就是说，这样的转化也有可能是不同部落间的差别。在做类似比较的时候，普通话不能当作“权威”标准看待，反而是一些方言更应该受到重视，因其原始所以可信。看来当初的商人还是满开放的，任何体系里的文字都拿来做尝试，但是最后中国人还是彻底选择了象形文字，舍弃了字母文字。在几千年的历史演变中，今天已经根本看不到任何字母在汉字中的痕迹了。
我简单查了一下，按照今天的字母系统，大多数今天使用的英文字母都曾经出现在甲骨文和夏朝以及半坡文字符号系统之中，这说明中国这个地方在上古期间曾经与整个世界广泛交流，是因为偶然的机会才采纳了今天的汉字系统。在中国早期文字符号中曾经出现过的字母有：A、B、C、D、E、F（f）、H（h）、I、J、K、L、M、N、O、P、r、S、T、U、V、W、X、Y、Z。这个出现的比率之高连我自己也大吃一惊。但这就是事实。
甲骨文“阜”（），与希腊文的“B”几乎一模一样。但是“阜”读“fu”而不是“bu”，这似乎让我们的联系通道受挫。不过汉字“埠”确读“bu”！“埠”当然是个形声字，这就意味着“阜”很可能是曾经读“bu”的，而现在的读音或许是错误的。另外，今天的左侧“单耳旁”（如“阶”）被认为就是从“阜”来的，实际上就是从“B”的形状来的，这解释了“阜”字与“B”字之间的某些曲折联系。古代全球范围发现大量的“B”形石，或者“B”形建筑，似乎有特殊的宗教含义。
“酉”为酒器皿，在甲骨文中有2种写法 、。实际上许多甲骨文都有两种甚至更多的不同写法。这也说明，在3300年前文字初创时期的不稳定性与随意性。“酉”的两个写法，第一个是中国考古中常见的酒坛，但是第二个形态是中国在同时期没有的，而这个文字我们一下子就在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中发现了他们。①
中国人在丧葬场所使用最多的一个字是“奠”，它似乎是圣甲虫的痕迹，头须毕现。在古埃及信仰系统中，某一时期“圣甲虫”几乎仅次于“太阳”而存在，甚至就是“太阳”的象征，意思是“轮回”、“永生”。而“”（读shou)字更是如此，并且这个字更像是一个图画，所以不仅在汉族地区使用，在广大的其他民族地区也使用，其意义就是“吉祥”“永生”，汉族的棺材前档板用的比较多。我认为它可能与“奠”字同源。
任何其他的古埃及崇拜物似乎都能方便地在中国找到它们的痕迹，但惟有这个“圣甲虫”在中国的证据不是很多，或者说是转化为文雅的“”字了。“圣甲虫”就是中国人称呼的“屎壳郎”，这个叫法为外来语很明显，因为后两个字除了表音一点意思没有。“圣甲虫”的英语是“Scarab”，这就是中国的“屎壳郎”的音译,s-car-rab对shi-ke-lang。“圣甲虫”（Scarab）是个古埃及的特有神圣名词，类似的词汇一般在其他语中应该变化不大，这就是为什么我可以借用英语来比照的缘故。另外一个我家乡表示“生育”的词汇读“be”或者“bo”，在古埃及中发音为“beq”。我想类似的例子还可以继续寻找，因为从语言文字看中国与古埃及之间确实存在着大量的秘密联系。
古埃及人用“旗子”代表“神”。中国的“中”（、）字曾经用旗帜代表，也表示“重要”、“中央”的意思。“中军”就相当于“指挥部”、“司令部”了。
灾难的“灾”甲骨文中两个字都是水灾（、），表明了远古时代水患之大，人们对之刻骨铭心一目了然。
古埃及象形文字经常是2个、3个甚至是4个基本符号组成一个新字，甲骨文中同样有如此复杂的组合。如“宾”甲骨文()，起码有三部分或者三个不同的象形字组成：首先是房屋（画），这个形状恰好也是古埃及文字中的房子，然后里面是个人，表示家里来人了。最下面这个形状有人说是“脚”，我的解释是：“牛”（参考腓尼基字母）。至今某些与世隔绝的少数民族地区还有待客让人住在牲畜之上的古老习惯，房屋两层，下层是牲畜，上层住客人。秦之前以古埃及象形文字同样的松散合文现象经常出现，秦之后合文就没有了，多合并为归整的方块字了。
“参”字甲骨文没有统一的解释，或者说至今大家没有找到合适的解释。我想，他们是蜡烛台，总之与光影有关。有人解释为“三星在户”①，以示“参宿”，我认为可以接受。我想应该是指猎户座的腰带吧。在中东可以比较容易地找到类似的情况，比如以色列人就以七星为崇拜，并且作为一个蜡烛台而成为他们的国徽。但来到中国的商朝人很可能在信仰方面有一些差异，在信仰“7星”的同时他们更信仰“三星”？并且这与古埃及有特别的一些联系。这部分可以解释中国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三星文化”，而古埃及的三个一组并列的金字塔似乎多一些。假如周朝有“七星”崇拜我就更不奇怪了，因为他们也是中东人。
