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帝任人惟亲的典型表现是过分宠爱隆科多、年羹尧，宠爱势必纵容，臣子坐大，也就成为权臣，不可避免要威胁到皇权，于是转向另一极端。 　　年羹尧（?~1726），清汉军镶黄旗人，康熙进士。年羹尧是文武双全，诗文书法俱佳。年羹尧是雍正帝的家臣，可能比雍正帝还大几岁，也有比雍正帝小一岁的说法。他们是郎舅之亲，年羹尧的妹妹是雍正帝的侧福晋（后称年贵妃）。雍正帝与年羹尧私交甚厚，二人关系有超越君臣之处。康熙末年，年羹尧受到康熙帝的重视，出任四川巡抚，授总督，办理松潘军务。雍正帝夺嫡成功，年羹尧有钳制胤禵之功。虽然这只是一种威慑作用，也不能说是毫无意义。 　　雍正初年，年羹尧成为新王朝的核心人物之一。首先是西北地区的总管，一切事物“俱降旨交年羹尧办理，若有调遣军兵，动用粮饷之处，著防边办饷大臣及川陕云南督抚提镇等俱照年羹尧办理。边疆事务，断不可贻误，并传谕大将军延信知之”（《清世宗实录》卷七，元年五月庚子条）。这样就使延信抚远大将军的西北军事指挥权也隶属于年羹尧。雍正帝在云贵总督高其倬的奏折上批道： “年羹尧近年来于军旅事务边地情形甚为熟谙，且其才情实属出人头地”，“兵马粮饷一切筹备机宜，如及与年羹尧商酌者，与之会商而行”。在四川提督岳钟琪的奏折上批示： “西边事务，朕之旨意，总交年羹尧料理调度。”同年十月，雍正帝命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往青海讨平厄鲁特蒙古罗卜藏丹津的叛乱。年羹尧平叛成功，封一等公世袭罔替，兼预云南政事。一时，年羹尧称霸一方，俨然成为一个割据势力。 　　雍正元年正月初二，雍正帝命年羹尧进京，说： “为商酌地方情形，隆科多奏必得你来。”可见当时雍正帝决定大事，必得隆科多、年羹尧二人参与谋划。年羹尧在中央没有任何职务，又远在西北边陲，而朝中重要政务雍正帝必与之商讨、听取和采纳他的意见。年羹尧俨然宰辅。如耗羡归公之事，雍正帝同意山西巡抚诺岷的提议，但廷议遭到抵制。雍正帝征求年羹尧的意见： “此事朕不洞彻，难定是非，和你商量，你意如何？”又如雍正帝欲将周敦颐、程颢、程颐入祀孔庙，但康熙帝先已将朱熹入祀，雍正帝觉得如将周、程置于朱熹之前，于乃父面上有妨碍，委决不下，要年羹尧“详细推敲奏来”。对于年羹尧的意见，雍正帝特谕大臣们，说年羹尧“读书明理，持论秉公”，要他们细心参考他的意见。雍正二年（1724年）冬，年羹尧陛见之前，雍正帝命各省大吏届期赴京集会，以年羹尧之行止定其他督抚的进京行动，雍正帝明显把年羹尧置于其他督抚之上，所谓“超群之大臣”。对于允禩集团的处理，雍正帝不仅与年羹尧磋商，更让他参加执行，把允禟交年羹尧监管。 　　在用人和吏治方面，年羹尧也有很大权力。除了在他的辖区内，“文官自督抚以至州县，武官自提镇以至千把”，俱听年羹尧分别弃用。其他省份的大员的任免，年羹尧也可以参谋意见。如年羹尧密参直隶巡抚赵之垣庸劣纨绔，不可担当巡抚重任，雍正帝就将赵撤职，改用李维钧。李维钧的妻子，是年羹尧家下人魏之耀的干女儿，雍正帝又特地叫李维钧与年羹尧亲近，李维钧间接地成了年羹尧的“下人”。又如李绂就任广西巡抚时，保荐徐用锡同往，年羹尧说徐是小人，不能用。