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帝一继位，隆科多、年羹尧就成为股肱之臣。雍正帝先任命隆科多为总理事务大臣，又把其父佟国维在康熙朝获罪失去的公爵赏给隆科多，又下命称隆科多为“舅舅”，虽然雍正帝与隆科多辈分是甥舅，但皇帝公然称之为“舅舅”，却属于皇帝的封赏，不是天然的。由此可见，皇帝的家事绝不仅仅是家事。此后提到隆科多时除了职务还要冠以“舅舅”。同年十二月，任命他为吏部尚书，仍兼步军统领，次年命隆科多兼管理藩院事，任《圣祖仁皇帝实录》和《大清会典》总裁官，《明史》监修总裁。雍正帝还赐给他太保加衔，双眼孔雀花翎，四团龙补服，黄带，鞍马紫辔。这时的隆科多，作为“密勿大臣”，是雍正帝在中央的左右手，参预处理重大事务，可算宠荣备至。有人说，雍正帝“听用总理事务大臣等之言，所用者皆系伊等亲友”。 　　作为皇亲国戚、密勿重臣的隆科多，在揽权纳贿方面，与年羹尧可谓不相上下。他在吏部，司官对他惟命是从，“莫敢仰视”。他掌管朝廷内外用人大权，对他经办的铨选，人们称为“佟选”，可与“年选”相提并论。但是过度享受用人大权之际，就是触犯皇帝的根本权力之时。 　　论才能隆科多远远比不上年羹尧，所以年羹尧看不起他，对皇帝说他是“极平常人”。雍正帝则努力调和二人的关系，说： “舅舅隆科多此人，朕与尔先前不但不深知他，真正大错了。此人真圣祖皇考忠臣，朕之功臣，国家良臣，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希有大臣也！”（《掌故丛编》第十辑《年羹尧奏折》）雍正帝做主把年羹尧之子过继给隆科多。这是君臣关系和睦时期，君臣三人亲如一家。后来翻脸，又把他们二人打为朋党。隆科多之被雍正帝猜忌，更早于年羹尧，同时受整肃。隆科多有一点却比年羹尧有远见，就是他预料自己可能会受到整肃，多少有所克制。然而他的自我保护术实在不高明，隆科多把财产分藏到各亲友家和西山寺庙里。他光知道雍正帝好搞抄家，却忘记了皇帝的密探系统特发达，此事马上就被雍正帝察觉。明智的皇帝必然会这样想： 隆科多这不是做贼心虚，狡兔三窟吗？既然知道自己有错误，为什么不公开改正？还是自认为没有错处，为君臣难以相处预留后路？无论如何隆科多所为都于臣道不合。 　　雍正帝对人有病态的猜忌，臣工们的行为都在雍正帝的严密监控之下，隆科多自不能例外。一次，隆科多与王公所属人员有所接触，立即受到雍正帝严厉追查，雍正帝批阅隆科多的密折后，在另一纸上写道： “诚王（允祉）牧场的喀尔坎为何差往你处，都说了些什么？你如何回答后让伊返回了？祭祀礼毕，你俩远离他人，在厢房前站着，又说了些什么？仔细想想，写下封好奏来。这件事上朕能知道你是否变心了，是否将此事泄露给诚王了。三思后缮写具奏。”雍正帝即使是对他的宠臣也不放心。受到极大威慑的隆科多，以转移财产的方式自我保护，等于自我暴露。 　　隆科多又知道自我谦抑，在雍正二年主动请辞步军统领兼职。雍正帝在告诫年羹尧时提及此事： “朕并未露一点，连风也不曾吹，是他自己的主意。”雍正帝对于二人都不再信任，或者说他们不再有利用价值。现在要做的事情是收拾他们。雍正三年五月，公开晓示廷臣，责备隆科多，说他屡参允禩，务必将其置于死地，却把允禩的党羽鄂伦岱、阿尔松阿、都统汝福包庇网罗为己所用。六月，雍正帝惩治年羹尧之子年富，并撤消隆科多次子玉柱的乾清门头等侍卫、总理侍卫事、銮仪卫使等职。 　　吏部议处年羹尧妄参金南瑛之罪，先后拟了两个处理办法，雍正帝说，如此错乱，他人断不敢为，必是“舅舅隆科多有意扰乱之故”，令都察院严加议处。定他庇护年羹尧之罪，削去他的太保衔及一等阿达哈哈番世职，命往阿兰善山修城垦地。这明明是强加之罪，不能服人。雍正帝还特地指示署理凉州总兵宋可进： “隆科多亦如年羹尧一般贪诈负恩，揽权树党，擅作威福，他到你处，尽管你曾经是他的属员，但似此诳君背主小人，相见时不须丝毫致敬尽礼”。这等于指示宋可进要虐待隆科多。雍正帝做的许多事情都表明他为人刻薄。 　　雍正四年（1726年）正月，雍正帝给了隆科多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令他往阿尔泰岭，与策妄阿拉布坦议定准噶尔和喀尔喀部游牧地界，然后与俄国使臣会议两国疆界。