甲骨文里使用腓尼基字母的现象可以看 （读te），不仅外形像中国的“田”，而且中国“田”发音“tian”，从历史语言学上也可以认为他们发音是有关联的。并且，外形圆形的“田”在甲骨文里作为偏旁部首也是可以找到例证的。
类似以上的文化与文字的联系对比还可以继续下去，但是我觉得到这里已经可以说明基本的问题。既然是抛砖引玉就没有必要做到一一对应。使用比较科学严谨的手法进行文字语言的证明或证伪的工作还是留给专业的学者吧。
7、对几个甲骨文字的重新解读
从汉字的左右偏旁部首和上下部首结合的方式看，中国汉字也与古埃及象形字有相似的起源，因为它们都曾经经历过上下合文或者左右合文的书写方式，相当自由的组合说明共存过这样的时期。如“男”，在甲骨文中是左右偏旁，，但是今天演变为上下部首。
（见甲骨文中)，是一个特殊的字，有人认为这个字是“去势”。假如这么说的话，那么在秦始皇时代就有72万人被“去势”，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这个数字足以使这个国家的人口受到决定性的影响。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时代，统治者为了提高人口的出生率甚至会故意不让新婚的男子参军而保证人口的快速增长，一个正常的君王怎么可以把72万人集体去势，除非这是个变态的君王。那么这个对生殖器动刑的文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认为这个字的意思很可能是“环切”、“割礼”。由于这个词汇同时也用于女性以“幽闭”，所以我认为在古代中国女性很可能曾经保留了一种如今依然在非洲盛行的手术：缝合未婚女性外阴。是否如此，有待以后进一步研究。但是秦始皇的某些主张一直让我怀疑他是否与犹太人有着神秘的联系，因为他特别推崇“六”，而犹太人的国旗以及民族标志一直就是“六角星”。有人说秦始皇之崇“六”来自“阴阳”学说，值得怀疑。另外，他到泰山去“封禅”几乎是所有中国皇帝到泰山“封禅”的开始。山东泰山假如是商的发源地，这个泰山对于远在陕西的秦始皇为什么意味深重？古埃及人认为汞（水银）有通神灵的作用，秦始皇王陵中“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据说秦始皇死后就躺在纯金打造的棺材里整日游荡在水银河上。
水银的通灵作用可能也牵涉到甲骨文。甲骨文主要属于占卜文，需要有通灵的人与神灵通话获得指示，而甲骨上面经常出现的朱砂恰是硫化汞。
“目”甲骨文与古埃及相形文字没有太大差别。但是我注意到中国的眼睛()是倾斜的，有立起来的意思。那是不是对当时商人生理特征的一种描绘呢？另外从“面”这个甲骨文来看，商人确实是重视眼睛凸出的，那么他们与三星堆人之间的联系就更直接了。我们是否可以推测面情悲伤的三星堆人其实就是被周朝打败的商人，他们到了山东老家之后在那里准备叛乱，最后被彻底打散了。这些人会很方便地从山东沿海而下，然后沿长江而上，一直跋涉到天府之国。在商人的甲骨文里有许多舟船的符号，说明这个民族对于江河生活非常熟悉。
历史上许多不提及的事实不等于不存在。由于文字资料的不完备相信许多传统都是继承了下来而不自知。比如古埃及文字世俗体的龙飞凤舞之与中国魏晋时期的草体出现，比如古埃及书写过程中正文用黑墨、作者姓名用红墨的习惯，中国后来水墨画以及书法作品黑墨做正文作者留红印（名字），应该是中国人对于古埃及文化的继承。
结论 甲骨文在红海
其实不用我做任何解释，看到这些字母就够所有的甲骨文专家与我一样大吃一惊。是的，甲骨文的真正源头就是它！这个“南部阿拉伯文字”（见下页图），多少人找寻而不得，原来甲骨文的真正源头在这里！我对于这个文字掌握的信息并不多，但是我知道为什么人们一直没有找到它。由于“中华文明独立说”的“定论”，恐怕根本不会有中国的甲骨文专家去寻找和研究任何国外的文字。而那些国外熟悉这些文字的专家却不一定熟悉中国的甲骨文。
只有那些熟悉甲骨文的人知道这些偏旁部首与甲骨文有多接近！初步可以判断这个表里罗列的“南阿”符号90%都作为偏旁部首出现于殷商甲骨文中，其中一半就是甲骨文独立的原字，这个亲缘比率比其他任何一种古文字都高，当然也比古埃及象形文字高。“南阿”是埃及象形文字与甲骨文之中的一个真正过渡，这从地理上很容易解释，南部阿拉伯正在埃及与中国之间，当然更接近埃及，所以它从埃及象形文字发展出来一种文字然后转送到中国。