年羹尧随意任用私人，年羹尧的家仆桑成鼎累宦至直隶守道，家仆魏之耀也署副将；其私人胡期恒、王景灏出任甘肃巡抚、四川巡抚。陕、甘、川三省府州县官及军将，多为其党羽私人。每遇文武员缺，年羹尧必拔擢其私人，俗称“年选”。吏、兵二部视同虚设。年羹尧大权在握，“于是鲜廉寡耻行贿钻营之徒竞相奔走于其门”。 　　雍正帝对年羹尧的态度异乎寻常，称之为“朕之恩人”，说： “你此番心行，朕实不知如何疼你，方有颜对天地神明也。立功不必言矣，正当西宁危急之时，即一折一字恐朕心烦惊骇，委曲设法，间以闲字，尔此等用心爱朕处，朕皆体到。每向怡（亲王）、舅（隆科多），朕皆落泪告之，种种亦难书述。总之你待朕之意，朕全晓得就是矣。所以你此一番心，感邀上苍，如是应朕，方知我君臣非泛泛无因而来者也，朕实庆幸之至。”（《清世宗朱谕》，第十二函）何谓“我君臣非泛泛无因而来者也”？这是佛教的观念，即前世有很深厚的因缘，转世以后又来相会，相互报答恩情。雍正帝以年羹尧平叛有功赐其貂皮褂、安息香等，年羹尧上折谢恩，雍正帝批示： “实尚未酬尔‘心劳功忠’四字也，我君臣分中不必言此些小。朕不为出色的皇帝，不能酬赏尔之待朕；尔不为超群之大臣，不能答应朕这知遇。只有互相以勤勉为民为念，做千古榜样人物也。”（《文献丛编》第四辑《年羹尧奏折》）君臣际会简直亲如兄弟。又说： “不但朕心倚眷嘉奖，朕世世子孙及天下臣民当共倾心感悦，若稍有负心，便非朕之子孙也，稍有异心，便非我朝臣民也。”（《清世宗朱谕》，第十二函）雍正帝要求皇子和臣民对待年羹尧的态度，要与对待皇帝的态度类同。 　　雍正帝给予年羹尧的殊荣，以及年羹尧擅自享受的特权，多有违封建等级规范之处。他无视皇权，恩诏颁到，不按照规定在公所设香案开读跪听，“不宣读张挂”，宣示于众。“奏折不穿公服拜送，只私室启发”。雍正帝将侍卫送到年羹尧军前效力，这些人多为满洲勋贵子弟，本来是用以监视年羹尧的耳目，不料却被后者用为“厮役”，“似奴仆听命而行”；年羹尧还接受了许多中央和外省官僚的子侄在幕中，说是在军前效力，其实也是表示依附于年羹尧的意思。官员向他馈送物品，称为“恭进”；而他给予别人物品，叫做“赐”，受者须“向北叩头谢恩”。他接见新属员叫“引见”。他吃饭称“用膳”；请客叫“排宴”。他出行，竟然也要黄土垫道，净街，擅用黄袱，官员补服跪接。同他平行的官僚，一律被视同下属。年羹尧给将军、督抚函件竟用令谕。总督、巡抚向无跪接大将军之例，但是直隶巡抚李维钧、山西巡抚范时捷却跪道迎接他。在军中蒙古诸王皆跪谒，连额驸、郡王阿宝也不例外。雍正二年，雍正帝特令礼部拟定迎接年羹尧的仪注，侍郎三泰以正常规格草拟，被降一级。年羹尧“进京陛见，沿途垫道叠桥，铺面具令关闭”，“入京日，王公大臣跪接于广安门外，年羹尧策马而过，毫不动容。王公下马问候他，他也只略点头而已”。（《清世宗实录》卷三九，雍正三年十二月甲戌）年羹尧身边的人也骄纵不法，傲视百官。年羹尧路过河南，怀庆府同知穿着官服向年羹尧的巡捕官跪着回话，巡捕官安然受之。家人魏之耀进京，知州县令道旁打躬，游击、守备跪道迎送，魏乘轿而过，全不答理。年羹尧家塾教师沈某回原籍江苏省亲，沿途“将吏迎候如贵宦，至江苏，巡抚以下皆郊迎”。年羹尧编选了陆宣公奏议，进呈后，雍正帝说要给它写一篇序言，年羹尧却自行草拟一篇，要雍正帝认可。