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之后的五胡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民族大融合的时代。许多游牧民族从遥远的北方来到中原，然后又匆匆离去，只留下一个辉煌或伤感，却终究是短暂的背影，这就是前拓跋珪时代的真实写照。 　　拓跋珪的幸运在于他有机会在富庶的汉地度过童年，从而学习到许多草原上学不到的东西。从这一点上说，他远比那些来自草原上的先行者幸福。他接受了适度的教育，却又汉化得不太彻底，所以能够和别离已久的部众们仍保有一定的共同语言，而不至于在他们的眼中变成一个异类。他仍然保留着游牧民族强悍勇武的习性，当与其他少数民族政权进行较量时，他是最勇猛的武士，而建立政权后，他又凭着曾经的经验和对汉地繁华与文化的美好记忆推行汉化措施，为此后北魏的进一步汉化打下基础。 　　与拓跋珪的综合素质相比，许多小政权的领袖显得相对怯懦或愚蠢，在较量中完全不是他的对手。南方的汉人政权正面临自己的问题，此时无暇北顾。同属鲜卑的慕容氏原本有可能建立功业，但慕容垂的英雄迟暮和后继无人彻底断送了他们的希望，也成就了北魏的事业。 　　草原上曾经先后走来过许多游牧部族，但只有鲜卑人笑到了最后。他们理应感谢拓跋珪为他们开创的基业，正是他将北魏政权此后的发展引上了正常的轨道，从此逐步发展壮大，成为第一个在汉地扎根立足的游牧民族政权。