让我们简单看几个“南阿”字母在古埃及和中国文字之间的关系，也可以拿它们来调校传统的甲骨文的效果，答案就有了：
这个“南阿”符号“”正是中国甲骨文字的“房子”，几乎一模一样。
栅栏一词“”在“说文解字”中“从”，而这个“”很明显来自古埃及文字“”。这个推理逻辑完全与表上的逻辑同。
甲骨文字已经被“整理出四千多个不同形体符号”，但是“有联系并能够辨识确定的有一千多个字”①。这是发现甲骨文后100年里无数甲骨文工作者的功劳，我不得不说之所以大部分甲骨文依旧无法破解是眼光不够开放造成的，他们拒绝了外部世界，拒绝睁开眼睛，假如早一天接触“西来说”，绝不会是今天这样遗憾的局面——我国已经认定甲骨文为汉字的源头，但至今却还有三分之二的甲骨文不能辨认。我们可以看看那些目前依然“无解”的文字用中东的文字怎么解。
甲骨文“”、“”属于无解，“疑为漏刻笔画”②。这样说是错误的。用埃及象形文字对应来看，它的意思就是“弓箭”，名词转动词可做“狩猎“讲。这样甲骨文“”这句话的意思就很清楚了。
甲骨文中的“”“”，同样至今无解，“疑是……未刻全者”、“所象形未明”、“义不明”③，实际上这两个字为一个字，并且意思为“飞去来”器（见本书《读〈考古随笔〉》一文中的介绍），对应埃及象形文字更明显。“飞去来”器主要为猎捕水鸟的工具，所以我们在甲骨文中看到的这句“”，再明显不过，“”就是个捕鸟工具，因为“隹”只有一个意思：鸟。从这个字形也再一次证明，“南阿”文字体系较古埃及象形文字更接近中国甲骨文，或者“南阿”文字就是一部分中国甲骨文。
表中其它几个南阿文字也多有直接出现于甲骨文中。
由于中东与中国古代的文明迁徙对应还没有研究到局部细节，但是依然很肯定南阿或者甲骨文借鉴了埃及象形文字。一些古埃及文字直接植入甲骨文，不过却被误读了。古埃及象形文字中数字“千”的写法是“”。这个“千”字在中国甲骨文中是存在的，稍有变形，但都能看出来是一朵花，当然甲骨文的“千”（)字也很可能还有其他的写法，不只此一种。传统将“”解为“长柄有网以覆鸟兽之狩猎工具”，我相信它在甲骨文中依旧保持了古埃及的文字含义“千”，如“”①，实际上是数字“1338”，而不是现在传统解释的“338”。
前面我已经从埃及象形文字推测过“蛇”为中国的“”（乙）。在“南阿”这里就更清晰了，因为这个南阿写法()更接近于甲骨文的“”。这个表格的对应关系直接说明了我的推测是完全正确的：“蛇”就是“乙”。这里再一次确认了古埃及文字确实是甲骨文的源头，而“南阿”文字极其接近或者就是甲骨文，后两者太一致了，所以我们已经不能把这两者看作是两种文字，很可能它们是分别在两地使用的同一种文字。
假如作为“抛砖引玉”我想以上举例已经够了。要彻底破解甲骨文，中国的学者要到中东去。
我们可以集中考察红海北岸，南岸当然也不能放弃，实际上我第一本书《三星堆文化大猜想》送到出版社时副标题曾经是《中华民族来自红海文明》（后来被修改为更吸引人的名称），看来最初的判断没错。但当时我比较看重的是红海南岸尼罗河发源地这里，所以我们还可以继续搜查南岸一带在3500年前的文字，红海根本不足以阻挡两岸的文明交流，红海最窄处的“曼德海峡”只有18公里左右的距离，无论在哪个时代这个距离都不足以成为障碍。“南阿”文字的惟一现存分支就在埃塞俄比亚国内，其名称为“阿姆哈拉语（Amharic）”（见下图），但这个象形文字已经改革为字母文字了。
有必要指出一点，由于3000多年前的阿拉伯半岛历史支离破碎，并且为语言命名是一个后来的人为行为，所以不准确是很正常的。由于我对这个地区的历史以及“南阿”语言了解还少，依据我一贯的“不严谨”并且是有效的方法就是“宽容”这条线索，把“原始迦南文字体系”或“原始西奈文字体系”，以及“原始南阿文字体系”，只要是3300年前的有关文字全部纳入我们的考察对象。这样我们就不会错过任何有价值的线索了。
中国人古代称呼的“天房”所在地“麦加”也在这一带。传统学术认为，麦加是《圣经》中夏甲出走后定居的地方。夏甲的丈夫是希伯来人，她自己是埃及人，他们的后代就是阿拉伯人。汉字起源于红海南段这个事实，解释了我们的许多难题，连同《易经》的“八卦”起源全部可望同时解决，因为麦加城的另外一个名字就叫“Baakkak”，甚至中国南方古老“巴人”的起源也可能因此而得以解决。
曙光在前，我们还面临着更多的挑战。我的探索还会继续，锁定红海，接近“中华文明起源”的激动时刻即将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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