雍正帝非但不怪罪，反而表示赞赏他这样做。年羹尧陛见，在雍正帝面前“箕坐无人臣礼”。这些都越出君臣关系的正常限度，某些方面颇有点帝王之友的味道。 　　年羹尧权势炳赫，明显由于雍正帝对其宠异过分所致。雍正帝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幼稚，还是帝王与友处的平等？或是欲擒故纵之计？ 　　一些史学家认为，雍正帝“天性险诈”，早晚都要收拾年羹尧。王钟翰持此观点，他说： 　　世或以年（羹尧）恃功骄蹇，不缴朱谕，为致死之由，当属皮相之论。若深察世宗之为人，则年、隆（科多）之戮辱，诚为不可避免之事。盖年、隆皆反覆无常之人，非得其力，不足以成事，而对于其人，则早存戒心，用毕即杀之除之，早已预有成算。即使二人恭顺自矢，亦决难免祸。（《清世宗夺嫡考实》，见《清史杂考》） 　　孟森先生说： 　　世称康熙诸子夺嫡，为清代一大案，因将世宗之嗣位，与雍正间之戮诸弟，张皇年羹尧及隆科多罪案，皆意其并为一事，遂坠入五里雾中，莫能了其实状。……盖羹尧之为功臣平青海之功小，钳制胤禵之功大。世宗纽合年羹尧、隆科多两人为一体，可见其同效事之力，又皆以其挟功泄漏秘密遭忌，隆禁固而年杀身。（《清世宗入承大统考实》，见《明清史论著集刊》） 　　台湾史学家陈捷先说： 　　年羹尧与世宗之间，既有旧怨在先，而他又恃功骄纵在后，世宗对他的不信任，是在所难免的。羹尧以战功与残杀著称，而又聚敛财物，植党营私，定会令君上心胆震慑，内生畏惧。皇帝对他骄狂无礼，与尾大不掉的态度，当然会日久生厌。而羹尧的谋逆言动，更足以触发世宗的怒心。疑也畏也厌也怒也，有此四者，羹尧还能不凶终吗？（《年羹尧死因探微》，见《国立成功大学历史学系历史学报》1975年第二号） 　　此处所谓“既有旧怨在先”，是指康熙五十六年，年羹尧攀附三皇子胤祉之事，他对主子有所冷淡。胤禛寄信责问他： “六七个月无一请安启字，视本门之主已同陌路人矣。”骂他是“儇佻恶少”、狂悖、藐视主子。由此可见，雍正帝早就对年羹尧不满了。那么，先利用他，故意放纵他，之后再收拾他，就很有可能了。 　　台湾另一位史学家杨启樵认为，年羹尧既没有参与“夺嗣”之功，也没有钳制胤禵之功。杨启樵说： 　　拙见则以为允禵虽不满世宗继位，却无兵变意图，自毋庸羹尧箝制。羹尧于雍正朝所获恩宠，乃本于君主的用人政策，及其本身立功边陲的关系。至于他的身败名裂，乃骄横贪暴的结果；更重要的是破坏了世宗自负的情报网。气愤之余，年羹尧自难逃越鬼门关。 　　说到两者间关系的暧昧不明，乃官书芟略过多及笼统不清所致。我以为世宗曾由衷地宠信过羹尧，宫中档朱批可证。《雍正朱批谕旨》付梓时，这些资料被删除一清，因世宗对年余怒未息，岂料因此反蒙杀功臣的污名。（《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 　　所谓“官书芟略过多及笼统不清”就是《圣祖实录》的被删削，这是张廷玉所为。那么，雍正帝为什么不杀张廷玉灭口？因为张廷玉一向以谨小慎微著称，不留把柄。可见，“杀人灭口”之说就不能完全成立，但也不是完全不能成立。一般来说，只要是权力的享有者，都会自然而然地膨胀。