雍正帝说隆科多“若实心任事，思改前愆，朕必宽宥其罪”。隆科多与郡王策凌、四格等人前往楚库河，代表清政府与俄国谈判。谈判中隆科多态度强硬，他要求俄国将其侵占的蒙古大部分土地归还中国。俄国人背地里施展阴谋诡计，致信蒙古王公和雍正帝，声称由于隆科多态度恶劣，谈判可能破裂。又指使巴多明神父等在北京活动，通过贿赂大学士马齐，由马齐劝说雍正帝让步。恰在此时，隆科多私藏玉牒的事被揭发出来，雍正帝不听议政大臣们提出的谈判之后再处理隆科多的意见，断然召回隆科多，并决定向俄国人让步。隆科多走后，由策凌担任中方首席代表，与俄国签订了《布连斯奇条约》，划定了当时中俄两国的中段边界线，中国做出了很大的让步。 　　在这个问题上策凌表现得不如隆科多强硬，他虽然有一定的责任，但主要责任还在雍正帝。隆科多以为在谈判中维护国家利益，就是忠诚于皇帝，却没有想到雍正帝把防止大臣擅权看得比维护国家领土更重要。历来中国的独裁者维护国家领土的决心，远没有他们维护自己权威的决心更强烈，这是中国最高统治者的先天痼疾。无怪乎清朝的最后一位独裁者西太后，面对内外交困的形势会说出“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的昏话来。 　　所谓私藏玉牒事，是隆科多从辅国公阿布兰处要去玉牒底本，收藏在家。玉牒是皇家宗谱，非常神圣，“除宗人府衙门，外人不得私看，虽有公事应看者，应具奏前往，敬捧阅看”（《雍正起居注》，五年六月初八日条）。隆科多私藏在家，雍正帝乃以“大不敬”罪为借口，严厉惩治隆科多。十月，诸王大臣议上隆科多四十一大罪： 大不敬罪、欺罔罪、紊乱朝政罪、奸党罪、不法罪、贪婪罪等。雍正帝说，隆科多之罪当处斩，但是念其在先帝驾崩时是惟一承旨人，格外施恩，命将隆科多永远圈禁，禁所设在畅春园附近，他对先帝有罪，守在园外以思其过。次年（1728年）六月，隆科多死于禁所，雍正帝为了表示公正，赐金治丧。这比对年羹尧的态度好多了。 　　山西按察使蒋泂就权臣的专擅和官僚投靠权臣的问题，提出“欲杜其流，必防其渐，法制一定，大权不分”的建议，雍正帝回答说： “似汝如是条奏者颇多，朕因践阼不久，耳目未广，知人尚少，诸凡且循旧典，徐徐自有制度。”可见人治社会也必然有制度性的制约机制。本来君臣都要受制约，逐渐地只有相权受制约，皇权不再受制约了。 　　隆科多与年羹尧身为雍正朝的两大权臣，都是皇亲国戚，带有皇帝家臣的色彩，雍正帝对他们的过度赞赏，颇有点帝王之友的味道。然而，正是这种特殊的关系使他们倒了霉。在皇帝看来，君臣关系的本质就是主奴关系，这是法家的观念。儒家观念则认为，君臣关系是对等的。孟子说：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种思想，这样的臣子，帝王是不可能容忍的。雍正帝是典型的“霸者”而非“王者”，既不能容忍权臣，也不能容忍友臣，只能容忍奴臣。他们敢于承受皇帝的特殊待遇，就是自找倒霉。 　　人们常说雍正帝是杀功臣灭口，怕自己“篡位”之事被年、隆传扬出去，于己不利，一杀了却这桩心事。有人认为，即使雍正帝是改诏篡位，也不怕他们揭露。年、隆若要披露真相，就等于暴露自己的罪行，岂不是自掘坟墓，他们绝不能干这种蠢事。所以雍正帝无杀人灭口之必要。笔者以为，如果雍正帝真是改诏篡位，就有杀人灭口的必要。不杀也可以。人要去除心头之患，往往是不论事实，非理性非逻辑的。人的行为，大多是非理性的，否则就没有精神疾病了。凡人皆有点精神疾病，不足为奇。特别是皇帝，往往是喜怒无常，雍正帝从小就是如此。特别是最高权力的拥有者，对于权力都有病态的戒护和迷恋。今日美国总统尚且定期看心理医生，封建帝王就更免不了精神反常了。雍正帝之暴死，可能就因为乱服补药所致，足见其精神之脆弱。他的冷酷也是精神脆弱的表现形式。尤其是从他不葬东陵另辟西陵这一点看，雍正帝必有隐情，而隆科多必是知情人。当然，如果隆科多也像张廷玉那样谨小慎微，就不会发生杀人灭口的事。两种可能性都有，此时，修身自省的意义就见其伟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