孟德斯鸠曾说过： “有权力的人会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经验。”中国古人的修身反省是从内部自我约束，其效果好或不好，不能一概而论。就张廷玉与年羹尧二人比较而言，张廷玉是修身有效的典型。身心受益，起码可以保全首领。年羹尧不修身，要保全首领就只能得到皇帝开恩的不砍头而已。大臣的权力过大必然会成为权臣，进而危及皇权，更危害了社会。“杀人灭口”之说也就成立了。两事合而为一，都是皇帝的“维权”行动。 　　年羹尧开罪雍正帝是在他第二次进京之后，起初雍正帝对他非常热情，要九卿给他优叙加恩，说他“公忠体国，不矜不伐”，“内外臣工当以为法，朕实嘉重之至”。后来，雍正帝赏军，朝野传言说是接受了年羹尧的请求。又说整治阿灵阿等人，也是如此。雍正帝岂不成了年羹尧的傀儡？这可能就是雍正帝下决心收拾年羹尧的起因。雍正帝就此发上谕说，朕是小孩子吗？需要年羹尧指点？年羹尧才为大将军、总督则有余，安能具天子之聪明才智乎？他不过是记忆力好，代朕传旨，书写上谕罢了。外人造作浮言，加年羹尧以断不可受之名，一似恩威赏罚，非自朕出，深可痛恨！雍正帝又说，大臣若市恩望报、植党营私，罪不容诛。（《上谕八旗》36~42页）这就是怀疑年羹尧有侵夺君主之权的意思了。 　　当时有人向雍正帝建议，不要放年羹尧回陕西，以便留京控制。据说是与雍正帝关系密切的僧人文觉法师的建议。“传闻隆、年之狱，阿、塞之死，皆文觉赞成”（《永宪录》续编，第358页）。雍正帝没有接受文觉的建议，年羹尧陛见回任之后，他接到雍正帝上谕，口气大变： “据此不足以报君恩父德，必能保全始终，不令一身致于危险，方可谓忠臣孝子也。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为君者施恩易，当恩难；当恩易，保恩难；保恩易，全恩难。若倚功造过，必至返恩为仇，此从来人情常有者。尔等功臣，一赖人主防微杜渐，不令至于危地；二在尔等相时见机，不肯蹈其险辙；三须大小臣工避嫌远疑，不送尔等至于绝路。三者缺一不可，而其枢要在尔等功臣自招感也……我君臣其勉之，慎之。”（《文献丛编》第六辑《年羹尧奏折·奏报抵署日期并谢蒙陛见折朱批》）这些话使年羹尧“惶汗交集”，皇帝为什么会“返恩为仇”呢？显然是年羹尧的权势太大了，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功臣谨慎小心尚且难于自保，而年羹尧却太狂妄了。 　　年羹尧的倒行逆施当然会遭到一些官员的指责。都统图腊、副都统鄂三等曾说雍正帝“凌逼众阿哥，纵恣隆科多、年羹尧擅权”。陕西巡抚范时捷多次说年羹尧“狂纵”。山西按察使蒋泂向皇帝描述年羹尧擅权之状： “为川陕督臣，恣凭胸臆，横作威福，每遇文武员缺位，无论大小，必择其私人始行请补，或一疏而题补数人，甚者或至数十人，吏、兵两部几同虚设。更可骇者，巡抚、提督、镇标、布政使、按察使大吏皆皇上所特殊简选者也，而年羹尧必欲挤排异己，遍树私人，未有缺之先，外间已传闻某人为巡抚、提督、镇标、布政使、按察使矣，闻者亦疑信将半，未几而其缺位果然出现矣，未几而其人果得补其缺位矣。”（《朱批谕旨·蒋泂奏折》）雍正帝终于看到“年选”严重威胁到了皇权。然而这不是他自己造成的吗？ 　　雍正三年三月，年羹尧表贺“日月合璧，五星联珠”时，将“朝乾夕惕”写作“夕惕朝乾”，成为“不敬”的口实，雍正帝下诏切责： “年羹尧非粗心者，是直不以朝乾夕惕许朕耳”。既然如此，“年羹尧青海之功，朕亦在许与不许之间而未定也。”（《雍正起居注》，三年三月二十三日条）过去，那么多的“大不敬”都不妨，现在写错了几个字，就不行。何况这也是鸡蛋里挑骨头，“夕惕朝乾”与“朝乾夕惕”的意思都一样。后来，雍正帝又大兴文字狱，与此如出一辙。 　　四月间，雍正帝又指责年羹尧妄举胡期恒为巡抚。雍正帝召见胡期恒，见此人“所奏之言皆属荒唐、悖谬。观其人甚属卑鄙”。雍正帝在年羹尧的折子上批道： “你实在昏聩了！胡期恒这样东西，岂是年羹尧在朕前保举巡抚的人，岂有此理！”又指责他妄参陕西驿道金南瑛，因为金是怡亲王允祥保荐的，皇帝最信任的人所荐举之人，是皇帝意志的体现者。年又将青海、蒙古饥馑隐匿不报，雍正帝怒斥道： “年羹尧从前不至于此，或系自恃己功，故为怠玩，或系诛戮过多，致此昏愦。如此之人，安可仍居川陕总督之任！”所谓“诛戮过多，致此昏愦”，就是说有冤魂恶鬼缠身使之糊涂了。明明是自己对年羹尧宠异过分，导致其忘乎所以，却说成是他杀戮太多，冤孽缠身所致。这仍然是不承认自己错误的表现。虽然，他后来也一再承认自己有错。皇帝即使是真心认错，也不能掩盖他拒绝认错的事实。不认错或假认错是人性之根本弱点。 　　雍正帝没有给年羹尧痛改前非的机会，只是一味地予以严谴。四月，命年羹尧交出抚远大将军印，念年羹尧尚能操练兵丁，著调补杭州将军，拔离其老巢。年具折谢恩，雍正帝批道： “朕闻得早有谣言云，帝出三江口，嘉湖作战场之语。朕今用你此任，况你亦奏过浙省观象之论，朕想你若自称帝号，乃天定数也，朕亦难挽救；若你自不肯为，有你统朕此数千兵，你断不容三江口令人称帝也。此二语不知你曾闻得否？再你明白回奏二本，朕览之实实心寒之极，看此光景，你并不知感悔。上苍在上，朕若负你，天诛地灭，你若负朕，不知上苍如何发落你也。”（《文献丛编》第八辑《年羹尧奏折·奏谢调补杭州将军折朱批》）这话的意思是，把你从西安调到杭州，是成全你谋反的大计，只看天意如何了。雍正帝怕权臣要夺帝位，这就说明君臣关系完全变成你死我活的性质了。年羹尧是非死不可了。 　　年羹尧虽将行李发往杭州，仍不赴任，雍正帝认为他是欲加皇帝“遗弃功臣”之名。当时有人怕因皇帝屡次降旨严责年羹尧，他会在陕西称兵作乱，劝雍正帝不可过急。雍正帝却早已“洞察远近之情形，深悉年羹尧之伎俩，而知其无能为也”。看来雍正帝也清楚，年羹尧根本就没有谋反之心，不过是强加他这个罪名。 　　以前有人揭发年羹尧，雍正帝斥之为无知之论。现在则欢迎揭发年羹尧。有人揭发年羹尧保题各官，莫不营私受贿，赃私巨万。如被年奏参过的葛继孔，两次向年羹尧打点，送去铜器、瓷器、玉器、字画等物，年羹尧因而答应对其“留心照看”。被年羹尧密奏罢官的赵之垣，向年羹尧赠送价值10万两银子的珠宝，年羹尧转而保举赵可以起用。年羹尧冒销军需、开例捐纳、侵用税款、私自行盐、贩卖经商。他利用对准噶尔、罗卜藏丹津的战事，冒销四川军费白银160余万两，又加派56万两，冒销西宁军需47万两；运米4万石至军前，冒销脚价40余万两；抄没塔尔寺，私自变价14000余两，抄没青海喇嘛寺金佛、貂皮、珠宝等物40余车。勒索捐纳人员额外银24万两，侵用康熙六十年起至雍正三年俸工银149000余两，侵用河东盐政盈余捐修银56000余两。隐匿夔关历年税银88000两，加派军需粮规5万余两；将拿获私茶商罚赎银40000余两入己，将其子年富、年斌伪编商人富斌名色，私占山西潞安、泽州等17处盐窝；自出本银行盐，别以心腹伪编商名，私占陕西咸宁等18处盐窝，代己买盐，获利17万余两；私行印票12000张，每票抵作十引，共增盐引12万张，上报10万，以2万张课银尽入私囊。又以保举题补各官之手段，营私受贿。此外，还委派家人贩卖马匹、木材，经营房地业、典当业，牟取暴利。其庞大的私财分别寄匿于直隶的保定、易州，陕西的西安，江南的镇江等地。保定、易州藏寄资财箱匣厨柜捆包等达431号，玩器86号，细缎65箱，房1020余间，地297顷。 　　年羹尧凭借雍正帝给予的特权，聚敛了太多的财富。此时，雍正帝正开始整顿官场的贪污腐败，当然不能容忍他。不过，在一般情况下，权臣的贪污敛财都不算太严重的罪过。前面康熙朝的明珠、徐乾学、高士奇都是大贪官，无论皇帝整肃与否，都不至于被杀。后面乾隆朝的和珅的家财，更是空前绝后，也没使皇帝感到不可容忍。权臣之所以不能够被容忍，只在于擅权太过，而非贪污受贿太多。 　　雍正帝最怕大臣结党，特意要求官员们疏远年羹尧。在表彰河道总督齐苏勒“一尘不染，独立不倚，从未闻夤缘结交”时说： “近日隆科多、年羹尧大露作威福揽权势光景，朕若不防微杜渐，此二臣将来必至不能保全，尔等皆当疏远之。”从此可以看出，雍正帝整肃年羹尧、隆科多的主要原因是为了防止权力下移。既然不能容忍年羹尧，隆科多又岂能容忍？逻辑的结果就是二人同归于覆灭。 　　直隶总督李维钧上奏说： “向与年羹尧通问稀疏，近复与之断绝。”雍正帝反驳道： “据奏殊属狡辩，西安总督署前，未有隔五日不见直隶总督李维钧之使者，众目昭彰。”想必是雍正帝在年羹尧的辖地安插的密探已向他汇报了。不过他仍然说：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如奋然易辙，犹可谓之勇于自新。似此巧言粉饰，一旦发觉，罪无可逃，尔其思之。”李维钧连上三疏，说年羹尧“挟威势而作威福，招权纳贿，排异党同，冒滥军功，侵吞国帑，杀戮无辜，残害良民”。署山西巡抚伊都立、都统范时捷、军前翰林院侍读学士怀亲、前川北镇总兵王允吉、原兵部职方司主事钱元昌、副都统董玉祥等先后奏劾年羹尧不法罪状，雍正帝把他们的奏疏都发给年羹尧看，令其回奏。 　　雍正帝说： 对“年羹尧之逆党私人，即一员亦不可姑容”。大同总兵马觌伯说自己与年羹尧没有关系，雍正帝批示道： “满口支吾，一派谎词，对君父之前岂可如此，欺谁乎？”雍正帝在河北镇总兵纪成斌奏折上问，年羹尧是什么样的人？纪奏称年“背恩负国”，雍正帝说他对年羹尧的批评仍然“留有余地”。 　　年羹尧于五月到新任所，所经过地方的官员，如田文镜都及时向皇帝报告了他的行踪。六月，严惩年氏子弟和亲信，肃清年羹尧朋党。其实雍正帝自己又在制造朋党。年羹尧离京回陕后曾参劾蔡珽贪暴，逼死人命，刑部拟斩。雍正帝却予以保全，原因是“蔡珽系年羹尧参奏，如置之于法，人必谓朕听年羹尧之言而杀之矣。朝廷威福之柄，臣下得而操之，有是理乎？”这与前面指责年羹尧妄参陕西驿道金南瑛都是一个意思。不论是非，只分你我。其实，雍正帝明知道，蔡珽确是大贪官，既然要整治年羹尧，年反对的人正可以利用来整他。雍正帝将蔡珽提升为左都御史，兼正白旗汉军都统、兵部尚书、署理直隶总督，为经筵讲官、议政大臣等。 　　七月，大学士九卿请将年羹尧正法，雍正帝以俯从群臣所请为名，尽革其官职，以闲散章京安置杭州。九月，逮年羹尧进京会审。大臣议罪罗列其罪状达九十二款之多，大逆罪、欺罔罪、僭越罪、狂悖罪、专擅罪、贪婪罪、侵蚀罪、残忍罪、忌刻罪等。雍正帝说，其中有30多条罪可以将年羹尧立斩，但是念他青海立功，开恩赐自裁。由蔡珽监刑，蔡珽惟恐年不死，严厉促年羹尧赶快自缢。雍正帝把年羹尧在京房屋一所、奴婢225口以及金银首饰衣服器皿等物赏给了大贪官蔡珽。雍正帝惯于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年羹尧一死，雍正帝翻过来就整肃蔡珽。这虽然是肮脏的权力之争，但贪官污吏受到整肃也是好事。以为整肃贪官应该是纯粹的出于正义的动机的想法是很幼稚的。整肃贪官污吏从来都与权力斗争密不可分。 　　当初雍正帝那样肉麻地赞扬年羹尧，后来又不给年羹尧改正错误的机会，好像不合逻辑，这与雍正帝的权力瘾太大有关。年羹尧最后向雍正帝求饶： “臣今日一万分知道自己的罪了……求主子饶了臣，臣年不老，留下这一个犬马，慢慢地给主子效力。”雍正帝在给年羹尧的回答是： “尔自尽后，稍有含怨之意，则佛书所谓永堕地狱者，虽万劫亦不能消汝罪孽也”。（《雍正起居注》，雍正三年十二月十一日条）可见雍正帝是很有些心虚了。他也曾说： “朕今深恨辩之不早，宠之太过，愧悔交集，竟无辞以谢天下，惟有自咎而已。”（《雍正起居注》雍正三年五月二十二日条）在给纪成斌的朱批谕旨中，说年羹尧之负恩，“殊令朕愧见天下臣工”。这些话并非虚词，雍正帝是相信天地间有是非，人死后有灵魂的。由此也可以看出，雍正帝死后不葬东陵，另辟西陵安葬，似乎也有怕在地下无颜见康熙帝的意思。他即使是合法继承皇位，而把兄弟们都整死，也无颜见父皇于地下。 　　最后，再简单分析雍正帝与年羹尧的关系变化的原因。一般来说，皇帝总是过分重视能臣。年羹尧无疑是能臣。雍正帝与他又有特殊的关系。在皇帝初登大位之时，为了保住帝位，既要任人惟亲，又要求贤若渴。年羹尧即是集亲信与能臣于一身者，当然备受宠信。雍正帝曾说，像年羹尧这样的封疆大吏，有十来个，国家就不愁治理不好。又说，朕福薄，不能得到十几个像年羹尧这样的人。雍正帝有一种看法，他认为，西部地区的封疆大吏最难得人。因为要兼理少数民族的事物，情况复杂，必须具备讨抚之长才，文武双全者才能应付裕如；至于两江地区，经济繁荣，所理事务无非是钱粮征收和整顿文化风俗而已，中才者亦可对付；直隶地区则中才以下也可以应付了。年羹尧文武双全，在当时的群臣中大有鹤立于鸡群的气势。 　　年羹尧固然有才能，但是他过分的嚣张又明明是很蠢。雍正帝说： “如年羹尧这样禽兽不如之才，要他何用？”看来，除了是亲信和有才能之外，德也是十分重要的条件。一般论者，都忽视此点，以为是迂腐观念。雍正帝又说： “年羹尧深负朕恩，擅作威福，开贿赂之门，奔竞之路，因种种败露，不得已执法，以为人臣负恩罔上者戒，非为其权重权大疑惧而处治也。”雍正帝自然是言不由衷，但是如果年羹尧表现得仁义一点，当不致遭杀身之祸。 　　有史学家说，年羹尧即使是小心谨慎也难免于祸。但是笔者认为年羹尧毕竟不是胤禩，没有必死之理。主要还是他咎由自取。许多人对于古人的正统思想显然是不屑一顾，而过于陷溺于权术技巧的思考之中，以为非从这个角度看问题不深刻。古人关于君臣之道思想总是既有正面之“道”，又有负面之“术”，怎么可能只有一面？“一阴一阳之谓道”，万事万物都是如此，君臣之道独能例外吗？古人（董仲舒）视君为阳，臣为阴，以分尊卑。笔者以为，也可以视儒家的道德为“阳”，法家的权术为“阴”，也有明暗的分别。无论任何时代，人类的价值观都是“一阴一阳”，没有例外。皇帝重才，也不能不重德。年羹尧明显是才胜于德，权不称德，如果他低调一点，韬光养晦，就既可以视为有权谋，也可以视为有道德。可与年羹尧的才干媲美者，如鄂尔泰，道德功业兼备，不但善始善终，而且备受宠信，享尽尊荣。道德与权谋可以相称，符合儒家为臣之道的精神。 　　因为年羹尧有大功，人们就简单地把“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成语运用过来，好像特有洞见，其实是抹煞了仁义与残暴之是非的观念，很值得商榷。雍正帝曾说过诛功臣的问题： “朕辗转思维，自古帝王之不能保全功臣者多有鸟尽弓藏之讥，然使委曲宽宥，则废典常而亏国法，将来何以示惩？”（《雍正起居注》，雍正三年七月十八日条）任何皇帝都不会给予有功之臣违法乱纪不受惩罚的特权。退一步说，即使雍正帝真是不能容忍功臣，也是年羹尧不遵守臣道所致。年羹尧始荣而终衰，反证了雍正帝的寡恩。上述几位史学家的结论，杨启樵的观点是最有价值的。年羹尧的嚣张过分与雍正帝的阴险过人，两者的关系如何认识？主要原因是相权威胁到了皇权。但是客观上也是为民除害。对一个极端自私自利无法无天的权臣的覆灭，无论如何，对国家和人民都是有好处的。雍正帝并没有把他从战场上拉回来，而对于隆科多就不一样了，雍正帝恰恰是把他从中俄边境谈判桌边拉回来，给中国造成了巨大损失。由此看来，权力的分享是君臣矛盾的实质。 　　不过，还是要强调一下，雍正帝毕竟不似朱元璋之昏暴，与其说年羹尧是一把“良弓”，不如说他是一条恶犬。这种恶犬不用时必须杀掉，因为他本质上是恶犬，不可不杀。也许杀它的人比它还恶，也不能认为它的被杀不是因为恶。帝王的权术是权臣必死的原因之一，权臣的嚣张也是其必死的原因之一。认为即使年、隆不嚣张，也难免一死，即使是洞见，也不免邪恶之讥。正如因为病人已无可救药，医生就见死不救一样，这是邪恶之洞见。功臣的冤屈与老百姓的苦难比较，哪一个更重要？杀掉一个贪赃枉法的功臣，可以使老百姓减轻负担，就是大好事。如果杀功臣反而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就是坏事。朱熹说：“凡观史书，只有个是与不是。观其是，求其不是；观其不是，求其是；然后便见得义理。”“看史只是看人相打，相打有甚好看处？”当今流行的历史观是，轻是非，重权术，喜欢从功利与实用的角度解读历史，这种“看人相打”并研究如何打得巧妙的历史观，是非常邪恶的历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